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斯·赫提格居住的楼房建于十九世纪末，位于斯德哥尔摩北城，现在依然有着“西伯利亚”的非正式称号，这是因为它过去远离市区，而且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搬到那里的工人住房被认为是一种流放。现在，它已经是市中心的一部分，延斯·赫提格过去两个月租住的两居室公寓也算不上简陋，尽管没有电梯总让人感觉缺少点什么，特别是当他手里拿着东西的时候。比如现在，两手提着两个装着叮当作响的瓶子的袋子。
他打开门。像往常一样，迎面而来的是一堆广告传单和免费报纸，尽管他已经在信箱上方挂了一个标志，礼貌地拒绝这些东西。但是他也不自觉地可怜那些混蛋，他们带着成捆的超市传单，奔波于这些建筑之间，而在六楼，每扇门上都挂着一个拒绝的标志。
他把袋子放在门廊里，五分钟后他就坐在客厅里的电视前，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第三电视台在重播《辛普森一家》。他看过太多次了，都能记住对白了，尽管不愿承认，这个节目常常让他觉得很安全。他还会在以前笑的地方笑，但是今天他的笑感觉很单调。根基不稳。
当珍妮特告诉他琳内娅·伦德斯特劳姆自杀时，那些往日的回忆汹涌而来——对妹妹的记忆从未离开他，也永远不会。
是一个年轻女孩躺在停尸间的平板上的画面让他下班之后径直去买啤酒，现在，同样的画面让他无心去看电视上滑稽可笑的黄色卡通人物。
他上次看到妹妹时，她正躺在那里，双手紧握放在肚子上。她看起来坚定决绝，嘴唇几乎变成了黑色，一侧的脸和颈部被绳套勒得发紫。她的皮肤摸上去干燥而冰凉，她的身体看上去很重，尽管她是那么小那么瘦。
他伸手去拿遥控器，关掉了电视。现在，屏幕上只有他自己的影像，双腿交叉坐在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他感觉很孤独。
她当时一定非常孤独吧？
没有人理解她。无论是他、他们的父母，还是那些只知道集体治疗和试验药物的精神病医生。他们都不明白她内心的想法，她陷入的洞太深、太暗，最后她无法承受那自我幽闭的孤独了。
那时，没有替罪羊，没有任何人可以怪罪，能怪的只有抑郁本身。今天，他知道了，那不是真的。
社会本身始终负有责任。外面的世界对她太过无情了，它向她许诺了一切，但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给她。当她生病的时候，也没能帮助她。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是政治性无能。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自生自灭。她相信自己是弱者，她屈服了。
如果他那时能理解她，也许他就会帮助她了。
如果她得的是癌症，所有的健康服务方面的资源都会朝她涌来。但是，相反，她只得到了东拼西凑的治疗，形形色色的治疗师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他相信她服用的药物只是加重了她的病情。
但这并非真正的问题。
赫提格知道妹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音乐家或歌手，她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是社会发出的信号是，这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职业选择。根本不值得关注。
她不是站在某个地方的舞台上，而是学习了经济学，那种聪明人应该学习的东西，结果就是她在宿舍里把自己吊死了。
仅仅是因为我们让她相信她的梦想不值得追逐，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