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佩里大街不太熟。车停在半街区以外，我走在二〇三号楼街对面，不禁暗暗吃惊。这房子够可以的，灰泥抹墙，看似西班牙风格，门口是黑色铁灯架，没有紧急出口。街道两侧都是旧砖房，路边停着几辆车，包括两辆出租车。我这边路旁是一排破旧的店铺：文具店、洗衣店、熟食店、烟店，等等。我边走边往里看，在熟食店停下，走了进去。里面有两只位顾客，弗雷德·德金靠在柜台一端，拿着一块奶酪三汽明治和一瓶啤酒。我转身出去，回到我停车的地方，上了车。两分钟后，弗雷德过来，钻进车里，坐在我旁边。他还在嚼，舌头打扫着边边角角。他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来聊聊。我问他：
“‘俱乐部’其它人呢？”
他笑了。“哦，他们就在附近。市局的家伙可能在洗衣店，我觉得他喜欢那儿的味道。‘粉子’，我估计是在下个街角的咖啡馆里。这时候，他通常离岗去吃饭。”
“ 你叫他‘粉子’？”
“哦，叫他什么都行。叫他‘粉子’是因为他的领带。你想让我叫他什么？”
我看着他：“喝多了吧，想什么呢？”
“我发誓没喝多。阿奇，我就是见到你太高兴了。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孤单。”
“你和这个‘粉子’聊天吗？”
“没有。他不爱说话，总是躲在一边想问题。”
“好吧。回去吃你的饭吧。如果你看见孩子们在我的车上乱画，教训教训他们。”
弗雷德下车走了。一分钟后，我也下了车，朝下个街角走，即使是瞎子，也能闻出来那里就是咖啡馆。我进了咖啡馆，墙边有二张小桌子，柜台那儿有六七位顾客。“粉子”还真在这儿，一个人坐在小桌边喝汤，正要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他戴着棕色帽子，遮住了一只耳朵。我走到他的桌旁，低声对他说：
“哦，你在这儿。”
他抬起头。我说：“老板现在要见你。我坐这儿等会儿，快点儿。”
他盯了我两秒钟，突然尖声叫道：“你这个该死的臭骗子。”我差点跳起来。
小矬子！我真想弯腰把他的金牙拽下来。我用脚勾过来一把椅子，坐下，胳膊肘支在桌上看着他。“我说，老板要见你。”
“哦，是吗？”他张着嘴冲我哼了一声，露出镀金门牙，“你是不会骗人的，对吧，先生？天哪，我可以对他妈的全世界说你不骗人。我刚才在和他妈的谁打电话？”
我笑了。“是我。听我说，我看得出你不好对付。想找个美差吗？”
“想，所以我找了个美差。如果你能把你那堆他妈的臭肉从我的桌边挪开……”
“好吧，我会的。接着喝你的汤，别想耍脾气吓唬人。我没准儿会把你的右耳割下来，放左边，然后把左耳挂在你的腰带上备用。接着吃。”
他把勺子放在汤碗里，用手背抹了抹嘴。“见鬼，你到底想干什么？”
“嗯，”我说，“今天上午，我和我的朋友克拉默探长一起喝茶，他说他昨晚和你谈得很投机，我也想见见你。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某人，名字就不必说了，某人认为你出卖了他，我得查清楚，我想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问你。你在给多少人干？”
“妈的，那么好打听！”他用舌头从牙缝里剔出些东西，“昨晚是那个讨厌的探长，现在是你。见鬼，我的汤都凉了。”
他起身端起汤碗，走了十英尺，到最后一张桌了那儿，然后又回来取面包、黄油、水。等他全搬完，我站起来，走到最后一张桌边，坐在他对面。我很生气，漂亮的开场白搞砸了。柜台的服务员和顾客们在看我们，就为消磨时光。我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抽出两张二十元的。
“你看，”我说，“只消一两天我就能把你查个底朝天，但那样又费钱又费时，还不如把钱给你。这是四十美元，一半的钱，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在指使你，等我证实后，再给你四十。反正我也查得出来，这样省时间。”
该死，他居然又拿起汤碗，回到第一张桌子。两三位顾客笑起来，服务员喊道：“嘿，让人家喝汤吧，也许他就是不喜欢你。”我气得真想揍谁的鼻子，可我知道没什么好处，于是我咽下怒气，摆出笑容，拿起那矬子的面包、黄油和水，走过去，摆在他面前，然后走到柜台前，扔出一角钱说：“给他来碗热汤，加些毒药。”走出了咖啡馆。
我慢慢走回车边。路过烟店时，我看到弗雷德·德金在里面。我本想跟他说让他盯着他的朋友“粉子”，留心他给谁打电话什么的，但我知道他如何用脑，想想还是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主要工作上吧。我上了车，往城北开去。
对这矬子，我什么都看不透。一个长他那样儿的探子会那么老实吗？谁付他那么多钱？四十元在他眼里就跟肥皂包装纸似的。是谁那么刻意不让别人知道他在跟踪保罗·蔡平？我觉得探长的看法不合理，即便那天利奥波德·埃尔克斯真的帮忙在德雷尔的威士忌里下了毒。当然，这有可能，但我的习惯是别费脑子琢磨，除非已经不仅仅是可能。如果不是埃尔克斯，又会是谁？那帮人谁都可能出于恐惧，非要自己去监视瘸子的一举一动，哪怕有了沃尔夫的备忘录也不踏实。但如果是这样，又何必搞得神秘兮兮？我边往城北开，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单，还是没头绪。
我把车开进车库，走回家。到家时，已临近晚饭时分。沃尔夫在办公室，坐在他的桌边在干些什么。啤酒托盘推到了一旁，他弯腰拿着放大镜，打开强光对着一张纸仔细查看。他抬头冲我点点头，又接着看。镇纸下还压着一小摞相似的纸。是一份打字稿，开头是：你们理应杀了我，看最后一丝卑微的叹息。是第一份警告。
很快，他再次抬头，眨眨眼，把放大镜放在桌上。我问：“是法雷尔的样本？”
“对。法雷尔先生十分钟前送来的。他在奥格尔索普先生办公室的每台打字机上都留了样本。我查了两份，都不是红铅笔标出的那两份，”他叹口气，“你知道，阿奇，这个季节，白天越来越短，天黑得越来越早，这种变化似乎拉长了午饭与晚饭的间隔，真是神奇。我觉得我以前说过这话。”
“不常说，先生，一天也就说一两次。”
“真的，应该多说几次。你没洗手。”
“没有，先生。”
“晚餐有两只野鸡，别让它们久等。”
我上楼了。
吃过晚饭，我们一起检查法雷尔的样本，共有十六份。他不擅长打字，漏掉不少，但对我们来说没关系。我从温室带下来一个放大镜，沃尔夫继续用他自己的。参照哪份原件都没关系，不是副本就行，因为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所有警告都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我们查得很彻底，两人都查过。沃尔夫喜欢这种活儿，每分钟都很享受。检查样本时，如果发现这个“a”没歪，或那个“n”没斜，他就会满意地咕哝一声。至于我，只有查出些名堂，才会满意。随着那摞纸越来越薄，所有查过的纸都做了红色标记，我可是一点儿也没高兴起来。
大约十点，我站起来把最后一份递给他，然后去厨房取了罐牛奶。弗里茨在那儿看法文报，冲我咯咯地笑。“瞧你那副样子，喝牛奶，奶都会变质。”我冲他一吐舌头，回办公室了。沃尔夫用夹子把样本夹好，把原件装回信封。
我说：“唉，今晚很有收获嘛，对吧？”我喝口牛奶，舔了舔嘴唇。
沃尔夫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咪着眼。终于，他开口了：“这一晚献给蔡平先生的妙计，向他致敬。这也证明他没在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里打这些警告，但一定是他打的，而且还准备再打下一份，因此打字机一定存在，而且能被找到。我已经替法雷尔先生又想了个主意——有些复杂，但值得一试。”
“或许我能出个主意。让他去利奥波德·埃尔克斯的办公室里取样。”
沃尔夫扬起眉。“为什么一定是埃尔克斯的办公室？”
“是这样，首先克拉默探长想到跟意大利方面联系，让他们去找桑蒂尼。笨主意，当然，但他就是这么想的。桑蒂尼说他记得他们离开办公室后，埃尔克斯回去拿什么东西，单独在那儿待了约莫半分钟，有充足的时间往威士忌里放些药片。”
“但没时间从德雷尔先生的兜里偷出瓶子，再搁回去，更别提还得提防不被发现。”
“没错。事先蔡平自己偷了药品，也许是在上周，然后交给埃尔克斯。”
“真的？新闻里说的？”
“是在克拉默的脑袋里。也许最近就会进他包里。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却先成了他的囊中之物，我们就得找面镜子反省反省。还有，埃尔克斯派人跟踪蔡平。”
“这也是克拉默脑袋里的东西？”
“是的，也是，但有个探子——”
“阿奇，”沃尔夫冲我摇摇食指，“我认为应该调整一下你看问题的角度。不能因为这案子蹊跷，你就被折磨成了傻瓜。比如说，克拉默探长，他是很棒。九成的谋杀案，他都比我有优势。简单列几点，我的工作时间固定，如果不能随时喝到冰镇啤酒，我的表现连凑合都称不上，我还跑不快。如果我被迫从事纯体力工作，比如杀蛇，我几天都得饿肚子。但对于这件案子和其它我们感兴趣的案子，考虑克拉默先生脑袋里的货色，可以说毫无用处。我还以为跟我干了这七年，你已经看清了这一点。”
“当然，不说他的脑袋了，”我摆摆手，“但他的事实呢？比如埃尔克斯独自回到了办公室？”
沃尔夫摇摇头。“你看，阿奇，你已经被蔡平先生狡猾的复仇之轮转晕了，偏离了正题。想想备忘录里规定我们该做什么——使我们的客户们不再害怕保罗·蔡平的计谋。即便有可能证明是埃尔克斯先生给德雷尔的酒里下了毒——对此我非常怀疑——他的目的何在呢？不，我们还是专注干我们自己的需求和目的所限定的范围吧。克拉默探长也许有一天能替我们找出什么事实，谁都有可能，无须否认，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自便吧。这些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还是不明白。你看，假如是埃尔克斯给德雷尔了的毒，蔡平当然也脱不了干系，看看第二份警告就知道了。你如果不能证明埃尔克斯也牵涉其中，又怎能证明蔡平应为德雷尔之死负责？”
沃尔夫点点头。“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但你的前提荒谬透顶。我根本不想证明蔡平应为德雷尔之死负责。”
“那到底——”
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了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愣愣地看着他。沃尔夫接着说：
“不能指望你像我一样了解保罗·蔡平，你没看他的书，也就没有我们俩之间这种额外的亲密关系。他是着了魔，精辟的煽情老话。同样的含义也可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表达，可那就没意思了，味道也差了。他着了魔，但在一定范围内，他又是个非常机敏的人。在情感方面，他很幼稚——当最初的目标不可企及时，他竟会选择代理，而不选择替代。他选择朵拉·望特做她的女主人的代理人。不过他的智力水平相当高，如果他不想被发现，是否能找到事实证据，证明他做了某事还真成问题。”
他停下喝了口啤酒。我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放弃，就是在挥霍时间和金钱。如果你是要等他杀下一个，以便跟踪他目击他下手，而他又如你所说的那么聪明……”
我喝了口牛奶。沃尔夫擦擦嘴，接着说：“当然，我们仍具备我们一贯的优势，即我们是主动出击，既是出击当然要戳软肋，这点不言而喻。既然蔡平先生讨厌事实证据，他的智力又足以消除事实证据，我们就放弃斗智，专往他的软肋上戳。他的情感。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决定是上星期日作出的。目前我们在尽量攒足弹药。事实自然不可小瞧，我还得再找两条或三条事实，才有足够的信心说服蔡平先生坦白。”
沃尔夫一饮而尽。我说：“坦白，嗯？那个瘸子？”
他点点头。“应该挺容易的，我相信。”
“哪三条事实？”
“第一，找到希巴德先生，他的肉和骨头；没有生命之光也行，如果它已经去了别的地方。不过这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户满意，以及兑现备忘录的条款，对说服蔡平先生没什么用。这种事实不会令他动容。第二，找到他写警告诗的打字机，必须找到，才能说服他。第三，有没有可能查清他是否吻过他妻子。也许这条没必要。有了前两条，或许就不用等第三条了。”
“有了这些，你就能让他坦白？”
“我想是的。我认为他别无出路。”
“你只需要这些？”
“看起来足够了。”
我看着他。有时我想我能看出来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想入非非，有时我看不出来。我喃喃道：“那我还是把弗雷德、比尔、奥里耶和其它人都叫过来查这些事儿吧。”
“千万别。蔡平先生自己会带我们去找打字机，或者去找希巴德先生的肉和骨头。”
“我也挺有用嘛，照你的要求来看。但如果你星期日晚就认定无法掌握他的罪证，为什么还为我昨天和今天烧的汽油埋单？看来我不过是件古董家具或只纯种狗，是奢侈品。你是把我当花瓶。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认为你说这些就是要委婉地告诉我，在德雷尔这件事上，你认为我一败涂地，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好吧，干什么？”
沃尔夫脸颊上微微现出了皱纹。“真的，阿奇，你真是咄咄逼人啊，就像喀尔巴阡山的奔流汹涌澎湃。要是你能找到希巴德先生就好了。”
“我想到了。不管德雷尔了？”
“让他安息吧。至少明天。”
“一千名侦探和一万五千名警察找希巴德先生都找了八天了。我要是找到他，把他带到哪儿？”
“活着，带这儿来。死了，我和他一样无所谓，但我想他侄女很在意。带给她。”
“您会告诉我去哪儿找吗？”
“我们的小地球。”
“好吧。”
我上楼了，烦躁不安。每次办案，沃尔夫都会变得神秘兮兮的，我想他永远都改不了。我习惯了，也想到了，但还是很烦。费尔蒙特-艾弗里案，他故意等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将皮特·艾弗里彻底装进瓮，才收网，就为了欣赏我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迪克·莫利，陪着那个连耳膜都找不到的老傻子玩“狐狸与鹅”的游戏。我想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骄傲正是推动他走向成功的一只轮子，但我的心可是为两个人悬着，一点儿也不好玩。星期三晚上我差点把我的牙釉刷下来，似乎那可怜的牙釉代表着沃尔夫的骄傲。
第二天是星期四，吃过早饭，我八点钟就坐在了办公室里，又好好看了看伊芙琳·希巴德给我们的她叔叔的照片。绍尔·潘策尔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八点半在麦卡尔平大厅等我。我尽量把照片印在脑子里，然后分别给伊芙琳·希巴德和克拉默探长打了个电话。克拉默挺友好。他说在希巴德这件事上，他的网已经撒得够大了。如果有尸体被冲到蒙托克角的沙滩上，或在斯克兰顿的煤矿里被发现，或在乡村公寓的管道里发了臭，或在泽西岛从萝卜坑里刨出来，十分钟他就能得到消息，问出详情。这个答复令我挺满意，这样我就不必浪费时间和皮鞋找死的希巴德了——我还是集中精力看能不能找到活人吧。
我去麦卡尔平见绍尔·潘策尔。他长着一张皱巴巴的小脸，乍一看没人认为他帅，尽管也许他真的挺帅——他浅浅地坐在一张织锦椅上，抽着一支漂亮的浅棕色大雪茄，那味道令人想起早春人们撒在草地上的东西。他向我汇报进展。显然，从绍尔得到的指令看，沃尔夫要么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即如果希巴德遇害，找到他的最好最快捷的方式是警察的常规举措；要么沃尔夫就是认为希巴德还活着。绍尔已经挖出了近五年来纽约市及周边地区所有和希巴德有关系的、沾亲带故的人——男人、女人、孩子——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希巴德在一所大学里教课，又好交际，所以绍尔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猜沃尔夫或许认为蔡平的第二份警告没准儿是假的，希巴德是吓坏了，找个地方藏了起来。如果是这样，他总得和他认识的人联系。
我对此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那瘸子的话、第三份警告，还有别的都是真的。首先，沃尔夫没有肯定地说他不信；其次，我见过沃尔夫出错，不常错，但也不止一次了。当事实证明他错了时，看他如何应对是件很开心的事。他晃食指的速度会比往常稍快稍猛，双目微睁，看着我说：“阿奇，我喜欢犯错，只有这样我才心安。我并非无所不知，没理由背这包袱。”
尽管我信那瘸子，尽管希巴德不再消耗空气这想法令我感觉非常踏实，但是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在他曾经生活的地方闻一闻，还有别的什么事可做。那些一般都能想到的人——邻居、朋友、学生和其它人——我都留给了绍尔，给自己分配了“白羽毛联盟”的会员。
《论坛报》办公室距此只有七个街区，我先去了那儿，迈克·艾尔斯不在。然后我去了公园大道。德拉蒙德的花店，这个小胖子男高音太想找人聊聊了。有许多事他都想知道，我希望他能相信我的话，不过他可没有任何有用的情报作为交换。离开花店，我回到三十九街，去找埃德温·罗伯特·拜伦，那位编辑，也无功而返。半个多小时，他只是在抓起电话时才有时间说句“抱歉”。看着他反反复复地接电话，我想万一他丢了编辑这个饭碗，倒可以随便找份女接线员的活儿干。
在外面跑时，我还得在十一点给沃尔夫打电话，问问有什么最新指示，那时他刚从温室下来。离开埃德温·罗伯特·拜伦的办公室时，马上就十一点了，我决定不打电话，干脆回家，反正离我下一个要拜访的地方也就两个街区远。
沃尔夫还没下楼。我去厨房问弗里茨有没有人把一具尸体给我们留在门门，他说没有。听到电梯响，我回到办公室。
沃尔夫又陷入了唉声叹气的情绪。他问候我时叹口气，坐下又叹口气。也许就是因为有株小兰花招了虫子，也许是一次严重的旧病复发，都有可能。我在等他按部就班地处理杂事，好跟他说句话。
他在看早上送来的邮件，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了几张纸。从我这个角度看那些纸比较眼熟。
我问：“是什么？法雷尔的第二批样本？”
他递给我一张纸，和别的纸尺寸不同。我念道：
亲爱的沃尔夫先生：
这两张样本我上次落下了，是在另一个兜里发现的。我突然接到通知去费城，有项工程。我把样本寄过去，好让您一早就能收到。
您真诚的奥古斯都·法雷尔
沃尔夫已经拿起放大镜查看样本了。我感到血液直往脑子里涌，这意味着我有种预感。我告诫自己要沉着，没必要对这两份另眼相看，寄予过高期望，何况只有两次机会。我站在那儿看着沃尔夫。过了一会儿，他将纸推到一边，摇摇头，拿起另一张。
还有一次机会，我想。如果是这份，他就找到他需要的一条事实了。他检查样本时，我留心看着他的表情，其实没这必要。他挪动着放大镜，很专注，但速度较快，我不得不怀疑他也有种预感。最后，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不是。”
我问：“你是说不是我们要找的？”
“不是，我想不是，不是。”
“让我看看那该死的样本。”
他把纸推过来，我拿起放大镜对着样本。不必太认真，昨晚已练习多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着了魔似的恼怒。干侦探这行，最重要的莫过于经常发现你的预感是准确的。如果你的预感不灵了，还不如卷铺盖走人，去警察局的谋杀组找份差事，更何况沃尔夫还说过那台打字机是他需要的两条事实之一。
他说：“很遗憾法雷尔先生抛下我们了。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条建议能否等得到他回来，哦，他没说要回来。”他拿起法雷尔的信，看着信说，“我想，阿奇，你最好先暂时放弃找希巴德——”
他突然停下，用另一种语气说：
“古德温先生，把放大镜给我。”
我把放大镜递给他。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如此正式地称呼我，意味着他已激动得难以自持，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接着我明白了他要放大镜干什么了。他在用放大镜看法雷尔的信！我盯着他，他还在看。我什么都没说，但脑子里渐渐有了个美妙的猜测，永远不要忽视预感。
终于，沃尔夫说：“真的。”
我伸出手，他把信和放大镜给我。我一眼就看明白了，但还得看，看着“a”偏行了，有点靠左，看着“n”歪了，还有其它特征，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我把信放在桌上，冲沃尔夫一笑。
“老鹰眼。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他说：“脱掉你的外套和帽子，阿奇，给费城的什么人打电话，才能问出去哪儿找位想接某项工程的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