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局长丹尼斯·比林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珍妮特注意到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你已经回来了？”他喘着气，拉过来一把椅子，拖着他高大的身躯坐了下来，“你怎么样？”
珍妮特怀疑这个问题问的可不止她的身体状况。
“还能控制，我在等赫提格报告班德哈根的案情。”
“那还等什么呢？”他打开了通向走廊的门，赫提格正在门外等。
“你有什么新消息吗？”珍妮特靠在椅子上，盯着比林宽阔的背影说。他的腰带上方有一大片被汗水浸透了。很明显，他坐得时间太长了，她想。
“不，没有。现在很平静，所以也许你们两个可以回去继续各自的假期。”
珍妮特和赫提格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不过赫提格先开了口：“这不可能。我会在冬天休假。”
“我也是，”珍妮特补充说，“休假实在太麻烦了。”
比林转过身看着她。“那好吧。花上几天时间玩单人纸牌游戏，直到有情况出现。或者重装电脑操作系统。总的来说，就是放轻松。再见。”他不等他们回答，就从赫提格身边经过，走出去了。
赫提格咧着嘴关上了门，把办公桌旁的椅子拉了出来。
“班德哈根的强奸犯认罪了吗？”珍妮特身子后倾，伸了伸懒腰，然后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
“案子了结了。”赫提格坐下来，继续说，“他将被控数次强奸并虐待他的妻子，另外，如果他所言不假，还会被控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赫提格停下来，看起来像在思索，“我觉得，能有机会说出来，他反倒觉得轻松了。”
珍妮特很难对这样的人产生同情。
感到被人排斥算不上借口，她想，就像她脑海里想着阿克和亚历山德拉。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把他放到一边，回到那几个男孩被害的案子上了。”
她打开一个办公桌抽屉，拿出一个粉色的文件袋，这让赫提格咯咯地笑了。
她笑了：“我学会了如何让重要的东西看起来无趣，没有人会打开它。”她一页页地翻看文件。
“有几个人需要我们追踪，”她说，“安妮特·伦德斯特劳姆和琳内娅·伦德斯特劳姆。乌尔瑞卡·温丁，肯尼斯·范奎斯特。”
“乌尔瑞卡·温丁？”赫提格有些惊讶。
“是的，我觉得她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跟着感觉走。”
“还有范奎斯特？”赫提格摊开双手。
“范奎斯特和伦德斯特劳姆一家的关系有些可疑。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珍妮特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还有一个人需要我们调查。”
“谁？”
“维多利亚·伯格曼。”
赫提格看起来大吃一惊。“维多利亚·伯格曼？”
“是的。约翰失踪前一两天，一个韦姆德的警察来找过我。他叫戈兰·安德森。因为约翰的事情，我还没顾得上调查他给我的信息，不过他告诉我，维多利亚·伯格曼并不存在。”
“不存在？可是我们给她打过电话！”
“没错，但是我再次查证了那个电话，已经不再使用了。她还活着，但是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二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发生了什么事，让维多利亚·伯格曼过起了秘密生活。”
“她爸？他当时在虐待她。”
“是的，很可能跟他有关。不过我有个预感，伯格曼这条线索还没有断。”
“伯格曼这条线索？这跟我们的案子真的有联系吗？”
“这也是我的直觉。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为什么这两个名字会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命运？巧合？这并不重要。我们的案子和伯格曼及伦德斯特劳姆家族有某种关系。你知道吗，多年来，他们两家的律师是同一个人。维戈·杜勒。这不太可能是个巧合，所以我让阿伦德去调查杜勒了。”
珍妮特看到，赫提格完全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
“本特·伯格曼和卡尔·伦德斯特劳姆都虐待他们的亲身女儿以及其他的孩子。你还记得本特·伯格曼和那两个厄立特里亚的孩子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和一个十岁的男孩。像往常一样，比吉塔·伯格曼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和安妮特·伦德斯特劳姆一样，她也总是保护她的丈夫，即使他自己承认参与来自第三世界儿童的性交易活动。”
“我明白了，其中有些线索。我想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卡尔·伦德斯特劳姆承认了，而本特·伯格曼则矢口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是的。其中的线索乱成一团麻，不过它们一定在某处汇合。一切都说得通，也跟我们的案子相符。整个案子都是遮遮掩掩的。我们说的是两个成功的男人，伯格曼在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工作，而伦德斯特劳姆在斯堪雅建筑集团。他们都有很多钱。家里的耻辱。我们说的是处理不当的法律案件，很可能是故意处理不当。”
赫提格点点头。
“围绕着这两个家庭还有些并不存在的人，”她继续说，“维多利亚·伯格曼并不存在。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个无名的儿童，然后阉割之后扔到灌木丛中，这样的孩子也不存在。”
“你是一个阴谋论者吗？”
如果赫提格的话里有什么挖苦意味的话，那她完全没有体会到。
“不，我不是。也许是个整体论者，如果有这么个词的话。”
“整体论者？”
“我相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我们不明白大环境，就不可能弄清楚细节。你不这样认为吗？”
赫提格看起来若有所思的样子。“乌尔瑞卡·温丁、安妮特·伦德斯特劳姆和琳内娅·伦德斯特劳姆。维戈·杜勒，维多利亚·伯格曼。我们从哪儿开始？”
“我建议从乌尔瑞卡·温丁开始，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虐童案，她想，从始至终，一切又回到了这些案子上。两个身份不明的孩子，白俄罗斯男孩尤里·克雷洛夫，还有来自塞拉利昂的前童兵塞缪尔·柏。还有三个幼年时曾遭受性虐的女人。维多利亚·伯格曼、乌尔瑞卡·温丁，还有琳内娅·伦德斯特劳姆。
有人敲门，接着阿伦德走了进来。
“你很快呀。”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说。
“是的，我之所以快，是因为维戈·杜勒已经死了。”
“死了？”
“是的，两周前，他的游艇失火了，他和他的妻子双双丧命。”
“一场意外？”
“是的，燃油泄漏。船几秒钟内就被大火吞噬了，他们根本没有幸存的可能。地点在锡姆里斯港。”
阿伦德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跟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打电话谈一谈，”他说，“我记得他叫古尔伯格。”
珍妮特拨打了那个电话，不如现在就打过去。
古尔伯格很健谈，也很友善，带有很重的斯堪讷口音。他告诉她，海岸警卫队接到了从维戈·杜勒的电话打来的求救电话。根据杜勒所说，他的船失火了，他需要帮助。但是，当他们赶到那里时，船已经完全被大火吞噬，两具尸体也差不多烧成了灰烬。
他们在小船坞里发现了一辆登记在亨丽埃塔·杜勒名下的汽车，以及一袋两人的物品，其中包括身份证。
“最终确定他们是杜勒夫妇的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古尔伯格有些自鸣得意，“上面刻着他们的姓名和日期。因为他们没有家人，验尸官的工作完成以后，尸体便被火化了。”
“那是个意外？”珍妮特问道。
“法医说大火是从油箱烧起来的。是条旧船，输油管也不好使了。我们觉得不存在他杀的可能，如果这是你暗示的意思的话。”
“我什么也没有暗示。”珍妮特说完，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