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朱迪坐在商店办公室的小型皮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听故事，“你回家了吗？”
这是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我带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出现在她面前，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等朱迪赶走了研究灯塔模型的英国游客之后，我们来到后面的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个大柜子，里面塞满了朱迪的纸灯、小佛像之类的东西，整个柜子像一座佛教的寺庙。房间里还有两张老旧但是舒服的皮沙发以及霍利亨太太留下来的茶几，上面摆着一壶绿茶，阴阳图案的烟灰缸上燃烧着香烟。
“我们一起回的，”我抿了口茶说，“起初他们坚持要我留在那里，但是我确定家里的门敞开着，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女人还在我家。里奥不让我开车，他俩快速换好衣服陪我一同回去。”
“然后呢？”朱迪那双蓝眼睛比往常瞪得更大了。
我开始绘声绘色地跟她描述当时的情景。
“什么都没发生。房子一片漆黑，门锁着，客厅里不见人影，一丝痕迹都没有。而之前我看到破碎地倒在地上的围栏也好端端地在那里。地面是干的，没有下过雨的迹象。”
“真见鬼！”朱迪说。她吸了一口烟管，大口吐着烟圈，然后递给我。“让人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的是我，”我缓缓吐出烟圈，“我当时非常确定那个女人还在我家，所以我对他们说得先报警再进屋。”
里奥很认真地思考后，说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下了车，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然后回到车里问我是否带了钥匙。我说带了，就在兜里。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什么，他说没有，但还得确认一下才行。他说他从后门进去，让我从正门进，玛丽则待在车里观察有没有人从里面出来。
“我的妈呀，真像《警界双雄》里的场景，很显然里奥曾经当过警察或者从事过类似的职业，对吧？”
“侦探，”我纠正她，“但一个60岁的人能够如此冷静地安排这一切，也让人很惊讶。”
“继续讲，然后呢？”朱迪说。
“里奥和我在客厅碰头。门厅一尘不染，一点儿痕迹也没有。我睡过的沙发依然凌乱，琴谱上留着我睡着前做的笔记。我们仔细检查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女人不见了。”
“至少在现实世界中不见了。”
“我们在家里沏了一壶茶，里奥和玛丽让我复原‘噩梦’。玛丽带着一副难受的表情听完了整个故事，‘知道自己成为一个高清版的噩梦女主角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她开玩笑说，‘你的邻居也跟你一样做梦，但是穿着睡衣站在雨里可不是天天都能听到的故事。’”
“里奥呢？”朱迪问，“他说什么了？”
“你是知道他的，他以惯常的幽默讲述了自己如何梦游着从三楼摔下去折了腿的故事。总之，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梦游症。”
“你可能梦游吗？我看你睡觉就像一根枯死的树干，连梦话都没有讲过哦。”
“我和克莱姆结婚十年，她也没跟我提过，不过我的舅舅埃德温是梦游症患者。有时晚上他会在冰箱里撒尿，有时会在半夜穿着睡衣出门晃荡，但从来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他的妻子常常穿着长袍出去追他把他带回家，有时甚至一晚上出去两次，但他从来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起床，也没去想过。但我不同，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做过的事，不仅如此，我还记得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开了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也不认为这是梦游，”她说，“至少不是一个普通的梦。你刚才的描述让我觉得像是谵妄综合征，或是‘清醒梦’。”
她看了看我充满疑惑的眼神。
“这很奇怪，”她一边往两个印有中国龙图案的茶杯里倒茶，一边说，“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在梦的中途醒来，‘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青少年时期，但在极少的成人身上也会出现，实际上有人终身保留这种能力。”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没什么，”我笑了笑，“我只是突然想起，这家卖熏香和瑜伽课程的商店的女老板是心理学硕士呢！”
“傻瓜……”
“你认为我就是这样吗？”我继续说，“只是一场梦？如果是梦的话，那我什么时候醒的呢？”
“这就是你的故事中无法解释的地方了。也许是你走出门坐上车的时候醒的，也许更晚一些。你刚才说暴风雨突然间消失了，或许就是那时候醒的。我听说有的梦游症患者能开好几英里车去买汉堡，然后回家。但你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有可能是那场闪电事故的后遗症。”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我的头依然很疼，尽管我已经吃过药了。吃早餐的时候，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了跟我类似的情况。在遭受电击后通常会出现非常真实的噩梦和骤然惊醒的情况。电击带来的睡眠困难一本书都写不完。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的是那样的场景，而不是其他场景呢？ 比如说可以是海滩上狂欢的海豹，或者在半夜里一辆满载《花花公子》女郎的迷路的车，再或者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彩色世界和会说话的猫呢？
“你觉得我应该回医院跟医生聊聊吗？”
“我认为你应该等等，”朱迪说，“医生只会给你镇静剂之类的药片用来麻醉你的神经。你再忍耐几天，说不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发生昨天的情况……”她站起来走到写字台旁，拿了一个活页小本，一侧别了一支铅笔，“你可以尝试着写下来，据说有用。”
音乐电台播的架构乐队的歌曲已经结束了好一会儿了。朱迪把烟管放在烟灰缸上，说要出去买点东西，让我在这里等她回来。“今晚你就住这儿，皮特。旅店里一位客人也没有，我觉得在发生了这些事后你现在也不想回那所房子。”
我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快八点了。突然一阵门铃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我听到朱迪在门口和别人说话。她回到屋里看到我睁着眼睛躺在沙发上。
“我很抱歉，”她说着，一边取下旅店的钥匙一边说，“我本想把旅馆只留给咱们两人享用的，但是来了不速之客，都是些贝尔法斯特音乐家，是专程来参加这周末的费根音乐节的。”一共来了五位音乐家，加上他们的女朋友，他们几乎住满了所有房间。
我告诉朱迪别担心：
“没关系的，我回海滩。”
“不必了，我会告诉他们去邓洛伊找住的地方。”
我拒绝了她的提议。我知道她需要钱，虽然她从没开口说过。是的，她经营着商店、瑜伽培训班和旅馆，但是几乎好几个月都做了“月光族”。有时我打开她的冰箱，发现只剩一些牛奶、黄油和苹果。但她出于骄傲不愿意接受借款。
“我们还有一张沙发床，对吗？”
“太窄了，而且你总说睡在上面硌得屁股疼。”
“好吧，我有一个主意，不如我们去喝个大醉，回家就感觉不到疼啦！”
我们照做了。
我俩一走进费根酒馆，切斯特就跟我握手，然后全身颤抖装作触电的样子。开鞋店的阿德里安·卡希尔把两个灯泡塞进我的耳朵，试验是否能亮。估计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对我的恶作剧才能相对少一些，这就是我住在这个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小镇上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渔民多诺万和他的朋友认真地研究我手臂上的疤痕——虽然现在已经不太明显了，但依然可见——问我是否还有感觉。我跟他们描述了时不时的头疼。他立刻给我开出了药方，“哈珀先生，你需要喝一品脱啤酒。医生说了：‘每天一品脱吉尼斯酒。’”
好吧，这是我第二次不顾医生的嘱咐喝酒了。我站在酒馆门口，一边品味唇间柔和的啤酒味道，一边抽高卢牌香烟，同时不忘和路过的人打招呼。音乐家们不一会儿也走进了酒馆，坐在壁炉边那一桌。音乐响起来。
十点左右，里奥和玛丽也走进了酒馆。这个时间段的酒馆人满为患。周五的克兰布朗没有按时睡觉这一说，唯一的规定便是要喝到壁炉燃烧完最后一根泥炭，或者酒桶滴完它最后一滴黑色的黄金。
里奥斟满一圈杯子，端到朱迪和我坐的桌上。玛丽提议大家为了健康干杯。
“为了精神上的健康。”我补充道。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也觉得大家都需要开怀一笑了。
和大家聚在一起，热乎乎地吃肉喝酒，伴着热情洋溢的长笛和提琴声，我满心欢喜地进入了微醺的状态。由于晚餐没吃什么，酒精迅速流入我的脑袋，我感到那阵熟悉的疼痛像坏掉的时钟再次开始嘀嗒作响了。我和里奥与酒馆的熟客们坐在一起，人们在舞池中心舞动。里奥和镇上的两位“政治学家”多诺万、凯里激烈地讨论欧盟，于是我的思绪逐渐远离了周遭的喧嚣，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
有人唤醒了我，是玛丽，她拉着我和大家一起跳舞。
“来吧, 哈珀先生。我们来看看你能用上帝给你的双腿做些什么。”
我错误地接受了她的要求。一站起来，吉他手便开始弹奏《棉眼乔》的和弦，大家围拢在我们身边，我拼尽全力不出洋相，只能紧紧抓住舞蹈科班出身的玛丽，任凭她带着像陀螺一样地转圈。一阵醉意袭击着我的头部，我放开手，扑倒在一张放满酒杯的桌子上，把酒弄到了三个小伙子的身上。随后在我屁股着地的一瞬间，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我觉得你有点儿醉了，哈珀。”朱迪说着扶我站起来。
“是的，”我承认，“应该醉了。”
地面的酒水不一会儿就干了，小伙子们也换上了新酒。这时候女邮递员特雷莎·马隆醉醺醺地出现在我身旁，开始和我攀谈。她说当她听说我的事故时多么担心，问我好些了吗，还疼吗，有什么她可以为我做的吗。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说着这些话，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她的双峰已经紧紧抵住我的胸脯了。朱迪在酒馆的另一头和组织电影节的女人们聊天，不断向我戏谑地挤眉弄眼。她难道是小镇上唯一一个不知道我和朱迪的那些事的人吗？
我和朱迪摇摇晃晃地走出费根酒馆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朱迪一路上都在拿特蕾莎·马隆诱惑我的举止开玩笑。
“我听说她可是经常在你的地方停留很久呢，”朱迪说，“你有没有……”
“嗨，朱迪，什么话呀，我几乎连邮件都没有。”
“我可是知道她的确给你发过传单。”
我们回到那张旧沙发上，下面的弹簧和我们预料中一样不舒服。我们充满激情地亲吻和抚摸对方，但我太累了，没能进行到下一步便睡着了。
半夜里我被身旁的动静惊醒，是朱迪。
“不要，求求你了，”她抽噎着，“不要，不要，不要……”手在毯子下面不停地乱动，像是正在反抗着什么人。
我在黑暗里惊恐地四处张望，但什么也没有看到，我意识到这是朱迪在做噩梦。我抱了抱她，在她身旁静静地等她缓过来。
“求求你，求求你。”
每当看着她无助地被噩梦困扰，我的心里便五味杂陈。但她跟我讲：“不用管我，这是由于焦虑引起的噩梦，我一会儿就好了。”
看着她消瘦的身躯在我怀里颤抖，谁会因为焦虑颤抖成这样？那你背上的伤疤呢，朱迪，也是因为焦虑吗？一条长长的疤痕从她的臀部一直延伸到她的脊椎。在我们头几天晚上在一起我抚摸她的时候就发现了。
“哇喔，你的后背上有条美丽的疤痕呢。”我对她说。
她在床上猛地转身挡住那条疤，“那是一次摩托车事故留下的，”她飞快地解释道，“我不想提。”说完她便起身去做早餐。
从那时起我便确信她有个秘密，她的生命里有一段并不想提起的往事。
“没事的，亲爱的，我是皮特，我在这儿。”我望着她被恐惧的乌云笼罩的精致的脸庞。
“不！”她把手放在我胸前，将我推开，“不要，求求你，求求你了……”
朱迪，是谁？发生什么了？
有一次我问她谈过几次恋爱，平常我不爱问这些的，但那天晚上她告诉我她正在和住店的阿根廷小伙子共进晚餐。于是我嫉妒得发疯，彻夜没合眼。当然了，我绝没跟她承认过这件事。说到底，我们两人之间只是没有任何承诺的男女关系。但是第二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她照例像往常那样回答我：“有过一个男人，在一起很久，结局很痛苦。”没了。
她慢慢平静了下来，我抚摸她，轻轻地吻了她，直到她完全停止了颤抖。她逐渐放松双手，重新放到床垫上，整个身体也松软下来。嘴里说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然后陷入沉睡。
而我还清醒着无法入睡。玛丽像幽灵般站在我家门口的样子让我难以平静，还有里奥浑身是血地躺在那里的场景。我又想起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出现的声音。今天晚上，别出门。而现在朱迪做了可怕的噩梦……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也许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不过很快又忘了这个念头。
周末，我和里奥把剩下的围栏也打磨了，开始刷油漆的工作。那些天天气很好，没有雨，微风宜人，所以我们努力想赶在天气变化之前刷完第一层漆。周日中午，玛丽带着前一天做好的乳蛋饼来了，我们坐在花园里共进午餐，愉快地聊天。他们察觉出了我的异样。
我承认自己头又开始疼起来。尽管我每顿饭后按时服药，但似乎只能在几小时之内缓解疼痛，每天晚上都会在眩晕和疼痛之中醒来，再接着入睡。我和医生约了两周后复查，但他们俩极力建议我提前去看医生。于是周二的早上，我又出现在了邓洛伊社区医院。
阿妮塔·瑞恩用她美丽的微笑迎接我，她今天涂了火红色的口红。
“哈珀先生，最近好吗？”
“依然很疼，”我对她说，“脑袋里疼。”
而且这些药物似乎无法触及脑袋里的怪兽，它就像找到了一个偏远的藏身之处，时不时地来一次，有时一整天不来，有时突然就出现了。
我一边说，医生一边查阅我的报告。当我讲完后，她交叉着指甲涂成金色的双手，若有所思。
“你过去有偏头痛吗？我是指事故发生之前。”
“没有，”我回答说，“我只是工作时间久了头会有些疼，但是第二天就好了。当然，由于职业关系，我也有颈椎问题。”
“噢，你的职业，”她翻阅文件查找，“我这里没有记录。”
“音乐家。作曲家。”我说。
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变换了神采，我已经对这种眼神习以为常了。
“噢，真有趣，您都写一些什么样的曲子？”
“流行乐，电影配乐，有时候也写些音乐剧。”
瑞恩医生的眼睛亮了起来，一时间忘了手头的工作，嘴唇弯成了一抹微笑。
“有哪些是我熟知的吗？我也算是个音乐迷。”
我举出了人们熟知的例子，问她是否看过由海伦·博蒙特和马克·哈蒙德导演的《救赎》，几年前BBC最火的电视剧，讲的是一战中一群护士与士兵的故事，现在已经播放到第三季了。
“别告诉我里面的音乐是你写的！我喜欢开头的钢琴旋律。原来你住在这儿！”
“我只是在这里住几个月，为了完成一部作品。”
“噢，当然了，这对艺术家来说非常常见，不是吗？不管怎么说，真是太巧了。”她将视线移回我的病例，“让我们看看，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所描述的悸动性头痛是典型的偏头痛表现。但这种偏头痛一般不是由脑部损伤造成的，比如您遭受的电击。您的情况是持续的疼痛，有时甚至会影响您的睡眠。这种痛感有阵发性，在一天之内会减轻……这有些奇怪，我们应该做个内部检查看看。”
她一边用手电筒检查我的眼睛，一边问我关于疼痛的问题（与三周前的问题一样）。然后我便像微波炉中的比萨一样被塞进了吵闹的核磁共振仪之中。
瑞恩说报告出来后一两天内会给我电话，在此之前只能依靠药片来镇痛。这次的药是一日三次的β受体阻滞剂，用于缓解头痛。
在她开处方的时候，我借机描述了这几天做梦和梦游的情况。我没有将细节全盘托出，只是讲了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的大体情况。
瑞恩医生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噩梦和幻觉是电击的常见后遗症，但我从没听说过梦游的病例，这有可能是由于受到过度惊吓造成的。”
“我觉得您没搞明白……”我说。当我发现自己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傲慢的时候已经晚了。
瑞恩微笑着接受我的指责。
“人类大脑并不是简单的方程式，哈珀先生，但我明白您的疑虑。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咨询其他专业机构。”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别担心。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一位医生能保证自己百分百了解情况，您稍等……”
她站起来，走向书架，拿出一本黑色的记录本开始翻阅。
“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位知名专家，他叫考夫曼。他曾发表过大量关于通过催眠治疗梦游症和睡眠障碍的论文，是这方面的权威，您也许应该找他咨询一下。”
瑞恩将那位专家的姓名和电话写在一张纸上，并将纸条和处方一并递给我。
“我认为您的头痛会在一段时间内自行消失。”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试图弥补之前的无礼。我离开办公室，想起朱迪说过“他们只会给你开更多的药片”，我决定在打电话给贝尔法斯特的医生之前停止服用这些药片。也许瑞恩医生是对的，疼痛会自行消失。
那天下午我不想独自一人待着，但朱迪忙着旅店的事。当我经过“比尔之齿”的时候，尽管我非常想去里奥和玛丽家拜访，但是双手不听使唤地将方向盘掰向另一个方向。
到家时，海浪正温柔地抚摸着沙滩，几片云静静地漂浮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空。我脱下鞋子，光脚踩在草地上。两天前刚修剪过草，也许又该修剪一次了。我不想回家面对那架无法弹奏出新的美妙旋律的钢琴，只想暂时逃避面对它的焦虑。
我停在木栅栏面前。里奥和我刷白的那一截围栏在绿草的掩映下泛着白光。我跪下来仔细观察围栏周围的泥土，仍然坚实平整。草深深地长在里面，没有一丝被移动或者拔出的痕迹。我抓住栅栏晃了晃，栅栏的木桩牢固得像棵树。
我仍清晰地记得几天前看到它们碎成几块倒在散乱的泥土上的模样，像是遭到猛烈撞击而被连根拔起一样。我坐在草地上，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思索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一种象征、一则预言。
过了一会儿，我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回到屋里，迅速在一堆文件夹和杂志里找到电话记录。
我要打给我的朋友、带我看房子的中介伊莫金·菲茨杰拉德。看来运气不错，她接起了电话。她的声音轻快明亮，我能想象她那张长着雀斑的脸和她那双爱尔兰人漂亮的眼睛从iMac电脑屏幕上分神的样子。
“皮特，你好吗？”
两周前，我想打电话给她询问关于化粪池下水道的事，现在我正好以这个话题开头。我解释完后，她答应我派人来修（意思就是一个月以后）。她还嘱咐我在池上加盖一层金属板或者网格，避免割草机再次碰到。然后她问：“一切都好吗？你习惯你的新生活了吗？”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决定直截了当地问她负责这栋房子多久了，印象中是否发生过奇怪的或引人注意的事情。
“我们五年前开始接管这栋房子。房子属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人，爱尔兰人后裔。他们在一个夏天来到这里，迷上了这里的传说，便买了这栋房子，但是再也没回来住过。从那以后这栋房子只出租过三次。三年前租给了一个美国家庭。两年前的春夏租给了一位研究候鸟迁徙的德国学生。2007年2月也出租了，非常奇怪的是我这里没有掌握更多信息。怎么了，皮特？你在天台发现了一具尸体？还是一堆宝藏？”
“最近一次租房的是位女士吗？”
“档案里没有记录，抱歉，皮特。也许是我们公司的人疏忽了，他们有时会这样。钱是通过电汇预付的，我可以帮你查一查。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很荒唐，你听了会笑的，伊莫金。那天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她说在房子里感受到‘某种存在’，我们当时喝了点酒，她说她对这些东西有特殊的第六感，她感觉到一个女人的存在。”
“什么？鬼？见鬼，皮特，你别吓唬我……”
“我没有当真，”我打断她，“但我很好奇，这里是否发生过什么。”
“好的，我会查查，皮特。但不要四处散播，这所房子已经够难租出去了。”
“好的，伊莫金，谢谢。”
挂掉电话后，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我能感觉到她语气中明显的嘲讽，不过问这些问题的确很愚蠢。我走进棚子，启动割草机，开始给院子修草。发动机的噪音像雷声一样打破了下午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