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丹麦,1988

她不喜欢年迈衰老的人。

在牛奶柜台边,一个老头靠得太近了,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尿酸味,污秽的味道,还有油烟味。

猪肉柜台后的女人弄来了一桶水,说没关系,然后把她吐出来的早饭拖干净了。


“摸到了吗?”那个瑞典人兴奋地看着她,“把手再往里伸一点!不要这么懦弱!”

母猪的尖叫声让维多利亚迟疑不前。她的手臂伸到了猪的身体里,几乎伸到了她的胳膊肘。

又往里伸了几厘米,她终于摸到了猪仔的脑袋。她的大拇指放在猪仔的下巴上,食指和中指放在耳朵后面的脑袋上。就像维戈教她的那样。然后,小心地往外拉。

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只了。母猪身边的草垫子上,十只黄色斑点的小猪仔扭来扭去,争夺母猪的奶头。维戈一直站在一边,看着小猪仔的降生。那个瑞典人处理了前三只,剩下的七只是自己出来的。

阴道里的肌肉紧紧地挤压着维多利亚的手臂,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母猪可能在抽搐,但是当她更用力地往外拉时,肌肉看起来反倒放松了,不到一秒钟,猪仔就露出了半个身子。片刻之后,它就躺在血淋淋的草垫子上了。

它的后腿一阵抽搐,然后就完全不动弹了。

维戈弯下腰,摸了摸小猪的背。“干得好。”他说,同时面部扭曲地对维多利亚笑了笑。

刚出生的小猪仔通常都会一动不动地躺三十秒左右。你觉得它们死了,然后它们突然动起来了,盲目地到处摸索着,直到找到母猪的奶头。但是,这只猪仔的腿抽搐了,其他的猪仔并没有这样。

她默默地数着数,数到三十的时候,她开始担心起来了。是不是她抓得太紧了?还是拉的方法不对?

维戈查看了一下脐带,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该死,它死了……”

维戈把眼镜拨下去,严肃地看着她。“没关系,脐带受损了。不是你的错。”

是的,是我的错。我们离开以后,母猪会处理掉胞衣,把一切能吸收的营养都吸收进去。

它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维戈·杜勒在斯楚厄郊外有个大型农场。除了课本,一直陪伴维多利亚的只有三十四头丹麦种猪、一头公牛、三头母牛,还有一匹疏于照料的马。农舍是一栋疏于照顾的半木结构建筑,位于一片竖着风车的平坦萧条的土地上,仿佛是丑陋版的荷兰。一块块寒风料峭、阴暗荒凉的牧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在尽头,你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条细长的蓝色,那是文岛湾。

她来这里有两个原因:学习和消遣。

还有两个真正的原因。

隔离和管束。

他把它叫作消遣,她想。但其实是隔离。被与他人隔离开来,被管束,学会待在某些界限之内。家务和学习,打扫、做饭、学习。

照顾猪。还有经常去她房间的猪猡。

对她真正重要的是学业。她在奥尔堡大学选修了一门心理学函授课程,她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她的指导老师,老师时不时地给她寄来对她的作业不痛不痒的手写评语。

远方,她想着。被困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场里。远离爸爸,远离其他人。一门函授心理学课程,独自关在拥有高等学历的养猪户拥有的房子里。

七周前,律师维戈·杜勒从韦姆德把维多利亚接上车,开着他的旧雪铁龙汽车,行驶将近一千公里,穿过被夜色笼罩的瑞典和刚从梦中醒来的丹麦。

维多利亚透过蒙上了薄雾的窗户看着农场上的空地,那里停着一辆汽车。车停下时,仿佛是放了一个屁,发出一声呻吟,顺从地行了一个屈膝礼。

维戈看起来让人恶心,但是她知道,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她的兴趣正逐渐减少。而她也在一天天长大。他想让她剃光下面,但是她拒绝了。

“去剃猪吧。”她告诉他。

维多利亚拉上窗帘。她只想睡觉,尽管她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她已经落下了,这并不是因为她缺少动力,而是因为她觉得这门课混乱不堪。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一知半解,没有任何深度思考。

她不想仓促地学习,而是使劲钻研课文,然后跳出来,深入思考。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一场考试是无法讲清楚人的精神的。用两百个字来讲精神分裂和妄想症远远不够,肯定不足以让人到处炫耀说你理解了什么东西。

她躺在床上,想着索乐思。这个女孩让在韦姆德的生活变得尚可忍受了。索乐思被她爸爸当作替代品用了将近六个月,不过现在她已经离开七个星期了。

楼下的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维多利亚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听到厨房里传来了说话声,认识到是维戈和另外一个人。

还是那个瑞典人?她想。是的,肯定是。

她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下了床,把水杯里的水倒进花盆里,然后把杯子放在地板上,耳朵贴着它。

“休想!”维戈的声音。尽管已经在丹麦生活了七年,那个瑞典人还听不大懂日德兰半岛方言,所以维戈总是跟他讲瑞典语。

她讨厌维戈的瑞典语;他的口音听起来很假,他说得很慢,仿佛在跟一个白痴说话。

“为什么不行?”那个瑞典人有点生气。

维戈沉默了几秒钟。“风险太大了,你难道不明白吗?”

“我相信那个俄国人,贝里林德为他打了包票。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那个俄国人?贝里林德?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那个瑞典人继续说。“反正,没有人会想一个脏兮兮的俄罗斯小孩。”

“小点声。楼上就有个脏兮兮的小孩,可能会听到你说的话。”

“是的,关于那个……”瑞典人笑了,毫不理会维戈的请求,继续大声说,“奥尔堡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维戈顿了顿才回答。“这周正在处理最后的一些文件。你别急,你会得到你的小女孩的。”

维多利亚稀里糊涂的。奥尔堡?那一定是……

她听到他们在楼下走动,厨房地板上的脚步声,然后是前门的关门声。当她透过窗帘往外看的时候,看到他们正朝着厕所走去。

她从床头柜里拿出日记本,重新躺到床上,等待着。她躺在那里,在黑暗里,非常清醒,她的背包一如既往收拾好了,放在地板上。

那个瑞典人在农场一直待到了凌晨。他们在黎明时分离开了,她听到两辆汽车在四点半的时候离开了。

她下了床,把日记放在外面的口袋里,拉上拉链,然后看了看时间。四点四十五分。他最早十点钟才会回来,到那时,她早就不在了。

离开房子之前,她打开了客厅里的壁橱。

里面放着一个十八世纪时的古老的音乐盒,客人来的时候维戈总喜欢向他们炫耀,她决定看看它是否真如他说的那么价值连城。

她走进斯楚厄时,早上的太阳正火辣辣地照着大地,她设法搭上了前往维堡的顺风车。

她在维堡搭乘六点半的火车前往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