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
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他们都四十岁左右。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不过，他不是老学究。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们互相顶撞，仿佛他们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诘问，立刻心领神会，喋喋不休的俄语，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笼牢，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或者不过是真正的人类语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样，他们的行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尔摩的风俗规范。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饭。当他在冰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浸泡敷药，不仅如此，这种事儿她还告诉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没有把握，对他更没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他，用的是缪塞的一段话。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忧郁
一个讨厌的邻人，却是杰出的伙伴
极为轻率，也格外造作
义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后，她写道：“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当时这样叫他。
“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
还有，“他占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还是在人的心里。对我来说，只要他在身边，让我想别的事儿完全不可能。”
那时候，也正是她应该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我不光忘记了我的函数，还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我的刚体。”她对她的朋友，数学家米塔——列夫勒开玩笑说。正是米塔后来说服马克西姆到乌普萨拉待一阵子，发表演讲去。而她把自己从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还有，应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奋力工作，心情愉快，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里。他回来的时候，她筋疲力尽，但是得意洋洋。两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的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发着牢骚，但也是喜气洋洋的，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他向她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这么想。开始是勃丁奖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令人头晕目眩的赞美和祝贺，无穷无尽的赞叹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远改变不了的现实。他们永远不会给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机会，能在一个省立女子中学谋一份教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就是现实。当她正沐浴在温暖之中时，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实理由，一个字也没提，当然了，只说他要写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一个并不习惯被忽视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沙龙，没有参加过招待酒会，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索尼娅的盛名下，他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虽然他常常确实是这样的处境。一个有坚实财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达的名声，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机智诙谐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时，她还全然是一个新贵，一个让人愉快的怪人，一个同时拥有数学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当地迷人。另外，在她一头波浪之下，还有一颗不俗的心灵。
他从博利厄写来了冰冷愠怒的道歉信，拒绝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来看他的提议。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边，他说，他不方便给她引见。这位女士最近情绪消沉，需要他的关心。索尼娅应该回瑞典去，他说。她一定很高兴回到正盼着她的朋友们身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况且还有她的小女儿。（这是一种刺痛，一种她熟悉的暗示，不称职的妈妈？）
信的最后是一句可怕的话。
“要是我爱你，我的信理当有所不同。”
一切都结束了。带着她的奖从巴黎回来，还有她离奇的璀璨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对她来说，他们突然变得并不比她打个响指更重要。回到学生身边，学生显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当她站到她们面前，变成她数学的自我时。奇妙的是，这依然还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为她疏于照顾，实际上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带过来的，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的体积。加之，她的椅子，当他熟练地将她揽在怀中时。他从来没有在调情的时候显出笨拙来，即使他有那样的身材。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者算不上尊贵的客人坐过，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里。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过，带着那种令人惋惜的神经质，正在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索菲娅作为母亲不称心的孩子，和平时一样，正在讨人厌。
橱柜也是老的，从她在巴利比诺的家里运来的，上面还镶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画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安慰可言。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满足。索菲娅想，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对那些不这么如意的，或者说没有这么幸运的，则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否则你怎么会有勤奋的天赋？你的脑子里全是虚构的数字吗？”
要是我爱你。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她的果酱，要和妈妈一起玩小孩子的纸牌游戏。
“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请女儿原谅她。
不过，终究索菲娅不是一消沉就没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骄傲，想方设法写轻松愉快的信，通过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通过对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关注，也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说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夏天，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利厄。
快乐的时光。也会有误解，她这么形容。（她及时地换了个词，“谈话”。）寒意森森的时段，分手，几乎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起伏迭宕的环欧旅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时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她有时自己也在玩味这样的念头：嫁给一个追求她的德国人。不过，这个德国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还怀疑这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她也不爱他。每当他说起一丝不苟的德语情话时，她的血就越来越凉。
马克西姆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的时候，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倘若，他说，她觉得他能给她的能让她快慰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装作谈的是钱。假如他的财富让她快慰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假如给她的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情感让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用揶揄来逃避他的话，让他以为她不相信他的认真，也就不需要进而有什么决定。只是，当她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告诉朱莉娅，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多虑了。无论如何，马克西姆是个绅士，他信守他的承诺。他们打算春天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比刚开始时更能坦然相处。索菲娅举止得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但并不是家庭主妇的端庄。他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反对她的政治情绪。而她也不会因为他一痛风就会变得像她一样不讲道理易怒自怜就不高兴。毕竟他们是老乡。她对讲道理的瑞典人的厌烦，让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为自己的新大学聘用女数学家的。他们的城市十分干净整洁，他们的习惯太有规律，他们的酒会也太有礼貌。一旦他们觉得某些程序正确，他们就继续实践，彼得堡和巴黎激辩的夜晚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会有危险，但在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学。有事情能让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兴。但是，她怀疑他虽然不认为数学毫无价值，但也庶几近之。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的时候，尼斯的天气暖和了。
“我怎么能走呢？我怎么能离开这么温暖的天气？”
“噢，不过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着自己走了。”
“你以为不能？”
她绝不能想——她绝不能想这是在绕着圈子说他其实希望他们春天不要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终究会是幸福。终究幸福。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她讨厌猫，特别是黑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纳，要是她欣然同意的话。她几乎没办法回答，她如此地感激他。灾难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鄙夷当众抹眼泪的事。（就是私下里，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忍受眼泪。）
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仿佛为此，他又给了她回报。到尼斯的时候，他把她裹进宽大的、精心裁剪的衣服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一种混合了皮毛动物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吻她，但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
她当然没有告诉他她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的进展。这是她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她花了只身旅行的头一个钟头，正如以往他们分开的时候她一般也要花一段时间做的，她将喜爱的和厌烦的种种迹象，将无动于衷的和名副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她的朋友玛莉·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至少，她现在有时间发觉喉咙疼了。要是他也感染了，她希望他不要怀疑是她传染的。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单身汉，他把任何一种轻微的感染都视为侮辱，把通风不良或者腐烂的气味都当成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真的很娇惯。
实际上，娇惯而且善妒。不久以前，他给她写信。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名下了，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一封某个巴黎文学代理的信，信的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都忘记了，他说，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巴黎人该多么失望啊。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火车上的灯还没有亮，她就睡着了。她清醒时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个并不愉快的念头。她打算去巴黎看看维克托·雅克拉尔，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真正急着想看的是她的小外甥尤里，她姐姐的儿子。不过，孩子和父亲住在一起。她心里看见的小尤里总是他五岁或者六岁时的模样，天使般的金发碧眼，信赖他人和讨人喜欢的天性，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关于阿纽塔的梦。不过是很久以前了，在雅克拉尔和尤里出现之前的阿纽塔。没有结婚的阿纽塔，金黄色的头发，漂亮，脾气暴躁，在过去的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她正在那为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欧洲。那时候她在读一本布尔沃——里顿的小说，她用面纱遮脸扮演天鹅脖子伊迪丝，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妻子。她打算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写了几页。她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女主人公认出了她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因为她认出了只有她知道的隐秘标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阿纽塔来到了这辆列车上，在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没法让自己告诉她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塔楼的年代以来都发生了什么。
醒来的时候，索菲娅想，这一切都是多么地真实。阿纽塔对中世纪，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着魔，在某一天又如何消失了，面纱和一切，都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严肃的当代人阿纽塔。她写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习俗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现自己爱他，所以没别的办法，只好跟他去死了。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杂志。故事发表了。
她的父亲大发雷霆。
“现在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
在这场骚乱之中，费奥多尔本人也出现了，会面时他的表现糟糕，不过一声亲密的称呼让母亲镇定了，接下来又以提出求婚而告终。因为她父亲坚决反对，所以阿纽塔差一点就以为应该接受，也许还应该私奔。但是，终究，她更喜欢自己成为众人的中心，可能也有不祥的预感，要是和费奥多尔在一起，她的牺牲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她拒绝了他。他把她放进了他的小说《白痴》里，阿格拉娅，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速记员。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落入了另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她和阿纽塔都很年轻，但没有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那么年轻。她们在巴黎，和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住在一起。那时候他还不是她的丈夫。他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挤掉了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举止实在不算得体，因为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之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害怕他被人杀死，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她哭泣着喊他的名字，她所在的街道并不是巴黎，而是彼得堡。索菲娅被留在一所巨大的巴黎医院里，里面全是死去的士兵，浑身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迪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跑了，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来接她走的。
她醒了。外头下着雨，天色黑暗，包厢里不止她一个人。一个凌乱的年轻女人坐在门边，怀中抱了一个画箱。索菲娅担心自己在梦里哭过，不过看来可能没有，因为这个姑娘安静地睡着了。
要是这个姑娘醒来过，索菲娅要向她说：“抱歉，我梦到了1871年，那时候我在巴黎，我姐姐和巴黎公社社员相爱。他被捕了，可能会被枪毙，或者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不过我们想办法让他逃走了。我丈夫帮的忙。我丈夫弗拉迪米尔，他不是巴黎公社的，只想看看巴黎植物园的化石。”
姑娘会厌烦的，也许她保持礼貌，但她会表达这样的意思。在姑娘而言，这种事儿大概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她可能甚至不是法国人。能坐得起二等舱旅行的法国姑娘，一般不会只身出行。美国人？
奇异的是，那些日子弗拉迪米尔真的在巴黎植物园待了几天。他被杀害却是假的。骚乱之中，他正在为自己唯一真正的事业打基础，做一个古生物学者。阿纽塔带索菲娅去医院也是真的。医院里所有的专业护士都被开除了，都被认为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社员的妻子或朋友。普通女人都诅咒这种替代，因为这些女人甚至连扎绷带都不会。于是，伤员死亡。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无论如何都活不了了。除了要救治战斗中受伤的伤员以外，这里也有普通病患。传说普通病人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尔和他的革命者战斗了十个星期。失败后，他被关在凡尔赛一间地牢里。几个人因为被错以为是他而遭到枪杀。或者只是这么报道罢了。
那段日子，阿纽塔和索菲娅的父亲从俄罗斯来了，把阿纽塔带到了海德堡，她在那儿病倒了。索菲娅回到柏林，回去研究她的数学。不过，弗拉迪米尔留在那儿，放弃了他研究的三世纪哺乳动物，和将军密谋把雅克拉尔弄出来。这件事的达成，靠的是行贿和勇气。雅克拉尔会在一个士兵的押送下转到巴黎的一所监狱，中间要经过一条街，那条街会人群拥挤，因为将举办展览。警卫往一边看的时候——是付了钱让他这样做的——弗拉迪米尔就把雅克拉尔抢走。然后，在弗拉迪米尔的看护下，雅克拉尔要挤过人群，去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套普通市民的衣服等着他，然后把他送到火车站，拿上弗拉迪米尔的护照，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骤都成功了。
雅克拉尔没有费心把护照寄还弗拉迪米尔，直到阿纽塔和他碰头。还了护照。没有还钱。
在巴黎，索菲娅从她住的酒店里送了短笺给玛莉·门德尔松和儒尔斯·庞加莱。玛莉的女仆回信说，女主人在波兰。索菲娅又送了一封短笺，说她可能要请求朋友的帮助，开春的时候，“请帮忙挑选一件不管什么衣服，总之是适合全世界可能都认为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场合的”。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对时尚的理解“仍然概念混乱”。
庞加莱在上午极早的时辰就来了，他立刻就开始抱怨索菲娅的老导师，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的所作所为。魏尔斯特拉斯是最近的瑞典国王数学奖评委之一。实际上，庞加莱已经得了奖。但是，魏尔斯特拉斯决定宣布他的——庞加莱的——研究结果可能有错误，而他，魏尔斯特拉斯，还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他已经给瑞典国王写了封信，提交了他做了注解的质疑——好像国王这么个名流真明白他在说什么似的。而且，他还说，庞加莱若在未来受重视，将会更多地因为其工作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索菲娅安慰他，说她要去看魏尔斯特拉斯，会和他说说这件事儿。她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尽管事实上，她已经写了一封调侃的信给她的老教授。
“我相信，因为您的信，国王陛下的御寝受到严重干扰。想想，你如此地干扰陛下这颗迄今为止对数学一无所知的快乐心灵。您要小心，不要让他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反悔……”
“再说了……”她对儒尔斯·庞加莱说，“毕竟是你得了奖，永远是你的奖啊。”
庞加莱同意她的看法，补充说，当魏尔斯特拉斯被人遗忘之时，就是庞加莱的大名闪光之际。
我们任何人都会被遗忘的。索菲娅想，但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个节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轻人——情感很脆弱。
中午时分，她和庞加莱道了再见，去看雅克拉尔和尤里。他们住在城里一个贫穷的地段，她只好穿行在挂满衣服的院子里——雨已经停了，不过天色依然阴沉——爬上门外一段漫长的、有点滑的楼梯。雅克拉尔在屋里喊门没锁，她就直接进去了。她看见他坐在一个反扣的箱子上，正在刷靴子。他没有站起来欢迎她。她脱斗篷的时候，他说：“最好别。炉子到晚上才有。”他给她指了指唯一的扶手椅子，破旧不堪，油腻腻的。比她想的还要糟糕。尤里不在家，没有等她来。
关于尤里，有两件事她想知道。他是不是越来越像阿纽塔，像他俄罗斯一方的亲人了？他长高了吗？去年在敖德萨，他十五岁了，看起来却像不到十二岁。
很快，她发现事态变了，她这种关心再也不重要了。
“尤里呢？”她问。
“他出去了。”
“他在上学？”
“也许吧。他的事儿我不太清楚。我知道得越多，关心得就越少。”
她想让他平静点，以后再提。她问候雅克拉尔的健康情况，他说他的肺坏了。他说他一直没有从1871年冬天的饥荒和野外露宿中恢复过来。她不记得战士也有过饥荒经历——吃是他们的任务，吃饱了才能打仗。不过，她欣然同意，说她最近刚在火车上回想那段日子。她说，她想到了弗拉迪米尔，还有简直像喜剧，或者像歌剧一样的营救。
那可不是喜剧。他回答，也没有歌剧。但是，他变得有活力起来，开始说起了那时候。他说起那些被当成他击毙的男人，还有，三月二十号到三十号之间的恶战。到最后，他真的被抓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当场就处死的了。不过，在荒唐可笑的审判之后，他还是希望自己死掉算了。上帝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是说他相信上帝，他补充说，他每次都这么说。
每次。每次他讲起这个故事，弗拉迪米尔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老将军花掉的钱，都微不足道了。也从来不会提到护照。是雅克拉尔自己的勇敢，是他自己的机敏，才是根本的原因。不过，他说话的时候，似乎还是根据他的听众有所调整的。
大家仍然记得他的历史，他的故事仍然在被传颂。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故事，同样熟悉。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拿出一个保险箱。里面是珍贵的文件，俄罗斯驱逐他出境的文件，是在公社岁月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和阿纽塔在彼得堡的时候的。他肯定要全文读一遍。
尊贵的先生，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敬请注意兹有法国公民雅克拉尔，前巴黎公社社员，其人居巴黎期间，与波兰无产阶级党代表，犹太人卡尔·门德尔松长期密切联系，通过其妻在俄境内的社会关系，参与将门德尔松的信件送至华沙之事，系众多法国知名激进分子之友。雅克拉尔还自彼得堡向巴黎发出极端错误有害之新闻，关乎各种俄罗斯政治事务、三月一日事件后续和反沙皇企图，这些信息完全超出容忍极限。鉴于此，吾决意请求阁下将其逐出我帝国。
朗诵的时候，愉悦感回到了他身上。索菲娅还记得当初他是那么喜欢开玩笑、调侃，当初的她，甚至弗拉迪米尔，只要一感觉到他注意自己，哪怕自己只是个听众，都有几分自豪。
“哦。糟糕，”他说，“糟糕，信息不完整。他甚至没提我是里昂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选出来的，是他们派驻巴黎的代表。”
这时候，尤里进来了。他父亲在继续说话。
“当然了，这是个秘密。他们在官方的名单上，把我放在里昂公共安全委员会里。”这会儿的他来回地踱步，陷入了一种兴奋狂乱的热情之中。“我们是在里昂听说拿破仑三世被抓到的。涂得像个婊子。”
尤里对他的小姨点了点头，脱下了夹克衫。明显，他不觉得冷。他坐在箱子上，接过了他父亲的活，继续擦靴子。
是了。他长得并不像阿纽塔。不过，他和最后日子的阿纽塔有相像的地方。忧郁的、疲惫的、下垂的眼睑。怀疑地，也许对他而言是蔑视地翘翘嘴，嘴唇圆鼓鼓的。没有那个为了正义的光环热切渴望冒险，能暴发出一连串狂热诅咒的金发女孩的任何迹象。当然，对这个金发女孩，尤里不会有记忆。他只会记得一个病病歪歪的女人，不好看，哮喘，癌症，说自己盼着死去。
刚开始的时候，雅克拉尔爱过她，也许。如果他会爱别人的话，也顶多就这样了。他也注意到她爱他。在他写给她父亲的天真或者只是吹嘘的信里，他解释他要娶她的决定。他写道，抛弃这样一个深爱他的女人似乎不太公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他女人，甚至在他和阿纽塔刚开始暧昧，她正为自己发现了他而狂热的时候也没有。当然，婚姻期间也不会放弃。索菲娅猜测，也许对女人们来说，他还是有吸引力的，虽然他的络腮胡子不整洁，已经花白，说话的时候有时兴奋过度，变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一个被他的斗争消耗的英雄，为此他奉献了青春——他大概就是这么表现自己的。不会徒劳无益的。某种程度上，这一切也是真的。他有身体的勇武，有他的理想，他是农民出身，知道被人鄙视的滋味。
而她现在也明白了，她一直在鄙视他。
屋子破旧，不过要是凑近看，也能发现已经尽力打扫了。几个烧饭用的罐子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冰冷的炉子是擦洗过的，就连这些罐子的底都擦洗过。她突然想到了，就连现在都还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他在说克列孟梭，说他们关系很好。他现在要开始吹嘘和这个人的友情了。她本来以为他会控诉克列孟梭是英国外交部的间谍，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这种话。
她称赞屋子整洁，转移了他的话题。
他四下张望，惊讶话题怎么变了，随后，慢慢地笑了，带了一种新的恨意。
“我跟人结婚了。她在照顾我的生活。一个法国女士，我很高兴告诉你，她不像俄罗斯女人话那么多，那么懒。她受过教育，以前当家庭教师的，但是因为她的政治同情心，被解雇了。我恐怕不能给你引见她，她虽然穷，但是个体面人。她很珍惜自己的名誉。”
“哦。”索菲娅站了起来，“我也想告诉你，我也要再婚了，和一个俄罗斯绅士。”
“我听说过，你和马克西姆到处闲逛，马克西莫维奇。没听说是要结婚。”
在寒意之中坐了这么久，索菲娅冻得直哆嗦。她尽量轻快地和尤里说话。
“你愿意和你老姨妈一起走到车站吗？我没机会和你说话。”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你。”雅克拉尔极为恶毒地说，“我总是坚信人要说真话。”
“一点也没有。”
尤里穿上了夹克衫。这下，她看出来了，这件衣服实在太大了。可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他已经长高了，不过还没有索菲娅高。在他生命的重要时期，他大概没能吃上应该吃的东西。他妈妈是高个子。雅克拉尔也很高。
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希望陪她的样子，不过，楼梯还没走完，尤里就开始讲话了。而且，没等她说，他就帮她拿了包。
“连火也不给你点，他太小气了。箱子里就是柴禾，她今天早上带来的。她长得和老鼠一样难看，所以他才不想让你见她。”
“你不能这么议论女人。”
“为什么不能，不是说要男女平等吗？”
“哦，也许我应该说，不能这么议论人。不过，我不想谈她，也不想谈你爸爸。我想谈谈你。你的课上得怎么样？”
“我讨厌上课。”
“你不可能讨厌所有的课吧。”
“为什么不能？讨厌所有的课也不难。”
“你能不能和我讲讲俄语？”
“俄语是野人的语言。你为什么讲不好法语？他说你的口音像野人。他说我妈的口音也像野人。俄罗斯人都是野人。”
“这也是他说的？”
“我自己编的。”
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
“这个季节的巴黎有点无聊。”索菲娅说，“你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在塞夫勒吗？多美好的时光呀。我们什么都聊，馥馥还记得你，经常提起你。她记得你当时多想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那是孩子气。我那时候考虑事情不现实。”
“那么现在你现实了？你已经为自己想好这一辈子的事业了？”
“是的。”
他的腔调是轻蔑的满足，所以她没有追问是什么事业。不过他自己说了。
“我要在公共汽车上工作。报站。圣诞节的时候，我离家出走，找到了这个工作。但后来他去找我，让我回家。再过一年，他就没法这么对我了。”
“也许你不会永远喜欢报站。”
“为什么不喜欢？很有用啊。这是必需的工作。我看，数学家就不是必需的。”
他们走上了站台。
“因为一些没人明白，也没人在乎的东西，得奖，拿一大笔钱。这种工作对谁都没用。”
“谢谢你帮我提包。”
她给了他一些钱。不过，没有她最初想给的多。他接过钱，咧嘴一笑，仿佛在说，你觉得我太傲慢了，对不对。然后，他匆匆地谢了她，仿佛并不情愿似的。
她看着他离开，心想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阿纽塔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多像阿纽塔呀。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阿纽塔滔滔不绝地演说，充满了激烈的抨击，全家人的每一顿饭都几乎被她毁掉。阿纽塔在花园的小径上漫步时，内心充满了对当下生活的鄙夷，她坚信命运将带她去一个崭新的、公平的、无情的世界。
尤里的人生也许会改变，说不好。他甚至有可能会再次对他的索菲娅姨妈有些许喜爱之情。虽然，也许要到他有如今的她这么老，要等她死去以后很久。
离火车出发还有半小时。她想喝点茶，吃止咳糖让喉咙舒服一点。但她不想慢吞吞地排队，也不想说法语。不管身体好的时候多么游刃有余，一旦情绪低落，预感要生病，立刻毫不费力地，你就被送回到儿时母语的庇荫之下。她坐在长椅上，垂下脑袋。可以小睡片刻。
何止片刻，站台上的钟显示已经过了十五分钟。现在，人群聚拢了，她身边喧哗一片，行李车来来往往。
她急匆匆朝她的火车跑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很像马克西姆。这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穿一件暗色的大衣。她看不见他的脸。他正从她旁边走开。他宽阔的双肩，恭谦但又坚定地为自己让路的方式，让她强烈地感觉到，马克西姆。
一辆货物堆得老高的行李车从他们之间穿过去。男人走了。
当然不会是马克西姆。他在巴黎干什么？他急急忙忙赶什么火车？有什么约会？她上了火车，在窗边找到了座位，心跳开始煞风景地加速。有理由相信，马克西姆的生命中还有其他女人。再说，他不同意索菲娅去博利厄看他，就因为有一个不能介绍给她的女人。但是，她相信他不是那种喜欢低俗的复杂生活的男人，更不喜欢争风吃醋、女人的眼泪和斥责了。早些时候他就说了，她没有权利，她不能控制他。
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他觉得她现在开始控制他了。让他为了摆脱控制而欺骗她，他觉得有伤尊严。
当她想到她刚才看见的是他时，她一个激灵，仿佛从一场异常的、不健康的梦中醒来。她体验的一直只是幻觉。
伴随着如常的嘎吱声、咔嗒声，火车启动，慢慢地驶过了站台的屋顶。
她以前是多么热爱巴黎。不是公社的巴黎，不是她在阿纽塔亢奋的，有时甚至不可理喻的领导之下的巴黎，而是此后，她已经完全过上了成年人的生活后游历的巴黎。就是在这个巴黎，她经人介绍，认识了数学家、政治思想家。就是在这个巴黎，她曾声称，这里没有厌倦，没有势利，也没有欺骗。
然后，他们给了她勃丁奖，他们亲吻她的手，他们让她在最豪华明亮的、高雅的房间发表演讲，给她献上鲜花。但是，当她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他们的门。他们考虑这件事儿的时间，不会比考虑雇用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更久。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看见她，当然也不愿意请她去家里。
太太们是路障上的哨兵，看不见的，却不可能和解的敌人。对于她们的禁令，丈夫们悲哀地耸耸肩，但仍然会尊重她们的意见。除此而外，脑子里全是旧观念的男人们仍然拘泥于这样的观念：女人的大脑里只有紧身胸衣和名片，和女人一说话，灌进喉咙的全是香水尘雾。
她不能再这样长篇大论地抱怨了。斯德哥尔摩的太太们邀请她去她们家，请她参加最重要的酒会和最亲密的晚餐。她们赞美她，炫耀她。她们欢迎她的孩子。可能，她在那儿也是个怪人，不过是她们认可的怪人，就像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者某些天才儿童，能毫不犹豫、不加思量地脱口而出十四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是礼拜二的天才儿童。
不，这么说不公平。她们对她的作为是有尊敬的。她们有许多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女人做这样的事儿，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她对她们有些厌倦了？为什么会对夜深人静时分毫无节制地聊天充满渴望？不管她们穿得像乡村牧师太太，还是像吉普赛人，她又有什么可烦的？
她还在震惊的情绪之中，因为雅克拉尔，因为尤里，还因为那位不能介绍给她认识的尊敬的女士。疼痛的喉咙，轻微的战栗，显然，一种酝酿已久的寒意降临了。
不管怎么样，她自己很快也要变成太太了，再说，还是一个富有、聪明、杰出的男人的太太。
茶饮车推过来了。茶能润喉，虽然她更想喝俄罗斯茶。离开巴黎以后，天上很快就开始落雨点。这会儿，雨水已经变成了雪花。她喜欢雪多过雨，喜欢白茫茫的田野多过又黑又湿的土地，正如每个俄罗斯人一样。在俄罗斯，只要下雪了，大家就知道冬天来了，开始花点心思想办法保持室内的温暖。她想起了魏尔斯特拉斯家，她今天晚上就要住在那里。教授和他的姐妹们听不得她要住酒店。
他们的房子永远是舒适的。深色的地毯，流苏浓密的窗帘，柔软深陷的扶手椅。那里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则，其实就是献身于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一个接一个羞怯的，通常是衣着寒酸的男学生经过起居室，到书房里去。教授两个没有结婚的妹妹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不过很少指望他们的反应。她们在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编织，修补，钩毯子。她们知道她们的哥哥有卓越的大脑，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也知道他每天必须服一剂西梅干，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久坐。还知道即使是最精细的羊毛，他也不能贴身穿，因为会起皮疹。也知道因为一个同事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赞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虽然他装作不介意，不管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写作里，还依然小心谨慎地称赞这个蔑视了他的人。
索菲娅第一回走进她们的起居室，打算去书房的时候，克拉拉和伊莉斯吓着了。带她进门的仆人还没学会甄别客人，因为这屋子里的人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还因为来的学生通常都衣衫褴褛，举止粗野，所以大部分体面人家的规则在这屋子里都不适用。纵然如此，女仆在把这个大半张脸被黑色帽子挡住，畏畏缩缩的像个害羞的乞丐的小个子女人让进来之前，话音里还是有些许迟疑。姐妹两人不知道她的年龄，不过让她进书房之后，她们猜测她应该是哪个学生的妈妈，是来请求减免学费或者讨价还价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的猜测更生动，“我的天哪，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夏洛特·科黛？”
后来，索菲娅成了姐妹俩的朋友，她们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她。伊莉斯毫无感情色彩地补充了一句：“幸亏我们的哥哥没在洗澡。我们没法起来保护他，因为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头巾缠住了。”
她们一直在替前线打仗的士兵织围巾。那是1870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巴黎求学之旅究竟想学什么。那时候的他们正沉浸于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过去的那些个世纪，所以几乎没有留心过他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也没怎么听说过正在发生的战争。
索菲娅的年龄，索菲娅为什么来访，魏尔斯特拉斯知道的也不比他的妹妹们更多。他后来告诉她，他以为她是个误入歧途的家庭女教师，想要借他的名号在她的资格证书里添一门数学。他想着一定要训女仆一通，还有他的妹妹们，怎么能让她进来打扰他。但是因为他是个友好的人，所以没有立刻让她出去，他解释说他只带高级别的学生，还要有经过认证的学位，再说，他目前的学生都已经够他忙的了。但她还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就这样站在他面前，那顶滑稽的帽子遮住了她的面容，她的双手抓着披肩。他想起来一个他以前用过一两次的办法，或者说是小伎俩，用以打击不合格的学生。
“你的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他说，“给你几个问题，你回家去解，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找我。要是我满意，我们再谈吧。”
一周过后，他已经把她忘记了。当然了，他本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所以，她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没能认出她来。也许是因为她脱掉了披风，露出了纤瘦的身段。她一定是有了更多勇气，也许只是因为天气不一样了。他也不记得帽子了。他的妹妹们也有帽子。不过一般他不会注意女人的这些小装饰。然而，等她从包里拿出答卷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
他大为惊讶地看到——后来他就这样告诉她——每一个问题都解答了，有时甚至还是全新的解法。不过，他还是怀疑她，他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也许是兄弟，也许是情人，出于政治原因隐姓埋名而已。
“坐吧。”他说，“每题给我解释一遍，每一步都要解释。”
她开始解释，她的身体往前倾，松软的帽子挡住了双眼。她把帽子摘下来扔在地板上。她的鬈发露了出来，还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以及她颤抖的兴奋。
“对。”他说，“对。对。对。”他每每讲话，都要经过冗长的思考，尽量掩饰他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和他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漂亮解法。
她对他来说是一个冲击。在许多方面都是。她这么瘦小，这么年轻，这么激动。他觉得他必须让她平静，小心地掌控她，让她学会如何管理大脑里的烟花。
终其一生——他承认，这话要说出口颇为困难，因为他对过度的热情一贯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飞得更远的学生。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说出——在一个一流的数学家的心里，一定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精确，一丝不苟，必须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是这样。
当他最终向索菲娅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还说，有些人蔑视这个词，“诗人”，他们不愿意把诗人和号称科学的数学联系在一起。而另外有些人过于欣然地接受这个概念，以便为自己思想的混乱和天马行空辩护。
正如她早前希望的，越往西走，列车窗外的雪就越深。这是二等列车，相比从戛纳搭乘的列车，这辆列车相当简朴。没有餐车，只有冰冷的圆面包，夹着各种各样的风味香肠。推来的茶饮车上就有的卖。她买了一个夹了奶酪的面包，一个面包就有半只靴子那么大，她觉得自己可能吃不完。不过实际上吃完了。然后，她拿出小开本的海涅诗集，帮自己恢复对德语的感觉。
每当她抬起眼睛，往窗户外头看时，雪花似乎都更加浓密了。有时列车放慢了速度，几乎要停下来的样子。再这样下去，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运了。她真希望她当初说的就是住在波茨坦街的房子，而不是说要出去住酒店。
“你能来住一夜，和他住在一个屋檐下，可怜的卡尔就高兴了。虽然他老是赞不绝口地夸你的成就，为你的成功骄傲，但其实他还把你当成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女孩呢。”
事实上，等她按响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克拉拉已经打发仆人睡觉了，自己来开的门，她裹着长睡衣，说话的声音几乎相当于窃窃私语。她说哥哥被出租车的声音惊醒了，伊莉斯去哄他安心睡觉，告诉他明天早上起来就能见到索菲娅。
哄他安心睡觉，这句话让索菲娅觉得恐怖。姐妹二人给她的信从没说过什么，只说他疲劳。魏尔斯特拉斯自己的信也从来不提私事儿，满纸都是庞加莱和他，魏尔斯特拉斯，理应一起向瑞典国王解释清楚。
现在，听到老太太提自己的哥哥，语气有宗教一般的虔诚，或者说是焦虑，她压低的声音，屋里曾经熟悉的、让人感觉安慰的气息，今夜却略微有了一些沉闷的陈腐异味。索菲娅感觉到了，这里和从前已经不一样了。也许她信上的调侃根本不合时宜。和她一起进这扇门的，不光是冰冷的新鲜空气，还有成功的喧嚣，活力四射的锋芒毕露，这些她之前没有意识到，而这些也许会让人沮丧，让人烦恼。她习惯了被人拥抱，习惯被精力充沛的快乐迎进房门。这对姐妹的奇迹之一，就是她们能够这么传统的同时，还能够这么快乐。她们还是用拥抱迎接她，但是，失去活力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衰老的臂膀也在颤抖。
总之，她房间的水罐里还有温水，床头柜上放了面包和黄油。
她脱衣服的时候，听到门廊那儿传来了略微有些激动的、压低的说话声。也许是在说她们的哥哥，也许在说她，或者是说面包黄油没有盖上——克拉拉领她进房间之前没发现。
和魏尔斯特拉斯一起工作的时候，索菲娅住在一间又小又阴森的公寓里，大部分时候，她和朋友朱莉娅待在一起，朱莉娅那时候在学化学。她们没有听过音乐会，没有看过舞台剧。资金有限，工作把精力都占去了。朱莉娅在一家私人实验室工作，在那儿她得到了对女人来说很难得的待遇。索菲娅的时光则在写字桌前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有时候不到非要点灯，她就不会站起来。然后，她会舒展一下身体，飞快地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屋子的距离很短，她突然跑起来，突然大声说话，一连串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朱莉娅那么了解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疯了。
魏尔斯特拉斯的研究方向，现在也是她的，是椭圆，阿贝尔函数，解析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主张任意一个有界的实数序列必有收敛子列。她开始是跟随他的课题，后来是挑战，一度还曾跳到他的前头。从此以后，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数学家朋友的关系。她常常是他的研究的催化剂。这样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发展。每个星期天的晚餐，他们轻松地叫她一起吃，因为他把星期天下午的时间也给了她。她像是他们一个年轻的亲戚，一个恳切的被保护人。
要是朱莉娅也来，他们也会请她一起吃饭。两个女孩吃烤肉，乳脂土豆，吃清淡的美味布丁。这些佳肴颠覆了她们对德国烹饪的看法。吃完了饭，他们坐在火炉边，听伊莉斯大声地朗诵。她神采奕奕，表情丰富地朗读瑞士作家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的故事。每周一次的文学，是缝缝补补的日常工作后的犒劳。
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棵属于索菲娅和朱莉娅的圣诞树，虽然在此之前，魏尔斯特拉斯这一家子从来没费过这种心。树上挂着用闪闪发光的纸包起来的小糖果、果糕和烤苹果。正如他们所说，这是给小孩子的。
不过，不久就发生了一个讨厌的意外。
索菲娅，她给他们一贯的印象是个羞怯青涩的年轻姑娘，应该有个丈夫。她去上课的最早几周，朱莉娅没有陪她去过，不过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接她，她从来没有把这个年轻男人介绍给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他们就一直以为是个仆人。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不太引人注目，稀疏的红色胡须，大鼻子，凌乱的衣着。实际上，但凡魏尔斯特拉斯一家有一点世故，他们就会先意识到，没有哪个贵族家庭会有这么粗野的仆人。他们知道索菲娅出身贵族。所以，他肯定是个朋友。
后来，朱莉娅来了，年轻男人就消失了。
隔了一段时间，索菲娅漏了口风，她说，年轻人叫弗拉迪米尔·科瓦列夫斯基，他们已经结婚了。他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尽管他已经有了法律学位，他在俄罗斯的时候还一直努力想当教材出版人。他比索菲娅大几岁。
和这个消息同样让他们震惊的是，索菲娅这些话不是对姐妹两人说的，而是对魏尔斯特拉斯说的。在这幢房子里，姐妹两人才是和生活打交道的人，虽然不过是有佣人的生活，不过是看看最新出版的小说。不过，索菲娅并不是她妈妈最喜欢的孩子，也不是家庭教师最喜欢的学生。她和老将军的沟通并非永远都能算成功，不过她尊重他，觉得他可能也是尊重她的。所以，重大的秘密，托付给的都是屋子里的男人。
她意识到，魏尔斯特拉斯必定觉得尴尬了，不是她告诉他的时候，而是他转告他的妹妹时。因为除了结婚这个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法律意义上，她结婚了，但却是白色婚姻。他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白色婚姻，他的妹妹们也没听说过。一对夫妻，不但不住在一个地方，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曾同居。他们结婚不是出于大家都接受的理由，却要受他们自己私下的誓言限制，永远不那样生活，永远不——
“行房？”这话大概是克拉拉说的。她飞快地说，似乎有点不耐烦，帮他把话说完了。
没错。年轻人，指年轻女人要是想出国读书，就会被迫经历这样的欺诈，因为未婚的俄罗斯姑娘没有父母的同意，就不能出国。朱莉娅的父母很开明，同意她出国，但是索菲娅的父母不同意。
多么野蛮的法律。
嗯。俄罗斯。不过，有一些年轻姑娘，在年轻小伙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路。这些年轻小伙子非常地理想主义，有同情心。也许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
是索菲娅的姐姐物色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她带她的一个朋友和他见了面。他们的理由多半是政治，而不是知识。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把索菲娅带出来，她对政治没有热情，也不觉得自己打算投身于政治事业。不过，这个年轻小伙子观察了两个稍为年长的女孩——姐姐阿纽塔即使再庄重严肃也掩饰不了她的美貌——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你们两位尊贵的小姐，和你们谁我都不想签合同。不过，要是跟你们的妹妹的话，我同意。
“或许他觉得年龄大的很麻烦，”这句话可能是伊莉斯说的，根据她在小说中得来的经验，“特别还是美女。他爱上了我们的小索菲娅。”
爱情不在讨论范围内。也许克拉拉提醒过她。
索菲娅接受了建议。弗拉迪米尔拜访了将军，向他的小女儿求婚。将军很有礼貌，他明白这个年轻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记号。不过，索菲娅太年轻了，他说。她甚至还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娅说。他们正在相爱。
将军说，他们不能立刻就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采取行动，必须要过一段时间，足够考虑清楚的时间，他们要在巴利比诺相处，互相了解。谈话的时候，他们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迪米尔从来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从不努力掩饰自己的激进观点，衣着也不加修饰，好像是故意的似的。将军自信地以为，索菲娅见这位求婚者的次数越多，就越不想嫁给他。
不管怎么样，索菲娅有自己的计划。
那一天，她的父母要举办一个重要酒会。他们请了一位外交官，一些教授，还有将军本人在炮兵学校的战友。就在这样一片骚乱之中，索菲娅趁机逃跑了。
她自己走到了彼得堡的大街上。之前，要是没有仆人，或者姐姐的陪伴，她从来不会走在街上。她找到了弗拉迪米尔的住处，他就住在城里穷学生的居住区。门立刻在她面前打开，她进屋坐下，马上开始给她的父亲写信。
“我亲爱的爸爸，我在弗拉迪米尔这里，而且我打算继续待在这里。我求你，不要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所有人都坐到餐桌前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索菲娅不在。一个仆人发现她的房间空空如也。问阿纽塔她妹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不知道，脸刷地就红了。为了掩饰她的脸，她失手把餐巾掉在了地上。
有人递给将军一张字条。他告歉离开了房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很快就听到了他愤怒的脚步声到了门口。他要求祸害他的女儿以及女儿愿意为之丧失名誉的年轻男人立刻和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家，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在餐桌上，将军说：“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未来的女婿，弗拉迪米尔·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这样办妥了。索菲娅喜不自胜。不是因为嫁给弗拉迪米尔，而是因为俄罗斯妇女的解放运动给予父母的沉重打击让阿纽塔高兴坏了。在巴利比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传统婚礼，新郎新娘出发，开始在彼得堡的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道路一扫清，他们就到了国外，再也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索菲娅先去了海德堡，然后到柏林，弗拉迪米尔去了慕尼黑。他有时间就会去海德堡看看。不过，等阿纽塔和她的朋友詹娜抵达之后，再加上朱莉娅，理论上四个女人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可是，房间里却再也没有给他的空间了。
魏尔斯特拉斯没有向女人们透露他和将军夫人的通信。索菲娅从瑞士（实际上是巴黎）回来的时候，看上去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他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就给将军夫人写了信。这位母亲回信告诉他，她女儿的状况应当归咎于巴黎，在那最危险的年代。但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为女儿经历了政治剧变，而是因为这样的发现：她的两个女儿，未婚的那个公开和男人同居，体面结婚的却从不和丈夫真正住在一起。然后，他颇为违心地，在成为她女儿的知己之前，成了这位母亲的知己。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索菲娅这件事儿，直到她的母亲去世。
不过，当他终于告诉她的时候，他也告诉了她，克拉拉和伊莉斯听说了立即问应该做些什么。
这似乎就是女人的方式，他说，总认为应该做什么。
他的回答相当简洁：“什么都不做。”
上午，索菲娅从她的行李里拿出来一件干净的外套，有些皱了。她从来都没能学会怎么有序地归置行李，怎么梳理她的鬈发，怎么把零碎的灰头发掖起来。这是个问题。她下楼去。起床的动静已经在屋里响了起来。唯一放在餐厅的只有她的座位了。伊莉斯端了咖啡和她的第一份德国早餐进来，她以前在这座屋子里就吃过的早餐。冷肉切片、奶酪，还有涂了厚厚的黄油的面包。伊莉斯说克拉拉在楼上帮她们的哥哥准备和索菲娅见面。
“以前我们有上门的理发师。”她说，“不过，后来克拉拉学会理发了，手艺也相当不错。她现在变成了一个护理技术人员。幸亏我们自己有一个会护理的人。”
在她这么说以前，索菲娅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缺钱了。锦缎帘子和纱帘看起来邋邋遢遢的，她手里正在用的银制刀叉最近没有抛过光。透过起居室敞开的门，她们如今的仆人，一个形容粗糙的年轻姑娘正在清理壁炉，扬起了弥漫的尘埃。伊莉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仿佛想要问她要不要关门，随后便站起来关上了门。她回来的时候脸红了，垂下了脑袋。索菲娅也许很不礼貌，她轻率地问，魏尔斯特拉斯得了什么病？
“先是心脏虚弱，后来秋天得了肺炎，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生殖器长了个瘤。”伊莉斯声音压低了，但还是很坦率，德国女人都是这样。
克拉拉出现在门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娅上楼的时候想，不是教授，而是这两个女人自己，她们把他变成了生活的重心。织围巾，修补种种亚麻制品，做果酱，做布丁，做这些永远不放心交给仆人的活儿。如同她们的哥哥一样，她们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索菲娅的眼里，这是一个冰冷无聊的宗教。而她们没有片刻的反抗，也没有短暂的不满。从来没有。据索菲娅所知，一丝一毫的不满都不曾有过。
她想，要是我，准疯掉了。
即使当教授，她想，我也会疯掉的。学生都资质平平，总体来说。他们只记得住最明显最常规的模式。
和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即使是对自己，她也不敢承认这个现实。
她进了卧室，为她的幸运，为她即将到来的自由，以及她即将拥有的丈夫，微笑。
“啊哈，你终于来了。”魏尔斯特拉斯说，他说话有几分虚弱和费力，“调皮的孩子，我们以为你抛弃了我们。你这是去巴黎吧？去玩玩吗？”
“我从巴黎回来，”索菲娅回答，“回斯德哥尔摩去。巴黎一点都不好玩，要多闷有多闷。”她伸出去手让他吻，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
“你的阿纽塔生病了？”
“她去世了，我亲爱的教授。”
“她在牢里去世的？”
“不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她没在坐牢，她丈夫坐牢。肺炎去的，拖了很长时间，受了很多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
“我心上的伤永远不能愈合了。不过，教授，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和地质学家离婚了？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你早就该离了。不过，当然，离婚从来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领域。他们从化石上了解生命。”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问。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不希望他妨碍了你。不过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一定还记得我离开他，你推荐我去找米塔——列夫勒吧？”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他。嗯。就该这样做。”
“是的。不过现在结束了。我要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他们同一个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的男人。”
“那么是俄罗斯人喽？也研究化石的？”
“完全不是。他是个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带他来看你的，你以后会见到他的。”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的。”魏尔斯特拉斯伤心地说，“结婚就是给你的事业划了句号。”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不希望这样。不过，我就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要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在那里过健康的生活，我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我们走着看吧。”
“我亲爱的，”她说，“我命令你，命令你，为了我快乐一点。”
“我看起来一定很老了，”他回答，“我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有那么多面。对我来说，你还写小说，就够出乎我意料的了。”
“你不喜欢我写小说。”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我读得很愉快。”
“其实不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写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不用非得看。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同意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它实在是非常地俄罗斯。”
“我一般不喜欢看小说。”
“小说是给女人看的吗？”
“哦，真的，有时候我都忘记你是个女人了。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一个礼物。给我一个人的礼物。”
索菲娅弯下腰，吻了吻他洁白的额头。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一直忍到她对姐妹两人说了再见，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如同刚刚浆洗过的枕巾，白得那么刺眼。枕头一定是克拉拉早晨特意换了放在他头下的。也许，现在她已经拿走了，让他的头落在底下更柔软的破旧的枕头上。也许他立刻就睡着了，换枕头已经让他很累了。他一定也已经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一定已经知道了，她的心里也清楚。但他不知道，她现在感觉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她流着眼泪，可是，每走一步，每离开这幢房子远一点，都是对她的解放。这是她所羞愧的，这是她的秘密。
她想，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妹妹的生活，就更应该，更值得满足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以及数学家之间。要是他更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名望，让他自己在自己选择的、努力为之奋斗的圈子里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上，也许会更长久一些。他对工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名望的关注，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的关注程度则是相当的。
她本不应该提起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就是无聊。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她写的远远不是家，那个家和姐姐都已经不在了。另外一本《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她为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的痛苦，是她爱国主义的大暴发。也许，这是一种因为她平日里忙于应付数学和自己生活的种种烦恼而没有太多注意的情感。
为祖国而痛苦。是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她写这个故事是为了阿纽塔。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她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他的生活，保证对他的刑罚理当减轻——把西伯利亚北部改成了西伯利亚南部——这对当时有妻子陪伴的男犯来说，是普遍规律。这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也许会想办法读到这本小说的手稿，他们会赞美这个故事。正如索菲娅所知，这本书俄罗斯会拒绝出版，以免在政治流放犯中唤起这样的赞美之声。《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尽管这本书通过了审查，尽管一些评论家把这本书斥为乡愁。
曾经有一次，她辜负了魏尔斯特拉斯。当她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时，她辜负了他。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背弃了数学，她把他们一起抛弃了。她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她得到的学位放在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几个月——几年——每次都是。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金黄色的炎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的、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业余排练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诚邀请，以及身边的阿纽塔，她一岁的儿子。弗拉迪米尔也在。在安逸的夏日气氛之中，借着温暖和美酒，借着漫长的欢乐晚餐，又唱歌又跳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么久之后，他不再仅仅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情人。
不是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感激之情。她说服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并没有爱这种感情存在。她觉得，给了他想要的，会让他们两人都快乐。于是，后来，她这么做了。
秋天，他们去了彼得堡。重要的娱乐生活一如继往。晚餐，戏剧，酒会，他们看的报纸和杂志既有琐碎的，也有严肃的。魏尔斯特拉斯在信里请求索菲娅不要抛弃数学的世界。他从她发表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的论文看出来了。她几乎没有仔细看他的信。他请她花一星期时间，只要一星期，修改她关于土星光环的文章，好好改改这篇文章也许能发表。不能打扰她，她实在太忙了，她永远要好好打扮，出席没完没了的各种庆典。命名日庆典，调情的虚荣，新上演的歌剧，还有芭蕾舞。其实，真的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庆典。
她在学习，她学得已经够晚了。她身边的大部分人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生活也完全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到要溢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你累得皮包骨头。要学习精心安排过的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然后去参加社会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儿，完全没有苦恼的必要。
除了一件事儿，钱从哪里来。
弗拉迪米尔重新做起了他的出版生意。只要能借到钱的地方，他们都借了。索菲娅的父母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的遗产投资给了一家温室，一家面包厂，以及一家和蒸汽洗衣房联合的公共浴室，他们有过宏大的计划。但是，恰巧彼得堡的气候变得比往年更冷，冷得蒸汽浴都没法诱惑大家出门了。建筑工人，还有其他人都在骗他们，市场不稳定，他们没能为自己的生活勉强打一个稳定的基础，相反却在债务里越陷越深。
行为已经和其他已婚夫妻一样了，当然会有如常的昂贵后果。索菲娅有了个女儿，她给孩子取了她妈妈的名字，不过他们自己叫她馥馥。馥馥有个保姆，有个乳母，还有自己的套房。家里还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弗拉迪米尔给索菲娅买时尚新装，给他的女儿买最好的礼物。他在耶拿获得学位，设法在彼得堡当上了副教授。但是，这不够。出版业务差不多崩溃了。
接着，沙皇被暗杀，政治气候混乱，弗拉迪米尔得了严重的忧郁症，那段时间，他没法工作，也没法思考。
魏尔斯特拉斯听说了索菲娅父母去世，为了能给她些许的安慰，他说，他给她送去了他自己的最新消息，精彩的积分体系的消息。但是，她并没有回到数学之中，反倒开始替报纸写戏剧评论和科普文章。这样利用才华便于销售，也不会影响别人，累坏自己。数学就做不到。
科瓦列夫斯基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希望自己时来运转。
弗拉迪米尔痊愈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去教书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一家从油井里提炼生产石脑油的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拉戈金兄弟开了这家公司，他们在伏尔加河有一座现代古堡，一家石油精炼厂。这份工作需要弗拉迪米尔投一笔钱。他借到了钱。
不过，这一回，索菲娅感觉到了未来的麻烦。拉戈金兄弟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弗拉迪米尔越来越被他们控制。他说，我们刚认识他们，别说什么他们的废话。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高人一等。他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让世界有所不同的？当然当然，除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以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但凡有一个体面点的目标她们愿意投入精力了，她们马上就得了癔病，用自己的自大把目标全给毁了。
这话是拉戈金说的吧。索菲娅回答。
这时候，她已经恢复和魏尔斯特拉斯的通信了。她把馥馥交给了老朋友朱莉娅，动身去了德国。她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亚历山大写信，她说弗拉迪米尔轻轻松松地咬住了拉戈金兄弟放的饵，就像他真的就是这种勾引人骗他的命，命运要再给他一次崩溃。然后，她写信给丈夫，提出要回家去。他的回答并不友好。
他们在巴黎又见过一回。她在那儿生活得不好，魏尔斯特拉斯正在帮她找工作。她再一次沉浸于数学之中，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弗拉迪米尔已经开始怀疑拉戈金兄弟了，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没法出来了。他说要去美国。他去了，不过又回来了。
1882年秋天，他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现在明白了，他是个彻底没用的人。十一月，他汇报了拉戈金兄弟的破产情况。他害怕他们把自己卷进什么犯罪程序里。圣诞节，他见到了馥馥，她住在敖德萨，在他哥哥家。他很高兴她还记得他，而且她既健康又聪明。之后，他写了告别信，给朱莉娅，给他的哥哥，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没有写给索菲娅。还有一封给法庭的信，解释他在拉戈金案件中的一些行为。
他耽搁了一段时间。四月的时候，他用一个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了氯仿。
在巴黎，索菲娅绝食，闭门不出。她全身全心集中在绝食之中，这样她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了。
最终，她还是被强迫进了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强烈的羞愧。她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继续工作。
一点钱也没有留下来。魏尔斯特拉斯写信给她，叫她搬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当他的另一个妹妹。他还在幕后活动。终于，他成功了，和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朋友，身在瑞典的米塔——列夫勒一起。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意成为欧洲第一个接受女数学教授的大学。
索菲娅到敖德萨去接女儿，带她暂时去和朱莉娅生活。她疯狂地仇恨拉戈金兄弟。她写信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说他们是“狡猾的，巨毒的恶棍”。她说服地方法官去旁听案件，让他宣告所有的证据证明了弗拉迪米尔因为轻信而受了骗，他是个诚实的人。
之后，她再一次坐上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彼得堡赴任瑞典。她的新工作被人们广为传颂。毫无疑问，也惹来了痛心疾首的指摘。从彼得堡坐船，船驶进了一片势不可挡的落日暮色之中。不要犯傻了。她想。我要让自己过真正的生活。
那时候，她还没有遇见马克西姆。也没有得勃丁奖。
她刚刚既难过又解脱地对魏尔斯特拉斯说了再见后不久，下午就离开了柏林。老火车，速度慢，但是很干净，暖气也不错。德国车都这样。
大约行了旅程的一半，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摊开他的报纸，给她挑她想看的栏目。
她说了谢谢，拒绝了。
他朝窗户点了点头，看着优美繁茂的雪花。
“嗯哼，”他说，“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确实。”索菲娅回答。
“你经过罗斯托克吗？”
也许他注意到了她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德国人。她不介意他的搭讪，也不在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比她年轻许多，穿着体面，态度稍带些恭敬。她有种感觉，她以前也许见过他。在旅行中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儿。
“到哥本哈根，”她回答说，“然后去斯德哥尔摩。对我来说，雪只会越下越大。”
“我到罗斯托克就要离开你了。”他回答，也许是让她相信，她不会掉进一场冗长的闲扯之中，“你喜欢斯德哥尔摩吗？”
“我讨厌这个季节的斯德哥尔摩。我恨它。”
她对自己的反应颇为惊讶。但他愉快地笑了，开始讲俄语。
“抱歉，”他说，“我猜对了。现在是我说话像个外国人了。我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在彼得堡学的。”
“你听出我的俄语口音来了？”
“不是很确定。不过你讲到斯德哥尔摩，我确定了。”
“难道所有的俄国人都恨斯德哥尔摩？”
“不。不。不过他们喜欢说他们恨。他们恨。他们爱。”
“我本不应该这么说的。瑞典人对我很好。他们教我不少东西……”
这时候他摇着头，笑。
“真的，”她继续说，“他们教我滑冰……”
“的确。你在俄罗斯没学过滑冰？”
“他们不会……像瑞典人这么坚持不懈地教人。”
“博恩荷姆人也不会。”他说，“我住在博恩荷姆。丹麦人没这么……坚持不懈，是这个词吧。不过，当然了，我们博恩荷姆人不是丹麦人。我们说我们不是。”
他是个医生，住在博恩荷姆岛。她想知道，要是她叫他帮忙看看喉咙，是不是太过分了。她的喉咙现在很疼。她最终觉得确实很过分。
他说，等他们过了丹麦的国境线之后，接下来还有一段漫长的，甚至艰难的轮渡在等着他。
博恩荷姆岛的居民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丹麦人，他说，他们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十六世纪被汉萨同盟接管了。他们有一段悲惨的历史，他们被俘虏了。她有没有听说过邪恶的波斯维尔伯爵？有人说他就死在博恩荷姆，不过西兰岛人说他死在西兰岛。
“他谋杀了苏格兰女王的丈夫，自己娶了她。不过他死在牢里，死的时候已经疯了。”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说，“我听说过。”她的确听说过，因为苏格兰女王曾是阿纽塔早期的女主人公之一。
“哦，原谅我，我这么喋喋不休。”
“原谅你？”索菲娅说，“我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回答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说，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来。但是，她开口讲俄语以后，他就确定了。
“你是那个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杂志上也有照片，但照片上的你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不过我真是忍不住。”
“照片看起来都严厉，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都不会信任我。”索菲娅回答，“医生是不是也会这样？”
“有可能。也没人给我拍照，我还没法习惯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有一种轻轻的约束；需要她来让他放松下来。在他告诉她实话之前还好得多。她回到了博恩荷姆的话题上。那里的人草莽，粗糙，不像丹麦人那样文雅，光滑。大家去博恩荷姆，是为了那儿的风景和空气。要是她愿意去的话，带她到处转一转，是他的荣幸。
“那里有最罕见的蓝色岩石，”他说，“就是蓝色大理石。敲碎，磨光，用来做女士的项链。要是你想要的话……”
他的谈吐直冒傻气，因为他有话想说，却说不出来。她看出来了。
他们离罗斯托克越来越近，而他越来越焦虑不安。她害怕他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让她签名。难得有人会这么做，只是这样的事儿总是让她觉得悲哀。说不出来为什么。
“请听我说，”他说，“我有话必须要和你说。本来不应该提的。请你，去瑞典的路上，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健全。”
“我没有害怕。”她回答。其实她害怕了，有一点。
“你走别的路，从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相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这是一种传染性疫病。很多人都离开了哥本哈根，但是当局想保持沉默。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干脆烧了政府大楼。问题是芬兰人，听说是芬兰人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反对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起来反对政府接受芬兰人。”
火车停下了。索菲娅站了起来，检查她的行李。
“答应我，别没有答应我就走。”
“好吧，我答应了。”索菲娅回答。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我得去吕根岛。”
“我答应了。”
他让她想到的是弗拉迪米尔吗？早期的弗拉迪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让她想起了弗拉迪米尔，而是他恳求式的关照。他永远谦和的，顽固的，恳请一般的关心。
他伸出手来，她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握了握手。但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颗药，说：“要是你觉得累了，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可靠的人聊聊这场天花。她决定。
但是，她没能聊。那个换票的人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有点恼火。要是她再改变主意，他甚至大概会发火。开始，他似乎除了其他旅客说的丹麦语以外，什么话都不回答。不过等处理完她的票以后，他用德语说：这条路远得多，你明白不明白？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仍然在德国，这个人可能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她到底在想什么？
他阴沉地补充说，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轮渡很暖和，不过座位都是木头板凳。这样的凳子，她想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要是你觉得累了的意思。她打算吃掉这颗药。不过后来她决定省下来，也许会晕船呢。
她搭上的本地火车有规范的二等舱座位，不过都已经磨破了。车厢的尽头有一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好多了，也没那么心急火燎的。知道已经到了丹麦境内，她用瑞典语——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问哥本哈根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不是，你坐的火车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火车和哥本哈根，似乎他只听懂了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不会有包厢。只有两节二等车厢，还有车厢里的木头长椅。有些乘客随身自带软垫和毯子，还有带披风的，就裹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看索菲娅，更没打算和她说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没法回答他们的问候。
也没有茶饮车。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味道强烈的奶酪，一片片凉掉的熟熏肉。有人在哪里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罐头里的腌白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俄罗斯。
但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人喝醉，没有人聒噪，也没有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生硬的，自尊的路德教会脂肪。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想到这里，难道她了解俄罗斯农民，了解巴利比诺的农民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她面前永远是演戏罢了。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礼拜天，所有的农奴，还有他们的主人必须要到教堂听通告。后来，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她哭喊：“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儿？”将军把她带去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厨房里，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吃煎饼，庆祝——不过方式还颇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清扫院子，他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很快，女家庭教师来了，脸色阴沉得像乌云，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几乎和往常一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说，她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会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而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夺过来的弗拉迪米尔，则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钱不值的研究里。
腌甘蓝和青鱼的味道让她微微有点恶心。
又走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叫他们全都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声，以及随之其他人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膝盖深的雪地里，视力所及之处，没有车站，更没有站台，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光滑的白色山脉赫然耸立，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但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这种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者大概只有十五分钟，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了车。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不解之谜。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不让他们在座位上等，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继续前进，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凶猛的噼啪声。冰雹。
然后是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又叫大家都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了，他们都被赶上了一艘船，一艘小渡轮，船带着他们驶在了黑漆漆的水面上。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地疼，她明白了，自己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的时候，大家都进了一座只有三边包围的棚子，几乎没有遮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简直感激无限，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和前一辆一样也是长凳。看来，人对少得可怜的安慰的感激程度，取决于在此之前经历的悲惨程度。但这是不是无聊的说教？她想找个人说说。
过了段时间，他们停在了一个大一点的镇上。这里有车站小卖部。她实在太累了。不管怎么样，下车，像别的乘客一样朝小卖部走去，带一杯冒热气的咖啡回来。那个吃腌甘蓝的女人买了两杯，结果其中一杯是送给索菲娅的。索菲娅笑了，尽力表达感激。女人点头的模样仿佛是表示这样的大惊小怪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不太体面。不过，她一直站在那儿，直到索菲娅掏出了票务员找给她的丹麦硬币，女人不满地哼哼两声，从潮湿的连指手套伸出她的手指，捏了两枚硬币。很可能就是咖啡的价格。想到给她带咖啡，并且帮她带过来，都是免费的。自然而然。女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个新旅客上车了。一个女人带了个四岁左右的孩子，孩子的半边脸上包了绷带，一只胳膊吊挂着。一场事故。去了一趟乡村医院。绷带上有个洞，露出了一只悲伤的黑色眼睛。孩子没有受伤的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把披肩盖在孩子的身上。她的动作并非额外温柔，也不是非常地关心，而是有几分机械的下意识。出了事儿，她必须要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家里还有孩子在等着她。肚子里也许还有一个。
真是可怕。索菲娅想。这么多女人的处境如此地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个女人，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人要争取投票权，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消灭这个上帝，让你自己的心变得更锋利。她会不会不再看她一眼——不再看索菲娅，带着某种难以消除的怜悯，以及筋疲力尽的神情，说：没有上帝，我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生呢？
他们再次穿过了黑漆漆的水面，这回是从一座漫长的桥上经过的。火车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来，女人和孩子下车了。索菲娅没有了兴趣，没再看有没有人在等着接她们。火车照亮了站台，她在看站外的大钟。她以为已经半夜了，但实际上刚刚过了十点。
她在想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这辈子有没有坐过这种火车？她想象她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尽管实际上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干。他宽敞的、昂贵的外套，都是金钱与舒适的味道。他坚信自己有权利期望，也有责任维护美好的一切，纵然在自己的祖国，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这种他拥有的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小的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自信是你一生都需要的。要是他们爱你，当然更高兴，但即使只是一种古老的贵族契约，只是他们签订的一份合同，哪怕不是热情洋溢的合同，为了保护你，仍然是必须的。
要是有人说他们驯良，他们肯定不高兴。即使从某种方面说，他们确实是驯良的。他们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他们接受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伴随的所有风险、残酷复杂的负担和蓄意的欺诈。对女人而言，他们的规则，有些情况下她们也能从中得利，另一些情况下则不能。
现在，她心里的马克西姆的形象，他不再是试图保护她，而是在巴黎的车站上阔步前进，正如一个有私人生活的男性的行为。
他趾高气扬的帽子，他温文尔雅的自负。
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马克西姆。肯定不是。
弗拉迪米尔不是个懦夫。看看他是怎么救雅克拉尔的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这种男子气概的确信。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给予她平等，其他男人却不能。这是为什么他永远没法用温暖和安全感包围她。后来，他在拉戈金兄弟的影响下，改变了风格。他孤注一掷，以为模仿别人就可以拯救自己。他改变自己，以一种不自信的，甚至是可笑的地主老爷似的态度对待她。后来，他又给了她一个借口，说是因为她鄙视他。但是，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崇拜她还是侮辱她，总之她就是不可能爱上他。
如同阿纽塔爱雅克拉尔。雅克拉尔自私，残酷，不忠，但即使是阿纽塔恨他的时候，仍然是爱他的。
要是你不用盖子挡住，丑陋不堪、让人烦恼的想法就会浮出水面。
当她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他。弗拉迪米尔。他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但那不是弗拉迪米尔，而是博恩荷姆的医生。只是她对博恩荷姆的医生的记忆。一再坚持，惊慌失措，在她的生命之中，他把自己推进了古怪的卑微处境之中。
终于到了。已经接近了半夜时分，大家都要永远离开这辆列车了。他们已经到达丹麦边境，赫尔辛格。至少是陆地的边境。她想，真正的边境应该是在卡特加特海峡的某个地方。
最后一班渡轮正在等着他们，看起来巨大，而且因为船上无数明亮的灯光，颇为惬意。来了一个行李搬运工，要帮她把行李送上船，他谢了她的丹麦硬币就快步走了。然后，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仿佛是回到了文明社会。”她对他说。他看她的眼神带有些许怀疑。尽管之前的咖啡肯定能润喉，她的嗓音还是嘶哑的。因为他是瑞典人，她觉得。瑞典人不需要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互相评论。没有这一切就能保持端庄。
这次横渡的时候，波浪有点汹涌，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还记得那颗药，不过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保暖的，有人开始脱掉严冬的外套。可是她还在打战，也许会打冷战的。穿行丹麦的这段旅程，她的身体汇集了如此大量的寒冷。寒意在她体内储存。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河对岸那个名字类似的火车站，这里大了很多，也活跃了许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给你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行李搬运工来取她的行李，她在找硬币的时候，他就提着包，站着。她取出一笔不少的硬币放在他手里。她以为他是丹麦人，她再也用不着丹麦硬币了。
丹麦钱。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东西没用。”
“我只有这东西。”她叫了起来。她同时发现了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钱。
他把她的包放下来，走了。
法国钱。德国钱。丹麦钱。她唯独忘了瑞典钱。
火车吐出了蒸汽。旅客都在上车。她还站在自己的困境里。她提不动行李。但要是她不提上行李，行李就只能丢在这里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一阵阵地疼痛。行李在她的胳膊下面敲打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要是她打算停下来喘口气，就来不及了。她爬上台阶，自怜自艾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急切地恳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有开。列车员探出身体，一只手紧抓住门，另一只抓住她的胳膊，以某种方式拽住了她的行李，把她外加行李一起拽上了火车。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了。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她胸口的疼痛，咳出来。把疼痛和紧张咳出喉咙来。不过，她得跟着列车员去找自己的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得意洋洋地笑。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人。然后把她带到了一个空包厢里。
“你太棒了。要不是你帮我，我就上不来了。我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钱。其他钱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我都没想到我能……”
他叫她坐下来喘口气。他走了，随即又回来了，带了一杯水给她。她喝水的时候，想到了医生给她的药，拿出来用最后一口水送进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他说，“你看你的胸口起伏的。”
瑞典人非常地坦率，与此同时，又非常地矜持、刻板。
“等等。”她说。
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先确定。这件事儿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火车能不能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在闹天花？”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庄重地，尽管也是谦恭地点点了头，走了。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这辈子，索菲娅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她吃过的任何有可能损伤大脑的药物，在发生作用以前，就先把她送进了睡眠状态。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的是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开始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高人一等，因为她自己能提着行李爬上了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逃过了一阵强烈咳嗽，感觉到心脏的挤压，于是多多少少，没有再注意喉咙了。
但是，不止这些。仿佛她的心脏在继续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感觉持续到心脏越来越轻，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出了她的心头。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情歌里的灾难，只不过是场古老的传说而已。她自己的人生，创伤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事件，想法，得到了一阵阵的清晰领悟，如同透过一块变形玻璃看，一切都有了新的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经验。那时候她十二岁，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巴利比诺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写的书。他觉得她的父亲是位有炮兵知识的老将军，也许会对这书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突然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开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看懂了。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几乎是吻合的。她得以因此闯进了这种崭新的、喜悦的语言之中。
那时候，她尽管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地惊奇。
这样的发现时有发生。数学是大自然的礼物，正如北极光。它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存在。它不会和论文混在一起，不会和奖赏混在一起，也不会和同僚混在一起，更不会和毕业证书混在一起。
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前，列车员把她叫醒了。她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五。”
“太好了。好。我赶得上演讲了。”
“注意你的身体。女士。”
两点钟，她准时站在了演讲台的后头。她的演讲才华横溢，一气呵成，没有咳嗽，也没有疼痛。微弱的嗡嗡声在她的体内游走，仿佛在发电报。不过，没有影响她的嗓音。她的喉咙仿佛自动痊愈了。做完演讲，她回家换了衣服，坐出租车赶赴一场接待酒会。酒会在基尔德家，她的精神很好，生气勃勃地聊起了她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印象，不过没有提回瑞典的旅途。然后，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走到了外头。她的脑海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热烈的、异想天开的念头，她没法再说话了。
天色已黑。雪花飘落。一丝风也没有。一盏盏街灯放大，大得像一个又一个圣诞球。她找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看见。一辆小巴士经过，她挥手叫停。司机告诉她这不是车站。
“不过你还是停了。”她不在乎。
她不熟悉斯德哥尔摩的路，所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她笑了，和司机解释，他让她下了车。她穿着酒会的礼服，便鞋，披着披风，穿行在雪中，走回家。人行道上奇异地寂静，洁白。她走了大约有一英里，很高兴地发现自己毕竟是识路的。她的鞋已经泡湿了，但她没觉得冷。她想大概是因为没有风的缘故，还有，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以前从未体验过的销魂状态。不过以后肯定能得到的。说起来老套，但是这时候的城市真的像一座童话里的城市。
第二天，她躺在了床上，给同事米塔——列夫勒送去了便条，请他叫他的医生去看她，因为她没有医生。他自己也来了。在这场漫长的会面之中，她兴奋地告诉他她在计划一项新的数学研究。这项计划更加地雄心壮志，更加地重大，更加地完美，和此前她所有的想法相比。
医生认为问题是她的肾，给她留下了一些药。
“我忘记问他了。”医生走了以后，索菲娅说。
“哥本哈根有没有疫病？”
“你做梦了吧。”米塔——列夫勒温和地说，“谁跟你说的？”
“一个盲人。”她回答。然后，她说：“我是说善良。一个善良的人。”她的手不停地比划，仿佛觉得比划要比语言更为清楚。“我的瑞典语啊。”她说。
“等你好的时候再说吧。”
她笑了笑，看起来很难过，她重重地说：“我的丈夫。”
“你订婚了？哦，订婚也不算是你丈夫呀……我是和你开玩笑呢，你想叫他来吗？”
不过，她摇了摇头。她说：“不是他。波斯维尔。”
“不，不，不。”她飞快地说，“另外一个人。”
“你需要休息。”
特雷莎·古尔登和她的女儿埃尔莎来了，还有艾伦·凯。她们轮流照顾她。米塔——列夫勒离开之后，她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还是滔滔不绝，不过没有再提丈夫。她谈起她的小说，谈的是她回忆在巴利比诺度过的青春的那本书。她说她现在能写得更好了，她开始描述一个新故事。她混乱了，她在笑，因为她觉得没办法解释清楚。生命中有往复的运动，她说，有悸动。她希望这一回写的时候，她能发现发生的是什么。某种隐藏的东西。虚构的，但又不是。
她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她笑了。
她脑子里涨满了各种理念，她说，有着全新的外延和重要性，但却如此自然和不证自明，让她忍不住要笑。
星期天，她的情况更糟糕了。她几乎没办法开口说话，但是坚持要看馥馥穿一穿她去参加儿童聚会时要穿的衣服。
那是吉普赛风格的装束。馥馥穿着这套在母亲的床前跳舞。
星期一，索菲娅叫特雷莎·古尔登来照顾馥馥。
这天的晚上，她感觉好一些了。为了让特雷莎和艾伦休息，请来了一个护士。
凌晨时分，索菲娅醒了。特雷莎和艾伦被从睡梦中惊醒，她们叫醒了馥馥，让孩子最后见见还活着的妈妈。索菲娅只能说一点话了。
特雷莎觉得听到她说：“幸福过了头。”
大约四点钟，索菲娅去世。尸体解剖将会显示，她的肺已经完全被肺炎摧毁，心脏的毛病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正如大家所料，她的脑容量巨大。
博恩荷姆的医生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的死讯，并没有觉得意外。他偶尔会有预感，这对于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是种困扰，而且也不一定可靠。他曾想过，只要躲过哥本哈根，也许就能保住她。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吃了他给的药，药是不是带给了她些许安慰，正如在他需要的时候，药物曾给予他安慰。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葬于斯德哥尔摩当时被称为新公墓的地方。依然寒冷的某天下午三点，默哀的人和旁观的人呼出的气流，在严寒的空气中结成了浮云。
魏尔斯特拉斯送来了月桂花圈。之前，他和他的妹妹们说，他知道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他之后又活了六年。
她去世前，马克西姆接到了米塔——列夫勒的电报，从博利厄赶来，他抵达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在她的葬礼上发言。他用的是法语。他提起索菲娅，更像是提起一位他相熟的教授。他代表俄罗斯对瑞典表示感谢，感谢瑞典给了她作为一个数学家谋生的机会。（以一种相称的方式应用她的知识，他说。）
马克西姆没有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允许返回他的祖国，在彼得堡授课。他成立了俄罗斯民主改革党，他的立场是支持君主立宪制。沙皇派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列宁却公然抨击他是个反动派。
馥馥在苏联从医，逝于20世纪50年代。她对数学没有兴趣，她说。
索菲娅的名字给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