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日两国的士兵相向而坐。
是的，他们是五十多年前在阵中舍命搏杀的老兵，是从对方的仁慈或战场上的阴差阳错中捡回一条性命的幸存者。枪口曾经无数次瞄准过对方，射出去的子弹带着仇恨编织着一张张死亡之网，拼死也想把对手送到另一个世界。他们都是命很硬的人，都是连阎王也敬而远之的人。他们一方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冲锋陷阵，一方为狂妄的“大东亚圣战”而战。他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家四星级的宾馆相聚，只是因为历史犹存，时间销蚀了人间部分的误解、隔阂、征杀乃至仇恨——这些造成人类相互仇杀的东西只要能化解一点点，不同国别和民族的人就有可能走到一起，坐在一张桌子前喝茶聊天。更何况一个老兵，即便不是放下屠刀的佛，也如同被岁月消弭了杀气的邻家老叟般心平气和了。但当他们时隔近半个世纪皓首相向时，心中的恨，依然是意难平。
阳光从日方四个老兵的背面照射进来，将他们的面庞衬在阴影中。他们个个西装革履，腰板尽量挺直，头上的白发逆着光线散发着灰白色的光芒。有一抹阳光刚好映射在一个叫秋吉夫三的日本老兵的镀金眼镜腿上，碰撞出珍珠般闪耀的光芒，让坐在他们对面的老对手们深感不自在。
而那场战争的胜利者们看上去却有一些拘谨、土气，甚至惊慌。他们第一次走进这富丽堂皇的大酒店，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实际上他们都是刚刚从自己简陋的院舍、从田间地头，放下手中干的活计，放下装猪草的背箩，放下肩头上的担子，放下背上的孙子，放下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歧视、改造、贫困，还有国民党“侉侉兵”“草鞋兵”“烂屎兵”、历史反革命的沉重负担，穿着下地劳动的胶鞋、皱巴巴的土布衣裳，衣扣不齐地被政府有关部门紧急招来了。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如此高档的地方，从来没有被作为主宾，登堂入室地坐在象征着地位、权势、富贵的座位上，和一群“日本友人”面对面。他们本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战胜过对方的赢家，但他们就像来到富贵人家的穷亲戚。
只有一个中方老兵例外。他的背脊挺得比日本人还更直，他的一身洗得灰白的蓝布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每一个口袋盖都平整威严，轮廓分明，仿佛一件穿了十几年的旧衣裳，也要送到最正规的浆洗店认真仔细地清洗熨烫。他的头发也比日本老兵更白、更整齐、更沧桑，透着一种高贵的、骄傲的、凛然的银色。尽管他的脸上，还布满战争肆虐的创伤。
座谈会由省里的中日友好协会和当地政府共同举办，一个副县长作了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代表地方政府欢迎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他说现在中日友好了，当年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向来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普通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对待，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欢迎那些反战的、积极推动中日睦邻友好的日本朋友。我们更希望日本友人前来投资、办厂、搞商贸、办学校。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日本老兵回到这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谢罪，并以实际行动资助我们的地方建设。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秋吉夫三先生，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远万里，已经四次来到我们龙陵。特别要感谢的是，他在日本组织的“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为本地捐助的一所小学，已顺利竣工，明天将举行落成典礼，秋季时学生们便可在新校舍入学。这是中日友好的新篇章，是日本老兵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具体体现。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秋吉夫三先生及“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的其他日本老兵再次表示感谢，云云。
中方老兵赵广陵听得如坐针毡，什么叫“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当年人家可是全民投入的战争，是一个嗜血的民族和一个救亡的民族的战争，你搞阶级分析搞到人家的国家去了，人家正巴不得用你的话推卸责任哩。什么叫“在这里作过战”？哪里又来那么多的“感谢”？什么“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不就是一些松山龙陵战役的俘虏、逃兵、残兵败将吗？你还真把他们当白求恩了？你翻开了“新篇章”，人家作的文章却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副县长难道没有学过历史吗？如果他们是来谢罪的，你就让他们先跪下。
参与编辑整理那本《保山地区文史资料•抗战专辑》后，赵广陵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有关部门的赞赏，地区领导孙专员在大会上都亲口表扬了他。说他一个老人家，用手就抄写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资料，还说他对史料的态度就像找回自己丢失多年的孩子。当然了，孙专员还赞扬赵广陵的文笔饱蘸了感情色彩，连枯燥的数据也能写得有生命力。名誉纷至沓来，县政协委员，地区文史委员，黄埔同学会保山分会副会长，滇西抗战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等。他倒不是很在乎这些迟来的头衔，而是为政府终于开始逐渐正视那场战争、正视那段历史而感到高兴。毕竟都是中国人，毕竟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其实，赵广陵和当年的那个俘虏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每一次，都让这个既谦卑又骨子里顽固的老鬼子铩羽而归。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呢，前年他还在县政协会上提案反对日本人来这里捐建学校。这显然是与当下中日友好大局不相符合的言行，为建这所学校，省上都作了批示，报纸、电视也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你一个老人家多嘴多舌个什么？搞得县上的领导都对他有些不高兴了。私下里说，这个老国民党，越活越像头老犟驴了。
日本人的那一套礼仪，让对面的中国人很受用。日本老兵在倾听翻译过来的副县长讲话时，不断地“哈伊，哈伊”，谦逊的表情有力而夸张。心诚悦服地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地适度回应，就像一群认真听讲的老学生。在接下来的交流发言时，秋吉夫三首先站起来，向副县长鞠躬，向在座的中方老兵们鞠躬，最后还特别向赵广陵再鞠躬。然后叽里哇啦说了一通。翻译过来大体是很荣幸再次回到龙陵和松山、回到当年的战场，很感激中国的宽宏大量，很感谢中国人的温和善良。当年他们在松山作战，孤单势弱，弹尽粮绝，除了占据地形上的优势和坚固的工事，以及士兵们的勇敢顽强，一千多日军士兵被几万中国军队围攻了三个多月，失败在所难免。但在中国的经历让他们终生难忘。在滇西有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军人是善良的，友好的。中国人都有一颗温软的心，让他们常常感动，感慨，温暖，快乐，充满美好的回忆。随同他们一起来的森本先生，当年在逃亡的路上就曾受到过一个中国老百姓的救助，给了他两个玉米棒子，不然森本先生可能早就饿死了。秋吉还特别强调，很高兴又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赵先生，很高兴看到大家的身体都很健康，很长寿。五十多年前在松山战场上，天天都以为自己活不过明天，现在大家成了白发老翁，真应该感谢生命的坚强，感谢上苍的恩惠，感谢和平及时降临在我们大家的头上。让我们为日中和平友好祈愿，为日中不再战祈愿。感谢感谢再感谢，鞠躬鞠躬再鞠躬。
中方这边噼里啪啦一阵掌声表示赞同，赵广陵是唯一没有拍巴掌的人。他只是目光如炬地盯着秋吉夫三，脑海里却在放电影，他和秋吉夫三在战壕里翻滚，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本来素不相识，无冤无仇，都是上过大学读过书的人，但他们那时却都是野兽。野兽和野兽之间，多年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多客套。
随同日本老兵来的还有一个共同社的记者，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皮肤白皙，仪态优雅，鲜艳的口红勾勒出一张薄薄的嘴唇，在苍白的脸上像两片尖锐的红色刀片。她抒发了一通到滇西的感受，说滇西的山水和日本北九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难怪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日军老兵会对这片土地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她相信参加过战争的人，生命里一定有许多跟常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回忆，对警示后人珍惜和平，热爱生命，将会大有帮助。她最后说，希望能够听到中国的老兵谈一谈当年和日军作战时的感受。
中方这边一阵沉默。这次来了十个本地老兵，多是本地的农民，虽然人数上超过日本老兵，再加上政府官员、翻译和陪同人员，黑压压地占了大半个会场。但气势上却似乎不占上风。老兵们要么东张西望，要么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他们被审查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惯了，哪里习惯审视别人，更不要说在这样庄重严肃的场合作为主宾发言。过去谁多看他们一眼心里都发慌，现在和曾经的敌人面对面，他们竟然忘记了应该有的勇气、骄傲和尊严。
赵广陵刚才被副县长用目光挖了一眼，大约是责备他为什么不鼓掌，不懂礼貌。他对政府官员向来是很敬重的，回到故乡这些年，政府待他不薄，帮助落籍，让他当政协委员，他能不听政府的话吗？但此刻他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欠身准备发言，但副县长点将了。“张大爹，你说说吧。”
叫张大爹的老兵，曾经是本地国军的游击队，后来又参加了土改时期的剿匪工作队，一直在乡镇上工作，算是个退休干部。他踌躇半晌才说：
“打日本人，打日本人嘛，我那会儿跟鬼子打游击，在山里转，转来转去的，一天要跑几十里地，没有饭吃，饿肚子哦，还淋雨哟……”
翻译在那里急得抓耳挠腮了，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就说说你们游击队跟日军打仗的故事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要让他们话说到点子上，真不容易。
“中日友好，我没跟鬼子打过仗。”张大爹令人大跌眼镜地冒出一句，“只是有一回，我们碰见鬼子来清乡扫荡。我们排长看见路上有块手表，就上去捡，还没走到表跟前，就被一枪打倒了；班长又上去捡，又被放倒了。这下子，我们才认得鬼子躲在后面，就都跑了。喔哟哟，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才把鬼子甩掉。”
翻译正要开口，赵广陵说话了。“这个就不要翻了吧。我来补充两句。”
没想到对面的日军老兵森本龙一忽然插进来用中国话说：“翻译的，有。我们，听得明白。你的，”他用手点着赵广陵，“不好。大大的不好。诚实的，没有。”
“啪！”赵广陵一拍桌子，满堂皆惊。他站了起来，指着对方，就像掏枪对准了他，“森本龙一，你的中国话是在松山当侵略者时学的吗？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我的家乡谈诚实？那两个玉米棒子是老百姓给你的？你敢说出真相来吗？不敢吧？那就让我来审判你。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被我远征军攻占，你和二十多个鬼子从松山背后逃脱，渡过了勐梅河，一路向龙陵县城方向逃窜。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没有逃兵吗？不当逃兵你怎么能人模人样地坐在这里？为什么不为你们的天皇剖腹自杀？你们一路夺关而逃，逢人必杀。尤为残忍的是，9月10日，你们在山道上袭击了我方的一支马帮民工运输队。杀死了押运的一个军官和六个士兵。让你们失望的是运输队驮的只是弹药和纸币，没有你们想要的吃的和穿的。为了抢夺赶马的老百姓的衣服，以便于你们化装潜逃。你们命令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把衣服都脱下来。结果才发现原来她们全是女人，从十几岁的大姑娘到二三十来岁的母亲，有的女人还背着小孩。但你们仍然强行脱光了她们的衣服。在战败逃命的路上，你们这帮禽兽不如的东西都干了些什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这些可怜的农家妇女全部赤身裸体地被你们用刀刺死、砍死，推到山涧里。总共三十二名妇女，还有三个背在母亲背上的孩子。你还记得这个数字吗？我们的县志上永远给你们记载着，我们的心里也永远记着。今天在座的中国人，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你现在诚实地告诉我，那两个玉米棒子是从哪位妇女手上抢来的？”
森本龙一镜片后的目光恨恨地盯住赵广陵，似乎想把对方的话语压回去，但那目光逐渐黯淡了，散乱了。他看到了满屋子的仇恨，看到了那些刚才还畏畏缩缩的中国老兵现在都挺直了脊梁，连那个一向对他们友好的副县长，也恨得一把捏断了手上的铅笔。而他的同胞、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则羞愧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他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厌恶。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略微一欠身，用中文准确地说：
“哈伊！赵先生，这是一起不幸事件。”
“不幸事件？你们就这么轻描淡写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战争？”
“赵先生，战争就是这样。不死人，还叫什么战争？”森本龙一回应说。
“强奸妇女，杀戮儿童，把你们的兽行施加于无辜的老百姓身上，就是你们的战争？”赵广陵讥讽道。
森本嘴唇哆嗦，脸色苍白，身子摇晃了几下，忽然奇怪地淌起鼻血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乌黑的血滴滴答答地顺着他肥厚的下巴流到西装和衬衣上。会场一下乱了，他身边的秋吉夫三忙去搀扶他，中方的接待人员也赶忙跑过来帮忙，副县长大喊，快叫救护车来，送医院，送医院。
接下来座谈会变成了声讨会。那些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农夫老兵像在当年的战场上听到了长官喊冲锋的命令，全都上阵了。有的说日本军队当年如何烧村庄，抓女人；有的说日本军人抓到一个景颇族的抗日土司头人，不用枪杀，也不用刀砍，而是吊在树上，下面烧一堆火，也不烧到人，慢慢地像烤一只羊那样把人烤死。更不是人干的事情是你们抓来土司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去挖自己父亲的心肝，在一边倒好了酒的鬼子队长命令说，快去挖，我们要吃炒肝了。这两个儿子哪里做得出来这连畜生都不会干的事情？结果他们也被杀了。鬼子那天就吃了三副人肝。
剩下的三个日本老兵就像被对方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或许他们现在才会明白，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就是自己把自己钉上耻辱柱，终其一生也不能偿还。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唯有狡辩，仿佛是在躲避扑面而来的复仇弹雨。秋吉夫三诺诺地说，我当年驻守在松山上，很少下山见到老百姓。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换防前的部队干的。另外两个日军老兵长谷川和川岛义雄是战后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也是日军56师团113联队的幸存士兵。长谷川说我是个运输兵，我没有杀过中国人。但一个中国老兵像法庭上的审判长一样喝道，你的车拉的炮弹、子弹，运送的鬼子，又杀了多少中国人？川岛义雄是卫生兵，他不敢再说话了。他想你就是说自己是天使，也会被他们说成是邪恶的天使。
座谈会在双方都不愉快的紧张氛围中收场。任何伤疤都是不能轻易去揭的，何况是一个民族的伤疤？晚上由县旅游局做东，搞了个晚宴，也请了参加座谈会的中方抗战老兵。秋吉夫三没有看到赵广陵，翻译说他回松山去了，他经常住在那边。秋吉夫三心里一阵莫名感动：要什么样的力量，才会让一个老兵一生守护在自己打过仗的战场？同时，他心里也泛上几丝担忧，仿佛看见一个人横刀立马站立在他试图要通过的关卡前。
参加晚宴的中国老兵都是农民，连餐巾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他们不愿跟日本老兵坐在一桌，把精巧的酒杯撤到一边，兀自用碗喝。旅游局的领导为了缓和气氛，带着日本老兵过来给他们敬酒。日本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老兵又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了。几个日军老兵总算从下午的挫折与丧气中找回了点自信，因为这让老鬼子们不能不想起过去和他们合作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岛国之民，“孤军深入”到这么广袤庞大的国家，面对如此众多不忘旧恨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帮手”怎么行？他们甚至暗自庆幸赵广陵不在场。秋吉夫三曾告诉过其余三个人，赵是个军官，曾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是一个有西方思想的支那人，不同于中国普通的抗日军人。战争时期这样的人如果在重庆军里有十分之一，我们早就战败了。森本龙一从医院出来后，不敢再和大家见面，借口要休息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了，连晚宴也不敢来参加。他本来有高血压，鼻子淌血也是战争的后遗症，一块弹片曾经打坏了他某根鼻血管，稍一激动血管就会破裂。除秋吉夫三是上过大学的外，其余三人当兵前都是日本北九州的矿工和农民。二战时期，日本人曾经吹嘘过，天下兵，日本兵第一；日本兵，九州兵第一。日军56师团也有个很唬人的代称——龙兵团。这支主要由九州的矿工编成的师团，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当年无论是在松山还是龙陵的日军士兵，向来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但龙陵人说，龙陵这个地方，就是要埋葬“龙兵团”的，龙陵龙陵，龙的陵寝嘛。
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也是个二战遗族，她是个遗腹子，父亲当年战死在硫磺岛，因此她对二战中幸存下来的日军老兵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她父亲参加的硫磺岛战役和秋吉夫三他们113联队打的松山战役，都被日本方面认为是值得崇敬的“玉碎”战，即全军覆灭的战斗。这样悲壮又令日本人骄傲的“玉碎”战在二战时期也没有几个。而在中国战场，唯有云南的腾冲和松山两场“玉碎”战，这不能不引起芳子的关注。其实更让这个资深记者惊讶的是，当年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老兵在沉默了二三十年后，才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纷纷著书，叙说他们三十多年前的战斗经历。芳子小姐就不能不质疑日本军部：不是说他们都“玉碎”了吗？怎么还有幸存者？也许，从这些参加过“玉碎”战的幸存者讲述的战争经历中，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身影？
但她没想到被一个中国老兵坏了她追寻父辈光荣的好兴致。座谈会结束后她私下里问中方翻译，刚才在会上大声斥责的那个中国老兵，是中共的干部吗？是不是专门派来做宣传的？翻译又问了身边的本地人，回答她说，不，他是个老国民党。当地人都这样说他。芳子小姐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目光里有了很复杂的内容。她对中国的近代史还是有所了解的。
晚上，芳子小姐敲开了秋吉夫三的房门，问他愿不愿意陪她出去走走。秋吉晚宴时也多喝了两杯，有点微醉，但还很清醒。他说，芳子小姐，你应该知道，在这个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地方，日本人如果没有中方陪同人员，是不会轻易上街的。虽然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们就像前世仇人哪。进来吧，我给你煮茶。龙陵的茶，刚才那个副县长送我的。他不知道，这种茶叶五十多年前我们就喝过了。在松山的地堡里，防疫给水部那帮勤奋的家伙，有本事把浑浊的水过滤干净，也能煮出味道上佳的茶来。
芳子小姐其实是想找秋吉前辈聊天。一杯有历史苦味的茶，也许正适合这样的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