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谷医生。”斯特恩说。他从第一字开始，语气中就带着一种嘲笑的味道。现在是两点过五分钟，下午的庭审刚刚开始，这四个字是斯特恩对熊谷进行交叉询问的第一句话，斯特恩和肯普之前都私下跟我说，这次询问将会成为本次庭审中最隆重的亮点。
藤冈熊谷医生——他的朋友都叫他泰德，是检方的最后一个证人。他此时正看着斯特恩，脸上挂着一副冷淡的表情。他双手交叠着，显得很温和。在观众看来，他应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是专家，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观察员。他穿着蓝色的西装，满头浓密的黑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他今天早上已经接受了检方的直接询问。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上庭作证，他的表现比我预料的还好。他说到了很多医学专业术语，法庭记录员不得不中途几次打断，让他把某个词再重复一遍或者拼写出来。他与生俱来的傲慢自大在证人席上就成了一种专家的自信。他的资质背景惊人，他曾在三个大洲学习过，也曾在全世界发表过论文，在全美的多起凶杀案中，都曾经作为鉴定专家出庭。
这些经历是他专家资格的一部分。他和那些所谓的随机证人不同，那些证人说的只是自己看到、听到或做过的事情，而熊谷却可以根据所有的鉴定证据，给出自己的推理和意见。在熊谷上庭之前，检方已经在庭上宣读了好几份报告，包括鉴定化学家的分析报告、血液检查的报告等。在证人席上，“不痛”，也就熊谷在这些报告和尸体解剖结果的基础上，给出了一套全面而详细的描述。在四月一号晚上，波尔希莫斯女士与人发生了性关系，基本可以确定是双方自愿的。因为，在她的阴道中发现了含化学杀精成分的润滑剂，这说明她用了子宫帽作为避孕措施。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发生关系的人是A型血，和我一样。在他们发生关系后没多久，这一点可以从她阴道中精液流出的程度判断出来，波尔希莫斯女士就被人从脑后重击了一下。这个凶手习惯用右手，和我一样，而这一点是从她脑袋右边的伤痕角度看出来的。凶手的身高无法推测，因为不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被袭击时的姿势，也不知道凶器的形状。但从头盖骨上的伤口来判断，她在被袭击的时候应该是弯着腰的，可能只是弯了一下。显然，之后凶手取出了子宫帽，并把已经死去的波尔希莫斯女士绑了起来。斯特恩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出反对，熊谷接着说，通过现场发现的杀精剂以及打开的门窗，他认为，凶手是刻意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案，好隐藏自己的身份，凶手应该是对凶杀案的侦破手段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日常作息都非常熟悉的人。
当尼可指引着“不痛”说完这番总结后，他问熊谷有没有告诉过我他的这些想法。
“有的，先生，今年四月十号还是十一号的时候，我见过萨比奇先生，我们讨论过这个案子。”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嗯，萨比奇先生告诉我，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是在什么怪异的性游戏中意外死亡的，她是自愿被绑起来的。”
“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说，那很荒谬，我跟他解释了现场证据所反映的情况。”
“在你告诉萨比奇先生你的观点以后，你们有没有进一步讨论？”
“有。萨比奇先生当时很愤怒，他站起来威胁我，他说让我小心点，不然他就会告我暗中破坏调查。他还说了很多话，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斯特恩和肯普坐在我两旁，冷静地看着“不痛”，他们连笔记都懒得写。
今天早上，我到斯特恩办公室的时候，肯普对我说熊谷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
“有多严重？”我问。
“非常严重。”肯普回答。
“你想知道是什么吗？”肯普问我。
这个时候，我发现斯特恩之前对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还是不知道细节为好。只是听到熊谷犯了个错的消息，我就已经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慌张。
“还是给我留个惊喜吧。”我告诉肯普，“我还是在法庭上听你们揭晓。”
现在，我就在等着。“不痛”坐在那里，很镇定。中午吃饭的时候，肯普又告诉我他认为熊谷的职业生涯到今天大概就会终结了。
“熊谷医生。”斯特恩开口了，“你在这里是以专家的身份作证的，是不是？”
“是的，先生。”
“你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你所发表的论文和你所获得的学历，是不是？”
“是的，我已经回答了那些问题。”
“你说你之前曾经出庭作证过很多次？”
“成百上千次。”“不痛”说。他的每一个回答都透露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他要做一个聪明而强势的人，做这场交叉询问中的强者。
“医生，据你所知，有没有人对你的专业能力产生过怀疑？”
“不痛”坐在座位上扭了一下，斯特恩对他的攻击开始了。
“没有，先生。”他说。
“这么多年，有没有检察官对你，作为一名病理法医官的工作能力批评过？”
“没有人当面批评过我。”
“没有人当面批评你，但是，有人向警局局长投诉过你，并导致你的个人档案中留下了至少一条这样的记录。”
“这我就不知道了。”
斯特恩把那份档案先拿给尼可看，然后又拿给了证人席上的熊谷。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他立刻说。
“难道你的个人档案中留下记录后，你没有接到通知吗？”
“有可能通知了我，但你问的是我还记不记得，我确实不记得了。”
“谢谢你，医生。”斯特恩从熊谷手里接过档案，然后一边朝我们这边走来，一边又问，“你有没有什么外号？”
熊谷愣住了，他大概是在想，还不如刚刚承认记得呢。
“朋友都叫我泰德。”
“除了泰德呢？”
“我不用外号。”
“不是的，先生，不是说你用不用外号，而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外号？”
“我没有听懂你的问题。”
“有没有人曾经叫过你‘不痛’？”
“当着我的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不痛”又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
“可能吧。”最后，他终于说。
“你很不喜欢这个外号吧？”
“没怎么想过。”
“这个外号是几年前，前任副检察长塞内特先生给你起的，不是个好听的外号，是不是？”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塞内特先生当着你的面，说你的尸检工作很糟糕，唯一能够和你共事而不感觉到痛苦的只有那些尸体，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法庭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就连坐在法官席上的拉伦都笑个不停，我却在椅子上坐不稳了。不管斯特恩手上掌握了熊谷的什么秘密，都一定要够震撼才行，因为从庭审开始，这是他第一次放弃了自己的礼貌态度，他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而残酷。
“我不记得了。”整个法庭恢复安静之后，“不痛”冷冰冰地说。在过去这些年，他对出庭作证的这一整套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金德区的每个警察和每个检察官都知道这个故事，塞内特估计也会很乐意地站在证人席上说出这个故事。但法官应该不会允许他上庭，这样的证词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不痛”缩着肩膀，看着斯特恩，等待着他问出更多的问题。而斯特恩显然认为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显得非常开心。
“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是你在检察院的同事中——这么说吧，和你矛盾比较少的，是不是？”
“当然。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在这一点上的说法，“不痛”显然已经接到了很好的指示。他会承认他和尼可、莫尔托之间的关系，光明正大地说出来才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隐情。
“在本案调查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和他们俩讨论过调查的情况？”
“我和莫尔托先生谈过几次。”
“你和他多久谈一次？”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时不时会讨论一下。”
“在四月的前几周，你和他讨论的次数有没有超过五次？”
“有。”他说，“如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痛”的回答总是滴水不漏。他知道我们对电话公司发过传票，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拿到了哪些人的电话记录。
“你把这个调查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他了吗？”
“莫尔托先生是我的朋友。他问我的工作情况，我就告诉他了。我们谈的都是可以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涉及秘密的内容。”“不痛”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些答案，当然事先就和检方商量好了。
“在你把病例分析报告上交给萨比奇先生前，是不是就已经把报告的结果告诉了莫尔托先生？尤其是在被害者阴道中发现了杀精润滑剂这件事。”
“我懂了。”“不痛”简单地说了一句。他直直地看着莫尔托。莫尔托一只手捂着脸，看到熊谷正盯着自己，他突然坐直，把手拿开了。
“应该说过。”熊谷又说。
他还没回答完，拉伦就打断了他的话。
“稍等一下。”法官说，“稍等一下下。请记录员记下，检察官莫尔托刚刚在证人回答完问题后，对他做了个手势。稍后，我们将对莫尔托先生进行进一步的询问。请继续，斯特恩先生。”
莫尔托满脸通红，想站起来。
“法官大人，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拉伦在说什么，我看着莫尔托，拉伦脸上的表情却是怒不可遏。
“陪审团不是瞎子，莫尔托先生，我也不是瞎子。继续。”他对斯特恩说，但他的怒火已经无法抑制，他突然把椅子转过去，面朝莫尔托，用小木槌指着他，“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对你在这次庭审中的行为非常不满，莫尔托先生，我们会对你进行进一步询问。”
“法官大人。”莫尔托绝望地说。
“请你坐下，莫尔托先生。斯特恩先生，请继续！”
斯特恩走到我们的桌子旁。我告诉他我没注意到莫尔托的什么手势，他说他也是。但斯特恩不会让这个小插曲白白发生，他用夸张的语气问道：“那么，熊谷医生，可不可以说，你和莫尔托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这个问题引来了观众席上的几声笑声，尤其是记者席上。熊谷满脸不悦地眨了眨眼，并没有回答。
“熊谷医生。”斯特恩问，“你是不是想成为金德区的首席法医官？”
“我是想成为法医官。”“不痛”毫不犹豫地回答，“拉塞尔医生现在的工作很出色。再过几年，他就要退休了，也许我能胜任他的这份工作。”
“那么，如果有检察长的推荐，就能够帮助你获得这个职位，是不是？”
“谁知道呢？”“不痛”微笑着说，“总不会有坏处。”
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尼可。熊谷是他的证人，他显然已经告诉过熊谷，对在选举期间发生的一切，在法庭上都要坦言相告。在莫尔托的糟糕表现之后，很明显尼可想在陪审团面前树立起检方诚实坦率的形象，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如果不是刚刚法官突然发火的那个小意外，他们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都相当好。
“在四月份之前，你和莫尔托先生有没有讨论过关于你当法医官的事，熊谷医生？”
“我说过了，莫尔托先生和我是朋友。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他也会告诉我他的打算。我们经常聊天的，四月、五月、六月，一直都有联系。”
“在四月份化学鉴定报告出来之前，你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个案子很多次？”
“应该是的。”
“那么，这份报告中说，你在给波尔希莫斯女士尸检时，从她的身上取出了精液的样本，是不是？”
“是的。”
“这个精液的血型和萨比奇先生的血型是一样的，并且还包含了波尔希莫斯女士使用子宫帽避孕时用到的润滑剂成分，我说得对吗？”
“你说得对。”
“而在你所给出的观点中，这个杀精润滑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不是？”
“所有的事实都很重要，斯特恩先生。”
“但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你希望我们都相信这次悲剧的意外只是被凶手伪装成了强奸案的样子，是不是？”
“我不是让你们相信任何事，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观点。”
“但你的观点——让我拣最重要的说，就是认为，萨比奇先生把现场布置得像一起强奸案，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你、莫尔托先生和尼可先生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斯特恩指着陪审团，“你们的意思是，这是一起被布置成强奸案的谋杀案，而凶手对警方的调查手法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作息时间都比较熟悉，是不是？”
“我在之前的直接询问中，就已经这么说了。”
“所以，这些都指向了萨比奇先生，不是吗？”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痛”带着微笑的表情说。可以看得出来，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斯特恩会这么笨，会把自己客户的名字说出来。但斯特恩还在继续这个话题，说出了更多连熊谷自己都不敢说的内容，熊谷很乐意看到斯特恩犯错。
“你们的所有推论，都基于你们采集到的那个杀精润滑剂样本，是不是？”
“差不多是吧。”
“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润滑剂是你得出专家意见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吗？”斯特恩又重复了他之前的观点。
这一次，“不痛”让步了，他耸耸肩，说：“是的。”
“那么，熊谷医生，你的专家意见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里并没有找到任何润滑剂。格里尔警官曾经在这里作证过，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的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没有看过警方的报告。”
“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听说过。”
“作为一个专家，你难道没有担心，你的观点所基于的是一样在被害者家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我有没有担心？”
“对，这就是我的问题。”
“没有担心，我的观点都是根据证据得来的。”
斯特恩盯着“不痛”，看了很久。
“润滑剂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斯特恩先生。我不知道受害人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但我所采集的样本里有这个东西，检验报告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斯特恩说。
“对。”熊谷说。
“这种杀精剂确实存在在你送去实验室的样本里。是的，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斯特恩在法庭里走来走去。我还是猜不出来熊谷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原本以为是化验错误，但“不痛”已经说明了不是。
“那么，先生。”斯特恩说，“在你一开始对死者进行尸检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会有杀精剂的存在，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那么，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一开始是不是曾经认为，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不记得了。”
“真的吗？你曾经告诉利普兰泽警官，说杀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凶手所留下的精子都是没有活性的，是不是？利普兰泽警官已经在陪审团面前作过一次证了，我敢肯定，如果要他再来一次，他会愿意的。熊谷医生，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说过？”
“可能说过吧，但那是初步的结论。”
“很好，那是你初步的结论，但确实是你当时的观点，对不对？”
“是吧。”
“那么，你还记得你是找到了哪些证据，才让你得出那个观点的吗？”
“我不记得了，先生。”
“实际上，医生，我也明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在完成尸检后的几天，你可能对任何一份报告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
“有时候是吧。”
“你一周要完成几个尸检，熊谷医生？”
“一两个，有时候是十个，要看情况。”
“你还记得在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被杀前后的那一个月里，你完成了多少个尸检吗？”
“不记得了，先生。”
“如果我说十八个，你会不会觉得惊讶？”
“不会惊讶，应该差不多。”
“有这么多尸检，某一次检查过程中的细节你不记得了，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确实。”
“但在你和利普兰泽警官讨论的时候，对细节应该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是不是？”
“可能吧。”
“你当时告诉他，你认为凶手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
“那好，那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让你得出这个初步结论的基础是什么吧。”
斯特恩把尸体的初检报告迅速念了一遍。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尸斑、血液的凝固程度和消化酶的状况，确定了死亡的时间。在阴道后侧发现的精液说明卡洛琳在发生性关系后没有多久，就受到了攻击。而在她的输卵管中没有找到任何活性的精子，正常情况下，在发生性关系后十到十二个小时内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那么，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尤其是那些没有活性的精子，你推测，凶手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医生，你难道一开始没有想到过，死者可能是用了含杀精成分的润滑剂吗？”
“显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现在你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居然忘了考虑杀精剂这么明显的一个可能？”
“我也会犯错误的。”“不痛”挥了挥手说。
“是吗？”斯特恩说。他看着这位检方的专家证人，“多久犯一次？”
熊谷没有回答，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斯特恩先生，我没有找到任何避孕的工具，没有找到子宫帽，所以，我才认为死者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但熊谷医生，你作为这样一位专家，不可能这么容易受到误导吧？”
熊谷笑了，他知道斯特恩这是在奚落他。
“每一个事实都非常重要。”他说，“但有些事只有凶手才最清楚。”
“当你把你的初步结论告诉利普兰泽警官时，你不是故意要误导他吧？”
“当然不是。”“不痛”拼命摇着头，他已经预料到斯特恩会这么问了。
“医生，你在当时一定是真的相信死者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吧？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点，所以才没有考虑到杀精剂，是吗？”
“斯特恩先生，我当时也仅是推测。后来，化学鉴定的结果出来了，我的观点也就改变了。利普兰泽知道，当时只是我初步的推测。”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吧。比如说，熊谷医生，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么她应该也就不会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了吧？”
“当然了。”他说，“但波尔希莫斯女士是能怀孕的，她生过一个孩子。”
“确实如此。”斯特恩回答，“我们不用去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这个特例。你只需要记住我的假设。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她就没有道理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杀精剂了，对不对？”
“当然。”“不痛”同意斯特恩的观点，但他回答问题的语速却越来越慢。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犹豫，他不知道斯特恩接下来想说什么。
“那就很荒谬了吧？”
“是的。”
“那么你，作为一位鉴定专家，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在发生关系时却使用了子宫帽或杀精剂，你能想到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女人不是在更年期吧？”
“不是，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怀孕的女人。”
“那没有道理。从医学上来说，没有道理，我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斯特恩抬头看着拉伦法官，“法官大人，能不能请法庭记录员把刚才那五个问题以及熊谷医生的回答都做一下记号，这样，等一会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重新再把它们念给熊谷医生听？”
熊谷慢慢地扫视了法庭一眼。他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记录员，最后，看着检方的律师席。他皱着眉头。不管斯特恩设置的是什么陷阱。法庭记录员在记录本的旁边夹上了一个小夹子。
“熊谷医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斯特恩问，“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不会认为自己是不能怀孕的吧？”
熊谷看着斯特恩，他弯下腰，对着证人席上的话筒说。
“不会。”“不痛”说。
“别着急回答，医生。你那几周做了十八个尸检，你要不要看看你当时的记录呢？”
“我知道被害人使用过避孕措施，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份化验报告你也念过。”他又说。
“那么我要再说一遍，在你送到化验室的那份样本中，确实找到了杀精剂的成分。”
斯特恩回到我们桌子旁。肯普已经拿着斯特恩要的文件了。斯特恩把一份复印件拿给检方律师，把原件递给了熊谷。
“熊谷医生，你还认得吗？这是你对波尔希莫斯女士进行尸检的报告。”
“不痛”翻了几页。
“这是我的签名。”他说。
“能不能请你把做了标记的那一小段话念一遍？”斯特恩转过身看着尼可说，“第二页。”
熊谷换了副眼镜。
“‘死者的输卵管已经进行了结扎和分离，末端正常。’”熊谷看着自己正在念的这份报告，他又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现在，他已经眉头紧锁，最后，他终于摇了摇头。
“这不对。”他说。
“你说自己的验尸报告不对？这是你当时一边解剖，一边口述的，是不是？医生，你不是要说你解剖的时候弄错了吧？”
“这不对。”熊谷又说了一遍。
斯特恩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又拿了一张纸。我明白了，我抬头看着他从肯普手里又接过一份文件。
我悄悄说：“你这是在告诉我，卡洛琳已经做过输卵管结扎吗？”
点头的是肯普。
接下来的几秒钟，我脑子一片空白。很奇怪，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我好像是被锁在了摇摆不定的情绪中，某种很重要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好像变得很遥远，但在这种混乱中，我还是意识到，熊谷要完蛋了。斯特恩又问了他两三次，波尔希莫斯女士有没有可能做过输卵管结扎手术，他都否认了。斯特恩一再问，如果有其他的事实依据，他会不会改变观点，然后，把一份西区妇科医院的报告塞进了熊谷手里，报告上清楚地写明，卡洛琳在六年半前的一次流产后，确实做了输卵管结扎。显然，肯普昨天下午去见的就是给她做手术的医生。
“我再问你一遍，先生，你看了这份报告之后，是否要改变你专家的观点？”
熊谷没有回答。
“先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知道自己不会再怀孕了吧？”
“显然。”熊谷抬起头说。在我一片混乱的思绪中，我居然也会为他感到可怜。他现在说话很慢，表情迷离。他不是对着斯特恩和法官，而是对着莫尔托和尼可说，“我忘了。”
“先生，在四月一号的那天晚上，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会用杀精剂，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熊谷又没有回答。
“现在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吧？”
熊谷依旧没有回答。
“你认为她没有理由会在已经结扎的情况下还用杀精剂吧？”
熊谷抬起头。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在思考，还是感到羞愧。他抓住证人席旁边的扶手，仍然没有作出回答。
“我们是不是需要法庭记录员复述一下我开始问的问题以及你的回答？”
熊谷摇摇头。
“熊谷医生，现在难道还不明显吗？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在四月一号根本就没有用过杀精剂，你作为专家难道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吗？你作为一位专家、一位科学家，在她的公寓里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杀精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熊谷似乎是叹了一口气。“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先生。”他努力保持着几分尊严说。
“那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熊谷医生，基于这些事实，你送去化验室的样本是不是根本就不是从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体内采集到的？”
熊谷靠在椅子上。他用手推着鼻梁上的眼镜。
“我是按照规定程序来的。”
“那么，先生，你是不是在告诉陪审团，你完全清楚地记得是你亲自把杀精剂的样本从死者身上取出来，作了记录，并亲自送到实验室的？”
“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
“我再重复一遍，那份含有杀精剂的样本，那份和萨比奇先生血型一样的精液样本，是不是有可能不是从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体内提取出来的？”
“不痛”又摇了摇头，但这次，他并不是在否认，他只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医生，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最后，他终于说。
偌大的法庭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对面一位陪审员惊呼了一声：“天哪！”
“熊谷医生，在你把这份样本送到化验室的时候，是不是正是你和莫尔托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
听到这里，熊谷终于爆发了，他蹭一下站了起来。
“你这是在指控我什么吗，斯特恩先生？”
斯特恩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已经遭遇太多无端的指控了。”他说。然后，斯特恩朝熊谷点点头，补充了一句“熊谷医生”便坐下了。
休庭以后，肯普和我坐在斯特恩的会议室里，对一小群听众描述起了斯特恩对熊谷的询问过程，这些听众包括斯特恩的秘书、私家侦探波曼，还有两个在斯特恩公司担任文员的法学院实习生。肯普拿出了一瓶香槟酒，一个实习生还把收音机里的音乐打开了。肯普真是个好演员，他又是扮斯特恩，又是扮熊谷，把整场询问活灵活现地演了出来。他先是用严肃的口吻复述了斯特恩咄咄逼人的问题，然后又学熊谷，跌坐在椅子上，跺着脚，大口喘着粗气。我们正笑得前俯后仰的时候，斯特恩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晚礼服，更准确地说，是晚礼服的一部分。只有烫得笔挺的裤子和衬衫，一条红色的领结还没有系好，只是套在领子上。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时，脸色铁青、怒气冲天。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忍着没有爆发。
“这太不合时宜了。”他是在对肯普说，“太不合时宜了，我们还没有结案，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种自大的情绪带到法庭上，陪审员是能感觉到的，他们会讨厌的。你们现在赶紧收拾一下，我要和客户谈一谈。拉斯迪。”他说，“你有空来一下。”
他转身走了，我跟在他身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装饰的格调很温情，甚至有点女性化，我猜他的妻子应该参与了装修。办公室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乳白色的色调，窗户上挂着落地的窗帘，沙发上堆着纯棉的靠枕，坐上去软绵绵的。斯特恩在他办公桌的四个角上都放了一个沉重的水晶烟灰缸。
“这都是我的错，别怪肯普了。”我一走进办公室就开口说。
“谢谢你，不过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作决定的人，他才是！这样的行为太不恰当了。”
“今天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就是开心一下。他工作那么努力，他只是想让我放松放松。”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说肯普的好话。他是个很优秀的律师，我认为他工作很出色。也许该责怪的人是我，案子越是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越紧张。”
“斯特恩，你今天应该放松一下。几乎没有哪个律师能够完成这样厉害的询问，尤其是对检方的专家证人。”
“那倒是。”斯特恩一边说，一边露出一个怪怪的微笑，“熊谷真是犯了个弥天大错啊！”他哼了一声，摇摇头，“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你一直都坚持得很好，所以，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如何进行抗辩。我很希望多点时间，但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经答应了要出席马格纽森法官的退休晚宴。尼可也会去，这回我们可算是势均力敌了。”他为自己这小小的幽默又露出了一个微笑，“无论如何，这是你的辩词，最终要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想听，我会给你我的意见。如果你不想听，你只管告诉我你的想法，我听你的。”和我一直以来预料的一样，斯特恩等到我们已经明显取得了优势之后，才让我自己作决定，我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
“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提出抗辩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拉伦法官明天就会对我们作出直接裁定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是真的，我倒是惊讶了。”他把雪茄烟从烟灰缸沿拿起来，“说真的，我认为不可能。”
“还有什么可能让我定罪的证据吗？”
“拉斯迪，这就不用我来告诉你了吧。在这个阶段，各种推论都应该是在有利于检方的前提下进行。即便是熊谷看起来荒谬的证词，也必须得到采信。至于你问的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所有的证据都能够定你的罪，证明你在犯罪现场出现过。你的指纹在那儿，和你家地毯一样的地毯纤维也在那儿，你家的电话记录表明你和卡洛琳有联系，所有这些都铁证如山。”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没有哪个法官会在这样一个大案子中抢夺陪审团最终作决定的权利。这会招来批评，更重要的是，会给外界留下案子没有得到公正解决的印象。检方的有些证据确实站不住脚，法官大概也这样认为。但毫无疑问，他会更愿意让陪审团最终决定你无罪释放。就算陪审团无法作出决定，他也可以在庭审完以后，批准我们无罪释放的申请，而不是直接裁定。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这种情况才更有可能。”
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多么希望他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抗辩的问题了。”斯特恩说，“如果我们要继续下去，当然就要提供一些证据。我们希望能够证明巴巴拉在案发当时确实如你所说，是在学校。所以，我们需要拿到她上班时使用电脑的记录单，证明她是在八点刚过就到了那里。我们还想找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四月一号晚上没有送过你从尼尔林到市区。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妇科医生的报告当然也要拿到，还有其他一些吧。我这会儿就不多说了，还要不要找证人出庭作证也是个问题。”
“你打算叫谁呢？”
“能证明你人品的人，当然是巴巴拉最好。”
“我不想让她出庭。”我立刻回答。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拉斯迪，陪审团里有五个男人。她能有力地支持你的不在场证据，而且她也一定会愿意出庭来作证的。”
“如果我上庭作证，只要她坐在第一排微笑地看着我，陪审团就会知道她支持我的不在场证据了，没有必要让她来接受审讯。”
斯特恩清了一下嗓子，我显然打乱了他的计划。
“你不想让我上庭作证，是吗，斯特恩？”
一开始，他并没有回答，而是从衬衫上掸去了一点儿掉落的雪茄烟灰。
“你不愿意让我出庭是因为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吗？”我说，“我不会在庭上撒谎否认的，你知道。”
“我知道，拉斯迪。我觉得这不太好，我觉得这会给检方一个反攻的机会，而他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机会。老实说，如果巴巴拉上庭作证，检方对她进行交叉询问时，我们也可能面临这个风险。虽然按照法律中有关配偶之间的保密规定，他们应该不能问你妻子你有没有对她坦白过婚外情，但毕竟还不能确保。总而言之，不值得冒这个险。”斯特恩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番话，他也承认我是对的，确实没有必要让巴巴拉上庭作证。“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最担心的。”斯特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他假装伸了个懒腰，我知道，他很想坐在沙发上，坐在我旁边，他每次要跟我说什么坏消息的时候，都会这样。他把他桌子后面白色书架上的一张家庭照片整理一下，然后，很自然地坐到了我身边。
“拉斯迪，我一般都很愿意让被告上庭作证。虽然法官会一再告诉陪审员，如果被告保持沉默，也绝对不能对其产生偏见，但这样的告诫陪审团往往不可能真的听进去。陪审团想要听到被告自己的辩解，尤其是这个被告还是一个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不过，在你这个案子中，我不建议你出庭作证。拉斯迪，你我都知道，两类人才能成为好的证人。一是真正说实话的人，二是撒谎娴熟的人。你本质上是一个真诚的人，基本上也能成为一个好的证人。而且，你还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历，知道如何和陪审团进行良好的沟通。我毫不怀疑，如果你能作证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你的表现会非常有信服力，陪审团一定会判你无罪释放。而且，我认为，你也应该得到无罪释放。”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时间很短，但目光却很深邃。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相信了我的清白，还是认为检方的证据确实无法定我的罪，但我感觉，应该是前者，我感到很惊喜。当然，斯特恩也有可能只是在安慰我。
“但是。”他接着说，“在观察了你几个月之后，我认为，你上庭作证时，大概不会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有些事情是你的秘密。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是要打听这些秘密。我是说真的，有些客户，我会劝他们说出所隐瞒的事，但有些客户，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的好。在很多案子中，有些内幕最好不要去碰，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相信，你最后作出的决定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无论怎样，当一个人站上证人席，却没有打算说出全部的真相时，他就像一只只有三条腿的野生动物。你不是一个擅长撒谎的人，如果尼可问到很敏感的话题，形势就对你非常不利了。”
他停了一下，沉默的时间稍稍长了点。
“我们必须让案子保持现在的局面。”斯特恩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进展一直都比较顺利，除了有一天。我们对检方所有的证据都找到了漏洞，今天下午，我们对他们的打击估计他们是再也没法恢复了。从我职业的角度来判断，你最好还是不要出庭作证。经过今天之后，我们的胜算很大。无论你上庭作证会有怎样的效果，目前还是维持原状的好。”
“我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要提醒你，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决定了出庭作证，我会帮你准备证词，对你充满信心，无论你选择要说什么。当然，你也不需要今天晚上就作出决定，但我希望你在作最后决定的时候，好好想想我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他把领结系好，从门后面的衣架上取下了烫得笔挺的西装外套。我留在他的办公室里，认真想着他刚才说过的话。这是这么久以来斯特恩和我最掏心的一次交流，在经过了这几个月的压制后，他的坦率，无论是多么真诚、说出来是多么动听，都让我感到很意外。
我沿着办公室的走廊离开了，想去喝一杯。肯普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还在他的小办公室里加班。一个文件柜的后面贴着一张海报，鲜红色的背景上，是一个穿着亮闪闪外套的年轻人，照片上正是他跳动的一瞬间，他弹着吉他，满头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像是一朵蒲公英，海报上方用白色的大字写着“银河乐队”四个字。我敢肯定，看到这张海报的人大概都认不出来，他就是十二年前的杰米·肯普。
“我让你挨老板骂了。”我说，“对不起。”
“没事，是我自己的错。”他指着椅子让我坐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自律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是吧？你之前见过今天这样的庭审场面吗？”
“还从来没见过。”我告诉他，“十二年里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知道这件事多久了？”
“星期天晚上，斯特恩看到了验尸报告中的那句话。我们昨天从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报告，你知道吗？斯特恩认为这只是个失误。他认为熊谷做什么事都不靠谱，当熊谷拿到实验室的报告后，他就没再管了，忘了自己最开始做的验尸结果。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那你认为是怎样的？”
“我认为你是被陷害的。”
“嗯。”我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很久前就想过了这种可能。”
肯普说：“基本上就是。”我敢肯定，他又想到了我家里那份可疑的电话记录，但他没有说出来，“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了一会儿。
“我为什么要告诉我的律师呢？”
“你认为是莫尔托吗？”
“可能吧。”我说。
“他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让你不再查那个案子了？那个B类档案？”
“那个B类档案。”我重复了一遍。
“除非他认为你不敢在法庭上提到这个案子。”
“是啊，但看看我现在的处境。如果是你，你是愿意被副检察长指控，还是愿意被一个以谋杀罪起诉的人指控呢？再说，他也不知道我们的进展程度，他就是不想让大家继续查下去。”
“这太奇怪了，你不觉得吗？有点诡异？”
“这是一个我不太相信的理由。”
“还有什么理由？”
我摇摇头，“今天晚上我就会有个更好的想法了。”
“为什么是今天晚上？”
我又摇了摇头。为了利普兰泽，我不能说，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你今天晚上要单独行动喽？”
“是的。”我说。
“你最好小心点，不要让尼可抓住了什么把柄。”
“别担心。”我说，“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站起来，想了想刚才说的最后这句话，这大概是我近来说的最离谱的一句话了。我向肯普道了晚安，走回办公室走廊，找香槟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