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的学员在成都提前毕业。按抗战时规定，军校毕业学员一律开赴前线，任中尉排长。当然也有个别成绩优秀的学员，会被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些大机关或者各战区的长官司令部选用为参谋。比如像步兵科各项科目平均第一的赵岑，军政部来了一纸函，指名道姓地要他去重庆报到。
军校的学员大多是些热血青年，将能到战事最艰苦、最激烈的战区服役视为荣耀，像正打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浙赣一带的第三战区，尤其是即将开赴滇缅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更是一支让无数有志青年倾心向往的部队。学员们已经提前得到消息说，这支部队将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亲自挂帅指挥，武器装备相对先进。上了军校的学员哪个不心高气傲，踌躇满志，渴望金戈铁马、大兵团作战？钻山沟打游击只是那些土八路干的事情。如果说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的话，军校毕业生就是眼睛充血的好斗小公牛了。不过，他们都明白国军部队里派系山头林立，军阀主义肆虐，哪个一心想报国杀敌的青年军人愿意陷进那个大酱缸？就像任何大学毕业生都想找一个有前途的好工作一样，军校生自然想去那些能大干一场的部队。军旅诗人廖志弘就不惜写下血书，终于获得去远征军报到的光荣。
当年从西南联大来的三个同学中刘苍璧的去向最差，他奉令到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长官司令部报到。那里虽说也是正面战场，但几乎只算是游击区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到第二战区的学员，大都是差生和不受校方待见的人。即便像刘苍璧这种在实习期间立了战功的学员，因为思想左翼，就不能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了。
但刘苍璧还不是最郁闷的，赵岑才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人。他已经觉察到来自同学们嘲讽的眼光。“让那些娘娘腔去重庆陪贵妇人们跳舞吧。”有一天他在食堂里打饭时听到身后有人讥笑。他一怒之下，将手中的搪瓷缸摔了，扭身就往学校政工部跑。他找到政工部学生科科长白啸尘，说自己近来悉心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游击战法颇有心得，希望去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部效命。白啸尘惊讶得好像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了匪情，说一个笃信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怎么能去读赤匪头目的书？赵岑那天就是专门去顶撞他的，言之凿凿地说《论持久战》是经政府审查通过的书，何以不能读？教学大纲上的好多科目还是日本陆军大学的教材，我们是否更不能读？白啸尘拍起了桌子，真动气了，说他放肆，说他辜负了蒋校长，辜负了学校的栽培。赵岑也不客气地回敬道，学生只是不敢辜负国家民族。白啸尘气得无话可说，只得把手指向了大门，向右——转。滚出去！
其实赵岑早就瞄准了第二战区了。从江西实习回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倒不是思想左翼的刘苍璧对他有多大影响，也不是《论持久战》让他看到了游击战的希望，而是正面战场的现状已然让他失望。官吏腐败，军官吃空饷，军阀封建，抗战不力，这是任何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官难以忍受的，何况他们还有西南联大的底子。赵岑不想去做那种随波逐流的“革命军人”。
“处置”很快下来了，不服从分配的赵岑如愿以偿，到第二战区报到。人家要你向右转，你偏要向左。刘苍璧曾经打趣赵岑。赵岑的回答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左代表了进步的方向，从文学到政治。
和刘苍璧、赵岑一起分到第二战区的还有两个学员施维勤和卞新和。他们从成都出发翻越秦岭，一路上舟车劳顿，一直走到晋南大地，赵岑的目光一直在往左看，总是在一些路口问，左边去哪个县，再往左走又该到哪个地方。有一回卞新和实在不耐烦了，就回了一句，再往左就走到延安去了。
还记得是这年的正月初七，下午他们来到山西洪洞县一个叫刘村的镇子，找到一个姓刘的保长，递上军校的派遣证和政府开的公函。保长是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精明狡猾，能说会道。他一边说，嚯，去太原府啊；一边朝身后的人比画了三个手指头。马上就有人把他们迎进一个院子里，端茶送水，很是热情。炮科毕业的施维勤还感慨道：敌后的民众，抗日热情还蛮高的嘛。
在等吃晚饭时，四个军校毕业生和刘保长聊天，刘苍璧和他认本家，还说听自己的祖父讲，当年祖先就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四川的，说不定这里就是自己的祖坟之地，等打败了日本人，就来这里祭祖认宗。一路上心情良好的赵岑亮了一嗓子，“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刘苍璧推了他一掌，爬爬爬，班门弄斧也不能在洪洞县唱《玉堂春》啊。都发配来敌后打游击了，还那么哈头哈脑的。
毕竟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官，不知道敌后战场形势的复杂。出事那个下午，吃晚饭时，刘保长叫了两个人来作陪。酒杯刚刚端起来，一个甲长慌慌忙忙跑进来，对着刘保长耳语几声。刘保长起身就往屋外走，还不断将手掌在身后握起又放开。那两个来当陪客的大惊失色，忙说糟了糟了，老总们快跑。
已经来不及了。一群穿灰色军服的人眨眼就包围了镇公所。一个排长举着盒子炮带人冲了进来，四个军校生糊里糊涂地就当了“皇协军”的俘虏。
刘保长叫那个“皇协军”军官高排长。他是个长得很敦实的北方汉子，浓眉大眼，手脚麻利，要是脱了这身灰皮，怎么看也不像个汉奸。他的手下搜出了军校的派遣证和公函，这个家伙像唱戏一样吆喝起来。“嗬嗬，还抓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老总啊！了不得的大人物哟。你们军校的教官就没有教过你们吃饭时要派个岗哨？”
刘保长点头哈腰地说：“高排长，他们是学生，不懂，不懂哦！”
“不懂？不懂跑到俺这地面上来作啥？”
刘保长又说：“路过，路过，他们要去太原府。明天就送他们走。”
“走个屁！”高排长眼睛一横，“孙班长，给俺把他们推墙边去，毙了！”
四个人被捆起来推到了墙边，一排士兵稀里哗啦地拉枪栓。四个军校生就像还在一场噩梦中没有醒过来，互相惶恐地望着，仿佛都在问：就这样被人给毙了？刘保长却急了，不断给高排长作揖，说老总开开恩吧，都是中国人，何必动刀动枪的。说不定哪天大家还低头不见抬头见哩。但高排长根本不听，他叫人搬了张凳子来，自己坐在对面，说俺倒要看看这些军校学生枪子儿打不打得倒。当年老子报考他们的学校，他们的门槛高着哩。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只配当汉奸。”施维勤和卞新和也喊“汉奸”“狗奴才”。赵岑恨恨地看着刘保长，“真他妈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认为他们中了刘保长的奸计了。
刘保长忽然变魔术般在手里现出一块怀表来，金灿灿的表链夺人眼目，嘴里亲热地说：“兄弟，拿着。算是给兄弟拜个晚年吧。刚过了年，就开杀戒也不好。兄弟，我家里还有半扇猪，今晚就给弟兄们炖了，好好喝一盅。”
高排长斜了那怀表一眼，挥手就将它挡回去了。“你也来羞辱俺？这四条人命就只值一块表和半扇猪？要是他们抓到俺，还不是像俺对他们一样？”
“老总们不会的，不会的。都是中国人，出来混饭吃不容易。”刘保长的汗水渗出脑门了，仿佛要挨枪子的是他。
高排长悠闲地叼上一支烟，刘保长赶快给他点上。他们今天遇上一个话篓子了，“你说对啦，都是中国人，凭什么说我就是汉奸？我帮日本人做事，防俄防共，维持治安，我就是狗奴才，是汉奸。重庆的蒋委员长背后还不是站着美国佬，他是不是最大的汉奸？这几个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小汉奸？延安的共产党背后是俄国赤匪，他们是不是汉奸？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中国人公认的大汉奸，可清王朝坐江山两百多年，你我的祖上不是都当过汉奸？天道不公，官吏腐败，军阀混战，就会有你们说的汉奸。你们为了这主义那主义，把国家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是不是败家子卖国贼？你国家自己没治理好，军阀、共产党、国民党打来斗去，乱成一团，还怪老百姓去当人家的顺民。你有本事你打到日本去、打到美国去，他们也会出日奸、美奸。你们在救国图存，难道我们不是？人活下去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你管他帮哪个做事。”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是个良知被狗吃了的人。”
赵岑说：“人都不是。闻着骨头就认主子的狗而已。”
高排长站起来，脸色铁青，大喝一声：“举枪——”
一排伪军哗啦啦就把枪抬平了，对准四个学生官。施维勤忽然双腿一软，跪下去了。他说：“老总，饶了我们吧。求求你了。”
刘苍璧羞愤地喝了一声：“站起来，软骨头！”赵岑伸手去拉他，却怎么也拉不起来。而卞新和也在这一刻崩溃了，虽然没有跪下，但他掩面而泣，“我才二十二岁，什么都没有干，老总……”
高排长舒适地伸伸腰，把袖子捋到手肘，虎着眼攥着拳头走到他们面前。一个男人是不是条好汉，只有当他面对行刑队时才高下立判；而战争年代，死是太容易的事情了，不容易的是一个要活下去的中国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气节。这个伪军军官太明白这一点了。因此他冷笑着说：
“好吧，俺也不杀你们了，指头都不动你们一根。明天送你们去见皇军。俺倒要看看，你们那个门槛高的军校会不会出汉奸。来呀，把他们先关起来。”
他们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外面有两个岗哨。四个学生官最感到气恼的还不是刚才受到的羞辱，而是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成了敌人的俘虏。
“唉，学得满腹经纶，练得一身武艺，没想到栽在这几个小蟊贼手里了。”赵岑蜷缩在土炕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南方人第一次在这硬邦邦的玩意儿上睡觉，就像睡在地上。没有上床的感觉，便没有睡意。
刘苍璧也气哼哼地说：“日本鬼子没见着，倒先见着汉奸了，真是滑稽。毕业第一课啊，让我们晓得抗日有多难。”
四个学生官走上前线时面临的第一个抉择竟然是要不要当汉奸？卞新和担忧地问：明天把我们送到鬼子手上，会不会拷打我们呢？施维勤说，拷打你算轻的，逼你当汉奸那才麻烦。刘苍璧说，我一定一头撞死。赵岑应和道，对，死也不当汉奸。但另外两个人沉默了，似乎在当汉奸和死之间难以选择。刘苍璧和赵岑目光对视了一下，这两个软骨头八成是要当汉奸了。刚才他们的表现，连刘苍璧和赵岑都为有这样的同伴而丢脸。看来即便在同一所军校，接受同一种主义的教育，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不当汉奸。国家混乱如斯，主义多如牛毛，连汉奸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在救国救亡。中国人哪，你的国家受人欺负，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过了许久卞新和才说，要是那个家伙当年考上了军校，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一劫了吧？刘苍璧回了一句，骨头软的人，必定会当汉奸。自古都是。
夜半时分，村子外忽然传来一阵枪声，然后是急促跑动的脚步声。四个人迷迷糊糊中赶紧爬起来，刘苍璧往窗外听了会儿，说，岗哨好像撤了。我们赶紧想办法跑。正说着门打开了，刘保长掌了一盏灯进来，后面跟着高排长和两个端着机枪的兵。刘苍璧他们心里一沉，这下完了，人家要“清仓”了。没想到高排长双手一抱拳：
“各位老总，今天算是见过了。以后战场上相见，别忘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说完转身就走。大家还在发愣时，刘保长右手比了个八字，说：
“这个来了，老总们有救了。”
赵岑大叫一声：“哈哈，踏破铁鞋啊。”
其他三个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卞新和说：“高兴个屁，还不是再当别人的俘虏。”
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村庄，“皇协军”胡乱放了几枪就跑了。要是他们知道这支游击队的武器装备的话，也许他们还会在自己的主子面前立上一功。天亮时四个被解救的军校毕业生才发现，这支队伍总共只有两支汉阳造步枪，几颗手榴弹，四五支火枪，其余的就是大刀和长矛了。与其说他们是一支队伍，还不如说是看家护院的乡勇，也许连乡勇手上的家伙都比他们好。
这就是八路啊？
刘保长看上去跟这些人也很熟，四处张罗着为他们做早饭。游击队梁队长是个乡村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留小分头，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他对刘苍璧他们倒是很客气，开初说可以护送他们到太原，后来又说，你们是念过军校的人才，不如先留在我们队伍里干一段时间。国民党共产党的队伍都是打日本人，哪里都一样嘛。
堂堂军校毕业生，怎么愿意跟这些土八路打游击？将来回到国军那边又该如何交代？但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又有强留的意思，想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况且赵岑对参加游击队有极大的热情，首先表态愿意加入。刘苍璧看施维勤和卞新和在犹豫，便说就当是一次实习吧。
就这样跟游击队开始了钻山沟的军旅生涯。这支游击队有一百多号人，梁队长是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好读《水浒》和《三国演义》，他说日本鬼子来了后他在父亲的鼓动下，卖了几十亩好地，就拉杆子上山跟日本人干了。那时也不属于任何党派，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后来共产党收编了他们，派来了一个政委，但在去年鬼子扫荡时战死了，现在新的政委还没有派到。他们属于八路军晋南军分区下面的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梁队长还说，刘保长其实也是他们的人。刘村这个地方，国、共、汪伪伪军都经常去。国军的人去了，他就往身后比画三个指头，意思是信三民主义的人来了；八路军去了，他就比画个八字；伪军来了，他就把拳头攥紧又放开。他身后的人就知道怎么应付了。这种人晋南一带多了，说他们是汉奸吧又不全是，哪路人马来了他都要应付。毕竟是老百姓嘛，难。你们就是他派人叫我来救的，你们要是真被抓走了，他在政府那边也不好交代。
赵岑好奇地问：“那个共产党的政委，人怎么样？”
梁队长说：“是条好汉。上次扫荡，我们被鬼子追了三天三夜，曹政委后来带几个人引开了敌人，就再没有回来了。”
施维勤问：“共产党政委是不是经常给你们洗脑？”
“嗯，开会学习的时候多，军事训练少。我留你们，就想借用一下各位的高才，训练一下我的队伍。”
卞新和嘀咕了一句：“可是你连枪都不给我们一支。”
梁队长笑了，“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我们曹政委教大家唱的。这样吧，给你们一人一颗手榴弹。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扔出去。”
跟着这支寒碜到家的游击队在大山沟里转了半个多月，没有打过一次仗。唯一有点刺激的是有个夜晚游击队奉命去骚扰敌人。游击队员们摸到离鬼子炮楼约三百米的地沟里，往炮楼方向放了几枪，然后敲锣打鼓地呐喊起来。炮楼上鬼子的机枪马上就打过来了，探照灯也射过来了。鬼子不出来，游击队也不进攻，就像在逗猴子玩，闹得炮楼里的鬼子一宿未睡，天快亮时游击队就撤了。梁队长解释说，这就是毛主席的“敌驻我扰”。
如果说“敌驻我扰”尚可接受的话，有一次未遂的伏击战就让四个军校学员彻底对这支队伍失望了。那是一次巧遇。游击队在转移中忽然与一支鬼子的车队撞上了。当时游击队在山上，利用灌木岩石掩护没让坡下公路上的鬼子发现。赵岑看到一辆敞篷吉普，后排坐了个满脸大胡子的老鬼子，正抽着烟和车上的鬼子谈笑风生。公路坑坑洼洼的，车速很慢，鬼子烟头上的红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赵岑估计这老鬼子至少是个大佐一级的军官。他悄声对梁队长说，把你的枪给我，我一枪可干掉那个老鬼子。但梁队长说，不能打。没见后面卡车上那一车鬼子，还有机枪哩。赵岑急了，掏出自己的手榴弹就想扔出去。梁队长死死压下他的手，厉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们过后我们撤。
第二天四个军校学员自动脱离了这支游击队。梁队长也没有派人追，道不同不相与谋。一路上赵岑还气咻咻地说，这种打法，游而不击，日本鬼子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中国。施维勤笑着说，政府的报纸讲土八路“游无敌之击，击无辜之民”，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刘苍璧马上反驳道，你们难道就没有看到游击区那些被发动起来的抗日民众？没看到游击队讲给他们抗日的道理、动员他们组织了那么多抗日武装？这倒是事实，共产党的游击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识字班，读书会，武装群众，坚壁清野，连儿童都有一支长矛。这些生气勃勃的面貌是在国统区里看不到的。
卞新和站在施维勤一边，他也在抱怨赵岑，说当初还不是你急慌慌地要加入游击队，以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可以打游击战了。我们简直跟落草为寇差不多。刘苍璧的态度那时比较孤单，尽管他看问题要客观一些。他说，游击队那几杆破枪，要是袭击了鬼子的车队，我们八成是脱不了身了。人家梁队长要保存实力。赵岑呛了他一句，说都想着保存实力，这日本人谁来打？小鬼子这么猖狂，就是料定我们不敢跟他们干。
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跟战场上的差距就这么大。四个学生官对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施维勤是炮科毕业的，卞新和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他们的专长在游击队里显然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认为还是应该去找阎长官报到。学防化的刘苍璧却出人意料地说，我在晋城那边还有个亲戚，我想先过去看看。他给赵岑使了个眼色，赵岑犹豫了一下，我跟你去吧，反正离报到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周。
在游击队时，刘苍璧和赵岑就打听出晋城有个八路军办事处，梁队长说办事处是专门为延安招贤纳士的，好多有志青年都通过那里去了延安。有军人，有青年学生，还有作家诗人和演员。赵岑当时就听得眼睛发亮，刘苍璧当然对这位老弟的心思明察秋毫了。他是不受国民党待见的人，他只是不明白赵岑为什么也对延安那么心神向往。在军校时，他们虽然都思想左翼，还有生死之交，但还是不好询问对方是不是倾向共产党的人。
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是个不起眼的小院落，门口也没有岗哨，两个军校毕业生到了晋城后，雇了辆驴车径直来到办事处门口，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留齐耳短发、穿着臃肿棉军服中学生模样的女兵出来问他们要找谁。两人都拘谨了一下，赵岑才说，找你们长官。女兵说我们领导在开会学习。你们先到会客厅坐坐吧。
会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面对正门的墙上悬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这是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刘苍璧将四幅画像一一仔细观赏过，感叹地说：
“原来他们长这个样子啊！”
赵岑却说：“既然都在国民政府统领之下，怎么没有国父的画像呢？”他在任何军政机关，看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太多了。共产党的会议室，第一次让他不适应。
那个女兵提来了水壶，热情地招呼他们喝水，问：“你们是从国民党部队那边来的？”
赵岑这才发现这个女兵算得上漂亮，要是穿身学生装或者旗袍的话，绝对是个美人。都说八路土，把漂亮女生打扮成村姑，那才叫浪费美。他心里有怜香惜玉般的惋惜，便想逗一逗人家：“你怎么认定我们是国民党呢？”
女兵认真地说：“你们国民党，和我们八路军，看一看就知道。”
“哈哈，我们哪点跟你们不一样呢？是我们脑门上刻有国民党三个字，还是你们流的血是红色的，而我们的是白色的？”
女兵愣了一下，脸红了，说：“就是不一样。”
赵岑乐了，忘乎所以地问：“小姐，我想知道为什么？”
女兵正色道：“我不是你们的资产阶级小姐，叫我同志。”女兵转身走了，鼻孔里还哼了一声。赵岑冲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刘苍璧埋怨道：“你搞啥子嘛，来人家的地盘上，要谦逊点。”
来晋城的路上两人曾经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刘苍璧说他在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了。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场上丧师失地，民众没有彻底发动起来，上层官僚腐败，尸位素餐，前线指挥官要么只想保存实力，要么互相猜忌，窝里斗。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眼下这个制度有问题，跟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有关。而共产党倡导的革命是先进的、可行的。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革命纲领，让刘苍璧这种来自农家的弟子更为倾慕。土地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赵岑那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没有刘苍璧深刻，他是抱定主意不在国民党部队干了。你思想活跃一点，多看几本党国不喜欢的书，说了一些与领袖相左的话，就被视为异己。一个政党的领袖心胸狭隘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让人民有自由的选择，民主的权利，这样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战胜了日本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国家。而共产党那边就像重庆雾气沉沉的天空之外出现了一片晴朗的天。那里有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抗日的部队。共产党讲联合，搞民族统一战线，倡导组建联合政府，多党派和平共存，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赵岑还有一个观点与刘苍璧不谋而合。他们都向往去一支崭新的抗日部队，一支有文化的部队。哪怕它土一点，穷一点，但人家有鲁艺呢。一个以大师之名专门建一所艺术院校的政党，再穷再弱小，也是有品位的。而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弱势的那一边，选择有品位的人生。
赵岑那时还有个梦想，他热爱舞台艺术，热爱进步文艺。如果他能在延安的鲁艺深造，能够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走上抗日前线，或许比他拿枪上阵作用更大。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救一个人是小事，救大众，才是有志男儿该做的大事业。这样也不枉费西南联大人文精神的培养。
两人在八路军的会议室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共产党的学习真是认真。天快黑时一个中年人才快步走进来，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二位来我们办事处做客。两位从哪里来啊？
刘苍璧怕赵岑再像刚才那样冒失，便“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报到。但我们想去延安投八路，请长官多多关照。”说完递上两人的派遣证和公函。
“不要叫长官，叫同志。我姓杨，叫我杨同志好了。”
杨同志很快看完了他们的材料，很高兴地说：“你们两位，都是我党需要的人才啊。欢迎欢迎。”又再次过来跟他们握手。然后又问：“是谁介绍你们来的呢？”
刘苍璧说：“没有哪个介绍。我们是自愿来的。”
杨同志愣了一下，但很快用笑脸掩饰了心中的疑惑，“好啊，革命是要靠自觉的。你们向往革命的精神，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敏感的赵岑察觉出了杨同志热情温度的下降，忙说：“我们在八路的一支游击队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我们都是有大志向的青年，认为去延安更能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贡献。杨……同志，我们可以去延安了吗？”
“这个嘛，你们还得等一些日子。杨同志斟词酌句地说，“你们知道，国民党方面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设了些障碍，阻止进步青年的追求。尤其是你们现在的身份，困难很大。不过，我们有办法将所有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都安全地送达。你们先住下来，休息休息，革命不是一两天就成功的嘛。走，我们先去吃饭。”
他们和办事处的人一起吃晚饭，一人一碗小米粥，两个窝窝头。大家端着碗蹲在一起，其乐融融。刘苍璧和赵岑才知道，杨同志是这里最大的长官，办事处主任，而且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杨主任还是他们的学长，人家是北大30届的，老“民先”队员。刘苍璧用筷子指着赵岑说，他也是北大的，我是南开的，不过我们都是联大生了。杨主任笑呵呵地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真该跟你们干一杯。不过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没有酒。
他们没想到在八路军办事处一等就是一个多月。天天小米粥窝窝头，难得有一顿好伙食。八路真是艰苦。赵岑说。不过都是吃过苦的人，也不在乎这些。两人焦急的是为什么迟迟不能启程。杨主任一会儿说要找车，一会儿说要等人齐，一会儿又说延安那边在搞整风运动，工作实在太忙，还没有派出来接他们的人。两人除了被分别谈了几次话，填了几张表外，就没有什么事了。这期间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有青年学生，中学老师，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政府职员，甚至还有一对逃婚的情侣。他们全都带着对现实的憎恶而向往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总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会在书面上，在传说中，在梦想里。人一旦有了自由的精神，闯荡天下的勇气，叛逆社会的决心，延安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实现梦想的圣地。一个坏的世界如果有了对立面，哪怕它再偏远，再艰苦，再不可捉摸，有勇气的人都会不管不顾地向它奔去。那对逃婚的情人，男的看上去是个大户人家子弟，女的大约是个舞女。他们从上海一路风雨兼程地奔赴延安，一到办事处就脱下礼帽、呢大衣、西装、皮鞋和旗袍，换上八路军的棉军服，端起小米粥就喝。新鲜有趣的生活啊，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日子啊。聚集了十来个人后，办事处就组织他们学习，读文件，听报告，介绍边区生活，还唱歌、郊游。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让人觉得乌托邦并不只是一种幻想。
有一天赵岑无聊时问刘苍璧，你不是说在晋城有亲戚吗？我们去你亲戚家打个牙祭吧。刘苍璧笑笑说，我的亲戚就是共产党啊。赵岑说，学长，这共产党跟我们想象的还是不一样。刘苍璧问，比你想象的好还是坏呢？赵岑欲言又止，然后说，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刘苍璧说，哪一种现实和理想没有差距？你是不是看到那个兰小丹对你态度不好，就认为共产党都不好？瞎扯。赵岑说。我是有媳妇的人，难道还能打她的主意？兰小丹就是那个女兵，第一天和赵岑说了几句话后，就不怎么理他们了，永远是一张严肃认真的脸。赵岑曾有些懊悔地对刘苍璧说，看来我们真被当成国民党了。赵岑还在和新来的人交流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们都是有介绍函的，连那对逃婚的情人都有，有的人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到办事处就是同志，是战友，有回家的感觉。唯有赵岑他们两个来路不明，身份可疑。尽管他们的去向明确，但还是感觉和那些人有隔阂。
每当赵岑和刘苍璧说起自己心中的疑惑时，刘苍璧就说，任何政党，只要它有个远大的目标，正确的方向，民主的政治环境，我们就跟随它。就像物质是由细胞组成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有用的一样。你要看全局。
赵岑是学文的人，他看细节。见微知著，是智者的洞察力，也是文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很可能犯一叶障目的错误，也可能从一个眼神，就能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世界的复杂乾坤。他们对人生走向的判断，如果不是理性的，便把它交付于激情了。而激情，是渗透在一个文人血脉里的因子，它会在血管里海潮般涨起，又潮水般退去。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停在了晋城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急迫地要去延安的人们欢天喜地地往车上搬行李，背包、大皮箱、麻袋、木箱，甚至连羊都推上去了两只。这是那对逃婚的情人专门从集市上买来的，人们已经得知延安生活很艰苦，那个富家子弟曾对他的恋人说，我们自己养羊，我去参加革命，你在家当我的牧羊姑娘。那对羊死也不肯上车，乱蹶蹄子，好不容易抱上车，它一纵身又越过车挡板逃了。人们又乱哄哄地满地抓羊。在一通手忙脚乱后，领队清点人数，点来点去，发现少了一个人。
赵岑不见了。
刘苍璧急得一头汗，院里院外到处乱窜，扯开嗓子大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在帮忙寻找。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人。最后杨主任失望地说：“算了，不找了。这种人去了延安也会当逃兵。”
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晋城，刘苍璧还在四处张望，车已经开出几十里地了，他还认为赵岑会忽然出现在某个路口、某棵树下，向他们挥手。连绵的山梁到处灰扑扑的，一个人影也不见。赵岑看来是赶不上这趟通往革命圣地的汽车，存心与革命的道路背道而驰了。难道他不想去上鲁艺了吗？难道他被延安的艰苦吓倒了吗？显然这都不是理由。刘苍璧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敢参加敢死队的人，一个从江西战场实习回来后就一心向“左”的人，一个奉鲁迅为祖师爷的人，在再迈一步就可到延安的关键时刻，会怕吃苦，会放弃对进步的追求，放弃上鲁艺的机会。
一路上，车上的年轻人慷慨激昂地唱着革命的歌儿。“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刘苍璧想起赵岑曾经给他吟诵过的这句古诗，想起他们“联大三剑客”离开军校时，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馆喝的道别酒，想起他们对未来人生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行的争论，他和赵岑一方，廖志弘一方，军旅诗人说我对你们这些左啊右的不感兴趣，我只想杀日本鬼子。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我回去念书，写诗，同样不管左右，我本一书生。刘苍璧坚持说，无论打日本人还是建设国家，都是要讲主义的。赵岑那时就像刘苍璧的应声筒，说主义是要分左右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作出选择。刘苍璧还想起他们在联大念书时，有一天赵岑塞给他二十元钱，说学长，这一阵日本飞机炸得凶，不要去挣那份玩命钱了。
陕北高原的天空越来越晴朗了，黄色的大地波浪起伏，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像黄色的人群前赴后继。刘苍璧悄悄抹了把眼泪，为赵岑。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赵岑这个龟儿子临阵脱逃，比人家逃婚跑得还快。为啥子？你今晚就看在老同学、老战友的分上，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吧。这不是审讯。你放心，‘文革’都结束了，不会再搞运动整人。你想到啥就说啥吧。”
天都快亮了，两个老兵都还没有睡意，周荣嘴里虽说不是审讯，但他就像个一心要从对方口里挖出一切秘密的审讯者。其实很多时候赵广陵不用周荣问就自己竹筒里倒豆子般稀里哗啦地倾诉出来了。在过往历史的许多细节上，两人还互相更正。不，不是76师304团，是67师304团。对对，这话我说过，但不是在你说的那个场合说的。你记错了，这个事不是我干的，是廖志弘干的。哎呀，这事我想不起来了，当初是咋个回事？有历史沧桑的人，逆流而上时，也会发现两岸风光无限，激流险滩已如脚下泥丸，狂风骤雨已成谈笑资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么一把岁数的人了，共产党国民党的监牢都坐过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就当这是一次历尽劫波兄弟在的忆旧吧。而回忆，不过是为了战胜时间，拒绝遗忘。他们已经被迫遗忘得太多太多。
“你还记得李旷田李老师吧？”赵广陵忽然插开话题问。
“记得。‘文革’前省文联的主席，大作家嘛。”
“他还是我们联大文法学院的老师呢。只是他来的那一年，我们刚好去上军校了。”
“哦，在联大时，我对他没有印象。”
“他就是从延安回联大教书的。”
“噢，老延安了嘛。”
“‘文革’闹得最凶那阵，也关在这里。可惜啊，那么好一个作家，没有熬过那个坎。自杀了。”
“这事我知道，前不久去省里开会还说要给他平反昭雪。可惜了一个好同志啊。”
“我们是狱友，一起蹲黑牢。为了帮他出来晒晒太阳，我教会了他一些木匠手艺。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们去山下买木工的材料，钉子啊松香啊土漆什么的，他忽然跑到江边，站在一块岩石上，回头望了我一眼，好像说了句什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跳下去了。”
两人都沉默良久。周荣问：“那一阵，他们批斗他很凶吗？”
“岂止是批斗，隔三差五地拉我们去陪法场。你的神经就是钢筋做的，也会崩断的。”
“这帮混账法西斯！”
赵广陵忽然呜咽起来，又蹲在了地上。“如果不是和李老师做狱友，我可能也扛不过去啊。是他一直在鼓励我，教化我。一个人在没有未来的时候，只有靠过去活着。而我们的过去又是反动的，有罪的。这就像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但是米是发霉的、腐坏了的。你的未来是一片荒原，什么都不会长，你只有靠霉烂的过去苟活。”
“唉！”周荣重重叹了口气，上前去搀扶赵广陵，“起来吧。记住了，以后跟我说话不准蹲着。”
赵广陵站起来，没有坐下，走到窗子前推开了窗户，窗外星空灿烂，凉风山泉水一般流淌进来。“延安的种子就是李老师最先在我心里种下的。那时他在联大给我们上大二国文，讲秦汉古文。一节课里有一多半的时间在讲他当年如何蹲北洋政府的监狱，如何去了延安那片空气纯净、阳光明媚的地方。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本都丢在一边去了。可到考试时，同学们哪里还默写得出贾谊的《过秦论》，班固的《苏武传》。李老师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拿着一堆批改后的试卷，让人在五米处画了一根线，跳到一张凳子上，口里念念叨叨，‘天皇皇地皇皇，本班有个补考郎，过往君子念三遍，诸君及格要过线。’然后挥手将试卷向前一抛。”
“哈哈，你们文科老师太好耍了嘛。我们理科考试，有位先生也站在凳子上，不过不是抛试卷，而是瞪圆了眼睛抓作弊啊。”
“他是反对我们死读书读死书。他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学全新的东西。他说过，延安是另一间大课堂。”
“既然种子那么早就播下了，那你为什么不去？”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的争论吗？”赵广陵回到座位上，拍拍自己皱纹初现的脑门，仿佛要把经年往事一巴掌拍出来。
“什么争论？我倒是记得我们那时经常辩论，从对战场局势的看法，到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
“我是被那时这主义那主义搅糊涂了，可却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最正确的。”赵广陵说，“你知道的，我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虽然也欣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可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我的世界观忽然有被颠覆的感觉。”
周荣想起来了，他们在那段时间，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讨论时，赵广陵认为三民主义里既有政治革命，也有社会革命，如果不同的政党都尊崇它、服从它，人们的思想不是更统一？面对强敌，社会不是更团结？目前中国社会四分五裂，难道不是主义太多所致？日本只有一个皇权，只服从军国主义，因此它的军队与国民之思想是高度统一的，齐心合力的。谁都知道，战争时期，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如果在战场上，该冲锋的时候各打各的，该防守时各怀其志，这战还怎么打？
赵广陵的观点在学习班上当然受到猛烈的抨击。杨主任指出他没有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要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另一个革命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革命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对赵广陵这样的西南联大生来说，好辩论、思想自由、独立判断是他多年来浸淫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说他在国民党阵营那边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与人讨论自己的观点和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了。他投奔这边，就是想自由表达的。他反问杨主任，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那么等打败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抛弃三民主义而奉行社会主义革命呢？有没有失去基础了的社会革命？杨主任回答道：不是不要这个基础了，而是我们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的高级阶段了。你总得承认，任何革命都是要向前发展的，就像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革命进步到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赵广陵也不示弱，问，你们坚持你们的革命主张，国民党当然也会这样。等打败了日本人，国共两党是不是又该因所持主义不同而打内战了？杨主任严肃地说，我们不愿打内战，也不怕打内战。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如果内战真打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赵广陵成了重点帮扶对象。杨主任找他彻夜谈心，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者现身说法，与他讨论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如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宗旨，但他就像一个“我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好辩者，在辩论中为自己拥有的理论沾沾自喜，在辩论中找到自己探寻的方向，在辩论中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他认为，不是他非要与众不同，而是他是受过民主自由熏陶教育的西南联大生；不是他不向往革命，而是他在献身一个事业之前，需要辨清这个事业的伟大所在。可他不知道，他越与人不同，就越像一个爱钻牛角尖的思想落后者，甚至连食堂里的大师傅都不待见他了，有一天他去晚了，大师傅用勺子敲敲空空的大锅说，小米粥没有了，窝窝头也没有了。你的肠子不是很硬吗？
刘苍璧恍惚记得他和赵广陵确实大吵过一架。吵起来的原因已经忘记了，刘苍璧大约说过赵广陵，你就是还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你们家有良田万顷，佃户雇农，你不愿失去自己的乐园，因此你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赵广陵当时跳起来想揍他，说几块田地算什么，日本人不赶走，国土都是别人的了。我们投笔从戎，难道只是为了自家那点财产？刘苍璧骂赵广陵是“顽固分子”，赵广陵骂刘苍璧“狭隘短视”。两人那天差点没有伤了生死战友的情谊。
“那时年轻啊，受不得半点委屈，容不得一丝不公。只看见对方眼中的木屑，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赵广陵感叹道。人只有在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会这样认清自己，才会看出当初迈出的那一步，于自己的人生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追求某种主义，是不是像追求某个女人呢？”赵广陵又自顾自地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你热恋她的时候，脑袋晕乎乎的，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但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那时你听不进身边人的一句劝告，甚至你的父母反对，都无济于事。你把宝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你可能幸福终生，也可能七年之痒后，才发现找错了人。”
“我从不这样类比。”周荣递给赵广陵一支烟，“我追求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因为我那时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证明，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能轻率地非此即彼。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社会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我那时看不出这个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谁能知道一个花季少女结了婚后会怎么样？我只是预感到两党的主义之争，在打走日本人后还要打内战。这就让我很矛盾了。一方面我赞成毛主席说的，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主义，一方面我又担心主义多了，‘刀头仁义腥’我想我也许该学廖志弘，不管主义之争，先打走日本人再说。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欢政治，大不了自己去读书做学问，远离政治。我那期间真的很厌烦了，延安老不能去，成天价组织我们开会学习，难道这就能打跑日本人？”
“全民抗战，是长久的事业，总得先提高认识嘛。”周荣说。
“如果是那些刚刚放下锄头扁担的壮丁兵，你提高他们的认识没错。我们是读过书的人啊，谁不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去延安是要投奔一支能够痛痛快快打日本鬼子的部队的，是想去鲁艺深造的。可你如果天天让我开会学习，让我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由思想，我不干；你让我把洋人当祖宗，背离三民主义，我更不干！”
“学习认识提高了，就送你上战场了。你着什么急？”
“你呢，又如何？”赵广陵此刻像个审讯者，语气里有股愤懑、霸道。
刚才周荣回忆说，他到了延安后，正赶上整风运动的高潮，不容分说就被打成国民党“特嫌”，在窑洞里审查了三年多。其中还有一条最说不清楚的罪状跟赵岑有关，既然是两个人一起来投延安的，那个人去哪里了？直到1945年春天的“抢救运动”，周荣才被释放出来。周荣说，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就是混进中共队伍里的贝利亚，多少好人都被他这个延安时期的“四人帮”陷害了。周荣讲这段个人史本是想开导赵广陵，干革命嘛，哪个不受点委屈、经受些考验。赵广陵的反问是：我是去打日本人的，干吗让我受委屈？
周荣后来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再没有上过前线。现在被赵广陵反将一军，他的心里便有些五味杂陈了。他想赵广陵从晋城跑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这种性格，到了延安要么在整风运动中过不了关，要么当逃兵，就像八路军办事处杨主任说的那样。革命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斗争，不是那些深受小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熏染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赵广陵这些年受到的审查、怀疑、“洗澡”、监禁、劳动改造，他周荣从延安时期到“文革”，也不比赵广陵少多少。不同的是周荣并不觉得委屈，好钢需要锻造。革命的队伍向太阳，阳光下也会有阴影。有的人即便在监狱里头发都蹲白了，还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而有的人稍微受点委屈，就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周荣现在人前人后被尊称为老革命，但须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历次政治运动洗涤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当老革命。战场上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和政治运动的风险比起来，都不过是小菜一碟。赵广陵永远不会明白，干革命，不仅仅是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当年的刘苍璧是在延安听过毛主席作报告的，在“抢救运动”中，毛主席谦逊地代表党中央给大家道歉，说“这次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还说这是“黑夜里的白刃战，难免误伤同志”。伟大领袖讲话多风趣幽默啊，周荣当时和很多被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流泪了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虽然没有再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但整风运动让他锤炼到火候了，脱胎换骨了，连名字也改了，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打仗还有误伤，干革命当然也会有“黑夜里的白刃战”。赵广陵怎么能理解这些？他不但皮肤“娇嫩”，心都是玻璃做的。他永远成不了一个革命者，他太单纯了，太自我主义了，太自由散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