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我醒来时还在床上。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但事实确是如此。当我足够清醒，意识到我身在何方时，我觉得我像在大斋节期间睡下的，而现在已是圣诞节。这时我看到福尔莫大夫站在我的床边。
我对他笑了笑。“您好，大夫，您成了这儿的家庭医生吗？”
他也对我一笑。“我是顺路过来看看昨晚打到你身体里的东西，今天效果如何。显然——”
“什么？哦，对了，天哪，”我突然发觉一室光明，“几点了？”
“差一刻十二点。”
“不！”我扭动身子想要看表，“真要命！”我腾地坐起来，有人把一千个碎冰锥扎进了我的脑壳，“啊，天哪。”我用手扶住头，想慢慢挪动。我问福尔莫：“这是什么——我的头吗？”
他大笑。“会好的。”
“是呀，可你没说什么时候。哇哦！沃尔夫先生在楼下办公室吗？”
他点点头。“我上楼前跟他聊了聊。”
“都中午了，”我慢慢站起来，“小心，我会撞到你。”我朝卫生间走去。
我开始打香皂，他走到卫生间门口说关于我的早饭，他已给了弗里茨医嘱。我说我不想要什么探嘱，我想要火腿和鸡蛋。他又大笑，走了。听到他笑，我很高兴，因为如果我的脑袋里真的有碎冰锥，他，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把冰锥取出来，而不是取笑我。
我尽快使自己清醒过来，洗澡，换衣服，下楼，精神还不错，就是得扶着栏杆。
沃尔夫坐在他的椅子里，抬头说早上好，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觉就像两只孪生小马驹，然后走到我的桌边。他说：
“但是，阿奇，说真的，你不该卧床休息吗？”
“不，不仅该起床，而且早该起了。你了解我，我是好动的人。”
他的脸颊现出皱纹。“而我，当然是个超级好坐者。这种角色对换真是有意思。昨晚你从布朗克斯河旅店坐车回家时，有十多英里，脑袋一直枕着我的腿。”
我点点头。“很有意思。我早就跟你说过，沃尔夫先生，你付我工资，一半是让我干活，一半是让我听你夸夸其谈。”
“你的确说过。如果我当时没答复你，现在就给你个回答——算了，我们另找时间增进感情吧，该干正事了。你能先记笔记吗，午饭再吃东西？好，我今天上午和莫利先生，还有地方检察官本人通了电话。都安排妥了，今天下午两点半我可以去‘墓地’看望蔡平先生。你还记得吧，星期六晚，我正要向你口述保罗·蔡平的自白书，就被弗雷德·德金的电话打断了，这事就耽搁下来。请你翻到那一页，我们继续。两点之前必须打好。”
结果我不仅没吃到我所渴望的火腿和鸡蛋，甚至没能与沃尔夫和希巴德一起共进午餐。快一点钟，他才念完，然后我还得打出来。不过当我的胃由空变为真空——反正就是比空还要空时，我让弗里茨把热鸡蛋三明治、牛奶和咖啡摆到了我的桌上。这份文件能打正确就不错了，这份保罗·蔡平要在上面签字的文件。我的脑袋已意识不到拼写和标点的重要，只能慢慢来，仔细打。我还浪费了三分钟时间打电话给车库，让他们把轿车开过来。我当然以为我得为沃尔夫开车，可他们说已接到沃尔夫的指令，包括配一名司机。我想或许我该为此而生气，但决定就这么算了。
沃尔夫的午饭吃得挺快——当然是对他而言。差一刻两点他来到办公室时，我刚刚打好文件，正要把三份副本装进棕色文件夹。他拿了副本装在兜里，让我拿出笔记本，记录下午我要做的事。他解释说他从车库要了一位司机，因为我得忙着干别的。还说以防有客人来，他已让希巴德保证整个下午都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吃晚饭。希巴德吃过午饭就回房了。
弗里茨来到门口说轿车已到，沃尔夫告诉他几分钟就好。
我对沃尔夫的沉着果敢有了新的认识，他已经安排当晚九点在办公室召集“白羽毛联盟”成员，一切基本就绪。可他还没见到蔡平呢！当然也许朵拉已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白书里提到的两点细节，但要在虚线上签名的不是朵拉，而是她那身材矮小、长着浅色眼睛的瘸丈夫。还好沃尔夫没把这差事交给我，尽管这意味着他在两天之内出门两次，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他已付诸行动，星期六晚我们回家后，他就给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打了电话，今天一大早，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又接着打电话，会议在筹备中。我要立即办的就是继续联系其它人，最好电话联系，尽量让他们都参加。
临出门，他又给了我项更急的活儿，让我马上去见伯顿夫人，问她两个问题。我建议打电话，他说不行，如果能见到女儿和女佣就更好了。弗里茨站在门口，拿着他的外套。沃尔夫说：
“差点儿忘了，我们的客人会口渴的。弗里茨，放下外套到这儿来，让我们看看都需要什么。阿奇，如果不介意，你快出发吧，三点之前得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弗里茨，上周我注意到卡伯特先生喜欢埃尔默苏打——”
我走了，到车库取车，冰冷的空气在我的肺里熠熠生辉。我把车开出去，仔细检查一番，找不到一道划痕，就是那时，我开始思考奇迹问题。我又上了车，向城里开去。
我为沃尔夫捏着一把汗。我觉得他把事情安排得如此仓促紧凑是不理智的。不错，安德鲁·希巴德的承诺当晚就到期了，但也许能说服他延长，何况是否把他作为噱头在会上推出显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不过沃尔夫就是这样，他可等不及自白书稳落袋中。那种姿态，那种对运气嗤之以鼻的姿态的确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面。关于沃尔夫，还有许多事情我都无法装明白。不管怎样，没有哪项法令禁止人们担心，可想想如果保罗·蔡平犯了倔，那晚的会议将如何收场，对我的脑袋也真没什么好处。去九十街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这些事。
沃尔夫说了我要问伯顿夫人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伯顿大夫是否在星期六晚六点五十分到七点之间给保罗·蔡平打电话让他来见他？
第二个问题要复杂些：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有一双灰色手套放在伯顿家门厅的桌上，靠近室内门那一端。从那时起到七点二十分，房里是否有人挪动了手套？
我挺幸运，所有人都在。管家让我在客厅等，伯顿夫人来这儿见我。她满脸病容，一袭灰衣，衬得脸色更难看了，但她的脊柱依然挺直。第一个问题用了大约九秒，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以后，伯顿大夫没有打过任何电话。第二个问题就要多费些时间了。不可能是库尔茨夫人，因为那时她不在。女儿是在六点三十分离开的，似乎也不可能，但我还是让伯顿夫人把她叫过来，以便确证。她来了，她说没把手套放在门厅桌上，也没在桌上看到什么手套。伯顿夫人大约六点回来，直到七点三十三分听到枪声，才又跑到门厅。她说她没把手套放在桌上，也没动过什么手套。她叫罗斯来。罗斯来后，我问她，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二十分是否从门厅桌上拿走了一副手套。
罗斯不看我，却看着伯顿夫人。她犹豫片刻后说：“没有，夫人，我没拿那副手套，但蔡平夫人——”
她停下来。我问道：“你在那儿看到手套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我去给蔡平夫人开门时。”
“蔡平夫人拿走了那副手套吗？”
“没有，先生，她把手套拿了起来，我就是那时注意到手套的。她把手套拿起来，又放下了。”
“你后来没回去拿手套？”
“没有，先生，我没有。”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了。我谢过伯顿夫人，告辞了。我本想告诉她次日中午之前我们就能给她确切消息，或许她会感觉好些，又一想，沃尔夫已经替我们公司作了许多预测，我还是省省吧。
回到办公室已经三点多了，我赶快打电话。我这儿有八个名字，都是沃尔夫没联系到的。他给我讲明了方案，在把账单寄给我们的客户之前——就是在备忘录上签名的那些人——我们得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解释清楚，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再次说明了沃尔夫的沉着果敢。我们的客户清楚得很，是警察以谋杀伯顿罪逮捕了蔡平，我们与此事的关系就和图书馆前的狮子一样。但我同意这方案不错，反正目的就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来。
联系工作进展顺利，刚刚半小时，我就搞定了八人中的五位。差一刻四点，我正要在电话簿里查“演员俱乐部”的电话，好找到罗兰·厄斯金，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是沃尔夫。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哼哼，看看，聚会没戏了。但好像不是这样。他对我说：
“阿奇，伯顿夫人那儿运气如何？”
“都是否定的。伯顿没打电话，也没人拿走什么手套。”
“但也许女佣看到手套了？”
“哦，这你也知道。她看到了，她看到蔡平夫人拿起手套，然后又放下。”
“好极了。我打电话是因为我刚许下诺言，想立即兑现。把蔡平先生的盒子从柜子里拿出来，仔细包好，送到他的寓所，交给蔡平夫人。你回来时，我应该也到家了。”
“好的。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什么惊人的。”
“我可没指望听到什么惊人消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吧：自白书签了还是没签？”
“签了。”
“真的签了？”
“真的。我差点儿忘了，把蔡平先生的盒子包起来之前，你先拿出一副手套，灰色皮手套，保存好。请你立即把盒子送给蔡平夫人。”
“好的。”
我挂上电话。这肥佬干成了。真不知道他从朵拉·蔡平那里搞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当然蔡平已经在“墓地”了，面临一级谋杀的指控，这对沃尔夫有利，但我还是很佩服他。我得说那瘸子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家伙，除了新罗谢尔的那位香水推销员，他以前常把小猫淹死在浴缸里，有一天，错把他妻子淹死了。我真想看到沃尔夫是怎么对付蔡平的。
沃尔夫说了“立即”，因此我先把那三位受害者放在一边，包好盒子，开车到了佩里大街，之前已遵命拿出一副手套放在我的抽屉里。我把车停在二〇三楼对面，下了车。我已想好了如何投递这个包裹。我进楼找到电梯工，对他说：
“把这个包裹送给五层的蔡平夫人，回来后我给你二十五美分。”
他接过包裹说：“昨天那警察发现你走了，气得暴跳如雷。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快去吧，先生。”
他走了，回来后我给了他二十五美分。我问他：“我没弄坏电梯上的什么东西吧？拉杆不灵了。”
他给出了十六分之一英寸的笑容。“拉杆当然不灵。不，你没弄坏。”
就这样我替沃尔夫兑现了承诺，送了包裹，也没让自己冒不必要的风险，比如被请进去喝茶什么的。才花了二十五美分，太便宜了。
我到家时，沃尔夫已经回来了。我在门廊就知道了，他的帽子和外套都在。四点多，他肯定在楼上和那些植物在一起。他这么满世界地乱跑，搞得我很紧张。去办公室之前，我先上了三楼。快一周了，对这些兰花，我顶多是瞥一眼。沃尔夫在热带室，正在查看有无蚜虫，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肯定是发现了一些蚜虫。我站在那儿等，很快他转身看到了我，那眼神仿佛我就是一只蚜虫，或者我的身上爬满了蚜虫。没什么好说的。我下楼接着打电话。
剩下三位我只能找到其中两人，哪儿都找不到罗兰·厄斯金。就是这样，我们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波士顿发来电报，说科拉德和盖恩斯能出席，莫利森正从纽黑文赶过来。我怀疑即便我当时没躺在床上，沃尔夫也会自己打这些长途电话的。
和往常不同，沃尔夫没从温室直接到办公室，他显然先回房了。当他在六点半重新出现时，拉着一大摞书，我看清了都是保罗·蔡平的小说。他把书放在他的桌上，坐下，按铃要啤酒。
我告诉他蔡平夫人已经收到盒子，然后给他念我下午在伯顿夫人那儿做的记录。他告诉我晚上要做的事，我都一一记下。他喜欢把什么都写下来。接着他开起玩笑来，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我一直彬彬有礼地听着。晚饭在即，我想也该听听门厅桌上的那副手套有何神秘之处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同意了。
他说：“这多亏了蔡平夫人。她还提供了一些其它信息，但这条是最有意思的。你知道，她到伯顿家时是六点半。那位叫罗斯的女佣给她开的门。她经过门厅时，看到桌上有副手套，就停下脚步拿起来。她说她是要拿进去给伯顿夫人，但我猜她是想给她丈夫重新整个珍宝盒，这不算冤枉她。她把手套又放回桌上，她所说的原因证明了我的猜测。她给出了两点原因：女佣回来了正看着她，而且这副手套似乎比她见到的伯顿夫人戴过的手套都沉一点。反正她把手套就放那儿了。但当她再次走过门厅要出去时，手套不见了。那时她是一个人，她本想再看一眼那副手套，以证实到底是不是伯顿夫人的，她还往周围看了看，但手套没有了。”
“我明白了。这证明她没杀伯顿。”
“的确如此。而且还证明了谁是凶手。虽然看起来没必要，但如果要用事实证据来还蔡平夫人一个清白，那么七点半时，她在公园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路口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了，何况门房和门童都可能看到她在事发前离开大楼。不过这些应该都没什么必要。”
“嗯。我想你是以兰花换取了她的信任吧。”
“没有。不过我的确答应送她几盆。记下来，明天就送。我是以真相换取了她的信任。我告诉她如果她丈夫被判谋杀罪，我将损失几千美元。你看，结果如何——几点了？好。她本以为——蔡平本人也这样想——她以为蔡平落到这份田地都是因为我。蔡平不知道我和他的朋友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还以为是我给他下的套。他见过我的形象，当然不会认为我会亲自去门厅表演杂技。你知道是谁干的吗？你。没错，人是你杀的，我只是幕后策划。蔡平夫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她才抓住时机，趁你和皮特尼·斯科特睡得正香，翻了你的衣兜，拿走他的帽子和夹克，坐下写张便条，然后把出租车开到这儿来。她在门口把信封交给弗里茨，就回到了车里。便条简洁明了，我可以照原话背出来：‘如果你不上我的出租车，跟我走，阿奇·古德温两小时后就归天。’她在便条上签了名：朵拉·蔡平。直率，令人佩服。我之所以决定得有所行动，是因为看到了信封里的那只皮夹，你好像很喜欢那只皮夹。”
他停下来喝啤酒。我咕哝了几声，我觉得得说些什么，但我能想到的就是：“对，我喜欢。你还留着吗？”
他点点头，接着说：“这段插曲最惨的就在于蔡平夫人关于何为遥远隐秘的浪漫想象。反正我也同意跟她走，中央公园角落里的一片小树林对她来说就够了，这个疯狂的笨女人却一路颠簸，把车开到城外。我后来得知，她是想把车开到长岛海湾边一片偏僻的树林，她和她丈夫去年夏天曾去那儿野餐。我再也受不了了，摇下隔着我们的玻璃，冲她的耳后大声喊，如果她不在三分钟内停车，我就要向路过的每一辆车和遇到的每一个人求救。她被说服了，把车拐到支路上，没多久，就停在了一片树林里。
“有意思的是，她居然带着武器。一把菜刀！哦对了，她上星期三向我们展示的刀法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丈夫不同意。那时，这场游戏还是要让他的朋友们以为蔡平先生是个危险人物、是杀人犯，还不能让他们找到证据给他安什么罪名。他已经怀疑我可能会发现真相，他妻子血淋淋的脖子就是个障眼法，不过这是她的主意。唉，她不会真的以为用一把刀就能杀了我吧，不够长，砍不到要害。我想她没枪，也许是因为她像我一样对枪不信任，也许她只想逼我认罪，当然她还可以利用我对你的安危的担心。不管怎样，她的目的是要逼我说出如何耍阴谋诡计给她丈夫下套。我还得写下来，她带着纸笔呢。如此留意细节，我开始喜欢她了。”
“好。然后呢？”
他喝了口啤酒。“没什么了。你知道我是个话痨，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她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不喜欢被打扰。如果那天能看到她是如何在脖后用刀的就好了，我敢担保是像割牛排那样。向她解释清楚后，我们讨论了一番。那时，似乎没必要在那个冰冷而阴森恐怖的地方继续我们的谈话了。我已经了解到你的情况。她似乎很难确定往你的咖啡里加了什么作料，我想最好马上打个电话，不能再耽搁了。啊！希巴德先生，这漫长的午后还能忍受吧。”
希巴德走进来，看上去有点头晕眼花，还打着我的棕色领带。后面跟着弗里茨，宣布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