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胡丁厄医院时，索菲娅感到精疲力竭。她和泰拉·梅克勒的谈话产生影响了。索菲娅还答应接受另一份工作，而且看起来相当费力。国家犯罪中心的拉斯·米克尔森邀请她加入他对一个恋童癖者的调查工作，此人被控虐待自己的女儿以及散播儿童色情影片。被捕时，这个人当场认罪。
这种事永远没有尽头，她一边把车开上了胡丁厄路，一边怀着沉重的心情想。
她似乎不得不去面对泰拉·梅克勒所经历的一切。耻辱的记忆，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揭示自身脆弱的伤痕。认识到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造成多大的痛苦，这种认识如同一种无法穿破的盔甲一般，再也不会被破除。
这层盔甲，也不放任何东西出来。
失望的心情一路跟随着她回到办公室，接下来还有她和哈塞尔比的社会福利部门安排的会面，见的是来自塞拉利昂的前童兵塞缪尔·柏。
她知道，谈话将会围绕着疯狂的暴力行径和可怕的虐待展开。
碰上这种情况，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在休息室里稍微待一会儿。闭上眼睛，躺下来，尽力恢复平静。
塞缪尔·柏是个高大壮硕的年轻人，刚开始，他看起来有些冷漠。但是，当索菲娅建议他们不用英语，而是用克里奥尔语交谈时，他便不再拘束，而且立刻变得健谈了。
在塞拉利昂的三个月期间，她学会了这门西非通用的语言。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弗里敦，以及他们都知道的地方和建筑。随着谈话的进行，塞缪尔开始信任她了，因为他意识到她能够理解他所经历的一些东西。
二十分钟后，她开始希望自己也许能够贡献一些积极的东西。
塞缪尔·柏难以集中注意力，不能安静地坐上三十秒，难以控制自己突然的冲动和情感爆发，含有明显的多动症的症状并缺乏冲动控制机制，这些都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症状。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她注意到，塞缪尔的音调、语调和肢体语言都会随着话题的变化而改变。有时，他会突然讲英语，而不是克里奥尔语，偶尔也会说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克里奥尔语。当他变换语言和手势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会有变化。他正坐得笔直，眼睛里透着热烈的感情，大声而清晰地说将来某一天要开一间餐馆；随后又突然弯下腰，眼神呆滞，嘴里咕哝着哪种奇怪的方言。
如果说，索菲娅在维多利亚·伯格曼身上看出了解离性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塞缪尔·柏身上有了结果。索菲娅怀疑塞缪尔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他儿童时期可怕的经历导致的，又诱发了人格障碍。他似乎拥有几种不同的人格，而他自己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其中来回切换。
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作“多重人格障碍”，但是索菲娅更喜欢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她也知道，这种病人很难治疗。
首先，这种疾病的治疗非常耗时，不论是每次谈话的时间，还是治疗全过程的时间，都非常长。索菲娅认识到，她通常一次四十五分钟或者六十分钟的谈话不够用。她不得不把和塞缪尔的会面时间增加到九十分钟，另外，她还向社会福利部门提议，让她每周和他会面至少三次。
但是，治疗起来依然非常困难，因为在会谈期间，治疗师需要精神绝对集中。
在和塞缪尔·柏的第一次谈话期间，她感受到了在维多利亚·伯格曼的自言自语中相同的经历。和维多利亚一样，塞缪尔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自我催眠师，他昏昏欲睡的状态也影响到了索菲娅。
她知道，如果她想帮助塞缪尔，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
她为刑事司法体系所做的工作，跟帮助那些她关心的人毫无关系，而与之不同的是，她真的觉得自己在这里可以有所帮助。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塞缪尔离开她的办公室时，索菲娅感到他那受伤的心灵图像稍微清晰了一些。
她很累，但是她知道自己今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要总结泰拉·梅克勒的文件，还要准备那本有关童兵的图书的核查工作。书里讲的是当孩子们有能力杀人时，会发生什么。
她把自己全部的材料都拿了出来，然后一页页地翻看原本的英文版。出版商给她寄来了一张问题列表，希望在哥德堡会面时，她能一一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她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无法给出任何直接的答案。
问题太复杂了。
这本书已经翻译好了，她所能做的只是核对一些专业术语。
但是，塞缪尔·柏的书还未完成，它就在她面前。
去他的，她想。
索菲娅让安—布里特把火车票和哥德堡的酒店退了，出版商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有时，意气用事是好的决定。
下班之前，在给胡丁厄医院的调查组成员发的邮件中，她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结论，算是给泰拉·梅克勒的案子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真的只是另一个技术问题。
他们一致同意，判泰拉·梅克勒接受“安全的精神护理”，正如索菲娅提议的那样。
她感到自己有能力带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