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几乎可以说他是自找的。
我不知怎的没看到他写的那篇专栏。是在上个周末左右登出来的，不是在平常刊登他评论的艺文版，而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版。我好像曾在报上看到过这个话题，而且那天我好像看过萨菲尔的专栏，那是一篇谈论两个总统候选人的文章。所以我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文章很可能看了一眼，但大概还没产生兴趣就又跳去看别的了。
很自然的，他的短评一开始就极力为媒体自由而辩护。他之前为了回应登上威尔名单的风波已经写过了，现在为了自己的良知和对读者的责任而进一步发挥。当初我大概是觉得自己不太需要再听一遍。
这篇篇幅八百五十字的评论中，他写了大半才提到重点。剩下的篇幅都在评论一出戏，但这出戏没在百老汇，也没在百老汇之外上演，而是演给全纽约看。他评论的是威尔，而且给了一篇恶评。
“一场历时已久的戏，”他写道，“往往会换个主角重新上演，此类情形甚为常见，却毫无必要。原来的戏以明星取胜，因而换角重演总会让人失望。而这用于音乐剧《威尔！》也的确是真理，现在某些制作人一定会在剧名后头加上个惊叹号。
“第一次上演时，《威尔！》无疑是出好戏。已故的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极为出色的诠释了剧名的这个角色，整出戏紧紧扣住了八百万纽约观众的心。但接棒演出的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出闹剧（虽然也有些喜剧片段），而且有闹剧的所有风味和效果。
“随着惠特菲尔德死亡并揭开真面目，他的替身演员从舞台两侧冒出来——而且跌了个狗吃屎。我们所称呼的‘威尔二号’是个吹牛大王和疯子。我们一度认真对待这个劣质的复印版，纯粹只因为我们还残留原版的记忆。
“但是现在不了。‘你只是一副纸牌而已，’爱丽丝对着梦游仙境中四个角落的敌人说。同样的话，我也要拿来送给这个披着惠特菲尔德旧戏服的懦夫。我再也不会带着保镖，再也不会坐困愁城。我看戏时，身边靠走道的位置再也不会被一个彪形大汉所占据，他宁可回家看电视剧《纽约重案组》。我已经找回自己的生活，而我也只能以此建议现在的威尔。下台一鞠躬，谢幕走人——找回自己的生活吧。”
基尔伯恩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还是先知会了警方。虽然他们都持反对的态度，但没有人认真地劝他不要发表。其实警方的结论跟他差不多。盗版杀手不会像原版那么危险，但慢慢的，威尔看起来毕竟不是个盗版杀手，他只是模仿别人写信罢了。警方还是会追捕他，但实在没那么紧急就是了。
所以星期二晚上，我正在俄亥俄州湖林市一栋平房的厨房中跟一个大学生和自白的犯人打扑克的时候，里吉斯·基尔伯恩正在看P.J.贝瑞的新戏《可怜的小罗德岛》预演。他的女伴是个年轻女郎，名叫梅尔巴·罗金。看起来像个模特儿，但其实是个时装摄影师。看完戏之后，两人去乔艾伦餐厅吃宵夜，然后一起乘计程车回到基尔伯恩位于切尔西一栋褐石建筑一楼的公寓里。
一点十五分左右，他建议她留下来过夜，但明天一早她得起床拍照，所以想回家。（有个小报推测说如果她留下来过夜会怎么样。基尔伯恩还会活着吗？或者她会跟他一起死？）他陪她走到第七大道，送她坐上往市中心的计程车——她住在克罗斯比街的一栋筒楼里——她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回头往家的方向走。
显然他直接回到自己的公寓，过了一两个小时，有人来找他。由于并无强行进入的痕迹，因此若不是威尔有钥匙，就是基尔伯恩开门让他进去。基尔伯恩似乎也并没有抵抗，他被重物击中头部，这一击很可能让他失去知觉。他面朝下倒在地板上，或者是威尔把他摆成那个样子。接着凶手用一把碳钢切菜刀刺他的背部，之后把刀拿去洗水槽洗好，放在滴水篮晾干。（“威尔大概不是厨师，”埃莱娜告诉我，“厨师洗好刀子会擦干，不能有一点污垢，否则刀子会生銹。厨师应该很明白这点才对。”或许他知道，我说，可是不在乎。可是换了厨师就会在乎，她说。）
我不知道那把菜刀有没有生銹，可是我知道上头有血迹，因而确定是作案的凶器。不过上头没有指纹，公寓里头除了基尔伯恩和梅尔巴·罗金之外，也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基尔伯恩的尸体被发现时，他全身穿戴整齐，穿着宽松长裤和送梅尔巴上计程车所穿的那件毛衣。（她说他当时还穿了一件棕色的小山羊皮运动夹克，这件衣服被发现披在椅背上。）威尔可能是在被害人上床前到达，或者基尔伯恩应门时起来穿了同样的衣服。根据梅尔巴的供词，她离去时，他精神还很好，可能回去又看了一些书报或电视，甚至写他的评论。
如果他写了些什么，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他还是用打字机，是一台古老的皇家牌手提打字机，这在他的眼里显然具有某种图腾形象。他的打字机上没有进行到一半的稿子，旁边也没有笔记。有个记者问梅尔巴·罗金，他觉得那出戏怎么样——他或许也拿同样的问题去问玛丽·林肯——她说她不知道。根据她的说法，他在写评论稿之前，绝对不会针对一出戏有任何评论。“但我想他不喜欢。”她承认。
这又引发了一大堆臆测。一个叫莉斯·史密斯的专栏作家编出一个理论说，基尔伯恩很讨厌那出戏，写了篇批判的文章，而他的午夜访客便是剧作家贝瑞本人，他杀害基尔伯恩后，就把那篇攻击的评论稿子带回家烧掉。“可是我认识贝瑞，”史密斯写道，“我也看过《可怜的小罗德岛》，我无法相信任何人会对这出戏有一丝负面的评语，更无法想象贝瑞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谋杀时间前后，没有电话打进或打出，也没人发现任何陌生人进入那栋褐石建筑或在附近徘徊。不过警方早晚会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可能曾看到某个人进出，或听到喊叫，或知道某些事情。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接近周末时，我接到了雷蒙·格鲁利奥的电话。我提供给威廉·哈夫迈耶的律师名单中也包括他，而且“硬汉雷蒙”答应要替他辩护。“那个可怜的混蛋，”他说，“你怎么都想不到他会是谋杀凶手。这一点也不像我会接的案子，你知道。他不穷，不是黑人，又不想炸掉帝国大厦。”
“他会毁掉你的形象。”
“是呀，他没法让我的形象更坏了。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太违背他的愿望，我倒很想试试这个案子，我想我能让他脱罪。”
“老天，怎么脱罪？”
“唔，谁知道？不过一开始可以把整个系统拿来审判，这个可怜的傻瓜一辈子努力工作，一毛存款都没有，而他的公司感激他的方式就是逼他退休。然后可以拿他太太的死来做文章，多年的痛苦和受罪，只会更加打击他的精神状态。当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法官不允许那个自白列入证据。”
“哪个自白？我已经给他录音，还走进第六分局从头讲了一遍。他们还给他念了米兰达警告。整个过程都录了音，包括米兰达警告在内。”
“毒树就会长出毒果，第一个自白就是不当取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的自白都不可信。”
“完全不通。”
“也许吧，不过我想过一些方法。问题是他不希望这样，但是我想我跟检察官谈判时，可以拿来替他争取。”他又预测了一些情况，然后说，“我很好奇那些钱该怎么办。”
“什么钱？”
“那十五万元啊。保险公司的理赔金，双重理赔，那笔钱还存在哈夫迈耶的湖林市账户里。他一毛都没花。”
“我想他不会拿来付律师费。”
“他不能花那笔钱。这种犯罪所得到的钱，依法是不能归给他的。如果我杀了你被定罪，我就不能继承你的财产，或者领你的保险金。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听起来很合理。”
“我想不会有人争辩，不过这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几年前那个妞儿杀了个营养师。她的律师可以让她以轻罪认罪，只要坐几天牢，外加参与一些社区服务而已，可是她自己没有钱，又正好是那个营养师的继承人。若要继承那笔遗产，就得被判无罪，于是那个律师决定搏一搏，然后赌输了，于是他的当事人得坐很久的牢。他应该让当事人继承遗产与否影响他的决定吗？不，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律师绝对不该受这些事情影响。”
“感谢上帝。”
“哈夫迈耶会认罪，”他说，“所以钱不会是他的。那怎么办？”
“保险公司会收回。”
“不应该。他们收了那么多年保费，也承担了风险，就该付这笔钱。而且该全额付，因为谋杀符合意外死亡的定义。他们得付掉这笔钱，问题是付给谁？”
“我想是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遗产受赠者吧。就是那几家艾滋病慈善单位。”
“如果利奥波德还是拥有那张保单的话，”他说，“那的确是如此。这样的话，哈夫迈耶就不是受益人，利奥波德的遗产继承人会收到这些钱。可是利奥波德转让过保单的所有权换取利益。所以他就跟这些钱无关了。”
“那哈夫迈耶的继承人呢？”
“不行，哈夫迈耶从来就没资格拿那些钱，所以他不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钱给别人。更别说他还活着就没有继承这回事。不过这倒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夫迈耶拥有那张保单，上头的受益人是他。可是他有没有指定第二受益人，以防他比利奥波德先死呢？他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以为如果他先死，那么利奥波德死掉时，钱就会付给他的继承人。”
“你指的是利奥波德的继承人。”
“对。换句话说，反正钱怎么样都会是你的，何必多此一举去指定第二顺序受益人呢？有几个原因，这样的话，不必等到认定遗嘱，就可以拿到钱。不过大概不会有人告诉他这点，或者他即使知道了也不担心。但如果他的确指定了，那第二受益人能拿到钱吗？”
“为什么不能？他又没参与谋杀，不应该把他排除在外。”
“啊，但哈夫迈耶加入那个旅费交易时，是不是就已经预谋要杀掉利奥波德？”
“他说没有。”
“那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如果他有预谋，难道我们不能辩解说其实他的犯罪意图使得那个旅费交易无效，所以拜伦·利奥波德应该恢复那张保单的所有权？”
“这样那些慈善机构就会得到这笔钱。”
“是吗？旅费交易之前，他指定的受益人是那些慈善机构吗？”
“耶稣。”我说。
“我想这是感叹词，”他说，“不是指受益人的名字。”
“我认识他的受益人，”我说，“旅费交易签订之前，要更改受益人，必须先通知她，她才因此知道的。”
“对，那是标准程序。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我一个朋友，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她找我去调查他的死因。”
他大笑起来。“谁知道呢。她原先并不知道，但其实她的行为都让自己得利。”
“你是说，最后那笔钱会归她？”
“对她太有利了，”他说，“哈夫迈耶的杀人，强烈暗示他是有预谋的，这么一来，那个旅费交易就可以宣告无效作废。如果作废，那张保单的所有权就回到利奥波德身上，而如果在进行旅费交易之前，她是原来的受益人，那么旅费交易的作废，她的受益人身份就仍然有效。我会很乐意替她争取，除非那些他遗嘱上的慈善机构雇用我当律师，那么我也很乐意争取说他没把这位女士列为遗产继承者，显示他是希望把钱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她，因此……”他接下来讲的法律问题都太过于专门，而且对我来说太曲折复杂，但重点是，金尼最后可能会得到那十五万元。“叫她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能当她的律师，但我会替她找个好律师。”
金尼吓呆了，这是当然的，而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她不该得到这笔钱。如果她就让那些慈善机构拿去呢？我指出，对我来说，拜伦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她如果良心不安，可以把一部分钱捐给那些慈善机构。
“反正，”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如果你没找我去查出杀拜伦的凶手，那笔钱就会永远留在俄亥俄州湖林市。哈夫迈耶没拿这些钱去买比萨或茶包，留给他的亲戚。”
“如果有谁应该得到这笔钱，”她说，“那就是你。我们来分好了。”
“什么？你跟我平分？”
“你，我，还有慈善机构。分成三份。”
“给我太多了，”我说，“而且给慈善机构的或许也太多，不过这一点可以再商量。现在你得打电话给律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影响，不过和金尼谈过的次日，我出去为圣诞节采购礼物。当时我还不确定最后那笔保险赔偿会归她，也不能把她一时冲动说要把钱分给我的那些话当真。但意识到即将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无论有多么少、多么遥远——显然都让我更富有圣诞节的博爱精神。我没把皮夹里的钱全部捐给救世军，也没大摇大摆走上街，嘴里哼着圣诞福音歌，但总之我奋勇加入那些市中心那些商店的人潮中，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店买了给两个儿子麦可和安迪的礼物，还有麦可的太太简，又安排把礼物寄给他们——公事包和花皮纹手提袋寄给圣荷西的麦可和简，双筒望远镜寄给蒙大拿州米苏拉镇的安迪，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分别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最近搬回了美国。
我还以为埃莱娜的礼物大概会很伤脑筋——我一向如此——但结果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了一对耳环，当场就知道她戴一定很好看。磨砂玻璃做成的小颗鸡心形坠子，配上深蓝色的石头更为出色。女店员告诉我，这对耳环是莱俪的，我严肃地点点头，一副知道她在讲什么似的。我想反正就表示这是好东西。
次日或者第三日的早晨，我过街到对面的晨星餐厅吃早餐看报。之后直接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口的图书馆。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肚子饿了才去布赖恩特公园的一个摊子吃中饭，我吃得很快，因为外头冷得让人坐在那儿不太舒服。一吃完，我就马上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一些时间找资料、做笔记。
走回家的途中，我在第六大道和五十六街交口附近一家俗丽的小餐馆喝了杯咖啡，又吃了一块馅饼。我想着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或者该说自以为知道的，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天晚上没有威尔的新闻，早报上也没有。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谈的是他对最近市长和州参议员争执的看法。他们都是共和党成员，也都是意大利裔，可是他们却彼此仇视得好像其中一个是塞尔维亚人，而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几个警察，包括哈里斯·康利和乔·德金。然后我又拨给马蒂·麦格劳，可是却联络不到他，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到可以在哪里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