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点。我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我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我父亲早已分居了，但每天还是在面包店里和他并肩工作。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波瓦太太同住。我还记得，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来我们家的面包店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我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她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吗？你猜是谁杀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和面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离家，她会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在我满八岁以后，她就打发我去市场上买东西，自己则尽量待在家里。而现在，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号人物。她现在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我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二十八岁，比我父亲大四岁。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联盟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女佣。在她和我父亲结婚之后，靠着她的积蓄，父亲才得以开了面包店。母亲应该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我猜。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没什么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选择了父亲。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我的阿姨们来看她时，我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来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我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我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也就是萝斯（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对我来说，在我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我糖吃，带我去剪头发，给我买衣服。我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二十多岁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我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对自己说，我的母亲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对她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我也无法解释。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会入狱多年，一想到他以后成长的岁月我将无法陪伴，我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我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我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难安。
我知道监狱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我曾经在鲁德亚德州立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我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我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白人犯人一般都戴着毛线帽；拉丁美洲犯人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我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我无意识的梦境。对我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别人口交。我知道一个名叫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经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和他谈过话。他在交易毒品时和一个人发生打斗，后来被关进这里，又碰到了那个人。他在监狱的健身房健身时，那个人把二百五十磅的两个杠铃压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这里百分之十六的人都是杀人犯，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历史。我知道这里的饮食猪狗不如，牢房是四人住一间，到处都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也有拉帮结派的狱霸，他们权势控制的区域可能连狱警都不敢走过。我还知道，这里的狱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有八个人曾经在除夕夜突发奇想，用枪指着十二个黑人犯人，让他们排成一排，然后用小石头和砖块去砸他们，最后，这八个狱警被联邦法院定了罪。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西·卢皮诺。马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邻居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约翰·康特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马西，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主席、两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一个联邦探员举报了。税务局的调查人员走进大门时，发现马西正和六七个人在一起处理三百万美元的赌博投注单。马西被抓后，思路依然清晰。在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黑帮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联邦政府给他的任何惩罚，都远远比不上约翰·康特那帮人在十分钟里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事严重可怕。他们大概会切下他的睾丸，让他嚼了吞下去，这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