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例，读书人视书如拱璧，都需要一点空间将之列为清供，这就构成了所谓书斋。日夕徜徉其间，即使换不来传说中的黄金屋或颜如玉之类，也雅兴不减，算是身有所归吧。我之忝为读书人，半生以来，却往往在江湖中走动的日子居多。虽也曾积得上万册并非善本珍籍的图书，然而真正聚首的日子甚少。萍身无定，书也就像家一样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了。不过，只要曾经勾留过一段岁月的地方，营造一个书斋聊以栖心，这是不能阙如的。这样，随着我的浪迹，也就有了这么一串书斋；它像某种特殊的符号，句逗着我的浮生。不计书的多寡，也无论斋的雅俗，这些时筑时弃的空巢，作为一个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坐标，在转顾之中，发现它们依然贮满了值得频频温习的记忆。似乎燕去而楼犹未空，每一丝阳光和蛛网都还牵连着今天。我在一些暗夜中醒来，竟不免为那些容留过我之游魂的屋舍而伤悼不已。
198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教委所属教研室。单位在城北一条僻道上，一围花墙自成院落，隔断了周边的巷陌。小院不大，却植有几棵树，还辟了两份菜畦。另外的草地上则树着石桌石几，点缀着一些寻常见惯的无名花草。墙外则是一溜高大的悬铃木，竟使得这小小院子显得绿荫蓊郁。就这么一幢两层楼的砖屋，既办公又住人，十余个教研员出入其中，已觉得人口稠密。我知道实在没有空房，便对主任说，把那个楼梯间给我吧。主任有些为难，因为那实在是堆放杂物之所，他怕委屈了我。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阴暗角落，便自个清理其中就搬了进去。
该房确在楼梯下进门，屋顶即楼梯转角处。一般的建筑这样的位置都是用来做厕所的。房仅五平方米左右，刚好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有这些陈设，对我而言，也足够了。好在还有一扇窗，可以透些光进来。但窗户是不能推开的，因为外面是厕所且是进女厕所的必经之道。气味不论，为了免瓜田李下之嫌，便装了花玻璃并钉死，显出君子自重的姿态。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地，果然便有了当家做主的得意。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就没有被人数落的不快。每次自外归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唯一的不足就是朋友来访，站在院中呐喊，只听得我在洞中唱喏唤进去，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好歹要出门去迎，门又太矮，进出都得俯仰一番，显得有些麻烦。
但我已知足了。那阵子，刚从激扬文字的学生徒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职员，每天要按部就班去研究语文教材，隐约就生出了许多颓废。每日价到楼上点卯归来，便自个掩门读书，或抽一地烟头，弄得一屋里乌烟瘴气。看久了案头上那面空墙，觉得是荒疏和苍白，便去求对面离休的简笠先生写一幅字。这自然有些附庸风雅，但年轻的心灵是需要自己弄些东西来点缀的。简先生用他那苍老的书法写了一幅《陋室铭》给我，其勉励之意是明白的。我便裱之作了中堂。隐隐记得还自撰了一联自书补壁，说什么“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能苟全数年它何求焉”。这仍旧是故作超然的话，简先生看了便摇头不语。
其时，在骨子里原是雄心未退的，也颇能埋首于小屋中读书写诗；当然，也热衷于去坊肆间使酒买醉。微醺返邸，便喜欢铺开纸笔作苦吟状；偶尔也能搜得一句半联的警语，便独自激赏不已，在斗室中做手舞足蹈状。有了书斋，人似乎也添了一点书卷气，便不能没有斋号。经过一番切磋后，遂用“寻幽轩”三字来题了蜗居。“寻幽”一语出自李义山的诗“寻幽殊无极，得句总堪夸”。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前述的朋友来访的状态。就这样，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书斋，并为此乐也陶陶。
那两年，小城尚很寂寞，时相过从的友人也不多。一大帮哥们儿尚在异地求学，所以书斋尚不嫌小，偶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在那一床一几间坐卧清谈，仿佛海阔天空一般。日子在幽静的平淡中过得从容写意，无忧无虑，唯一的烦恼便是雨季的到来。
由于该楼久已失修瓦顶渗水，楼梯也裂缝，雨从瓦洞中泻到楼道上，水渍又浸过那些裂痕再滴到我的床上。室小无地可以迁床，每次从梦中被那冰凉的手指所叩醒，只得搬一只脸盆到床上接雨。所幸其漏极规律，并不声东击西，都只在腰腹间发生，因而只需要侧身抱盆而眠，也并无大碍。其初原也不能习惯那金水迸鸣声，久之，便能分辨出积水深浅而高低不同的乐音了。渐渐还感到一些趣味，不为所扰，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思。唯一要提醒自己时刻注意的是，不得轻易翻身，否则便会沧海横流了。就这样，在深山小城的许多漫长雨季里，便战战兢兢地怀搂着这么一池涟漪，小心翼翼如一个哺乳的母亲，在或梦或醒的青春之夜中，谛听着这铜板铁琶的自然旋律，谛听着岁月跫音的渐行渐远。
而今，病骨支离的不眠时分，才有些怀疑这最初的书巢有可能给了我风湿的纪念。但每当春雨秋霖重来之时，却仍旧能让我念起那在季节的沙漏中变得细微而遥远的寻幽轩。
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像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
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做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
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
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
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
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像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浙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
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的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
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
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像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
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
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公安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
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召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米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
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
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
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
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备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
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做斋名。
“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
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
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至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
未几便是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
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须预约。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儿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
次年，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
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
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儿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
作为烟厂采购员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
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儿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
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
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密捕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
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阳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
记得那年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倏尔鹤往云飞，曲犹未散，迁客无归路。瞩目青山秋色里，掩映旧时门户。灯火阑珊，笙歌缥缈，槛外空凝伫。凭篱惊问，百年身寄何处？
那时在阁楼上，最爱来席地对卧的是李斯。这厮经常三更半夜和嫂子一言不合，便私奔来此，且奇怪地要和我酒后笛箫对奏。我们少年时都是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待过的，乡下孩子胡乱会一点民乐也是常事。但手艺荒疏已久，这会儿再来深宵吹笛引鹤，确确乎太杀风景。派出所只有在此际，实在听怕了我们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才会来拍门求饶。
关于握火亭的故事，还有个结尾。那个女警后来又通过我的一个警界哥们儿找到了我，请我去吃麦当劳，并带回了当年借走的书籍。我抱歉地玩笑说，当年确实不是想打进敌人内部而接近你的，只是朋友们的一个赌局。她也豁达开朗，笑说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先生就是当初那五封信的主人之一。
尘世间的际遇，于我算是略显一点奇特的。冥冥之中我和一些房屋的缘分，似乎始终难以久长。只有朋友和书，磕磕绊绊地总能伴随终生。虽然也会走丢一些，散佚一些，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要白头偕老互送花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