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我们第三天早上一到法庭，尼可就对斯特恩、肯普和我坦白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即将传唤第一个证人上庭作证。
“怎么可能？”斯特恩问。
“对不起！”尼可说，“莫尔托告诉我，他忘了，他确实忘了。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找，会找到的。”尼可和斯特恩一边走，一边商量着。莫尔托看着他们，显得非常担心。他似乎不愿意离开检方律师席上的座位，像条癞皮狗一样坐着。说真的，他看上去很糟糕。这么早出现在法庭，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蜡黄，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似乎一直都没有休息过。我怀疑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家。
“他们怎么可能把证物就这么弄丢了？”肯普问我。
“这是经常的事。”我回答。警局在麦克格莱斯大楼证物中心里无人认领的物品多如牛毛。很多证物连标签卡没有，或者编号是错的。我处理过的很多案子中，证物都是乱七八糟放着的。
斯特恩和尼可都一致同意，应该将这一情况在开庭前汇报给法官，我们便都回到了法官室里，这样，会让尼可避免受到公众的指责。斯特恩在这些事情上的让步也正是让他颇受法官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别的律师，会要求把这种差错记录在案，让尼可在媒体面前下不了台。
我们都坐在法官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科琳盯着桌上电话的小灯，灯亮着，法官正在和别人通电话。科琳是个很庄重的女人，胸部很大，法院里很多人都怀疑她和拉伦之间有什么，但去年秋天，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柏金斯的警察，流言也就终止了。拉伦一直很受女士们的欢迎，他大概在十年前离婚，我听人说，离婚后，他经常去帅哥美女众多的酒吧喝酒，那些酒吧在博雅大道上，很多人把那里叫“美梦成真大街”。
“他说让你们进去。”科琳在和法官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肯普、尼可和莫尔托走在前面，斯特恩还想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走进法官室后，尼可已经向法官开始汇报玻璃杯的问题了。他和肯普坐在法官对面的扶手椅上，莫尔托坐在稍微远一点儿的沙发上。这间法官室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面墙上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另一面墙则是拉伦自己的荣誉墙。上面有一张他和雷蒙德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和其他一些政客的照片，和他合影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法官大人。”尼可说，“我也是昨天晚上才听莫尔托第一次说。”
“莫尔托昨天说的那些话，意思好像是玻璃杯在你们手上，只是忘了送过来。莫尔托，我现在要告诉你。”拉伦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是白色的，显得很有皇室的风范，他开始还在一边听，一边翻书和文件，现在却站起来，用一只手指着莫尔托，“如果在这个案子里，我再听到你说这样的废话，我就把你关起来。不要对我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尼可，你也知道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但现在……”他朝莫尔托的方向点了点头。
“法官大人，我明白。所以我一知道这件事后，就非常担心。我真的认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失误。”
拉伦狠狠地瞪了尼可一眼，尼可并没有退缩。他做得很好，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努力表现得恭敬而谦卑。这不是他的自然反应，但他总能在法官面前随时表现得恭恭敬敬，这招很有用。他和莫尔托昨天晚上一定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莫尔托才会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
不过拉伦并不准备就这么算了，和往常一样，他很快明白了这个意外事件的深层含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检方一直承诺要把有我指纹的玻璃杯给我们看，但他们其实早就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问。他看了斯特恩一眼，似乎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你也知道，尼可，我签的那些法庭令不是好玩的。你的证据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这只杯子最后是在谁手上？”
“现在还不太清楚，法官大人，但应该在警方那边。”
“那是自然。”拉伦说。他显得很愤怒，看着远处，“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你们是公然违抗了法庭的指令，让被告没有准备的机会。尼可，你也做了开庭陈述，在开庭陈述里，你多次提到这只玻璃杯。现在，这就是你的问题了。等你找到了这只杯子，我们再来决定它到底能不能够作为证物。现在，继续审案。”
实际上，尼可所面对的难题比法官的愤怒要复杂得多。法庭上证人出庭的顺序已经都安排好了，第一个作证的人是要描述犯罪现场的警察，那么，在他的证词中，一定会提到那只玻璃杯。
“在我的法庭上，他绝对不可以提。”拉伦说，“绝对不可以，我们绝对不会去讨论一个连找都找不到的证物。”
这时，斯特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并不反对尼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下面的程序。
“但是，法官大人，如果说，检方找不到这只杯子了，那么，我们要求撤销与之有关的其他所有证据。”他所说的，当然就是那份指纹报告，“现在，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开庭，不要再推延了。”
拉伦耸耸肩。这是斯特恩的官司，这也是斯特恩和我之前就商量好的。如果我们反对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我们就可以打乱检方计划好的证人顺序。但斯特恩认为，如果尼可的第一个证人一出庭，就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证据会丢失，反而对我们很有利，检方的这种错误会给陪审团留下很糟糕的印象。我跟肯普说，警方终究还是会找到那只杯子的，但他认为，就算是找到了，也不会再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我认为你应该给斯特恩先生一份证据和证人清单，好在我们下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让他有所准备。”
莫尔托马上开口了，“我们有，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就给他们。”莫尔托在自己膝盖上的一堆文件中翻了半天，最后递给肯普一张纸。
“你们的这个错误要记录在案。”拉伦说。这是对尼可的惩罚，看来，他最终还是要向公众做一番解释了。
几个律师还在法官面前讨论，我仔细看了看那张清单。我很想知道利普兰泽会在什么时候出庭作证，他越早出庭，也就能越早开始对尼奥的调查。我本来是想找斯特恩的那个私家侦探继续查，但他说什么都查不到。我看到了利普兰泽的出庭时间，很倒霉，排在了后面，看来我要再等一等了。
失望归失望，从这份清单上，我还是看出了莫尔托和尼可对这个案子的小心谨慎。他们会从对谋杀现场的描述开始，然后是各种物证，接着再慢慢证明为什么我就是凶手。一开始，是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接着，是我在调查过程中的可疑表现；最后，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我曾经在谋杀现场出现过：包括玻璃杯上的指纹、地毯纤维、电话记录、尼尔林的那个女佣、血型检验结果，等等。最后作证的将是熊谷医生，我猜，他会在关于证物的处理问题上给出专家的意见。
拉伦继续对尼可不依不饶。
“检方如果找到了证物，会立即通知被告吗？”
尼可做了保证。
这件事就算是处理完了，陪审团入席，尼可宣布传唤检方的第一个证人哈罗德·格里尔警官。他从走廊走了进来，站在拉伦前面，等着宣誓。
格里尔警官一站上来，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尼可会坚持要他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场。陪审团对第一个证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格里尔正是那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是黑人，个头很大，说话有条有理，不慌不忙，给人一种很有魄力的感觉。警局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智商完全不输于大学教授，只是因为条件环境所限，才成了警察。
莫尔托对他进行询问。虽然莫尔托看上去很疲惫，但所有的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
“那么尸体是在哪里？”
格里尔是达到凶案现场的第三位警官，卡洛琳是在上午九点半左右被人发现死亡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去参加一个八点的会议，又缺席了九点的庭审，她的秘书立刻给公寓的管理员打了电话。管理员曾经告诉我，他唯一做的，就是推开门，四周看了看。他看了一眼，就知道要立刻报警，警局派来了格里尔。
格里尔描述起他当时所看到的情形，以及鉴定人员是如何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工作的。格里尔确认了一个装有地毯纤维的塑料袋，里面的纤维是从卡洛琳的身上发现的，他又确认了一个装有卡洛琳裙子的大塑料袋，里面有更多相同的地毯纤维。莫尔托和他慢慢把话题转到了那只玻璃杯上，格里尔说，他是在吧台上找到那只杯子的，他亲眼看到技术鉴定员把那只杯子放进了证物袋。
“那么，这只杯子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警局的证物室，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但很快就会找到的。”
接着，莫尔托又问卡洛琳阴道中被取走的那个子宫帽。格里尔说他仔细搜查了整套公寓，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避孕工具。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警方找出的所有证据都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了说明，最后，莫尔托问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根据你过去九年凶杀案侦探的经验，从案发现场的情况看，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莫尔托问。
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猜测，这不能作为专家的意见。莫尔托问的是这位警官的一种直觉。”
拉伦用他的大手摸着下巴，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反对无效。”
莫尔托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根据尸体的位置。”格里尔回答道，“尸体被捆绑的情况，还有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家中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凶案现场的第一眼就觉得，应该是波尔希莫斯小姐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或者是之后被杀害了。”
“你是指强奸？”莫尔托问，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一般在直接询问的阶段是不允许问的，但现在问出来其实也无妨。
“是的。”格里尔说。
“警方的摄影师到了现场吗？”
“到了。”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
“我让他们对现场进行拍照，他们也拍了。”
“你当时也在？”
莫尔托从他们今天早上推进来放证物的小推车上拿出一沓照片，正是我四个月前在自己办公室里看到过的那些。他一张张地拿给斯特恩看，然后又拿给格里尔看。莫尔托的这一招非常精明，通常，在谋杀案中，法官会尽量限制检方展示凶案现场的照片，因为那些照片都很血腥，会导致陪审团的偏见。但莫尔托事先问了现场的情况，再拿出照片，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坐在那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格里尔把每张照片都描述了一番，并确认现场的情况就是那样。当莫尔托再次递来照片的时候，斯特恩走到法官席前面，要求法官自己也要看看。
“尸体的照片留下这两张就可以了。”拉伦说。他拿走了另外两张，但他允许莫尔托在询问完格里尔以后，再把照片拿给陪审员看。我不敢抬头，从陪审席里的一片沉寂看来，那些照片中的血腥和卡洛琳被捆绑着的尸体显然起到了检方所期望的效果，学校女老师大概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对我微笑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法官说。
“就问几件事。”斯特恩说，他对着格里尔微微笑着，我们不会为难他这样的证人，“警官，你刚刚提到了一只玻璃杯，那只杯子现在在哪儿？”斯特恩盯着格里尔面前的照片。
“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你刚刚作证的时候，不是说找到了一只杯子吗？”
“我是说了。”
“哦。”斯特恩表现得很慌张，“但现在，杯子却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先生。”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犯罪现场。”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没有，先生。”
“你们有去找过吗？”
格里尔笑了，这大概是他站上证人席后第一次笑，“有的，先生。”
“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很认真地在找？”
“是的，先生。”
“但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先生。”
“它最后出现是在谁手上？”
“我也不知道，所有的证物收据单都在莫尔托先生那里。”
“哦。”斯特恩转过身，看了莫尔托一眼。莫尔托脸上挂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认为斯特恩在演戏，但陪审团显然并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的笑显得莫尔托很自大，“莫尔托先生有证物的收据单？”
“是的，先生。”
“那么正常条件下，证物也应该在他那里喽？”
“是的，先生，证物和原始的证物登记卡都是在检方那里。”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莫尔托先生有那只玻璃杯的登记卡，但是没有那只杯子？”
“是的。”
斯特恩又转身看了一眼莫尔托，他盯着莫尔托说了一句：“谢谢你，警官。”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才重新转过身，看着证人。
接着，斯特恩花了几分钟时间，详细询问了各种证物搜集时的情况。当问到那个子宫帽的时候，他暂停了下来，明显是想重点问清楚。
“你们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还不只这个避孕工具，是不是，警官？”
格里尔皱起了眉头。他又不是去找大钻石或是老姨妈弄丢的蕾丝手帕，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警官，你和你的同事对那套公寓进行了彻底详细的搜查，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警官，你们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子宫帽，也没有找到任何要和子宫帽一起使用的润滑剂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格里尔犹豫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最后，他终于回答。
尼可立刻转身看了莫尔托一眼，他们坐在我前面四五米远的地方，面朝陪审团。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两个对头。他们从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陪审团的反应。尼可对莫尔托悄悄说话，大概是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显然，已经有几个陪审员对这个疑问引起了警觉。
斯特恩正准备坐回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他脸色暗沉地瞥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把这些照片赶紧扔掉才好。我又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只好把那沓照片递给了我。我找到了吧台的照片，我跟斯特恩说了几句话。他听我说完，即刻回到了证人席前面。
“格里尔警官，你认得这张编号6—G的照片吗？”
“认得，先生。”
“这上面是你找到玻璃杯的那个吧台？”
“是的。”
“先生，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就只能靠你的记忆力了，告诉我，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记得，现场的状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很好。那么你们拿走的那只杯子应该是放在毛巾上的这套杯子中的其中一个喽？”斯特恩把照片翻了个面，好让格里尔和陪审员们都看得见他所说的那套杯子。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数数毛巾上还剩多少个杯子？”
格里尔把手指点在照片上，慢慢地数着。
“十二个。”他说。
“十二个。”斯特恩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加上用作证物也就是现在不见了的那只杯子，一共有十三只杯子？”
格里尔立马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奇怪之处，他摇摇头，“应该是吧。”
“一套杯子都是一打十二只，十三只不是很奇怪吗？”
莫尔托提出反对，但还没等拉伦法官作出决定，格里尔就已经回答了，“是很奇怪。”
“说真的。”在午餐休息的时候，斯特恩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观察力，拉斯迪，但你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吗？这种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看着斯特恩，我们正朝法庭外面走去。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我告诉他。
下午，检方所面对的情况更加棘手。我当副检察长的时候，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证据最薄弱的那一环。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就像是在死亡峡谷里行走。现在，对尼可来说，这个死亡峡谷就是如何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一点。很明显，他希望在陪审团面前拿出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员能够自己推论出来。他和莫尔托制订的总体计划应该是从格里尔警官开始，在我和卡洛琳关系的这个部分敷衍带过。最后，在各种物证的条件下直接得出结论。这个策略很合理。但所有吃完饭、回到法庭的律师们都清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将是属于被告的舞台。
检方接下来的证人是我以前的秘书尤金妮亚·马提内兹，她显然觉得这是她大出风头的好时候。她戴着一顶宽边的大帽子、长长的耳环，站在证人席上。尼可拿出了她之前作的简短证词。尤金妮亚说，她已经在检察院工作了十五年。其中有两年，她都在担任我的秘书，到今年四月为止。去年大概是九月还是十月的某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但是接错了线，她无意中听到了我和另外一个人的对话，她听得出来，那个声音就是波尔希莫斯小姐，我当时正在和她商量在她家碰面的事。
“你认为听起来他们是什么情况？”尼可问。
“反对，检方问‘听起来’。”斯特恩说，“太主观了。”
“反对有效。”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法官，她怎么就不能说出自己听到了什么呢？”
“可以说听到的内容，但不要说自己的想法。”拉伦坐在法官席上对尤金妮亚说，“尤金妮亚女士，你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听到他们谈话时你的想法，只能说一说他们谈话的内容和语气。”
“他们说话的语气是怎样的？”尼可问，这和他之前的问题是同样的意思。
但尤金妮亚却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很有礼貌。”她终于回答了。
斯特恩表示反对，但这个回答很平常。拉伦法官摆摆手，表示反对无效。
尼可这次在重要的问题上又碰到了难处。我又一次想到了他在准备这个案子时，该经历了多少困难。
“他们听起来语气很亲密吗？”他问。
“反对！”斯特恩嗖一下站了起来，这是一个带有诱导性的问题。
拉伦又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训了尼可一顿，他说，这个问题显然很不合适，不可以再问这样的问题，陪审员们应该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但是，尼可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有原因的，他想给尤金妮亚一些暗示。
他又问：“那你能描述一下他们说话的口气吗？”
斯特恩再次强烈地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尼可之前已经问过了，尤金妮亚也已经回答了。
拉伦盯着尼可说：“拖拉王戈迪亚先生，我建议你问几个新的问题。”
形势突然转变了，谁都没有料到。
“他说‘我的宝贝’。”尤金妮亚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尼可看着她，很震惊。
“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吧？他说他会在八点的时候去她家，还叫她‘宝贝’。”
我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失态了，我发出一声惊呼。我敢确定，我的表情一定很愤怒。肯普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
“我的宝贝！”我悄声说，“天哪！”
斯特恩回过头，严肃地看了我一样。
尼可显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坐下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斯特恩朝尤金妮亚走去。其实，他刚一站起身，还没有走到证人席前面，就已经开口问话了。他脸上挂着责备的表情，和几秒钟前他看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尤金妮亚女士，你现在在检察院是替谁工作？”
“替谁？”
“就是你在帮谁打文件？替谁接电话？”
“莫尔托先生。”
“是这位先生吗？坐在检方桌子边的那位？”
尤金妮亚说：“是的。”
“当萨比奇先生由于这次调查被迫离职时，莫尔托先生就得到了萨比奇先生的职位，对吗？”
“对，先生。”
“这个职位在检察院里是一个很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对吗？”
“是整个检察院的二把手。”尤金妮亚回答。
“莫尔托先生负责的这次调查让他坐上了萨比奇先生的这个职位，对吗？”
“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对法官说，“我只是想问清楚这位女士的证词中是否带有偏见。她现在是在她的老板面前作证，她对她老板动机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拉伦微笑着。斯特恩想问清楚的绝不仅如此，但他的这个理由无可挑剔，尼可的反对被驳回了。
法庭记录员重复了那个问题，尤金妮亚回答对。斯特恩在开庭陈述中，几乎没有说起竞选的事和检察院里的人事变动。这次是他第一次将权力斗争的话题引进了法庭辩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他在开庭陈述中所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检方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针对的会是莫尔托而不是尼可。
“那么，在对萨比奇先生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莫尔托先生有没有让你去跟警方说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小姐之间的关系问题？”
“什么？”
“五月份的时候，你是不是和格勒登尼警官说过这件事？”格勒登尼整天在法庭进进出出，这个时候，他正好在，穿着警察制服坐在检方后面的座位上，斯特恩指着他问尤金妮亚。
“是的，先生。”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吗？尤其是对你的老板莫尔托先生来说？”
“好像是的。”
“但是，女士，当格勒登尼警官问你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关系时，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你听到过萨比奇先生叫波尔希莫斯女士‘我的宝贝’，对吗？”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字字铿锵有力，他满脸愤慨，手中还拿着格勒登尼当时的笔录。
尤金妮亚突然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个陷阱，她脸上露出很不情愿的阴沉表情。她大概不知道，我们也能看到她之前说过的证词。
“没有，先生。”
“你没有告诉过格勒登尼警官，说你曾经听到萨比奇先生很亲密地称呼波尔希莫斯女士，对吗？”
“没有，先生。”她闭着眼睛，缩着肩膀，她正在思考。她的这种表情我见过不下一百次，这个时候，也是她最自私的时候，“我确实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对格勒登尼警官说过？”
“是的。”
这个时候，斯特恩明白了尤金妮亚的打算，我也明白了。她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斯特恩朝她走近了几步。
“那么，你为什么又在五分钟之前，作证说萨比奇先生曾经叫波尔希莫斯女士‘我的宝贝’呢？”
尤金妮亚突然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满脸愤怒。
“才没有。”她大声说。有三四个陪审员抬起了头，其中那个在汉堡店做事的经理实习生甚至大声笑了出来。
斯特恩仔细看了看尤金妮亚。“我明白了。”他最后说，“那么，你告诉我，尤金妮亚小姐，这些日子你在接听莫尔托先生电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他和别人的谈话？”
她大大的眼睛中带着一种蔑视的神情，把目光转到了一边。“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不小心听到了莫尔托先生在电话里和别人讲话，你也会赶紧挂断，不会去听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在说话，对不对？”
这当然又成了尤金妮亚的一个难题。她大概在电话里偷听过我和卡洛琳之间的谈话还有很多，但是，现在在检察官和她的老板面前，她不能承认偷听的事实。法庭的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尤金妮亚，这个精通官场规则的人明白，承认这样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将会失去自己的饭碗。
“也就是说，你就算是听到，也不过是只言片语？”
“是的。”
“不会一直听下去吧？”
“不会的，先生。”
“你告诉我们，当时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对话很‘礼貌’？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先生。”
斯特恩走上前，走到尤金妮亚身边。她体重大概两百斤，脾气也不好，今天她虽然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但一点儿也不好看。那条裙子的颜色太亮，穿在她身上又显得太紧。
“所以。”斯特恩问，“你的回答是根据你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吗？”
斯特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好几个陪审员都明白了他的深意。他们微微笑着，看着尤金妮亚。尤金妮亚显然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眼神变得冰冷。
斯特恩并没有等待她的回答。
“关于你说的这个对话，你说，是发生在去年九月，对吗？”
“对。”
“那你还记得，去年九月，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在共同办理一个案子吗？”
尤金妮亚愣住了。“嗯。”她说。
“你还记得温德尔的案子吧？一个小男孩受到了他妈妈的虐待？他妈妈用老虎钳夹他的头，还用烟头烫他的屁股。你还记得，萨比奇先生定了那个……”斯特恩停了片刻，好像是在寻找着合适的词，最后他才说，“女人的罪吗？”
“哦，是那个案子啊！”她说，“我记得。”
“那你在向莫尔托先生汇报情况时，也没有提到过这个案子吧？”
“反对。”
拉伦在考虑。
“我收回这个问题。”斯特恩说。但陪审团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到目前为止，莫尔托的运气够背的。弄丢玻璃杯的是他，引导尤金妮亚作伪证的也是他。
“尤金妮亚女士，你还记得去年九月份金德区的天气有多热吗？”
她皱起眉头。她已经知道了斯特恩的厉害，现在，她要好好合作。
“很热，有两天还超过了四十摄氏度。”
“正确。”斯特恩又问，“检察院的办公室里有空调吗？”
尤金妮亚哼了一声，“他们是这么说，鬼才相信！”
法官、陪审团、听众，整个法庭的人都笑了，斯特恩终于露出了笑脸。
“那么，在那么热的天气下，我猜你们都是一下班都巴不得早点走吧？”
“当然。”
“但是，检察官如果当时是在处理案子的话，就可能会要加班，对不对？”
她充满疑惑地看着斯特恩。
“从你的工作经验来说，副检察长是不是经常会在晚上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案子？”斯特恩又问。
“哦，经常的。”
“那么，如果是你，在很热的夏天，是不是也更希望在有空调的地方加班，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加班？”
“反对。”尼可说，“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
“反对无效。”
“我当然愿意在有空调的地方加班了。”
“我猜，你并不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家里有没有空调吧？”
“我确实不知道，先生。”
“但你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所住的河边比萨比奇先生所住的尼尔林离检察院要近得多吧？”
“这倒是。”
如果说尤金妮亚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一般，那下一个出场的证人，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留下的印象就是糟糕了，她在证人席上的几分钟简直就是一场滑稽的表演。她是一个寡妇，虽然她并没有说她丈夫是怎么死的，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一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她。她个头很大，化着浓妆，头发是火红的爆炸式，全身戴着各种各样的首饰，是个极难应付的人。她拒绝回答律师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说个不停。她说，她已经去世的丈夫是什么企业家。当时她丈夫买下河边的公寓楼时，她说“那周围都还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卡车和垃圾之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朝陪审员点了点头，似乎他们都应该清楚她在说什么。后来，也是她丈夫重新对房子进行了改造装修。
“他能看到很多东西。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他能看到。那个地方——你们知道那里有什么吗？轮胎，我不是开玩笑的，戈戈先生。轮胎。真的，那个味道你真是难以相信。我可不是生气，不过这事说出来还有点尴尬呢，有一次他把我带到那里去，我发誓我都觉得要吐了。”
“女士。”尼可打断了她的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个水管工，谁知道他还懂房地产呢？是吧，戈戈先生？”她眯了眯眼，“你是叫这个名字吧？戈戈先生？”
“我叫戈迪亚。”尼可一边说，一边绝望地朝莫尔托看了一眼，希望他能来帮帮忙。
终于，克拉波特尼可太太慢慢说到了卡洛琳的话题上。她说，卡洛琳是在大概十二年前租的他们的房子。房子改装完之后，成了公寓套房，卡洛琳就把它买了下来。我一边听着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的证词，一边给肯普写了一张小纸条，“卡洛琳当时还只是一个小警员，同时还在念法学院的夜校，哪来那么多钱租河边的房子？”肯普点点头，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将近十二年的时间里，卡洛琳都是住在二楼，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住在一楼。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的丈夫去世时，卡洛琳还送去了鲜花。
尼可恨不得让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赶紧说完，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有点不受控制。尼可根本没有问卡洛琳被杀的那天晚上她到底看到了什么人，因为她之前这些离谱的表现，她证词的可信程度已经很低了。
所以，尼可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你在法庭里有没有看到曾经在波尔希莫斯女士家附近出没过的人？”
“嗯，我知道，那一个我是看到过的。”她说。她伸出两只手，居然指着拉伦法官，手上的一堆镯子叮当作响。
拉伦用手捂住脸，尼可直捏自己的鼻梁。观众席里传来忍不住的笑声，并且越来越响。克拉波特尼可太太明白自己说错了话，绝望地四处张望，她又指着坐在检方律师席上的莫尔托。
“也看到过他。”她说。
莫尔托转过头，看她指的是不是自己背后的哪个人。
结果连陪审员都笑了起来。
尼可走到放证物的推车上，拿给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一沓照片，她之前曾经从里面指认过我的照片。她看了看那沓照片，又朝我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
“你记不记得，你之前曾经认出过四号照片里的那个人？”尼可问。
这一次，她大声说：“我不记得了。”就在尼可沮丧地闭上眼睛时，她又突然补充了一句，“哦，对。我是说过，就是他。”
尼可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就一个问题。”斯特恩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你的公寓楼里有空调吗？”
“空调？”她转过身去看法官，“我们有没有空调和他有什么关系？”
拉伦站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他低头俯视着克拉波特尼可太太。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有或者没有。如果你再东扯西拉，我就会以蔑视法庭罪拘留你。”
“哦，有空调的。”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
“没有其他问题了。”斯特恩说，“法官大人，法庭记录有没有记下，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并没有指认萨比奇先生？”
“记下了。”拉伦法官一边说，一边摇头，“萨比奇先生是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少数几个没有指认出来的人之一。”
拉伦离开了法官席，法庭里的笑声还在继续。
休庭以后，记者围在斯特恩周围。他们都希望他能够就第一天的庭审情况发表些意见，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各种文件——证人证词和证物的复印件及清单都凌乱地散放在桌上。肯普准备把这些文件放进巨大的公文包里，我正帮他收拾的时候，斯特恩抓住我的胳膊，带我走到了走廊外面。
“别得意。”他说，“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明天出庭的是雷蒙德。”
这一切是多么熟悉。我晚上回到家，带着满身的疲惫，这是一整天都待在法庭上的结果。我感觉自己已经被白天的高度紧张掏空了，全身肌肉又酸又痛。毛孔似乎还没有收缩起来，在凉爽的晚上还在一个劲地冒汗。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身上的衬衫就像是裹着自己的一个包装袋。
坐在法庭上，我有时候真的忘记了自己是在接受审判。我不会去担心自己在庭上的表现，但大家对我的关注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回到办公室，我又成了一名律师，会拼命去钻研各种条文，作记录，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懈怠的人。当公交车在凌晨一点差几分钟停在尼尔林的时候，我下了车，走在这座小镇的街道上，街上亮着路灯，很安静，这种感觉很熟悉，正因为很熟悉，所以我觉得安全，像是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我的焦虑消失了，我的心情平静了。
我站在自己家门口，坐在摇椅上，脱下鞋子，这么多年来，我晚归时都是如此，这样我上楼梯的时候才不会吵醒巴巴拉，她现在应该已经睡着了。家里漆黑一片，我站在黑暗中，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卡洛琳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许是因为白天听到了太多次她的名字，也许是因为片刻之间涌上来的念旧情绪，也可能是各种无意识的回忆，她就那样出现了，就像以前一样，她的胸部又挺又圆，乳头是红色的，硬挺着，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因为我们刚在床上打闹过，她性感的嘴唇微微张着，似乎是要说出什么很睿智或是很下流的话来。我再一次感觉到全身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心中的欲望在燃烧，那么强烈，那么饥渴，那么放荡。我不在乎我到底是发了疯，还是没救了，我在黑暗中轻轻念着她的名字。同时我心中充满了羞愧和渴求，我就像一块快要裂开的水晶。“卡洛琳。”我绝望了，疯狂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个念头，与其说这是一个念头，不如说它是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欲望，这种情绪就像一根绳子把我紧紧绑住，我多么希望还能和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一次……
然后，她的影子就不见了，她消失在空气中。我还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全身僵硬、呼吸急促。我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别想睡了。我在客厅的柜子里摸索着，想找点酒喝。我不知道这半夜出现的幻觉意味着什么，也许应该好好想想，但我无法思考。我有一种感觉，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这种感觉就和之前的那种渴求一样，是那么坚定。我坐在客厅的摇椅上，抱着公文包，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舒服，我把它放在膝盖上。
然而，公文包带给我的安全感毕竟有限，这突如其来的幻觉让我的情绪陷入了混乱。我坐在黑暗中，我能够感觉到，感觉到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人就围绕在我身边，巴巴拉、奈特，还有我的父母，像某个遥远行星周围的卫星，每一个人都吸引着我内心深处的潮水涌动。爱，这种痛苦的爱与牵绊，还有我内心的羞愧。我感觉到一种左右摇摆的情绪，一种让我难受的内疚。我绝望地向每一个人、向所有人保证，包括我自己，包括我并不相信的上帝，我保证，如果我能渡过这一难关，我会比以前做得更好。这种愿望就像是遗愿一样，那么强烈、那么真诚、那么庄重。
我喝完酒，坐在黑暗中，等待着内心恢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