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我的智力进行审判，不论是蔡平案还是别的案子，我在被告席上还从未显得如此愚钝。出门上车时，尽管我脑子里对怎么看住他已有各种解释，却丝毫猜不出沃尔夫通过反省他的罪愆到底得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结论。自打离开办公室，我就不猜了。经反复考虑，我认定他是个傻瓜——我都跟他说了克拉默找那探子谈过——但管他是不是傻瓜，别跑题了。
开车到了佩里大街，我把车停在距咖啡馆五十英尺的地方。我早想好该怎么办了。鉴于我已知道那“粉子”对外交途径的反应，采用劝说的方法是不实际的，是浪费时间。我走进咖啡馆，瞟了一眼。“粉子”不在，当然，距离他的喝汤时间还有将近两小时。我回到街上，四处张望，走了整整一街区，到了下一个拐角，既没看见“粉子”，也没看见弗雷德·德金，或任何貌似市局侦探的人。我走回来，径直进了咖啡馆，跟刚才一样。这可不太妙，我寻思道，空无一人意味着这些猛兽出去追踪猎物了，这猎物也许会在外面吃饭，看场演出，半夜才回家。我在这儿替弗雷德吃熟食三明治，沃尔夫在家等着看他的结论正确与否，很不错嘛。
我开车围着街区转，重新找个更有利于观察的位置，坐在车里等。天快黑了，天黑了，我还在等。
快六点时，开来一辆出租车，停在二〇三楼前。我想看看司机是不是皮特尼·斯科特，结果不是。从车里出来的，竟是那瘸子。他付了车钱，一瘸一拐地进了楼，出租车开走了。我朝四周看了看——街道，便道。
很快，我就看到弗雷德·德金从拐角处走来。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下车，站在路灯旁，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又回到车里。两分钟后，弗雷德走过来，我挪了挪给他腾地方。
我说：“如果你和市局的那个探子想打一辆车省钱，没关系，只要不出什么事儿，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德金笑了。“啊，算了吧，整个部署不过是个笑话。我要不是需要钱——”
“好吧。你拿钱，我来笑。‘粉子’在哪儿？”
“哦？别跟我说你又在找那矬子！”
“他在哪儿？”
“就在附近。刚才他跟在我们后面——他在那儿，瞧，去咖啡馆了。他一定去了十一街，想碰碰运气。现在他该填肚子了。”
看到他走进去，我说：“好吧，听着，给你的笑话再添点儿作料。你和那市局的探子是朋友吧。”
“嗯，一般。”
“去找他。街角那个小铺卖啤酒吗？好，带他去那儿解解渴。给你报销。我的车离开咖啡馆之前，缠住他。我要带‘粉子’兜兜风。”
“不，我要遭报应的。把他的领带留给我。”
“好的。动起来，走吧。”
他下车走了，我坐在车里等。没多久，我看到他和那探子出了洗衣店，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踩油门，换挡，开车走了。这次我就停在咖啡馆前，下车走了进去。周围没警察。
“粉子”在，同一张桌子，似乎还是同一碗汤。我瞟了一眼别的顾客，坐在凳子上的人，没什么好怕的。我走到“粉子”的旁边停下。他抬头说：“哦，他妈的！”
再次见到他，我想，没准儿沃尔夫是对的。我说：“走，克拉默探长要见你。”我从一个兜里掏出手铐，从另一个兜里掏出我的自动手枪。
一定是我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他产生了怀疑，我得承认这矬子还真有种。他说：“我不信，他妈的，给我看你的警徽。”
我可没工夫跟他废话。我抓住他的领子，揪他起来，铐上手铐，一点遮掩都没有。我对他说：“走。”我听到柜台那儿有人嘀咕了几声，但我没回头。“粉子”说：“我的外套。”我从衣钩上一把拽下外套，搭在我的胳膊上，拉他走了出去。他没反抗，没像一般人那样藏手铐，而是把手放在胸前。
唯一的风险就是碰上位乐于助人的警察，我的车可不是警车，但我只看到了好奇的老百姓。我把他带到车边，打开门，推他进去，随即也上了车。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以防需要马上离开。我开车直行，到第七大道向北转。
我说：“现在听好，有两件事要告诉你。第一，放心，我是带你去三十五街，拜访尼禄·沃尔夫先生；第二，你就是嚷嚷，也得去那儿，只不过更快，而且没意识。”
“我不想嚷——”
“闭嘴。”我心里笑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换了角色。
晚高峰已到，车排起了长龙，到西三十五街用了很长时间。我把车停在房子前面，让我的乘客坐好，下车，转过去给他开门，放他出来。我尾随他上了台阶，用我的钥匙打开门。点头示意他进去。我摘帽子、脱外套时，他也要摘帽子，被我制止了。我带他进了办公室。
沃尔夫手拿空啤酒杯坐在安乐椅里，看着泡沫干后留下的印记。我关上办公室门，停住脚步，矬子却接着往前走，直奔桌子。沃尔夫看着他，微微点点头，又看了看他。突然，他对我说：
“阿奇，摘下希巴德先生的帽子，取下手铐，给他搬把椅子。”
我照做了。看来这位先生即是沃尔夫所需的第二条事实，很高兴为他服务。他伸手让我替他取下手铐，似乎有些勉强。我看了一眼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我把椅子搬到他身后，他突然坐下，用手捂住脸，就那么待着。沃尔夫和我看着他，如果他看到我们，也许会认为沃尔夫和我理应对他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对我来说，他就是一块我找了好几个月的最棒的火腿肉。
沃尔夫冲我点点头，我去橱柜前倒了杯烈酒，拿给他。我说：
“来，喝点儿这个。”
他终于抬起头：“是什么？”
“一杯他妈的黑麦威士忌。”
他边摇头边伸手去接那杯酒。我知道他喝了些汤，没什么大事。他喝下半杯，咂咂嘴，又喝了半杯。我对沃尔夫说：
“我让他戴着帽子进来，好让您看到他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只是见过他的照片，而且都说他已经死了。我想跟您说，能逮住他，这很好，但现在以及今后任何时候都无须评论什么。”
沃尔夫没理我，对矬子说：“希巴德先生，您知道新英格兰的旧俗吧，将怀疑是女巫的人扔进河里，如果她淹死了，她就是无辜的。我个人认为一大杯烈性威士忌恰恰是个相反的实验：能喝下去，证明您什么都敢干。古德温先生没真的对您动手吧？”
希巴德看着我眨眨眼，又看着沃尔夫眨眨眼，清了清嗓子，两次，轻松地说：
“其实我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这十一天，我的压力大极了。以后——以后还会有压力。”
“希望不会这样。”
希巴德摇摇头。“会的，上帝啊，帮帮我，一定会的。”
“您现在向上帝祈祷了？”
“修辞而已。作为一种依靠，我从未离他这么遥远。”他看着我，“能再来点儿威士忌吗？”
我给他拿来威士忌。这次他小口啜着酒，咂咂嘴说：“这是种解脱。威士忌也是，当然。不过我是特指这种重新开口说话的机会。我距离平流层中的任何神祇都更加遥远了，但距离我的同类更近了。我要坦白，沃尔夫先生，对您坦白与对别人坦白都一样。这十一天，我装成无赖所学到的要比我有生以来，这四十三年所学到的都多——”
“哈伦·拉希德——”
“不，抱歉，他是找乐，我是保命。起初，我只想保住自己的命，后来我明白了很多。比如，如果您现在对我说三周前的那些话，即您想毁掉保罗·蔡平，以使我不再怕他，我会说：‘当然，务必去做，我该付您多少钱？’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之所以会持那种态度，完全是出于一种比惧怕死亡更甚的恐惧，即惧怕为保住我的性命而承担责任。您不介意我这么絮叨吧？上帝呀，我太想说话了！”
沃尔夫咕哝道：“这房间经受得住。”他按铃要啤酒。
“谢谢。这十一天我认识到，要说心理学是门严谨的科学，纯属诳语。所有笔下及付梓的文字，除聊解乏味外，均为无稽之谈。我曾亲手给一个将要饿死的孩子喂饭；曾看到两个男人恶拳相向，直到鲜血横流；曾见过男孩子勾引女孩子；曾听到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讲——在公开场合而且是现身说法——那些我觉得只有读过哈夫洛克·艾利斯的书的学者才知道的事；曾观察饥饿的工人在咖啡馆里吃饭；曾看到街上的小混混从排水沟里捡起一朵凋谢的水仙。跟您说，人们率性而为的那些事，真令人啧啧称奇。我都当了十七年的心理学讲师了！该死！能再来点儿威士忌吗？
不知道沃尔夫是否需要他保持清醒，反正没看到他做任何警告手势，我过去又给他斟满酒。这一次，还给他倒了些碳酸饮料，他先喝了口饮料。
沃尔夫说：“希巴德先生，对您的教育，我很着迷，一定要从头听到尾，但我能不能先插一两个问题？首先，我得反驳您，我注意到在您的十一天教育开始之前，您的教养足以使您将自己乔装改扮，简单而有效，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尽管所有警力——以及另外一两人——都在找您。干得真漂亮。”
饮料气冲到了心理学家的鼻腔，他捏住鼻子。“哦不，凭感觉而已。最重要的准则当然是化装如同未化装。我最得意的是领带和脸上的抓痕。脏话，恐怕我说得不太好，不该学这个。最大的失误就是牙齿，真不该在牙上贴金片，除了牛奶和汤，几乎什么都吃不了。当然，一旦出场，只能继续。这身行头，我很得意。”
“的确，行头，”沃尔夫上下打量着他，“太棒了，从哪儿搞的？”
“格兰德街的一家二手货店。我在地铁站的卫生间换了衣服，这样去下西城租房时，我就有符合身份的行头了。”
“您把您的第二只烟斗落在了家里。太有才了，钦佩，希巴德先生。”
“我是绝望了。”
“绝望的傻子还是傻子。绝望的您打算怎么办？您的冒险是否想达到什么理性目的？”
希巴德得想想。他喝了口威士忌，用饮料冲下去，又灌一口威士忌。终于，他说：“所以帮帮我，我不知道。我是说我现在不知道。当我离开家时，当我开始此次历险时，我觉得驱动我的就是恐惧。说起那出惨剧，二十五年前的那出惨剧对我的影响，话可就长了，而且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某些方面，我过于敏感，我想我现在还那样，有合适的场景，一定会表现出来。我开始倾向于环境学派了——听说过这词吗？返祖现象！不管怎样，我为恐惧所笼罩，只能感觉到一个愿望，就是靠近保罗·蔡平，将他置于我的眼皮底下。此外别无他策。我想盯着他。我知道不论我告诉谁——甚至伊芙琳——都有可能使他找到我，所以我做得很绝。但最近这几天，我开始怀疑在我的某道脑沟里，在我深藏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要杀死他的愿望。当然，是愿望就有意图，不论这意图多么模糊不清。我相信我是想杀死他。我相信我在朝那个方向走，现在还在走。我不知道与您这样谈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要对我产生某种影响。”
“我想您会明白的，”沃尔夫喝干了他的酒，“想必您还不知道蔡平先生给您的朋友们寄了首诗吧，诗中明确说他敲碎了您的脑袋，把您杀了。”
“哦，是的，我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谁告诉您的？”
“皮特。皮特尼·斯科特。”
我咬牙切齿，恨不得咬自己一口。又一个机会没抓住，就因为我轻信了那瘸子写的警告。这时沃尔夫说：
“这么说，您还是留了座桥的。”
“不，是他自己搭的桥。我到那儿的第三天，就迎面撞上了他，运气不好，他当然认出了我，”希巴德突然停下，脸色有些苍白，“天哪——哈，又一场幻梦——我以为皮特……”
“您没看错，希巴德先生，继续做您的梦，斯科特先生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是古德温先生的好眼力，加之我的敏感，把您挖了出来。请您接着说，如果您知道蔡平先生寄了那首诗，满纸谎言地夸耀杀了您，您又怎能将他视为刺客，如此看重他？如果您知道他的这次谋杀，最后这次，不过是说大话……”
希巴德点点头。“您的逻辑的确很清晰，但逻辑与此无关。我不是要写什么科学论文。这后面有二十五年……还有比尔·哈里森，尤金·德雷尔……还有那天保罗在法庭上……我当时在场，为他的小说的心理学价值作证。就是皮特·斯科特给我看那首诗的那天，说我如何透过我的血拼命吸吮空气，就是那天，我发觉我想杀死保罗，如果我想这样做，我就有这意图，否则我在那儿到底要干什么？”
沃尔夫叹了口气：“真遗憾。那些不太仁慈的情感躲在后面指手画脚，总让我怀疑人在义愤填膺时，理智是否已完全放弃支配权，更别提那些狂乱的毫无意义的摇摆了。希巴德先生，雇我将蔡平先生绳之以法，这念头在三周前还令您深恶痛绝，如今您却决定亲手杀死他。您确有此意图？”
“我想是的，”这位矬子心理学家将威士忌酒杯放在桌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这么做。我不知道。我有此意图。”
“您装备好了？有武器吗？”
“没有。我……没有。”
“您什么？”
“没有。说白了，他在身体方面，是弱者。”
“是呀，”沃尔夫脸上的明暗有所变化，脸颊上的皱纹开始显露，“您可以空手把他撕成两半，撕成颤抖的血淋淋的碎片——”
“也许我会，”希巴德打断了他，“我不知道您这样嘲笑我是出于无知，还是有什么企图。您该知道绝望就是绝望，尽管有理性监视它、控制它，使它不至于歇斯底里。我的身体条件不足挂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的心智也已经颓丧，竟会嘲笑滋养它的血液，但尽管有诸多不宜，我仍可以杀死保罗·蔡平。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能以我的本来面目说话是种解脱，为此我得感谢您。我想我需要把我的决心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够听到这些话，对我有好处。现在我希望您能让我离开，当然，只有得到您的许可，我才可以继续我的计划。您干扰了我，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但没理由——”
“希巴德先生，”沃尔夫冲他摆了摆食指，“对不起，最委婉的拒绝方式就是不让别人提出请求。不要提——请等一等。有些事您要么不知道，要么没想到。比如，您知道我和您的朋友们达成了协议吗？”
“知道。皮特·斯科特告诉我了。我不感兴趣——”
“但我有兴趣。事实上，目前除了这件事，我对别的没有丝毫兴趣，对您最近养成的暴力倾向当然也没兴趣。而且，您知道吗，在那儿，在古德温先生的桌上，正是蔡平先生写那些血淋淋的诗句的打字机。不错，就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我们做了笔交易，您知道吗？我已准备将蔡平先生的辩辞查个底朝天，尽管他不乏病态的勇气。您知道吗？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就准备向您和您的朋友们提交蔡平先生对自己所犯罪孽的自白书，使你们不再焦虑，心满意足。”
希巴德盯着他，喝干一直拿在手中的半杯威士忌，放在桌上，又盯着他。“我不信。”
“您当然信。您只是不想相信。很抱歉，希巴德先生，您得重新适应语言的世界、妥协的世界和良好举止的世界。我很乐意——什么？”
他停下来，看着出现在门口的弗里茨。沃尔夫看了一眼表，七点二十五分。他说：“对不起，弗里茨，我们三人吃饭，八点，可以吗？”
“好的，先生。”
“好。我刚才说到，希巴德先生，我很乐意帮助您，使您的适应过程尽量愉快，这也是给我自己方便。我所对您说的都是事实，不过要做到最后一点，还需您的帮助。我提到了二十四小时。希望在此期间您能在我这里做客。可以吗？”
希巴德摇摇头，很坚决地说：“我不信。也许您搞到了打字机，但您不像我那样了解保罗·蔡平。我不信您能让他坦白，这辈子他都不会。”
“我向您保证，我能做到。不过还是让事实证明吧。您能在这儿待到明晚吗，而且不和任何人联系？亲爱的先生，跟您讨讨价吧。您刚才要向我提请求，现在我来提我的。尽管我肯定二十四小时就够了，但以防万一，我们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您同意在这个屋檐下待到星期一晚上，断绝外界联系，我保证，如果到那时我没有兑现承诺，给蔡平案画上句号，您尽管重新踏上古怪难测的冒险之路，不必担心我们会出卖您。是否需要我写份备忘录，注明我们的决定和谅解？”
沃尔夫话音刚落，希巴德莫名其妙地一阵狂笑。一个矬子发出这样的笑声可不简单，这笑声比他的嗓音要低沉，男中音，但要细些。笑够了，他说：“我在想您的浴缸是否够用？”
“够用。”
“但跟我说说——我还在学习——如果我拒绝，如果我现在走出去，您会怎么做？”
“嗯……您看，希巴德先生，时机不到，不能披露已经找到您，这对我的计划相当重要。得给蔡平先生留些惊喜，时机还得合适。想留住心仪的客人的途径很多，最温和的是说服他接受邀请，另一条就是把他锁起来。”
希巴德点点头。“看到了吧？我刚才跟您说什么了？您看到人们如何率性而为了吧？不可思议！”
“的确。去洗澡吧，如果我们还想在八点钟吃饭。阿奇，请你带希巴德先生去朝南的那间房，就在我的房间上面……”
我站起来。“那间房太潮，很久没用，他可以住我的——”
“不必，弗里茨已给房间通了风，暖气也开着呢。房间已准备停当，连花瓶里的布劳绍卡特莱丽亚兰花都准备好了。”
“哦，”我笑了，“您已准备好了。”
“当然。希巴德先生，收拾好您就下楼吧。我得提醒您，我打算证明《头脑断层》第八、九章纯属神秘兮兮的胡言乱语。我已成竹在胸，您要反驳我，就带着脑子到饭桌来。”
我和希巴德一起向外走，沃尔夫又发话了，我们转过身。“您清楚我们的安排吧，先生，任何人您都不能联系。卸了装，您肯定特想让您侄女放心，简直是难以遏制吧？”
“我会遏制的。”
得上两层楼，于是我带他乘沃尔夫的电梯。南屋的门开着，房间舒适温暖。我环视四周：床已铺好，梳子、刷子和指甲刀在梳妆台上，兰花在花瓶里，摆在桌上，卫生间里有新毛巾。对于一个纯男性家庭来说，收拾得不错。我往外走，但希巴德堵住了门。
“劳驾，您有深棕色领带吗？”
我笑了，从我的房间给他拿来一条雅致的纯色领带。
回到办公室，沃尔夫正闭目而坐。我走到我的桌边，郁闷至极，耳畔仍回响着沃尔夫说“六十五小时”时的语气。尽管我知道他是自责而非怪我，无须别人踹我腿肚子，我也明白自己简直是只无头苍蝇。我坐下，从大方向到细节，思量我的不当之处。最后我脱口而出，貌似自言自语，并不看他：
“我再也不信瘸子了，就因为我信了那封该死的警告。要不是安德鲁·希巴德已死这念头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对任何可疑之处我都会警觉。我想克拉默探长也一样，这意味着我和他同属一类。若是这样——”
“阿奇，”我一直斜眼看着沃尔夫，直到他睁开眼，他接着说，“如果你说这些是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没必要。如果你只是想强调你的虚荣，以使自己不那么郁闷，以后再干。还有十八分钟才吃晚饭，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就差最后润色了，每到这时，我心里就痒痒，急不可耐。拿出你的笔记本。”
我拿出本和铅笔。
“要三份，原件打在高级硬面纸上。日期写明天，十一月十一日——哈，停战日！再恰当不过了。标题大写：保罗·蔡平之自白，关于威廉·R.哈里森和尤金·德雷尔之死，以及一些警告及威胁诗句的创作和寄送。称那些为诗句真是高抬它们了，不过我们总得在某些地方慷慨些，就它吧。后面分几部分。隔行写，加小标题，小标题也大写。第一个小标题是：威廉·R.哈里森之死。然后，这样写——”
我打断了他。“用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来打不是很合适吗？当然，这样比较卑鄙，但也是一种诗意的姿态……”
“诗意？哦，有时是。阿奇，你的想法让我联想起蜂鸟。好吧，你可以这么做。开始吧。”沃尔夫给我念文件时，开头一般较慢，越念越快。他说道：“我，保罗·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纽约市，在此坦白——”
电话响了。
我放下本子接电话。我接电话的口吻一般是简洁而友好的。“您好，尼禄·沃尔夫办公室。”但这次，我刚说了三个字，就被耳边激动的声音打断了。那声音激动而低沉，几乎是耳语，语速快而扼要。
“阿奇，听着，快，快听我说，也许会禁止我打电话。尽快赶到这儿来——伯顿大夫家，九十街。伯顿死了。那残废朝他开枪，打了个正着。他们把他抓起来了，我跟着他——”
噪声，听不到说话。我又等了会儿，然后挂上电话，转身看着沃尔夫。我想我的表情不太平静，他却面不改色地看着我。我说：“是弗雷德·德金。保罗·蔡平刚刚向伯顿开枪，杀了他。在十九街，他的寓所。他们将他当场抓获。弗雷德请我去看这出好戏。”
沃尔夫叹口气，咕哝道：“胡说。”
“见鬼，什么胡说。弗雷德不是天才，但我从未见他把打牌当谋杀。他的眼力不错。看来跟踪蔡平还真不是个馊主意，弗雷德赶到现场了。我们让他——”
“阿奇，闭嘴。”沃尔夫的嘴唇一起一伏，从未动得这么快，十秒钟后，他说，“动动脑子。德金的话被打断了？”
“是的，有人不让他打电话。”
“当然是警察。警察认为蔡平杀死了伯顿；他会被判刑、处死，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承诺怎么办？我们完了。”
我瞪着他。“上帝呀。该死的瘸子——”
“别咒他。保住他，为了我们要保住他。车停在前面吗？好，马上赶到那儿，要快。你知道该做什么，打听清楚，把一切都打听清楚。我需要场景、每分每秒的场景、所涉及的人——我需要事实。我需要足够的事实来救保罗·蔡平。去，搞清楚。”
我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