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头天晚上，我和麦克·杜克、拉伦还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觉得好天气对选举很有利。目前，党内已经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选民真正关注候选人，而不是受党派意愿的支配。过去的这一周，情况有点奇怪。每次出现不利的发展局势时，你会说，没希望了，但过后，你还是会充满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还在讨论有没有赢的机会。《论坛报》和第三频道又联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就在波尔卡罗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结果显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个百分点。麦克说，他觉得从那之后，情况开始不断好转，雷蒙德暂居下风的形势反而让他又获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们四个大男人，就那样满怀信心地坐在那里。
在办公室里，和往年一样，随着选举的临近，气氛却越来越轻松，大家都感觉快要熬到头了。检察院的这些人都是擅长阴谋诡计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职期间，却由于雷蒙德的反对，没能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前，曾经有副检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竞选活动的门票，大捞了一笔，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雷蒙德从来没有以捐赠的名义向自己的下属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请求过任何人帮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经在这工作的人，为了保住各自的饭碗，都暗中保持着对党派的忠诚。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经和波尔卡罗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选举的这一天，雷蒙德会给检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这些支持党派的人会挨家挨户敲门分发传单，开车把年纪大的选民送到选举站，全程跟踪选举结果，等等。今年，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将会是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办公室，在这艘即将触礁沉没的轮船上继续担任大副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师，有的在准备总结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年轻点的检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联邦检察院的工作了，或进行反舞弊宣传，或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或处理应对各种投诉。例如，哪台投票机坏了，哪个投票点有人带了一支枪，哪个监票员佩戴了一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徽章等。我在办公室里，也会偶尔接到打来汇报最新动向的电话，或是媒体打来询问情况的电话，我会尽职尽责地向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暗中破坏民主选举进程的迹象。
四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兰泽的电话。他说有人打开了大厅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投票才会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在故作轻松地谈论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报告的了。
“他肯定输了。”利普兰泽告诉我，“我在第三频道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的初步投票结果。他说，以目前的趋势看，尼可可能会以八至十个百分点获胜。”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五脏六腑都纠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着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楼，看着市中心一排排建筑的沥青屋顶，看着两个街区外的小河和河里污浊翻腾的河水。我已经坐在这栋大楼里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却还是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吧。”最后，我终于沉重地说，“还有什么？”
“没了。”利普兰泽回答，“就是跟你说这件事。”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要继续查卡洛琳的案子吗？”
“你难道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有。”他说，“没有啦。今天，有人来我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报告，是给莫拉诺警察局长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枪抢劫时，他都没有看过那份报警报告。”
“如果你有个丈母娘。”我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利普兰泽听懂了我的笑话，他知道，我这是在为我之前的不耐烦道歉。“他们大概只是想让尼可知道最新的情况。”我说，“莫尔托大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今天施密德亲自来了，表情还很严肃，像是有人枪杀了总统一样。”
“他们就是做做样子罢了。”
“可能吧。我等会儿就要去北区法院，找一找那边的文件档案。”利普兰泽说的是我上次去过三十二区分局以后，我们一直在找的丢失的那份档案，“他们说五点之前能从档案室拿到资料。我想早点去。你今天晚上在哪里？我万一找到什么，去哪儿找你？”
我告诉他，我会在雷蒙德的聚会上，应该是在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急着要一个调查结果了，但利普兰泽说，无论有没有发现，他都会来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敬意。
“况且，爱尔兰人的聚会。”利普兰泽说，“还是很好玩的。”
利普兰泽的预计一点儿也没错。聚会上有乐队演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孩唱着歌，跳着舞，她们胸口挂着印有选举口号的小牌子，头上戴着印了选举宣传画的小帽子，都用浅绿色的艺术字写着“雷蒙德”的字样。在舞厅前面，空无一人的演讲台两侧，竖着两张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厅里来回穿梭，和大家随意打着招呼，感觉却糟透了。
七点半，我来到五楼雷蒙德的套房，房间里到处是帮助过雷蒙德参与竞选的人。一个梳妆台上摆着三盘冷菜和几瓶酒，但我没有喝。三个房间里起码有十台电话，所有的电话都在叮叮作响。
到了这个时候，本地的三家电视台都预测尼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拉伦法官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嘟嘟囔囔地说着投票后民意调查之类的事。
“这是第一次。”他说，“我看见人还没倒下，就已经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却表现得很冷静。他坐在最里面的一间卧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当他看见我的时候，挂了电话，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兄弟。”他说。我知道，这句话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经在其他人面前重复了十几次了，但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为能够成为这个悲伤大家族里的一员。
雷蒙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我坐在他旁边的脚凳上，一瓶打开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着打电话，和拉伦、麦克·杜克、乔·瑞利商量着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也是这样坐在我父亲身边，陪他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是听收音机里的赛况直播。我在坐到他旁边之前，总是先要征求他的同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最温情的时光。我长大一些后，父亲喝啤酒的时候，还会时不时把啤酒递给我，有时我们也会大声对球赛评头论足一番。
最后，话题终于谈到了如何上演最后的谢幕。雷蒙德是先应该和尼可谈谈，还是应该先下楼对他的忠实拥护者说几句？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尼可谈谈。麦克说，雷蒙德应该给尼可打个电话。乔说，发个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说，“尼可就在街对面。我直接过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让拉伦去安排他和尼可的会面和演讲，然后回到这里，接受媒体记者一对一的采访。他让梅可把采访都安排在九点半前后，然后，他会在十点接受斯坦利的现场直播采访。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梅可也在房间里，她坐在背对我们的一张椅子上，转过身，对我说了两个字：“伤心。”
雷蒙德说想和我私下聊聊，我们便走进了更衣室，更衣室位于两个卧室中间，里面是一个带大衣柜的洗漱间。
“你怎么样？”我问。
“还不算太糟，但我会撑下去的。你听好。”雷蒙德说，“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我去见尼可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辞职。我不想再听什么废话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赖着不走。尼可既然这么想当检察长，那就让他当吧。只要金德区的区长同意，他想当什么都可以。”这真是搞笑。波尔卡罗就是区长，他还是党内主席，同时还是市长，这个家伙的头衔比国际公司老总的头衔还多。
我告诉雷蒙德，他做的这个决定很明智。我们看着对方。
“我应该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说，“如果说要我选一个副检察长接任，你知道，我绝对会选你。我当初就不应该自己参选，应该推举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紧，都让我再试一把。”
我摆摆手，摇摇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拉伦把头伸进房间。
“我刚刚正在跟拉斯迪说。”雷蒙德告诉他，“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继续参选，我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业有成的检察官，不是政治圈里的人，本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你认为呢？”
“嘿。”拉伦法官说，“你再接着说，我很快就会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都笑了。
拉伦汇报了他同尼可那边协商的结果，而和他协商的人正是汤米·莫尔托，他今晚作为尼可重要的第二副手，又重新出现了。他们不想在今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希望安排在明天早上。
“早上十点。”拉伦说，“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连我的意见都没问一下。他还说，请确保只有雷蒙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小人，还那么神气活现的，你说呢？”拉伦花了好一会儿才平息自己的怒气，“你现在就应该给尼可打电话，说你不干了。当然，还是要等你自己准备好以后。”
雷蒙德把拉伦手中的威士忌拿过去，喝了一大口。
“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看来一切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回到了舞厅。
在吧台附近，我碰到了乔治·梅森，他是雷蒙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喝醉了，周围的人群把我们俩推来挤去。
“好多人啊！”他对我说。
“他在职期间工作很出色。”乔治说，“你们都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确实为他感到骄傲。”我说，“我反正是的。”
“所以，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去当私人律师？”
“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吧，我猜。”
“会接刑事案件吗？”
我告诉乔治，有可能，我会看看再说。乔治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有空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认识一些人，我可以去找那些人谈谈。
二十分钟后，雷蒙德来到了舞厅。电视台的记者们冲到他前面，纷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聚光灯、麦克风，让人都快看不到雷蒙德的脸了。雷蒙德一边微笑，一边挥手。他的两个女儿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爱尔兰的吉格舞曲。雷蒙德说了三遍“谢谢大家”，才让人群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是利普兰泽。他大概是挤过了重重的人群才找到我，看上去一脸不高兴。舞厅里有人跺脚，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些站在后面的家伙还开始跳起了舞。噪音太大了，我们没法谈话。利普兰泽做了个手势，让我到外面去说，我跟着他朝出口走去。没想到一走出来，外面竟然是一条小巷。利普兰泽走到了一个路灯下面，停住脚步。他面沉似水、忧心忡忡，太阳穴旁边的汗滴在路灯下闪闪发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听见雷蒙德在舞厅里面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具体内容。
“这太奇怪了。”利普兰泽说，“警局里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接到通知，说让我明天早上八点去莫拉诺的办公室接受问话，问话的人是莫尔托，这就是通知的全部。不是去谈话，不是去讨论，是去接受问话，像要调查我一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施密德已经拿走了我这里所有关于卡洛琳的档案资料。他们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施密德。”
“似乎他们不再让你负责这个案子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他说，“还有一件事。我是在五点之前就已经在北区分局了，这个通知是我六点半左右收到的，你看我在那边找到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外套里的衬衫口袋，拿出四五张资料和文件的复印件。案子的编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三十二区分局丢失的那一份档案。第一张纸上是案子封面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对尼奥·威尔斯的公诉书。罪名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时间是九年前七月的一天，结果是法庭宣布撤销起诉。
“终于找到了。”我大声说。
“看这一页。”利普兰泽对我说。那是一张判决记录。在本州，被告如果只是犯了很轻的过错，那么他只要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名，就可以免交保释金，获得释放。但他必须保证，如果再犯，愿意支付按照法律规定不少于五千美元的罚款。从这以后，他必须不能再犯任何错误，并且每周要通过电话向法庭的保释官汇报情况。从尼奥的判决记录来看，他要汇报的人正是卡洛琳·波尔希莫斯，记录上还写着卡洛琳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等等，还有更精彩的。”他把最后一张纸扯出来，是一张法庭记录的复印件，即撤销该案的登记表。最上面，用大字写着“撤案决议”。签署决议的是在任的检察官——“金德区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他的名字印在表格的最下方，处理该案的检察官还要在空白处签名，一开始，我没有看清那个签名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看清楚了，是“莫尔托”。
利普兰泽和我站在街灯下，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张纸，我们都没说话。从酒店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呼声，然后又听到乐队开始演奏了。“是《爱尔兰人的笑眼》那首歌。”看来，雷蒙德已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我想安慰利普兰泽。我告诉他，坚持下去，目前还不能确定什么。
“你拿着这个。”他把那些复印件从文件夹里都拿了出来。
我朝舞厅走回去。利普兰泽一个人走了，他走过巷子里的垃圾桶和残砖废瓦，走进了一片漆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