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去门廊脱下外套和帽子，没到门口，又转身回来。
“你看，”我说，“我们的车需要活动活动。我们要是打一下午的电话，也许毫无进展。为什么不这样：你在这儿给法雷尔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能不能联系上他。我开车去费城，到那儿就给你来电话。如果你什么都没查出来，我就在当地找他。两点半我就能到费城。”
“好极了，”沃尔夫同意了，“不过，中午的火车两点钟就到费城。”
“对，我知道，但是——”
“阿奇，就这么定了吧，坐火车。”
“好吧，我想，就这样吧。”
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走路只需五分钟，因此我们可以先好好讨论讨论有哪几种可能性。我搭乘中午的火车，在餐车上用过午饭，两点零二分，我从布洛阿特车站给沃尔夫打了电话。
他收获不大，只是查出了法雷尔在费城的几位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给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电话，东跑西颠一下午，美术俱乐部、建筑杂志，还有几家报社，想从他们那里打听有没有人想建什么工程等。我开始寻思我在火车上想到的会不会还真有可能。法雷尔也许是和蔡平一伙儿的，出于某种原因，他故意用那台打字机打那封信，也许就是为了被发现，然后逃走？有没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来费城，而是去了别的地方，甚至是在一艘大西洋洋轮上？
六点左右，我竟然找到了他。我给建筑师们打电话，找了三十几位后，终于有人跟我说有位艾伦比先生发了财，还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要给密苏里的一个小镇建图书馆，这座小镇幸运地生了他，又丢掉了他。我此前没听说过这项工程。我给艾伦比打电话，他说他邀请了法雷尔先生七点钟到他家吃晚饭。
我胡乱揣了两块三明治，就赶到那儿，等他吃完饭。
法雷尔在艾伦比先生的书房见到我，当然不明白我怎么会到那儿去。我给了他十秒钟表达吃惊等情绪，然后问：“昨晚您给尼禄·沃尔夫写了张便条。您用的那台打字机在哪儿？”
他像一位被搞糊涂的绅士似的笑了。他说：“我想就在我用的地方。我没拿走。”
“好吧，在哪儿？很抱歉我如此唐突。我找您已经找了五个小时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您的便条和保罗·蔡平的诗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就这么回事。”
“不！”他瞪着我，大笑起来，“天哪，太好了。您肯定？费那么大劲儿打样本，然后打了那张便条——这可真要命。”
“对，什么时候您言归——”
“当然。我用的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
“哦，是吗？”
“没错，这可真要命。”
“是呀。这台打字机他们放哪儿？”
“嘿，每位会员都能用。昨晚，我收到艾伦比先生的电报时恰巧在那儿，我就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两三张便条。就是吸烟室外的那个小房间，跟个壁橱似的。有许多人经常用那台打字机。”
“哦，是这样，”我坐下，“好，很好，太好了，好得令人作呕。谁都能用，几千人都用过这台打字机。”
“没有几千，但也不少——”
“几十个就够了。您见过保罗·蔡平用吗？”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是的，就坐在那张小椅子里，那条瘸腿塞在桌了下面——我肯定见过。”
“您那些朋友里还有人见过吗？”
“这我可真说不好。”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那家俱乐部的吗？”
“哦，是的，几乎全是。迈克·艾尔斯不是，我想利奥·埃尔克斯几年前退会了……”
“我明白了。壁橱里还有别的打字机吗？”
“还有一台，是公共速记员用的。据我所知，是一位会员捐赠的，本来放在阅览室，但有些只会用一个指头打字的专家太吵了。”
“好的，”我站起身，“您可以想想我的感受，大老远跑到费城来迎头挨这一棒。我可以告诉沃尔夫您几时回去吗？万一他要找您呢？”
他说也许明天，他要给艾伦比先生准备好图纸。虽然没收获，我还是向他道了谢，然后出去透气，坐上街车去北费城。
乘火车回纽约，我坐的是吸烟车厢，车厢里充斥着各式各样上百对肺的排出物，这可不是能令我高兴起来的环境。不论想什么脑子都不清醒，可又睡不着。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时已是半夜，我走回了家。
办公室漆黑一片，沃尔夫已经睡了。桌上没有留给我的便条，这么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上楼去。沃尔夫的房间和我的在同一层，我的房间面对三十五街，他的在后面。我想也许他还没睡着，想听听这个好消息，就转到走廊后面，想看看他的门下是否有亮光——不能走得太近，他睡觉时，会打开一个机关，只要有人走到距离他的门八英尺的地方，或有人碰了他的窗户，我的房间里就会轰的一声巨响，能把人震瘫了。下面的门缝黑黑的，我拿着牛奶走了，边喝边洗漱准备睡觉。
星期五早晨，吃过早饭，八点半了我还坐在办公室。我之所以坐在那儿，首先是因为搜寻希巴德令我很烦，其次我要等到九点，沃尔夫一去温室我就得见他。但是八点半，内线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沃尔夫从他的房间打来的。他问我旅行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要是有朵拉·蔡平做伴，那就完美了。他问法雷尔先生是否记得他用的是哪台打字机。
我说：“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吸烟室外的小房间。看来那些会员只要心情好，都能在上面弹上一曲。不过至少范围缩小了，说明不是耶魯的或别的无赖干的。看得出蔡平希望把事情弄得尽量简单些。”
耳边沃尔夫低声咕哝道：“好极了。”
“是呀，找到你要的一条事实了。太棒了。”
“不，阿奇。我是认真的。这就很好。跟你说，这案子不需要证据，有事实对我们来说就够了。但我们必须搞到确凿无疑的事实。请你从哈佛俱乐部找个能帮忙的人，别找现在的客户，也许艾伯特·赖特愿意帮忙；他要不行，就找别人。让他把你作为客人带进去用那台打字机打个样本——不，不能那么做，不能留任何漏洞让蔡平溜走，也许他比我想象中的还难对付。虽然他身体不好，还是有可能带台打字机的。这么办：找到人帮忙后，买台新打字机——多好的都行，你看着办——带到俱乐部去。新的放下，旧的带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和服务员商量，或变戏法，随你。当然，帮你的人得明白他需要随时合作，证明你拿走的是哪台机器。把打字机带到这儿来。”
“一台新打字机要花一百美元。”
“我知道，不用说。”
“好吧。”
我挂上电话，拿起电话本。
就这样，星期五上午十点，我和东电力公司的副总裁艾伯特·赖特，坐在哈佛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喝着苦艾酒，脚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罩着亮闪闪的橡胶罩。赖特非常愿意帮忙，理所应当，他的妻子、他的家都是沃尔夫救的，一起典型的勒索案……不提了。没错，他的确付了沃尔夫酬金，而且挺慷慨，但凭我的了解，我相信钱是买不到妻子和家庭的；妻子和家庭要么是无价之宝，要么正相反，一文不值。不管怎样，赖特挺帮忙。我说：
“就这事，就是那台打字机，我给您看了批号，还让您在下面画了一道。这是沃尔夫先生的意思。”
赖特扬起眉。我接着说：
“您对为什么这么做当然并不关心，但如果您想知道，也许他哪天会告诉您。真正的原因是他热爱文化，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一家俱乐部的成员用那台垃圾。我已买了台全新的打字机，”我用脚趾碰碰它又说，“刚买的，新型的。我把这台打字机带来留在这儿，把那台垃圾拿走。就这事。如果被看到，我也不在乎，玩玩儿而已。俱乐部得到它需要的，沃尔夫先生得到他想要的。”
赖特微笑着咂了口苦艾酒。“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因为您让我在那台垃圾上做记号。为尼禄·沃尔夫，我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我不喜欢卷入麻烦，没准儿还把俱乐部也拖了进去。我想对于这一点，您无法作出任何保证吧？”
我摇摇头。“保证不了，但我知道沃尔夫先生在如何布局，所以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把握。”
赖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分钟后再次微笑着说：“好吧，我得回办公室了。您就玩儿吧，我在这儿等您。”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拿起打字机，走进小房间，放在桌上。公共速记员就在十英尺外擦他的机器，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把那台垃圾拉到一旁，套上那个亮闪闪的罩子，把新的放好，端起那垃圾打字机就出去了。赖特起身和我一起向电梯走去。
在入口处，赖特站在便道上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微笑。看他的表情，我想他的思绪已飞回到了四年前，我们上次握手时。他说：“替我向尼禄·沃尔夫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告诉他，即便我因协助偷窃打字机而被踢出哈佛俱乐部，我对他的敬意也丝毫不减。”
我笑了。“还是把我的眼睛偷走吧，把新打字机留在那儿，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带着战利品回到四十五街我停车的地方，把打字机放在旁边的车座上，向城里开去。有打字机在，我感觉我们有了方向。虽然我不知道朝哪儿走，但沃尔夫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对沃尔夫的算计我通常不怎么挑剔；我担心——没错，而且如果我觉得他漏了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摔跤的东西，我也会坐立不安，但在我心底，几乎总是相信他所漏掉的最终一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对这件案子，我没那么肯定，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瘸子。人们对他的议论，星期一晚上他的表情和所作所为，还有那些警告的语气，所有这些似乎有什么迹象让我忐忑不安——或许这一次，沃尔夫把人看扁了。这不像他，因为通常对那些命运与他相关的人，他会高看一眼。我在想，或许在这件案子上，他错就错在读了蔡平的书。对文学水平，他观点鲜明，或许他认为那些书写得不怎么样，也就小瞧了写书的人。如果他小瞧蔡平，我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旁边的这台打字机，蔡平用这台打字机打了那些警告，三份都是，毋庸置疑，保罗·蔡平可以很方便地经常使用这台打字机，但要想证明他曾用过，一点儿法子都没有。更何况，绝大多数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打字机。不，我想，从警告这事儿看，关于蔡平得出的任何论断几乎都低估了他。
回到家时，还不到十一点。我把打字机拿到门廊，放到架子上，脱掉帽子和外套。那儿还有一顶帽子和一件外套。我看了看，不是法雷尔的，不知道是谁的。我去厨房问弗里茨谁来了，他不在，兴许在楼上，于是我回到门廊，拿起打字机去办公室。进门走了不到六英尺我就站住了。拐杖靠在扶手上，正坐着翻书的人恰是保罗·蔡平。
我突然张口结舌了，我可不常这样，也许是因为我腋下夹的正是他用来写诗的打字机，尽管有包装——他当然不可能认出来——但他能看出来是台打字机。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他。他抬眼很有礼貌地跟我说：
“我在等沃尔夫先生。”
他又翻了一页，我看到是《魔鬼料理后事》，沃尔夫在书里做了标记。我说：
“他知道您在这儿吗？”
“哦，知道。他的仆人告诉他好一会儿了，我在这儿，”他看了下手腕，“半小时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注意到了我拿的东西。我走过去，把打字机放在我的桌上，推到后面，然后走到沃尔夫的桌前，翻看早晨的邮件，我的眼角告诉我蔡平看书看得挺带劲儿。我碰掉了沃尔夫的记事本，转着他的钢笔。我开始烦躁不安，因为我意识到我不想回到我的桌边，那样我就得背对保罗·蔡平。我还是回去坐在了自己的椅子里，从抽屉里拿出植物记录册来看。这种经历可真滑稽，我不知道那瘸子身上到底有什么令我如此不安，也许是他有磁性。为了不回头看他，我真的不得不紧咬牙关，我想对此一笑了之，脑子里却不停地闪现各种念头，比如他是否带着枪，如果带着枪，是不是那把击锤掉了的。保罗·蔡平在我身后，我却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而对许多就在我眼皮底下，甚至在我手底下的人，我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我翻着记录本，直到沃尔夫进来才转过身。
沃尔夫在有客人等候时走进办公室，这种场景我见得多了。我看着他，看他是否会受这瘸子的影响，改变他的老习惯。没有。他进来后停下脚步说：“你好，阿奇。”然后转向蔡平，以一种猛犸象似的优雅，身躯和头部由垂直状态向前弯曲了一点五英寸。“您好，先生。”他走到他的桌旁，整理花瓶中的兰花，坐下，翻阅邮件，按铃叫弗里茨，拿出钢笔在便条本上画了画。弗里茨进来后，他点点头要啤酒。他看着我说：
“你见到赖特先生了？差事办完了？”
“办完了，先生，在包里。”
“好的。请帮蔡平先生搬把椅子过来。可以吗，先生？不论是友好还是仇视，我们都离得太远了。请过来些。”他打开一瓶啤酒。
蔡平起身拿起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他没看我给他搬的椅子，也没看我，而是靠着拐站在那儿，扁平的脸颊毫无血色，嘴唇微颤，如赛马在障碍物前颤抖，浅色眼睛既无生气，也无死气——没有生命的灵动，也没有死亡的凝滞。我回到我的桌边，把笔记本藏在一堆纸里，准备做笔记，还要假装在干别的。沃尔夫对我摇了摇头。“谢谢，阿奇，不用。”
瘸子说：“不必友好，也不必仇视，我是来拿我的盒子的。”
“啊！当然。我早该想到，”沃尔夫操起宽和仁爱的语调，“如您不介意，蔡平先生，我可以问问您是怎么知道盒子在我这儿的吗？”
“您可以问，”蔡平笑了，“谁都需要满足一下虚荣心，是不是，沃尔夫先生？我去我存放盒子的地方问过了，他们说盒子不在。得知是怎么被偷走后，我想了想，显然最有可能做贼的就是您。相信我，这可不是恭维您，我真是第一个来找您的。”
“谢谢，真的很感谢，”沃尔夫喝干了一杯啤酒，向后一靠，舒舒服服地坐着，“我在想——您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语言是您谋生的手段——我在想所有词汇都词不达意，这既有趣又可悲。比如，您是如何拿到盒子里的东西的，我是如何既拿到了盒子，也拿到了里面的东西；我们俩的行为，照定义来看都是‘偷窃’，我们都是‘贼’。这两个词意味着谴责和蔑视，但我们都不会承认这两个词适合自己。词汇问题就说这么多。这些您当然明白，您是专业人士。”
“盒子里的东西？您没打开盒子吧？”
“我亲爱的先生！难道潘朵拉能抗拒这样的诱惑吗？”
“您把锁撬坏了。”
“没有，锁是完好的。很简单，很容易打开。”
“那……您打开了盒子。您也许……”声音越来越小，但我看不出他的脸上有任何表情，连仇恨都没有。他没说下去，默然而立。接着，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不想要了。我不想看到那盒子。可这么说太蠢了。我当然想要。我必须拿回去。”
沃尔夫半眯着眼看着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这样持续了几秒钟。突然，蔡平又发问了，嗓子忽然哑了。
“该死，盒子在哪儿？”
沃尔夫冲他摆了摆食指：“蔡平先生，请坐。”
“不。”
“好吧。您不能把盒子拿回去。我打算留下。”
那瘸子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我不喜欢他，但我钦佩他。他那浅色眼睛一直盯着沃尔夫的眼睛，但现在移开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我拿给他的椅子，手牢牢抓住拐杖弯处，拐了三步，坐下，又看着沃尔夫说：
“二十年了，我是靠怜悯活着。我不知道您是否是个敏感的人，不知道您是否能想象这是怎样一种食物。我瞧不起它，但我靠它活着，饥不择食。然后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能让我活下去的东西：对成就的自豪。我吃我自己挣来的面包，扔掉支撑我行走的拐杖，那根别人给我的拐杖，买了自己的新拐杖。沃尔夫先生，我受够了怜悯。我忍气吞声已到了忍无可忍。我曾下定决心，愚蠢也好，绝望也罢，不论我的同类对我做出何种姿态，绝对不能又是怜悯。”
他不说了。沃尔夫喃喃道：“不能下决心，不能，除非有赴死之心。”
“对，今天我算学到了。我对死亡似乎有了一种新的难以遏制的反感。”
“至于怜悯……”
“我需要。我请您怜悯我。一小时前我发现您拿了我的盒子，心里就一直在盘算各种方法手段。除了向您请求，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武力——”他微笑了一下，但眼睛没有一丝笑意，“不可行。诉诸法律，在目前情况下，当然不予考虑。计谋——我只对文字有计谋。除了求您怜悯，别无他法。我是在求您怜悯我。盒子是我买的，里面的东西是我……以牺牲换来的。也可以说是买来的，虽然不花钱。请您还给我。”
“好吧，您以什么来请求？”
“以我的需要，最真切的需要，还有您的无所谓。”
“您错了，蔡平先生。我也需要。”
“不，是您错了，对您来说一文不值。”
“但是，我亲爱的先生，”沃尔夫摆了摆食指，“如果我允许您对自己的需要作出判断，您也得允许我这样做。还有别的吗？”
“没有。跟您说，我接受您的怜悯。”
“我不会怜悯您。蔡平先生，我们还是有话直说吧。有一种请求您可以做，会很有效的——等等，听我说完。我知道您没做好准备，还没有，我也没准备好要求您这样做。您的盒子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完好无损。我得先留下这盒子，这样当我准备好时，我能肯定您会来找我。目前我还没准备好。一旦时机成熟，您不会仅仅因为我拿着您的盒子，而给我我想要的，以及我打算得到的。我在为您作准备。您说您对死亡有了一种新的难以遏制的反感。那您还得为我作准备，因为在您来拿盒子那天，我能给您的最多不过是在两种死亡之间做抉择。就说到这儿吧，尽管听起来云山雾罩。您或许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您千万不能要求我提前给您。阿奇，为了让蔡平先生确信我们没骗人，请把盒子拿来。”
我过去把柜门打开，从架子上拿下盒子，放到沃尔夫的桌上。星期三后，我就没看过这盒子，都忘了它有多漂亮了。它真是美丽绝伦。我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我觉得那瘸子的目光是在我身上，而不是在盒子上。我有种念头，看到我这样拿盒子，他不定有多高兴呢。我用手来回抚摸盒盖，纯属小人所为。沃尔夫让我坐下。
蔡平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似乎要站起来。他说：“我能打开吗？”
“不行。”
他站起身，没拿拐杖，一只手撑在桌上。“我就……举一举。”
“不行。抱歉，蔡平先生。您不能动盒子。”
瘸子靠在那儿，身体前倾，盯着沃尔夫的眼睛，下巴向上翘起。突然，他大笑起来。这笑声如此恐怖，我觉得他会噎住。他继续狂笑，笑声渐息后，转过身，拿起拐杖。在我看来，他快歇斯底里了。我已准备好扑上去，以防万一他耍起孩子脾气，用拐杖敲沃尔夫的头，但我又估计错了。他恢复了常态，向右侧靠着，头微向左歪，以取得平衡，浅色眼睛又盯上了沃尔夫，那种眼神，你绝想不到他有任何情感。
沃尔夫说：“蔡平先生，下次来您可以把盒子带走。”
蔡平摇摇头，以一种不同以往的尖锐口吻说：“我想不会。您错了。您忘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练习放弃。”
沃尔夫摇摇头。“哦，不，恰恰相反，我正是指望您的放弃。问题就在于您将放弃两者中的哪一个。如果我了解您——我想我是了解您的——我知道您会作何选择。”
“我现在就选。”我盯着瘸子的笑容，难以置信；我自忖要攻破他的防线，沃尔夫得先把那笑容抹掉，可我还没听说过什么可行的方法。笑容仍在，似乎凝住了。蔡平左手放在桌上撑住身体，右手举起拐杖，如一把剑挡在胸前，然后轻轻将杖尖放在桌面，慢慢滑动，直到碰到盒子一侧，接着一推，动作不快，但沉稳。盒子开始移动，到了桌边，继续移动，直到掉到地上，弹了一下，滚向我的脚边。
蔡平收起拐杖，重新撑住身体。他没看盒子，而是对着沃尔夫微笑。“跟您说过，先生，我学会了靠怜悯活着。现在我要学着不靠它。”
他仰起头，两次，像一匹勒紧了缰绳的马，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出去了。我呆坐在那里看着他，没去门廊帮忙。我们听到他在外面窸窸窣窣地保持平衡，穿上外套，接着门开了，又关上。
沃尔夫叹口气。“捡起来，阿奇，收好。令人震惊，一点文学成就、财富成功就能对病态精神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他按铃又要了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