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件事情是从一个报纸专栏开始的。
当然，是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而这件事出现在六月初一个星期四的《每日新闻》上。麦格劳的专栏“答客问”每周二、周四，还有周日会见报。这已经是过去至少十几年来纽约小报的一个固定专栏，专栏名称都一样，不过见报的日子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是在同一份报纸上。麦格劳过去几年跳槽过几次，从《每日新闻》跳到《纽约邮报》，然后又跳回来，中间在《新闻日报》待过一段时间。
“给里奇·沃尔默的一封公开信”是这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内容也是如此。沃尔默是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人，四十出头，有一大串性攻击轻罪的被捕前科。几年前他因为侵犯儿童而入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表现良好，咨询顾问写了一封对他很有利的报告给假释庭，沃尔默因此重获自由，发誓他从此会循规蹈矩，而且将奉献他的余生帮助他人。
他在狱中曾和一个外头的女人通信。她是看了征友广告和他成为笔友的。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女人会想跟一个囚犯通信，但上帝似乎制造了很多这种女人。埃莱娜说她们身上有轻度自负和救世主情结；此外，她还说，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不必付出的性吸引，因为男的关在牢里，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总之，弗朗西丝·内格利的笔友出狱了，他不想回奥尔巴尼，于是就到纽约市找她。弗拉尼是个三十来岁的护士，自从母亲过世后，就独自住在华盛顿高地的港口大道。她每天步行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上班，为教会服务，并为社区组织基金筹募行动当义工，她养了三只猫，还写情书给里奇·沃尔默这类诚实的公民。
沃尔默搬去跟她一起住之后，她就没再写信了。他坚持要当她生命中唯一的罪犯。她很快就没什么时间替教堂或社区组织当义工，不过还是好好照顾三只小猫。里奇喜欢那些猫，三只猫也非常喜欢他。弗拉尼一个同事常警告她别跟有前科的人交朋友，弗拉尼也不只一次地回答：“你知道猫咪是什么样的，”她娇滴滴地说，“而且猫很会判断人的性格。它们绝对爱死他了。”
弗拉尼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能力也跟她的猫咪一样。奇怪的是，监狱里的心理治疗并没有改变她爱人的性行为倾向，他又回到诱奸儿童的老路上。一开始他勾引十来岁的男孩到港口大道公寓里，把弗拉尼的裸体拍立得照片给那些男孩看，保证弗拉尼会跟他们上床。（除了肩膀向下垂和五官看起来有点像牛之外，她的大胸脯和饱满的臀部，都让她成为一个不无吸引力的女人。）
无论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她依照里奇的承诺给了那些男孩该给的东西。她的某些访客很乐于让里奇加入这个狂欢派对并鸡奸他们。也有人不愿意，只是他们又能怎样？里奇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男人，体力上可以予取予求，于是那些男孩只能就范，成为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热心参与者。
事情逐步升级。弗拉尼花光存款买了一辆旅行车。邻居越来越习惯里奇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车擦车的情景，显然他对自己的新玩具很自豪。邻居们没有看到他如何装饰车子内部，里头放了张床垫，车子边的栏杆上还有些绑缚用的工具。他们会开着车在市区转，到了适当的地区，就由弗拉尼开车，里奇躲在后车厢。然后弗拉尼会找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无所谓），说服他们进入旅行车。
完事后，他们会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里奇找到让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后把尸体丢在内林丘公园里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耶稣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是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被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离第一具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却一片接一片地掉落，直至土崩瓦解。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拉尼已经认罪，并且做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成无罪的决定。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判他无罪，但无论如何，应该找个方法把他关起来。这种人怎么可以放掉他，让他重返社会呢？”
这也是马蒂·麦格劳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许是无罪的，”他威胁道，“但在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眼中，你就像犯了原罪一样有罪。只有那十二个受限于司法系统而必须像司法女神一般盲目的陪审团员除外……
“有太多人和你一样，”他继续写道，“钻司法的空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宜居住。我必须告诉你，我希望上帝有个方法能摆脱你，动用私刑是个坏方法，只有傻瓜才会想回到无政府的民兵时代。但你却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们无法动你一根汗毛，而且我们只能让你生活在我们周遭，就像个赶不走的病毒。你不会改变，也不会去寻求心理治疗，而且反正你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会玩弄心理治疗师、心理顾问和假释委员会于股掌之间，然后溜回我们城市的街道，去猎食我们的孩子。
“我想亲手杀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没有那个勇气。也许你会走下人行道被公共汽车撞死。若是如此，我会很乐意捐钱给那位司机当辩护基金，如果司法系统疯狂到非让这个司机得到一些报应不可，那么应该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我也很愿意捐钱赞助，而且心甘情愿。
“又或者，在你可怕一生中，曾有那么一瞬间，你愿意当个顶天立地的人，做应该做的事。那么你可以学习弗拉尼的做法，消除众人的痛苦。我不认为你有那个胆子，但或许你会鼓起勇气，或者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无论圣伊格内修斯教会的修女们如何教导过我，我就是抑制不住地想：我非常非常希望见到你颈上绕着绳子，挂在一根树枝上，在风中，缓缓地，缓缓地旋转。”
这是典型的麦格劳作品，这类文章正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小报会出破天荒的价格从其他报纸挖走他。正如某人所说的，他的专栏构成了真正纽约的一部分。
多年来，他一直插手别人的工作，而且不无成效。这些年他出了几本非小说类的书，虽然都不是什么畅销书，但都颇受重视。几年前他在一个本地的有线电视频道主持脱口秀节目，播了六个月因为跟电视台管理阶层不和而结束。在那之前，他还写过一个剧本，并且曾在百老汇上演过。
但使他成为纽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专栏。他用一种通晓清晰的方式宣泄读者的愤怒和无奈，用字造句又比那些率直地表达蓝领愤怒的文章要高明。我记得自己读过他谈里奇·沃尔默的那篇专栏，也记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怎么在乎司法制度，不过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制度更好。我痛恨看到动用私刑的民众涌上街头，不过若他们停在里奇·沃尔默家的门前，我也不会跑去试图劝他们离开。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那篇专栏文章。读的时候，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偶尔也对一些过度简单化或不适当的措辞而皱眉，心里想着如果里奇被发现在一棵树或街灯柱子上头上吊自杀，也完全不是坏事。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把报纸翻过去看下一页。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篇专栏是在星期四刊出，外加星期三深夜的晨版早报。除了有八至十封给编辑的信——其中两封后来在“人民的声音”专栏中被引述——之外，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五封读者来信是给麦格劳个人的。一封是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名天主教信徒寄来的，他提醒麦格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而教唆他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同样有罪。其他的信则是表达对那个专栏的赞同之意，赞同的程度不等。
麦格劳有一叠印好的明信片：“亲爱的XXX，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无论你对我非说不可的话赞同与否，我都很感激你，能够拥有你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既高兴又光荣。盼望你今后每星期二、四和周日，都能阅读我在《每日新闻》上的专栏。”并不是每个写信来的人都会留下回信地址——有些人甚至没在信末署名——但那些收到明信片回信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写在“亲爱的”后头，信末还有手写的评论——“谢谢！”或“你说得对！”或“好观点！”麦格劳会在那些明信片后头签名寄出，然后便忘得一干二净。
其中一封信倒是让他留下了印象。“你那篇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相当犀利而具有煽动性，”信中一开始这么写道，“当司法系统失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光是失望地置身世外、归咎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这样的系统——即使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幸结果束手无策——是不够的。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后援措施，一个故障时仍能保全整个机器运转的装置，以便更正这个有瑕疵的系统所必然出现的那些错误。
“我们发射火箭到太空时，也同时设计出许多出故障时应变的后援措施。我们容许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会使得整个计划受挫，因而建立了一套装置来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偏差。若是我们对外太空都会有这类固定的预防措施，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城市中的街道不能如此呢？
“我提出一个针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援措施，其实这已经存在于我们市民的心与灵魂之中，但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动的决心。我相信我们有。你写的专栏，就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而我，也同样是这种人民意志的一个体现。
“里奇·沃尔默很快就会被吊死在树上，这就是人民的意志！”
这封信的文字修养比大部分的读者来信都高，而且是用打字的。麦格劳的读者不完全是那些只知道用蜡笔在牛皮纸袋上涂些标语的小丑角或低能儿，他也曾经收到过打字且用词讲究的信，但这类信一定都会签名，而且几乎都会有寄件人地址。这封却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不单是信纸上没有，信封上也没有。麦格劳看了一下信封，上头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报社地址，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把信归档，然后就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两个多明尼加小孩在山区骑自行车，他们从内林丘公园一个很陡的小径骑下来。其中一名对他的同伴大叫，两个人到了比较平的地带便同时煞车。“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那棵树上。”“什么树？”“后头那里有个家伙吊在树上。”“老兄，你疯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疯了。”“我们得回去。”“上坡？就为了看到那个上吊的人？”“来吧！”
他们回头，那位先头没看到的人也回去了。在距离单车小径约十五码之处，的确有个男人从一棵针橡树坚固的树枝上吊下来。他们停下车来，好好看个仔细，其中一个男孩当场呕吐起来。那个男人吊死的画面不会太优美，他的头肿得像篮球，脖子被他身体的重量拖得老长。他并没有在风中缓缓地旋转，因为根本没有风。
不用多说，那是里奇·沃尔默，他被吊死的地方离惨死在他手下两个受害人的陈尸处不远，麦格劳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狗娘养的果真听了他的话自行了断。他有一种拥有莫名而奇异的权力感，一时之间既不安又兴奋。
但里奇不是自杀的。他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很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验尸发现他的脑袋曾受到重击，而且造成头盖骨致命的伤害，如果不是某人还费事把他吊起来，光是这个伤也足够取他的性命了。
麦格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看起来似乎是他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些回响，而导致了里奇的被杀。至少，凶手在行凶时遵照了麦格劳的方法。这令他厌恶，但仍无法让他哀悼里奇·沃尔默的死。所以他依照多年来的习惯，在专栏上谈论他的想法和感受。
“我无法说我很遗憾里奇·沃尔默已经不在人世，”他写道，“这毕竟符合我们八百万市民的愿望，而我也必须说，里奇长眠于冰冷的地下，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糟。但我很不愿意去想到，我或任何这个专栏的读者对于他的死有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杀里奇·沃尔默的凶手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忙。沃尔默是个恶魔。有人真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都抱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辩驳说他以后再也没办法杀人了吗？
“然而杀他的凶手也同时在伤害我们。当我们把执法的权力掌握在手中，当我们的双手窃取了生死的权力，我们就跟里奇没有两样。哦，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比较仁慈，比较温和的里奇·沃尔默罢了。我们的受害人罪有应得，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可是我们跟里奇又有什么两样呢？
“对于曾经公开希望他死，我应该向全世界道歉。但我不会向里奇道歉，我对他死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的道歉，是向其他所有的人。
“当然，有可能杀死里奇的人从没看过这个专栏，他们杀里奇另有原因，也可能凶手是他狱中结下的仇家。我愿意如此相信，这样我会睡得比较安稳。”
不难猜到，有警察去找了麦格劳，他告诉警方他有一堆赞成和反对他专栏的读者来信，但没有一封明确表示要实现他的愿望。警方没有要求看那些信。麦格劳的专栏也继续刊登，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二封信。
“不要自责，”麦格劳读着那封信，“来讨论一下你的专栏将促使我未来有什么行动，可能会很有趣，不过搜寻任何名人作为目标都没有意义。我们别再多谈里奇·沃尔默的恶魔行径引发你写那篇文章、甚至引起我的行动好吗？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状况，因而迅速、直接、适当地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就是指一个可以继续谋杀小孩的人获得自由、回到社会。
“或者换个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暂时体现了纽约人民的集体意志。那是大众运行其意志的能力，不但要说，而且要做，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本质。民主不单只是指投票权，或者《人权法案》所提供的几项自由，而是我们用以被统治的——或统治自己的——我们的集体意志。所以不要把里奇·沃尔默被适时处死当成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怪沃尔默自己吧。或者归罪或归功于我——但当你把责任归给我时，你只是在归罪或归功于——
“人民的意志。”
有个警察给过麦格劳名片，他找出来，伸手去拿电话。但号码拨了一半，他挂断了，然后重拨。
他先拨给市政版编辑台，然后再拨给警察。
“杀里奇的凶手现身”，次日的报纸标题叫嚷着。接下来的报导由麦格劳署名撰写，先是全文转载威尔的信，又摘要了他的第一封信以及警方调查的进度。边栏的报导则包括对心理学家的访问和犯罪学家的说法。麦格劳的专栏登在第四版，标题是“给威尔的一封公开信”。大意是威尔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他也必须自首。
但威尔并没有自首。反之，当警方进行调查并毫无所获之时，他一直保持沉默。接着，大约一个星期后，麦格劳又收到威尔的另一封信。
他正期望能再收到威尔的消息，也一直在留意有没有打字地址且无回信地址的长信封。可是这回是个小信封，地址是用原珠笔写的，而且也有回信地址。所以他没特别注意，就直接打开了。他展开那张单页信纸，看到上面打字的内容和手写签名，然后像烫了手似的扔在地上。
“给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一封公开信”，信上一开始这么写着，麦格劳继续下去，这封信是仿照他自己给里奇·沃尔默公开信写。帕特里齐奥·萨莱诺是纽约的黑手党人物，五大帮派家族之一的头子，也是“组织犯罪取缔法”调查行动无法命中的目标，警方千方百计想把他关进牢里，却都无法如愿。“你自己的手下曾屡次想让我们摆脱你。”他写道，这指的是多年来帕特里齐奥躲过的暗杀。然后他建议帕特里齐奥去做他一生中最具公德心的行动——自杀；否则，此信的作者就不得不动手了。
“在某种意义上，”他最后写道，“这件事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毕竟，我只是——
“人民的意志。”
这篇报导对报纸销路大有帮助，没有人能采访到萨莱诺，但他的律师是个不错的代言人，他形容他的当事人是个无辜的生意人，已遭受政府迫害多年。他把最近的这个侮辱视为更进一步的迫害，他认为这要么是威尔已经受政府散播的谣言影响而展开狂想者的圣战，要么就是威尔根本不存在，而整件事情是调查单位编造出来的复杂的骗局，想找出或捏造出新证据以起诉帕特里齐奥。后者的可能性是他在他的当事人拒绝纽约警方提供保护时所提出的。
“想象一下由警方来保护帕特里齐奥，”《邮报》引述一个匿名的聪明人说法，“叫帕特里齐奥来保护警方还差不多。”
这个报导在纽约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上引起轩然大波，但没几天就沉寂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新鲜题材可以继续炒作。之后一个星期天，帕特里齐奥在布朗克斯区亚瑟大道的一家餐厅吃饭。我不记得他吃了些什么，虽然有好几份小报还报道了每一道菜。最后他去洗手间，接着有人在他之后进去，发现了他待在里面这么久的原因。
帕特里齐奥四肢摊开仰卧在地上，一根两尺长的钢琴弦绕住他的脖子。他的舌头吐了出来，比平常要长两倍，双眼暴突。
媒体当然疯了。全国性谈话秀找来专家上节目，讨论私刑的伦理问题以及威尔的特殊心理状态。有人想起《天皇》那首歌里的一句名言：“我有一份小名单。”结果就像吉尔伯特与沙立文的歌所唱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应该入土的社会罪犯”名单。大卫·雷特曼提出了一个供威尔参考的十大名单，名单上大部分是知名谈话秀节目主持人。（有谣言说制作小组曾为是否该将雷特曼午夜时段的死对头杰伊·莱诺列入名单展开一场激烈辩论，因为雷特曼的节目中向来不提此人。）
还有很多人自称是威尔，说那些人是自己杀的。警方设置了针对此案的专线电话，结果可以想见，他们接到了一堆假凶手和假自首的电话。一大堆自称威尔所写的给各种人物的公开信涌进《新闻日报》的编辑室。麦格劳还收到几封威胁要杀他的信：“一封给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都是你挑起的，你这狗娘养的，现在轮到你了……”许多人公开或私下揣测威尔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而且纷纷推荐人选。
有一点是人人都确定的，那就是一定会有第三个目标。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就算了。一个有可能，三个有可能。但没有人会停留在两个。
威尔没让大家失望，不过他的下一个选择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的标题是“给罗斯韦尔·贝里的一封公开信”，接着他说纽约市反堕胎行动领导人是个未被起诉的杀人犯。“你的能言善道，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了支持者的暴力行动，”威尔宣称，“而且其直接结果至少造成了两起死亡。第137街诊所的炸弹事件和拉尔夫大道的护士与内科医生的被杀事件，都是嚣张的谋杀行动。两次你都伶牙俐齿地撇清了自己和这些行动的关系，只不过你也赞许这样终结他人生命的方式，认为这类罪恶远不如堕胎……你支持那些未出生的小孩，但你却为了胎儿而终结他人的生命。你反对生育控制，反对性教育，反对任何可能减少堕胎需要的社会方案。你是个卑鄙的人，而且看样子也无法惩罚你。但没有人能够长期违抗——
“人民的意志。”
马蒂·麦格劳收到这封信时，贝里并不在纽约。他当时在奥马哈领导一场对一家堕胎诊所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我是在替上帝工作，”他对着电视新闻镜头说，“我是在体现他的意志，而且我会坚守下去，对抗所谓人民的意志。”他告诉另外一个记者说，不论威尔想做什么，都得等到他回纽约再说，他还打算在奥马哈待一阵子再回去。
上帝的意志。匿名戒酒协会劝告我们，只需根据上帝的意志祈祷，而唯有他的权力才能让我们的祈祷实现。我的戒酒辅导员吉姆·费伯曾说，了解上帝的意志，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你只消等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知道了。
罗斯韦尔·贝里所做的也许的确是上帝的工作，但由贝里来继续下去显然不是上帝的意志。他正如自己所说的，他待在了奥马哈，但回到纽约时，他已经装在棺材里了。
奥马哈希尔顿饭店的女服务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凶手颇具幽默感地在他的颈子上套了一条大衣的腰带。
当然，这个案子是属于奥马哈警察局管辖范围的，但他们也欢迎飞去那儿的纽约市警察局警探向他们请教并交换资讯。没有证据显示贝里的遇害与沃尔默和萨莱诺有关，除了威尔都曾给他们公开信之外，因此有可能是某些奥马哈人受到威尔的鼓励，决定在当地干掉他。
威尔的下一封信——和其他的信一样，寄给马蒂·麦格劳——提出了如下看法。“是我跑去奥马哈解决了贝里先生吗？还是某些奥马哈的市民，对罗斯韦尔·贝里打破了他们美好城市的平衡状态感到愤怒，于是自己动手了呢？
“我的朋友啊，这有什么重要呢？是谁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自己只是个无名小卒，根本无足轻重。我不过是为人民的意志而行动。如果真有另外一双手代替我将刀子刺入了罗斯韦尔·贝里冷酷的心脏，然后用大衣带子缠住他的脖子，那么我个人该负的责任，就好像你写的文章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们的行动一样。我们每个人，不论单独或共同，都有助于表达——
“人民的意志。”
这招很高明。威尔没说他去了奥马哈，只说是不是他杀的都无关紧要。但同时，他借着暗示贝里是被刺死的，很清楚地指出是谁杀的。奥马哈警方封锁了贝里是被刺死的消息。（他们原来也想封锁大衣腰带的事情，但消息走漏了，而且这个勒死的象征手法实在太强，无法期望媒体不报导。要封锁刀子的消息比较容易，因为现场看不出来，直到罗斯韦尔·贝里的尸体送到法医处验尸时才发现。他是被一刀刺死的，伤口在心脏处，凶器应该是窄刃刀或者匕首。死者几乎是当场毙命，也没有流太多血，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刺伤一开始没被注意到，而且为什么能够封锁消息没被报道出来的原因。）
罗斯韦尔·贝里看起来是个难以下手的目标，他远在千里之外，待在安全措施良好的旅馆里面，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忠诚的保镖跟随。那群保镖很强壮，身穿丝光卡其长裤和短袖白衬衫，理着小平头，脸上从无笑容。（“上帝的刺客”，一个评论家曾经这样形容他们。）很多人猜测威尔如何躲过了这些保镖，自由进出他们首脑的饭店房间。
“威尔来去一阵风？”《邮报》的头版标题如此问道。
但如果说杀贝里很难，那么要杀威尔所挑中的下一个目标，则根本不可能。
“给朱利安·拉希德的一封公开信”是他给麦格劳下一封信的标题。在他对贝里之死做出不明确回应后大约十天寄出。在信中，他为这位黑人种族优越论者所定的罪，是他在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煽动种族仇恨。“你创造了一个民众不满的领域，”他写道，“你的权力滋长了你所创造出来的仇恨与愤懑。你呼吁暴力，而至少你所污蔑的社会也准备用暴力回报你。”
拉希德首次成为知名人物时，只是一名皇后学院的经济学终身教授。当时他名叫威尔伯·朱利安，但当他确立自己的理论后，就把威尔伯这个名字去掉了。改名并不因为改信伊斯兰教，而只是为了表现他对传奇的伊斯兰教领袖阿鲁尼·拉希德的欣赏而已。
他在课堂上讲述的理论，与经济学相关甚少，基本上他主张黑人是人类的原始人种，是他们创造了亚特兰提斯与利莫里亚的失落文明，黑人正是这个世界史前人类最受尊崇的人种。他们创建了史前巨石群，是复活节岛的首领。
之后白人兴起，就像某种遗传学的运动，他们是纯种黑人的变种。如同白人的皮肤缺少黑色素一样，他们的心灵也缺乏真正的人性。他们的身体也同样有障碍，他们无法跑得那么快、那么远，也没法跳得那么高，同时还缺乏最原始的、与土地相连的脉动，也所以他们会缺乏韵律感。然而反常的是，他们缺乏人性，却因此能够高人一筹，这使得他们遇到黑人时，能够压倒、背叛并颠覆对方。尤其是，从白人再分歧出来的次要人种，其特定的角色就是要成为白人压制黑人的创造者。这些杂种狗的中心——够令人惊讶的——就是犹太人。
“如果最后土星上有生物，”埃莱娜说，“而且我们能登陆土星，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三对眼睛，五种性别，还有一些反犹太特征。”
根据拉希德的说法，只要有机会，黑人就会展现他们天赋的优越性，比如在田径场上，在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界，甚至是某些被认定是“犹太人”的运动——高尔夫和保龄球——中。（伟大的黑人骑师不多，他解释说，那是因为骑师对马的征服性质和支配性质太强。）另外他显然非常热爱的西洋棋也提供了黑人优越性的进一步证据，这是一种智力的比赛，原来是犹太人及其追随者专精研究的学问，但黑人小孩很自然就会，不需要研究就可以下得很好。
如今，黑人的责任——这是他用的字眼——就是完全与白人社会分开，在每个人类努力的领域中建立他们天生的至尊霸权，同时要力图支配白人，而且没错，必要的时候，甚至得奴役白人，来导引新的千禧年以及黑人潮的人类文明，如果这个星球要存活，这是基本的要件。
可以想象，皇后学院要求摘掉他职务的呼声很大。（雷蒙·格鲁利奥代表他辩护，成功地在这场战役中保住了他的终身职位，还坚持说他喜欢拉希德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多相信那套狗屎，”他曾告诉我，“至少他不会因此不雇用犹太律师。”）他在法庭上赢了，然后戏剧性地辞职，并宣布他要开办自己的学术机构。他的支持者已经在皇后区圣奥本斯区弄到一整个街区的地，筑起围墙，建了校舍，打算成立一所新的黑人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也大致齐备。
朱利安·拉希德跟他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住在围墙里。（虽然难免会有流言提到他对白种女人特别热爱，但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暗色皮肤，且有非洲裔的特征。两个太太长得很像，事实上，有谣言说她们是姐妹，甚至还说是双胞胎。）拉希德的住所外面整天都有警卫，他若走出围墙，一定有一群穿着卡其制服的武装警卫跟随，二十四小时轮班保护他。
威尔的这封公开信刚刚在报上登出，拉希德便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欢迎这个挑战。“让他来，他的确具体表现了他那个种族人民的意志。他们一向恨我们，现在他们再也不能任意地宰制我们、消灭我们。所以让他来找我吧，让白人的意志撞上黑人意志的巨石而破碎。我们且看谁的意志更强。”
平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星期，接着警方就被找去圣奥本斯的那块围地，之前他们从来不敢尝试进入那儿。拉希德的一群随从带着警方去他的住所，进入他的卧房，那些随从一部分是制服警卫，其他则是哭泣着的年轻人和小孩。拉希德躺在床上，或者应该说只有躯体而已。他的头放在房间一角的小祭坛上，眼睛大睁，旁边堆了一组木刻，还挂着好几串念珠。验尸结果表明，他的头是被一把祭祀斧砍下，那把祭祀斧是来自象牙海岸赛努佛族非常珍贵的手工艺品。
威尔是怎么做到的？他如何能突破那块围地的重重警卫，像鬼魂一般来去自如？各方人士都提出种种推论，有人说威尔自己其实就是个黑人，而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很快就以一份分析威尔信件的报告支持这个说法，他表示这些信可以证明其作者为非洲裔。另有人认为威尔是故意伪装成黑人，就像吟游诗人的表演中把脸涂黑的祈祷者一样。各界在政治上追求公正的人士都认为要仔细研究。将他假设为白人是不是会有种族主义倾向？还是假设他是黑人这种倾向会更明显？赛努佛族的祭祀斧并不是现场唯一的斧头。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慢慢生出一把斧头。
当这些辩论才刚刚有点热度之时，警方宣布逮捕马龙·西皮奥。西皮奥是拉希德信赖的一名手下，也是他的心腹之一。西皮奥原名马龙·西蒙斯，在拉希德赞同之下改为较具非洲色彩的名字。他在警方的审问下露出马脚，承认他抓住威尔公开信的机会，报了长期以来的一箭之仇。显然拉希德的两个太太，无论是姊妹或双胞胎或什么，都并不能满足他的性欲，他还与西皮奥的太太有染。西皮奥只有一个太太，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这次他有了机会，便从墙上拿起赛努佛族的斧头，砍掉了拉希德的脑袋。
威尔原来很高兴大家都以为是他干的。西皮奥被捕且自白的消息公开之后几小时，他就寄了出下一封信，再度提出罗斯韦尔·贝里之死那封信中的主题。人民的意志会找到表达的方法，谁挥舞斧头又有什么差别呢？
此后他沉寂了大约十天。当然又有许多杂音——一堆人写信或打电话声称他们是威尔，不过很明显不是，还有两桩匿名炸弹恐吓事件，其中一个炸毁了一栋中城的办公大厦。麦格劳接到一封手写的信。“一封给所谓马蒂·麦格劳的公开信”，这个文笔不佳的写信者抱怨麦格劳应该为威尔的恐怖统治负责。“混蛋，你要用自己的血为此付出代价。”信的最后如此写道。信末的署名则是占了半页信纸的红色大X。（警方化验很快就确定，那个X其实不是血，而是红色记号笔。）
警方只花了两天就逮到了X先生，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一时冲动写了这封信，然后在酒馆里吹嘘。“他还以为自己很红呢！”他这么说麦格劳，不过除此之外，他跟麦格劳无冤无仇，当然也不打算设计伤害他。这个可怜的混蛋被以一级恐吓和威胁罪起诉，后者是D级重罪。检察官大概会让他改以轻罪抗辩，我猜他会被判缓刑，不过他得缴一笔保释金，而且没什么可吹嘘的了。
然后全纽约市继续猜测威尔的动向。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笑话。（新闻评论家告诉观众：“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你是《每日新闻》明天一个专栏的主题。坏消息是，专栏作者是马蒂·麦格劳。”）每个人聊天都会提到威尔，而且每天晚上至少会提到一次，TJ也天天向我保证电脑最后将可以显示威尔的真正身份。去猜测他是哪种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永远猜不完。同样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也一样猜不完。一个疯狂的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曾号召听众来信建议威尔的死亡名单。“我们来看看谁会得到最多票，”他如此告诉他的塞车族听众们，“我会在空中宣布哪些人是威尔的首选。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也收听我们的节目，搞不好还是忠实听众呢。”
“如果他正在收听，”这名主持人的女搭档说，“你最好期望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当天是星期五。周一早上这个节目再度播出时，主持人改变了心意。“我们收到很多来信，”他说，“可是你猜怎么样？我不打算公布结果了。事实上我根本没计算结果，我觉得整件事情很病态，不光是投票选举，还有支配全纽约的那种威尔狂潮，挖掘每个人心中最深的本性。很多笑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病态又恶心。”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述了四个笑话，一个比一个病态，一个比一个恶心。
当然，警方的压力很大，他们想找出威尔来结案。但那种急迫的感觉和“山姆之子”时的气氛、或者任何隐藏多年的连续杀人凶手很不一样。你不会害怕上街，不会害怕威尔跟踪你，突然一枪打死你。一般人没什么好怕的，因为威尔的目标不是一般人。相反的，他只瞄准名人，而且都是名声不太好的。看看他手下受害者的名单——里奇·沃尔默，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罗斯韦尔·贝里，还有间接的朱利安·拉希德。不论你在社会或政治光谱的位置在哪里，你只要不是极端的恶徒，威尔的格杀令不太可能降临到你头上。
现在他把目标对准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