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利普兰泽指着警局总部的麦克格莱斯大楼说，“他们都把这件事叫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的是我们对卡洛琳谋杀案的调查，“现在，警察都在这么说。对雷蒙德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应该对媒体说我们马上就能破案的，他应该低调一点儿，不应该去接受那四十多次的采访，还次次都强调我们正在努力查案。”
利普兰泽的嘴里塞满了面包和红色的果酱，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抱怨，他的怒气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此时站在一片空地前，这里是公路高架桥下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水泥板，生了锈的、弯弯曲曲的钢筋从水泥板里伸出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扔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瓶子、报纸、报废的汽车零部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包装纸和被压瘪的纸杯像雪团一样散落在地上，都是在街对面的小吃摊买过东西后的顾客扔下的。那里是利普兰泽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意大利人开的，专卖三明治，他们会把一整片小牛排肉上涂满沙司酱，塞进维也纳面包卷里。利普兰泽是一个单身汉，晚餐经常没有规律，所以中午喜欢多吃一点儿。我们各把一只脚搁在街边长椅上，把饮料放在椅背上，就这么开始吃了起来。椅子已经腐坏的木板上，留着街头黑帮和小情侣们各式各样的签名。
我们一边走回利普兰泽的车上，一边交换了信息。我说了和卡洛琳儿子会面的情况，但也说明了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利普兰泽介绍了他最新的行动，他去询问了那个说自己曾经见过一个陌生人的卡洛琳的邻居。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利普兰泽说，“我告诉你，她可真厉害，真能说啊！”他摇着头，“她说她愿意去警局看看嫌疑犯的照片档案，不过，她要是真来，我得先找个耳塞。”
“档案查得怎么样了？”我说的是州警局里关于性犯罪案件的档案资料。
“什么都没查到。”利普兰泽说。
“没找到类似作案手法的案子吗？”
“我去问话的那位太太说，她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类似的作案手法，但她认识的人里可没有这样做过的人。天哪，她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上班难道还没上够？下了班还要看这些东西？”
利普兰泽开的是他专用的警局公车——一辆金色的阿力士，虽然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记，但和其他所有的警局公车一样，都是全黑的轮胎，以ZF开头的特别牌照，全市每一个小混混基本都能一眼认出。利普兰泽把车开上马路，我们要开车回市中心，他在各条车道之间来回穿梭，绕了个弯，来到金巴克区，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路上的车辆很多，我们慢慢沿着马路挪动。就是那里，我想，就是在那里。我父亲离开之后，他的堂兄麦罗斯买下了他的面包店，连招牌都没有换，还是深蓝色的那几个大字，萨比奇面包店。
虽然我以前每天都在面包店里工作，但对店里的样子，我却只记得几个细节了，门是夏天的那种纱门，透过门，街上来来去去的人影好像都变了样，柜台后面摆着一摞蓝色的金属托盘，收银机是铁的，很重，上面还有一个圆圆的铃铛。我六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要我来店里帮忙。我反正也没事做，来店里还能帮把手，又不用支付工钱。他教我怎么叠那些光滑的白色蛋糕盒。我每次都在布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叠好一打，然后把它们拿到店里。盒子很光滑，又重，边缘非常锋利，像刀片一样，弄得我的指关节和指尖经常被划破。我开始越来越害怕这项工作，况且父亲又认为，蛋糕盒上哪怕留下了一丝血迹，那也是一种奇耻大辱。“这里又不是屠宰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憎恨与厌恶，让我恐惧不已。我回忆中的这段时光，仿佛总是在夏天，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着，好像是身处阴湿的沼泽地，再加上烤箱散发出来的干热，让人在店里走动都觉得疲劳无比。我经常梦到我把一个蛋糕打翻到了地上，吓得大汗淋漓，父亲则在冲着我大吼大叫，那种恐惧就像硫酸，侵蚀着我全身的骨骼和血管。
如果我要给我的父亲画一幅像，他的脸会是怪兽的模样，他的心会像龙一样长满鳞片。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太复杂难懂、太令人窒息，还夹杂着一种怨恨，仿佛不愿意承认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感情。如果有人问我，如果父母分开，是选择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不会有丝毫犹豫。父亲一直把我当作母亲的私人物品，就像我们住的那间公寓、墙壁上挂着的画，以及被他砸烂的那些家具一样。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妈妈爱我，而爸爸不爱。
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于每天打开店门的那一刻，来自于给烤箱点火，来自于拉开百叶窗迎客，来自于每天关店门时把地上的灰尘从后门扫出去，当然，如果你能把他那种无动于衷的表现也称作成就感的话。他们家四代人都是做面包生意的，他只是按照父辈的教导在行事。他的标准是绝不屈服，他的风格是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刻意讨好顾客。他是一个无趣又保守的人，做不出那样的事。实际上，他把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当作是潜在的敌人，是来挑三拣四、斤斤计较、花言巧语的人，但他的收入一直很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可靠的人。他不相信手下的员工，他自己一个人至少在做两个人的工作，他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缴过税。
他是一九四六年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给我取的名字是他从小长大的小镇的名字，那是在塞尔维尔一个离贝尔格莱德两百里的镇子，镇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游击队员。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所有的成年人都被逼着在学校旁边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了。小孩子留了下来，没人看管。我父亲当时差不多十八岁，但长了一张娃娃脸，侥幸逃脱。后来，他和一群游击队员在山区游荡了六个月，被抓住了。“二战”剩下的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开始是纳粹的集中营，战争结束以后是盟军的难民营。他在美国的亲戚想安排他来美国，用尽各种办法，通过美国驻当地的使馆人员，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让父亲成了难民营里第一批进入美国的人。但是，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以后，就和救出他的这些姑姥姥以及表兄连话都不说了。
突然，我耳边传来刺耳的汽车声，我回过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白人男子坐在我们后面的车里，正使劲按着喇叭，朝我们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我才意识到，利普兰泽居然把车停在了路中央。我以为他会反应过来，让其他车先走，但当我转过头看他脸上的表情时，他的眼神却在闪烁，一动不动地盯着马路前面的车。
“毛发和纤维的分析报告出来了。”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他灰色的眼睛，棱角分明、颧骨高耸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平静得像是一面池塘。
“有什么发现？”我问，利普兰泽便一五一十地复述了报告的内容。他们在卡洛琳的衣服和身体上找到了一种地毯的细小纤维，而这种地毯在她的公寓里并没有。这是一种人造纤维，加工制作应该都是在国内。颜色是一种叫作苏格兰麦芽的颜色，很流行。他们没办法确定染色的批次，从质地上来看，可能是来自工业编织机，也可能来自家用编织机。总之，在金德区，大概能在五万个家庭和办公室里找到这样的地毯纤维。在卡洛琳的手指和指甲缝里没有任何毛发或皮肤组织，这就证明，在她被绑起来之前，确实没有和凶手发生过搏斗。在尸体附近找到了唯一一根和卡洛琳头发颜色不同的人类毛发，经过分析，是来自女性，所以这条线索也不重要了。用来绑住她的绳子是普通的晾衣绳，美国制造，每一家大小超市都有卖。
“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啊！”我告诉利普兰泽。
“确实。”他回答，“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她没有抓伤过什么人。”
“我在想。”我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上周说的话，凶手也许真是她认识的人。我还记得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在课堂上讨论过一个案例，一个人意外死亡，他的人寿保险公司拒绝赔付，于是，他妻子对保险公司提起了诉讼。这整个案子非常讽刺，因为最后法医鉴定的结果居然是，这个男人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手淫，想寻求刺激，没想到把自己给吊死了。千真万确，他自己把头伸进绳圈里，又不小心把脚下的凳子踢翻，结果就一命呜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大声笑起来，“官司谁打赢了？”
“我记得是保险公司。法庭方面认为，这样的风险保险公司可以不用负责。总而言之，卡洛琳的死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绑上绳子是为了寻求刺激，结果玩得过了火。我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案子实在太奇怪了，没法用常理解释。”
“那她为什么后来又被敲碎了头呢？”
“也许是她的相好害怕了。他为了寻求刺激，给她绑上绳子，然后两人发生了关系，结果事后她晕了过去，他以为她死了，便想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杀人的场景，才敲碎了她的头。”
利普兰泽摇摇头，他并不赞同。
“你这有点扯了。”他说，“我觉得验尸报告并不能支持你的这个观点。”
“不管怎样，我会把这个想法说给‘不痛’听听。”
这让利普兰泽想起了一件别的事。
“‘不痛’前几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已经从鉴证科拿到了化验报告。从他的语气听起来，我们并没有太多发现，也许你下次去他那里的时候，能把报告拿来看看。我今天还要去西区，给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看几张嫌疑人的照片。”他闭上眼睛，轻轻摇着头，看来并不想去执行这个任务。
我们已经回到了市中心。利普兰泽把车轻松倒进警局门口一个空的停车位，我们下车朝办公楼走去，外面都是出来吃午饭的人。大街上，春天的气息在迅速退去，夏天就快要来了。你能感觉到一种芬芳的香气，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夏天就真的到了。马路上来往的女孩很多都已经换上了夏季的时装，短袖上衣和裙子，都是各种轻薄贴身的面料。
“哥们儿。”我突然对利普兰泽说，“我们真的是毫无进展啊！”
他嘟囔了一声：“你拿到指纹比对的报告没有？”
我骂了一句，“我就知道我忘了什么事。”
“你真是一团乱。”他说，“你要催一催他们，我去说他们不听，我都已经催过两次了。”
我向利普兰泽保证，我会赶紧去催指纹报告，还保证我会去见“不痛”，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走到我的办公室后，我告诉尤金妮亚拒接所有的电话，然后关上门，把雷蒙德给我的那个B类档案从抽屉里拿出来。
利普兰泽仔细看了一会儿。
我从雷蒙德那里拿来的这份档案中包括：一张记录单，是这个案子被输入电脑系统时自动生成的；一张纸，上面是卡洛琳用笔写的几条零零散散的备注；一封长信的复印件。档案里并没有说明有没有这封信的原件，还是只有复印件。长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很整齐，但看起来还是不够专业，页边的空白留得太窄，而且从头到尾只有一段。作者显然知道怎么打字，但应该不经常打字。也许是个家庭主妇，也许是个伪装高手。
我已经把这封信看了四五遍了，这次又看了一遍，利普兰泽看完一页，我就从他手里接过一页继续看。
亲爱的雷蒙德先生：
我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你的忠实支持者。我敢肯定，你对我信里所写的这件事一定毫不知情。实际上，我觉得你应该会想要对他们作出处理。但也许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一名检察官，这件事关系到你手下的一名副检察官，我认为他在暗中接受贿赂。
九年前的夏天，一个叫尼奥的人被捕了。尼奥不是这个人的真名，但如果我告诉了你他的真名，你就会去找他，你会说到我在这封信里写的很多事，他就会知道是我出卖了他，然后他就会报复我。相信我，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他的手腕，他会让我生不如死的。总而言之，这个尼奥当时被捕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被捕并不重要，但我会告诉你，是因为一件他觉得很尴尬的事。他就是那种人，他觉得，如果和他一起工作、一起玩的朋友发现了这件事，他们就不会再想同他打交道了。其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些人也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但这就是尼奥的想法。尼奥的律师告诉他，他应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才能获得轻判，而且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尼奥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他一天到晚担心，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怎么办。很快，他就开始宣扬，他能找到人出钱摆平这件事。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尼奥也许在很多事情上都没什么原则，但行贿确实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如果你了解他，你会明白的。但他一直跟我说他要这么做，要花一千五百美元。长话短说，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那钱是我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去确认一下，钱是不是真的用到了他说的那个用途。我们一起去了111号大道的检察院北区分院。我们在外面等着，还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秘书走过来，她似乎认识尼奥，她把我们带下楼，走到了检察官的办公室。我还记得，门上写的是你的名字，雷蒙德·霍根。尼奥让我在外面等着。当时我太害怕了，根本没来得及反对，这很蠢吧，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亲眼看他把钱交给某个人，但最后居然没有陪他进去。不管怎样，他进去了没有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开始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储钱罐里的（我没开玩笑），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储钱罐，里面已经空了。当时，我恨不得从那里赶紧逃走，但尼奥却很冷静。后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并不想细说。他说，他这是在保护我。太可笑了。我敢确定，他是想着，如果能让我忘了这件事，也许我就不会记得找他要钱了。他多多少少还是说了一些，他说那个女秘书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让他在一张桌子边等着，然后，有一个男人在他背后开口说话了。他让尼奥把带来的钱放在桌子中间的抽屉里，然后就可以走了。尼奥说他头都没有回一下。
十天后，尼奥要上庭了。他像疯了一样，不停地说被骗了之类的话，但我们到了法庭以后，检察院的律师却告诉法官，案子已经撤销了。我一直努力回忆这个律师的名字，但就是记不起来。有那么一两次，我问过尼奥那个人叫什么，我也说过了，他真的不想说，他只是告诉我，让我别多管闲事。我现在给你写了这封信，我已经差不多两年没见过尼奥了。老实说，这并不是他做过的最坏的一件事，如果你了解他，你会明白的，但这确实是唯一一件我亲眼看着他做过的坏事。我不是想惩罚尼奥，但我认为，这名检察官收受贿赂、利用别人是很不对的，我想给你写信，希望你能有所行动。我曾经跟几个人说过这件事，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他们都说，你对这件事恐怕是无能为力了，因为时效已经过了，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只发生了那一次，也许他们现在还在做着同样的勾当。老实说，我甚至都认为，我刚刚写下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也希望你能惩罚尼奥，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他是谁，我求你不要给他看这封信。我相信你。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我们办公室每天都要收到很多这样的来信，我们还安排了两个专职文员，基本上别的什么都不干，就是给这类信件回复，再就是和各种各样亲自上门找碴儿的人打交道。如果投诉的内容越严重，也就越容易往上传送，大概这也是这封信到了雷蒙德手中的原因。有很多信件的内容都是垃圾，但这一封，让人感觉是确有其事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位告密者只不过是被他的朋友尼奥骗了钱，而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雷蒙德不愿意让这份档案在竞选期间到处流传，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尼可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非常高兴，因为它能证明雷蒙德在掌管检察院期间确实用人失察。写这封信的人也在猜测，他朋友尼奥的这件事可能并不是个例。我们手头上拿着的是一个惊天丑闻：一个正在检察院里的某个地方秘密活动着的受贿圈子，更糟糕的是，一切还无人察觉。
利普兰泽点燃一根香烟。他已经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觉得这是无中生有？”我问。
“那倒也不是。”他说，“应该确实是发生了点什么，也许不是这个写信的人想的那样，但确实有点什么。”
“你觉得要调查一下吗？”
“调查一下也无妨，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什么线索。”
“我也是这样想的，卡洛琳觉得这个尼奥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被捕的。”我说。“我觉得，她这个方向可能是对的。”我指着她写的备注，她写下了州刑法法典中社会公德部分一些规定的编号，还在旁边打了个问号。“你还记得以前在城郊小树林的那次突击扫荡吗？应该差不多是那时候，我们当时抓来的人都是一车一车装的，而且这个案子被分到了北区分局，是不是？”
利普兰泽在点头，一切都对得上号。那个案子确实有些令人尴尬，难怪尼奥要努力遮掩。从时间上来说，也是对的。在雷蒙德第一任任期内，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如果性犯罪案的双方当事人都是你情我愿的成年人，那么基本上会既往不咎。警察把案子递来，但我们一般都不会起诉。到了雷蒙德开始为第二次就任竞选时，有一些群体，尤其是妓女和同性恋，已经有了很浩大的声势，基本上快失控了。那些同性恋经常在城郊的小树林进行各种不堪入目的活动，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普通家庭在周末的大中午都不敢去那里，生怕小孩子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很多人到警局投诉，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光天化日之下在野餐桌上发生的不端行为，妈妈们会特别强调，那可是别人还要吃东西的地方呢。当时，距离雷蒙德参加竞选还有九个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联合整治行动。每天晚上，都有几十个人会被警方逮捕，往往还是被抓个现行。他们的案子一般都判定为法庭监管，也就是说，只要肯认错，基本上都能消除记录，之后，这些人也就消失不见了。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利普兰泽和我都意识到，要找到这个尼奥非常困难。那年夏天被警方逮捕的总人数大概有四百多，而我们连尼奥是不是他的真名都不知道。卡洛琳的调查有没有结果，档案中没有任何记录。记录单上的日期表明，她是在被杀前五个月拿到这份档案的，她写的备注中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在那张纸的一角，她写了“尼奥”两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很多道横线。再往下一点儿，她写了一个“利昂”。一开始，我没看明白，后来我想到，她一定是觉得尼奥应该只是化名，而真名很可能是和尼奥谐音的两个字，比如“利昂”。最后，在纸的最下角，她又写了另外一个名字——“肯尼利”，还有他所属的分局。肯尼利全名叫利昂内尔·肯尼利，是名很好的警察，现在已经是警长了。我们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一起工作过。他当时在警局三十二分局负责巡逻，而该警局的案子一般都是在检察院北区分局举行听证的。
“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案子。”我对利普兰泽说。我想象不出雷蒙德不告诉我这件事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最终会落在卡洛琳手里，因为卡洛琳根本就不在检察院的反腐部门工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我对雷蒙德·霍根的信任在减退的同时，他对我的信任也一样在消失。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雷蒙德怎么跟你说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现在离竞选只差十二天了，现在是全天二十四小时紧张状态。”
“那这个肯尼利呢？他怎么说？”
“他休假了。”
“嗯，你最好去和他谈谈。我去找他，他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们俩相互都有点看不惯。”
利普兰泽和警局里很多人都相处得不好，但我总觉得不应该包括肯尼利，因为肯尼利确实是名好警察。不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利普兰泽之前曾经跟我说过。
利普兰泽准备走了，但又折回办公室。我刚出门去找尤金妮亚，利普兰泽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住，他关上我刚刚打开的门。
“还有一件事。”他直直地盯着我，“我们已经拿到她的通话记录了。”
“然后呢？”
“没什么重要发现。我们只想找出过去六个月里，她打过三次以上电话的通话记录。”
“结果呢？”
“我查看记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号码是你的。”
“办公室这里的？”我问。
利普兰泽的脸上露出一种特别勉强的表情。
“你家里的。”他说，“去年十月，差不多那时候吧。”
我正要告诉他这不可能，卡洛琳从来不会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我从卡洛琳家里往自己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我向我妻子撒谎，说这个案子真是没完没了，又加班晚了，我就在办公室吃晚饭了。
利普兰泽看着我思前想后的样子，他的眼神显得很平静。
“拜托你不要深究了！”最后我终于说，“如果巴巴拉看到了这份电话记录，她会怒火冲天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利普兰泽，请你不要再查下去了，我感激不尽。”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还是觉得不对劲。我跟利普兰泽之间别的且不说，最起码一直都觉得对方是很聪明的人，但他刚刚用那双灰色眼睛盯着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他盯了那么久，让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对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