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去访问讲学。在彼时的香港，内地人和普通话常被人小觑，但我是能讲英语的法学教授，所以还颇受尊敬。有一次，我沾婚姻法的顶级专家杨大文教授的光，应邀去参加香港妇女发展联合会的成立庆典。香港临时立法会的范徐丽泰主席亲自开车接送我们，而且安排我们与香港“待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等贵宾同桌就餐，诚为“殊荣”。
我的专业领域包括犯罪侦查、刑事证据和刑事司法制度，职务犯罪的侦查和预防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次香港之行，我还给自己附加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完成第4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犯罪悬疑小说的创作，而我设定的主题就是反腐败。
在香港可以得到一些在内地难以获知的信息，而当时给我印象格外深刻的信息之一就是“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感指数排行榜”。“透明国际”是1993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腐败感指数”是该组织依据十几个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盖洛普调查等）的专家或商业调查结果统计得出的人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的观感，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主观评价数据。“腐败感指数”（CPI）的满分为10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0—2.5之间为高度腐败；2.5—5.0之间为比较腐败；5.0—8.0之间为比较清廉；8.0—10之间为高度廉洁。1995年，“透明国际”首次公布了41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统计结果，中国大陆地区得2.16分，名列倒数第二；最后一名是印度尼西亚，得分仅1.94；香港地区排名第17位，得分是7.12。
看到这些数据，我确实有些震惊。虽然我当时也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没想到会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二，而且得分如此之低，属于高度腐败的范畴。且不说那些政府清廉度名列前茅的新西兰、丹麦等国家，就是和香港地区相比，我们的差距也很大。我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言人”或“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诬蔑，因为这样的话语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信。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我那主要依据影视作品和负面宣传所形成的印象中，香港虽然有高楼大厦和商业繁荣，但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以“三合会”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相当猖獗，官员腐败，警匪一家，百姓缺乏安全感。但是到香港之后，我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身穿深蓝色或浅橄榄色制服的警察都很文明，都很规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感知，我发现政府官员大都是遵纪守法的，也是清正廉洁的。后来我得知，香港政府的清廉度在过去20年有显著提升，而成立于1974年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于是，我就产生了访问廉署的愿望。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检察制度的国际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廉署执行处的贝守朴副处长。他是个英国人。到香港后不久，我给他打电话，表达了访问联署的愿望。他很热情，当即答应转告有关部门。第二天上午我就接到了廉署负责内地联络事务的汤伟平主任的电话。大概是由于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他们对我这位毛遂自荐前去访问的内地学者非常重视，很快就用传真发来详细周到的访问日程安排表，使我颇有些受宠若惊。
11月19日上午，我来到位于港岛红棉道8号东昌大厦上的廉署总部。首先接待我的就是汤伟平主任。他向我介绍了廉署的历史和现状，给我放了一段录像，又带我参观了设在总部的廉署训练学校。然后，汤主任的助手唐淑贤小姐把我领到廉署执行处。廉署下设三个处：执行处、预防处和社会关系处。其中，执行处负责贪腐案件调查，共有800多人，占廉署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执行处在“停车场大厦”的8层。唐小姐在门口的会客厅把我“移交”给贝守朴副处长。然后，我会见了行动处的处长和另外几位副处长，并参观了讯问室等设施。
那天的访问使我对香港地区反腐倡廉的进程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交流工作之余，潜心于这部反腐败小说创作。当我于1997年3月离开香港时，我的行李中已经有了小说初稿。这部名为《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的小说曾在《深圳特区报》《生活时报》等报刊连载，并于1997年11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颇值一提的是，《神秘的古画》是我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1998年5月，我应邀到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我收到一位陌生法国女士的来信。她名叫玛丽娅·克劳德，正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已学习中文多年。她通过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神秘的古画》，很喜欢，决定把我的小说作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她希望到北京与我见面并收集相关资料。1999年5月，我在北京接待了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研究生。我们交谈数次，她提了许多问题，也收集了许多关于我的资料。一年后，我拿到了她那印制精美的法语学位论文。随后，她开始翻译我的小说。2002年1月，法国的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神秘的古画》。由于这是第一部被翻译到法国的当代中国犯罪小说，所以反映甚佳，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正面的评介。2003年，这部小说以“口袋书”的形式再版。2011年，黎明出版社第二次一并再版了我的四部犯罪悬疑小说。
2002年9月2日，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做为期六个月的客座教授。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我就给正在香港旅游的玛丽娅打了电话。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面。这一次，我从北京来，她从法国来，聚会在香港。此事本身就颇有诗意，而她又提出了一个更富诗意的建议——共同沿着“洪律师”在《神秘的古画》中的路线去游览港岛的太平山。
9月5日下午，我来到玛丽娅在九龙下榻的酒店。见面后，她很兴奋，特别高兴我接受了她的建议。于是，我们从尖沙咀乘渡轮来到中环，在高楼大厦的缝隙中向山上走去。玛丽娅不时地重复着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地名和街名，找到之后还会像孩子一样发出欢快的笑声。在香港公园观赏了各种植物和鸟类之后，我们乘有轨缆车来到太平山顶。走出月牙型车站大楼，我们来到山坡北面悬崖边的亭台，俯身观望下面的摩天大厦。稍事休息，我们沿着山边小径向后山走去。
9月的香港，天气依然炎热。虽然路旁绿树成荫，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不过，这里非常清静，偶尔才能遇到一两个行人或过往的车辆。我们走走停停，一边欣赏风景，一边谈论我的小说。玛丽娅正在翻译我的另一部小说《血之罪》，便不时询问一些翻译中的难题。我发现，她对我的小说读得非常仔细，在一些细节上，她甚至比我记得还要清晰。
夕阳西下，湛蓝的暮霭笼罩太平山顶。我们按照小说中的情节，来到车站南面的山顶餐厅，也像洪律师和郑晓龙那样选坐在室外临靠山崖的小桌旁。晚风飘逸，林木朦胧，音乐柔润，笑语轻盈。在这怡然的氛围中，我们似乎都在追寻那部小说中的意境。晚饭后，我们走出餐厅，又来到山坡北面的悬崖边，在深蓝色夜空下眺望香港的夜景。此时，港岛的北端和九龙的南端都变成灯光的海洋。在这两片“灯海”中间是黑色的港湾。我的思维开始像我的眼睛一样模糊起来——究竟哪些是小说中的画面，哪些是现实中的场景，我已很难分清。也许，生活本身就是由一部部小说组成的。
2010年暑假，我应德国马普国际与外国刑法研究所的邀请到弗莱堡访问讲学，夫人与我同行。8月11日，我们离开巴德小镇，乘火车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旅馆门口见到了等候多时的玛丽娅和她的丈夫。他们家住地中海边的尼斯市，那天早上专程坐飞机到日内瓦与我们见面。她很激动地与我们拥抱，然后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在一家瑞士餐馆共进午餐后，我们一起乘坐游艇游览了日内瓦湖。然后，我们在湖边漫步，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下午5点钟，我们告别，玛丽娅夫妇还要乘飞机赶回尼斯。分手时，她的眼睛湿润了，我也有些伤感。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很近，有时很远。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反腐败问题。2006年至2008年，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对职务犯罪的现状又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我认为，反腐败，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开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这样的制度，在我们的国家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目前拥有“不宜申报之财产”的官员实在太多。
于是，我就提出了“大赦贪官”的设想。2008年1月27日，我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的文章，谈了自己关于中国反腐败路径的思考，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我又在《法制日报》上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怪梦解析：反腐败的‘次佳’路径”，“怪梦延伸：开创反腐败的新纪元”，“怪梦链接：从‘暗赦贪官’到‘明赦贪官’”，“怪梦演绎：社会成就感均衡论”，“怪梦升华：官本位、金本位、善本位”，“怪梦终结：执政党人的思想解放”，凑成了“大赦贪官：怪梦七夕谈”。为了回应网友的质疑并澄清我的观点，我在2009年4月22日的《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文章，并就“大赦贪官”问题接受了《南方周末》《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等记者的专访（2009年9—11月期间）。2010年1月16日，我还应邀到《南方都市报》在广州主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了题为“反腐败：敢问路在何方”的演讲。2010年8月，我又在香港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期刊《中国法律》（2010年第4期）上发表了“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的论文。2010年9月，由我倡议开设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的“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引起广泛关注，包括英国的《卫报》等中外媒体都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并俗称为“反贪硕士”。我以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然而，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有人说我是“不懂政治”。我确实有些痴，因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我也确实不懂政治，因为我希望自己能远离政治。在一个社会中，搞政治的人越少越好。于是，我从法学走回文学，在小说中演绎我的梦想。我利用今年的寒假，重写了《神秘的古画》，并改名为《无罪贪官》。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自问：那个清廉的“圣国”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这是个问题。
2012年春
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