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国王岛上发现尸体，已经是第三天了，但至今仍然没有任何新发现，调查工作也因此止步不前，珍妮特备感泄气。失踪儿童的名单中，也没有跟死去的男孩相符的，至少乍一看是这样。当然，瑞典有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无身份儿童，但是与教会和救世军的非正式接触，也都显示没有与受害者相符的儿童。
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城市使命救助会也没有消息。但是，一位参加夜间扶贫项目的工作人员说，中央大桥下面常常会聚集一大帮儿童。
“他们都神出鬼没的，”这位男性慈善工作者痛惜地说，“我们到那里以后，他们就出来拿一个三明治和一茶缸汤，接着就消失了。很明显，他们不想与我们有任何瓜葛。”
“社会福利部门能做些什么吗？”珍妮特问道，尽管她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很怀疑。我知道他们一个月前就在那里行动，这些孩子分散各处，几周都没有再露面。”
珍妮特·科尔伯格对他表示了感谢。她想到那里去一趟，不知道能否有所发现，当然得成功说服其中一个孩子对她开口。
师范大学周围进行的挨家挨户的询问毫无成效，与难民中心联系的工作相当耗时，如今工作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瑞典中部了。
但是，没有人丢了一个跟在地铁站附近的灌木丛中发现的干尸男孩相符的孩子。阿伦德看了从地铁站和邻近的大学调出的长达几个钟头的监控录像，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十点半，她给索尔纳的病理学研究所的伊沃·安德里奇打去电话。
“告诉我你找到了一些线索！我们现在停滞不前了。”
“好吧，”安德里奇深吸一口气，“以下是我的发现。第一，他所有的牙齿都被拔掉了，所以就没必要让法医检查他的牙齿就医记录了。第二，尸体完全干枯、干化，事实上……”
他沉默了，珍妮特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我重新开始。你想让我怎么说？是用专业术语，还是更加简单易懂的语言？”
“用你觉得最好的方式。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我会问你，你来解释。”
“好的。如果把一具死尸放到一个干燥高温的环境中，且通风良好，尸体很快便会干化。这样就几乎不会腐烂。在极度干化的情况下——比如这具尸体——不能说不可能，但是很难除去皮肤，特别是头部皮肤。脸部皮肤已经完全干化，无法移除，下面的——”
“对不起，打断一下，”珍妮特不耐烦地说，“我不想表现得不友好，但是我主要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以及死亡的大概时间。连我都看得出来尸体完全干化了。”
“当然。可能是我有些偏题了。但是，你要明白，基本不可能知道确切死亡时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死亡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尸体干化需要时间，所以我猜死亡时间是在十一月至一月之间。”
“好的，但是这依然相当粗略，不是吗？你有没有查DNA？”
“是的，我们获取了死者的DNA，并从袋子里获取了尿液。”
“什么？你是说有人在袋子上撒尿了？”
“是的，但不一定是凶手，对吧？”
“对，的确。”
“但是还得一周，我们才能得到DNA的综合结果，并描绘出一个更大的轮廓。这是个棘手的工作。”
“好的。你觉得尸体之前被保存在哪里呢？”
“这个……就像我说的，一个干燥的地方。”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珍妮特想了片刻，继续说：
“就是说可能是任何地方了？我在家可以做得到吗？”
她在脑海里想到了这个令人作呕而极其荒谬的画面。
她位于安斯基德的家中放着一具男孩尸体，尸体一周比一周干燥。
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正在形成，伊沃·安德里奇说这话是有目的的。
“我不知道你家什么样，但即使是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可以做到。起初可能有些难闻，但是如果有一台热气通风机，并把尸体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尸体干化。”
“你是说一个衣柜？”
“可能没这么小。壁橱、卫生间之类的。”
“这也没多大用。”她觉得自己更加泄气了。
“是的，我知道。但是有一点可能对你有用。”
珍妮特专心听着。
“初步的化学分析显示，尸体里充满了化学品。”
终于有了个发现，她想。
“首先，我们在胃和静脉中发现了安非他命。所以，他吃或喝了大量安非他命，也有证据显示是被注射的。”
“一个瘾君子？”她希望他说“是的”，因为如果他们要找的是一个死在毒窟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干化了的瘾君子，问题就简单多了。他们就能结案，案件的结论是小男孩的毒友在混乱之中，把尸体扔到了灌木丛中。
“不，我不这么认为。他可能是被强行注射的。针眼分布散乱，大部分都没有扎在静脉上。”
“噢，他妈的。”
“是的，这一点我跟你意见相同。”
“你肯定他不是自己注射的？”
“我可以肯定。安非他命还不是最有意思的。真正奇怪的是，尸体里还含有麻醉剂。准确地说，是一种名为利多卡因肾上腺素的物质，是瑞典人在四十年代发明的。首先，阿斯利康公司把利多卡因作为一种昂贵药品推向了市场：教皇庇护十二世用它治疗打嗝，总统艾森豪威尔用它治疗忧郁症。如今，它是称职的止痛药，给牙齿麻醉的时候，牙医往牙床里注射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好吧，我的意思是男孩的嘴里没有，但是全身各处都有。这太奇怪了，非要我说的话。”
“他还遭受了残忍的虐待？”
“是的，他遭受了无数次殴打，但是麻醉剂让他活了下来。最终，经过数个小时的痛苦煎熬，药物麻痹了他的心脏和肺。死得缓慢而极度痛苦。可怜的孩子……”
珍妮特快要睡着了。
“可是，为什么？”她问，徒然地希望伊沃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你允许我猜想的话……”
“当然可以。”
“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有组织的打斗活动。你知道，两条获奖的狗彼此撕咬，直至其中一条死掉。郊区有时候会有这种活动。”
“这听起来太不着边际了。”珍妮特本能地说，极其厌恶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想法。但是，她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这些年来，她已经学会不排除哪怕最不可能的想法。很多时候，真相大白时，事实比任何版本的设想都要奇怪得多。她想起了那个德国的食人者，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个准备好让他吃掉自己的男性。
“好吧，这只是我的猜想，”伊沃·安德里奇继续道，“另一个想法听起来可能更有道理。”
“什么想法？”
“他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可是打人者依然没有停止。这个人给他注射药物，然后继续虐待他。”
珍妮特感到记忆一闪而过。
“还记得韦斯特罗斯的冰球手吗？他被人捅了近一百刀。”
“不，我不记得。可能发生在我来瑞典之前。”
“是的，有一段时日了。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光头党用氟硝安定把他迷昏了。大家都知道那位冰球手是个同性恋者，你知道新纳粹分子对同性恋的看法。人已经死了，光头党还捅个不停，最后手臂都要痉挛了。”
“对，这跟我说的差不多。一个内心充满仇恨的残酷无情的疯子。是氟硝安定，也可能是合成代谢类固醇？”
珍妮特挂了电话。她饿了，看了看时间。她决定在警察总部下面的餐厅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午饭。她要去房间尽头占一个小隔间，这样就没人打扰了。餐厅里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了，她想一个人待着。
端着盘子坐下之前，她抓起一份别人丢弃的晚报。她几乎一眼就看出，报纸在警局内部的消息源是她身边的人，因为文章所基于的事实，只有与案件密切相关的人才能知晓。她肯定不是赫提格，那不是阿伦德就是施瓦茨。
“原来你已经到了？”
珍妮特从报纸上抬眼看。
赫提格正咧着嘴站在她身边。
“我可以跟你坐一起吗？”他朝她对面的空位点点头。
“你已经回来了？”珍妮特招呼他坐下。
“是，我们大概一个钟头前就完工了。在丹德吕德，有个混蛋富人弄了一个装满了儿童色情片的硬盘驱动器。太混蛋了。”赫提格走到桌子对面，放下盘子，坐了下来，“他老婆直接崩溃了，他们十四岁的女儿就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我们逮捕他。”
“除此之外呢？”她问道。
“我妈上午打来电话，”他边吃边说，“我爸身体不太好，他在耶利瓦勒住院了。”
珍妮特放下刀叉，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严重吗？”
赫提格摇摇头。“更多的是难以置信。好像是他的右手卡到圆锯上了，妈妈说他们大概可以挽救大部分手指。她设法找到了残指，然后装到了一个冰袋里。”
“该死。”
“但是，她没找到大拇指。”赫提格咧嘴笑了，“可能被猫叼走了。没事的，受伤的是右手，对他来说已经是万幸了。他喜欢雕刻还有拉小提琴，做这两件事时，他的左手都更重要。”
珍妮特想了想，自己到底对她的同事了解多少，但不得不承认，自己知道得并不多。
赫提格在克维克约克长大，在约克莫克上学，高中是在布登上的。高中之后，他工作了几年——她不记得他干了什么——然后，在于默奥大学开始培训警员的时候，他成了第一批学员。在吕勒奥警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申请调到了斯德哥尔摩。这全是一些客观事实，她想，并没有什么私人的信息，她只知道他一个人住在索德马尔姆的公寓里。女朋友？可能有吧。
“他为什么在耶利瓦勒的医院？”她说，“他们还住在克维克约克，不是吗？”
他停下来，看着她：“你觉得一个只有五十人左右的小村庄里会有医院吗？”
“这么小的村子啊？那我明白了。所以，你妈妈要开车把你爸送到耶利瓦勒的医院？肯定糟透了吧。”
“距离医院大约两百公里，通常要接近四个钟头才能赶到。”
“啊！”珍妮特说，同时为自己匮乏的地理知识感到羞愧。
“是的，一点都不容易。拉普兰地区面积很大，太他妈大了。”
赫提格默默地坐了片刻，然后继续说：“你觉得它会好吃吗？”
“什么意思？”珍妮特疑惑地看了看他。
“我爸的大拇指。”他咧开嘴笑着说，“你觉得猫会喜欢吃吗？一个拉普兰老家伙的大拇指可没有长多少肉。你觉得呢？”
赫提格是个萨米人①，她想，又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她觉得，下次他问她想不想去喝啤酒，就答应他。如果她想成为一名好上司，而不是假装是个好上司，那她真的该去了解她的下属了。
珍妮特端起餐盘，站起来，然后去取了两杯咖啡。她抓了一些饼干，回到座位。“那个匿名电话，有什么进展吗？”
赫提格咽下食物。“是的，我下来之前刚收到一份报告。”
“然后呢？”珍妮特喝了一小口热咖啡。
赫提格放下刀叉。“就像我们猜测的那样。电话是从DN塔附近打的。更确切地说，是洛拉姆布斯维根。你呢？”赫提格捏起一块饼干，在咖啡里蘸了蘸，“你上午都在忙什么？”
“我和伊沃·安德里奇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那个男孩的身体里似乎充满了药品。”
“什么？”赫提格露出好奇的表情。
“大量的麻醉剂，被注射的。”珍妮特深吸一口气，“很可能是被人强行注射的。”
“噢，他妈的。”
那天下午，她试着找检察官范奎斯特，但他的秘书告诉她，他目前在哥德堡参加一场电视辩论，明天才回来。
珍妮特登上这场活动的网站，看到辩论主题是关于郊区逐渐上升的暴力。肯尼斯·范奎斯特倡导严厉的打击措施以及更长的刑罚，和他辩论的将是前司法部长。
出去的路上，珍妮特和赫提格见了一面，他们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中央车站碰头。他们要尽快和那些聚在桥底下的孩子们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