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们都在努力准备。斯特恩真的很厉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律师。”
“他们都这么说。”然后，他暂停了片刻，我听到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还真有。”我说。之前，我就打算好了，如果他这次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说吧。”他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尼奥的人，尼奥·威尔斯，你知道的，那个在北区分局贿赂了检察官的人，也就是写举报信里的那个人，卡洛琳和莫尔托一直在调查的那个人。斯特恩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没有查到。私家侦探说，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去找汤米·莫尔托问吧。”
这个私家侦探名叫内德·波曼，斯特恩说他很厉害，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三天后，他说他帮不上忙。他说：“天哪！这些天，北区分局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查不到。我只能祝你一切好运。”真的，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查出每个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就连我八岁的儿子也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
“是的。”
“不怕。”
“为什么？”
“就是不怕呗。不要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好？”他抬起头，从棒球帽檐下，眯着眼睛看着我。
“怎么说？”
“他们会开庭，然后你去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唉，我的心要爆炸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肩膀，他对他妈妈的这种信心让我无比惊讶。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才能让他如此坚定地支持我。有时候，巴巴拉一个人做到的事真让我觉得是个奇迹。作为一家人，我们之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奈特，而他最爱的是他妈妈。虽然他才八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乱发脾气的时候，但在他妈妈面前的那种乖巧懂事，是他从来不会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他只允许她一个人长时间地抱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交流和亲密关系，似乎比其他母子之间的关系都要深厚。他更像她，而不像我，很容易就兴奋，也很聪明，但有时情绪会阴沉，会自闭。而她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所以，当她说她不可能对另外一个小孩再有同样的感情时，我相信她的话。
他们俩彼此分开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去年夏天，巴巴拉去了底特律四天，去看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叶塔·格拉芙，她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巴巴拉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但奈特还是整天闷闷不乐。晚上，我只有和他一起想象他妈妈和叶塔现在在干什么时，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她们这时候应该在一家很安静的餐厅里吃饭。她们吃的是鱼，是加了一点点黄油煮的鱼。她们一人喝了一杯红酒。等到吃甜点的时候，她们都会发馋，点一些很想吃的好东西。
“馅饼吗？”奈特问。
“嗯，馅饼。”我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儿子，一边想着他的妈妈正在吃甜点，一边安静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