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怒江河谷上方的松山依然沉默无言。二十多年前日军占领了它，抓来上千中国、印度、缅甸的民夫，在它的山腹里开肠破肚、挖沟掘壕，苦心经营两年之久，构筑成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侵略者一度扬言：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中国军队要攻下松山，除非怒江水倒流。松山没有反驳，只用它满山的松涛日日夜夜地低鸣，像一个被掳走的孩子想回家的哭泣；两年之后，中国远征军席卷而来，炮弹犁翻了松山上的每一棵松树，鲜血浸透了松山上的每一寸土地。它曾经因为遍山长满古老的松树而得名松山，也曾经因为一场恶战而写入中日双方的军事教科书。饱尝战火之后，山上寸草不留，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骨重新肥沃了这座巍峨的大山，现在它再度郁郁葱葱，大腿粗的松树布满山岗丘壑，像从阴间地府再次站立起来的士兵。这是一座需要拱卫的南国边陲大山，这是一座磨砺人血骨的人间炼狱。就像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山劳改农场。
半年以前，赵广陵被移送松山劳改农场。他的罪名除了历史反革命之外，又新加了一条：战犯。历史如是具有嘲讽意味，但人们并不以为然，似乎早已忘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松山上的一切。即便不能忘记的人，也不自觉地将那些当年为国家民族而战，却不幸站错了阵营的人当成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的人生污点。赵广陵这种拒不主动交代历史问题的死硬分子，在被再次宣布判刑十二年、押送松山劳改农场服刑时，他的回答是：
“在哪里得到的勋章，就在哪里交还回去。我配这十二年。”
到了松山劳改农场，赵广陵才发现自己在这场运动中其实一点也不冤。向人民认罪是必须的，势不可挡的，就像面对铺天盖地涌上来的敌人，你要么战死，要么缴械投降。历史再一次发了大洪灾，你不过是洪水滔天中的一棵小草，多少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了，遑论一介草民。
一个雨天，赵广陵所在的木工队——在哪里他都要靠木匠这个手艺活下去——接到命令说，有辆牛车翻倒在山道上了，牛挑翻了新来的赶牛老倌，挣脱了轭，发疯般地逃了。管教干部让赵广陵他们赶紧去救人、找牛。
一到夏季，松山上总是那么多雨。就像当年的松山战场上，泪飞化作倾盆雨，尸为腐泥血成河。赵广陵带了两个犯人来到出事处时，见到一个佝偻的背影蹲在泥地里号啕大哭。雨水鞭子一般抽打着他的背，似乎打得他疼痛难忍才这样在荒天野地里放声哀号。
“嗨，别哭啦，牛是哭不回来的。”赵广陵一步一滑地走到他跟前说。
老倌抬起了头，赵广陵不知是站立不稳还是腿上的骨头被一把抽走了，他“扑通”一下给这个赶牛老倌跪下了。
在赵广陵的劳改生涯中，监狱里的大知识分子、国家精英见得多了，比如说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改刘麒麟，赵广陵相信我们国家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一定与他有关。他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关他这样的人也就罢了，但那些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你都可在监狱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个本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同时又藏龙卧虎，这个社会一定就不正常了。但再不正常，都没有这一次让赵广陵震撼。30年代的知名作家、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西南联大的教授、地下党，堂堂省文联主席李旷田，此刻也成他的同改了。赵广陵跪下了，不仅仅是为李旷田，还为自己的国家。
“李……主席，李老师……”
“不是什么老师了，更不是什么主席，我现在是劳改犯4387号。”李旷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很难为情地说，“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原来也会和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同为囚徒？没想到他们再次见面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时刻？这些年来李旷田疏远了赵广陵，50年代在赵广陵结束人民管制时，逢年过节他还会给赵广陵寄一份贺卡什么的，有时还会来一封温暖的短简，询问一下家庭和生活情况。赵广陵每次总是会很认真地回一封长长的信。他还记得有一年的迎春茶话会，李旷田特地寄来一份邀请信，让赵广陵放下思想包袱，来和昆明的文艺家们见见面啥的，那天赵广陵甚至都走到翠湖边了，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勇气走进那代表全省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不是他自卑，而是他感到自己不配。在赵广陵第一次被判刑以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连他戴罪立功提前释放留队，他也没有主动给李旷田去封信。想过，但没有那份勇气。
错误的时空给了赵广陵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那头跑掉的牛终于没有找回来，这被农场看作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因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不要说一头牛，就是一只鸟儿也飞不出去。李旷田由此被关进了禁闭室，罪名是盗窃耕牛团伙分子之一。农场夺了权的造反派认为，人发疯是正常的，牛发疯就非正常了。所以李旷田事后交代说牛发疯了，显然就是一派胡言。况且前不久人们发现松山下面的街市上有人私自卖牛肉，这就是黑市，有黑市一定就有破坏国民经济秩序的黑团伙。大家都凭票才能吃到牛肉，一根牛毛都属于国家财产。一小撮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是农场里真养得有天鹅，这帮反革命杂种连天鹅屎都会吃哩。
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粗鲁到放屁都带革命性的左派，这种人忠诚、革命干劲大，但没有多少文化。他认为这些被送到农场劳改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就是让他三代赤贫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从50年代一翻身就积极投身土改，斗地主、剿匪、肃反、镇压反革命，按他教育犯人们的说法：我是光着屁股跟共产党闹革命，把那些穿阴丹布的地主富农一个个斗翻在地吃屎了。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仿佛斗人、整人，到“文革”时期的打人、吊人，是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革命性中最重要的基因。他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是：小心我吊你“半边猪”。吊“半边猪”是他的一项专利发明，即将细麻绳分别拴住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横空吊起来。再刚强的汉子，也抵不住吊半天的“半边猪”。如果你真扛了半天，他就会在你勒到骨头的拇指上撒点盐或者辣椒面，说是给你消消毒。从50年代吊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到60年代吊倒霉的走资派、反革命，此法屡试不爽。他上识字班扫的盲，在连续的运动中无师自通、锻炼成长，运动来得越多越大，他的进步也就越快越神速。令人奇怪的是，“文革”中这个农场的很多解放干部、土改干部都被打倒了，而他却能从一个普通劳改干部被结合进农场的革命委员会。也许因为他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阚天雷。
阚天雷把赵广陵叫到公室，要他主动揭发李旷田盗卖农场耕牛的罪行。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应该看到牛是怎么被卖掉的，李旷田又是怎样存心破坏国家财产的。阚天雷知道，赵广陵是“二进宫”的犯人，监狱饭早吃出滋味来了，明白如何迎合管教干部，况且他在木工队还是个小组长，大小是个犯人中的头。他最后对赵广陵说：
“你揭发了，我就不吊你的‘半边猪’。”
按农场方的规定，凡是被叫去谈话的服刑人员，进门喊“报告”后，要自觉蹲在地上，管教干部代表政府，因此你就必须仰着脸跟政府说话。
“报告政府，牛是自己跑掉的。因为挣断的牛鼻绳还有一截在车上，牛轭是在翻车时崩断的。这些你可以去看看。那牛车还在我们木工队。”
“你想包庇他吗？”
“不。我说的是实情。”
“等我把你吊起来，你说的才是实情。是不是？”
“你就是把我也关禁闭了，我也这样说。”
“赵广陵！你个国民党癞子兵，你给我放老实点，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松山。”赵广陵扬起了头，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要淌下来，不知是为了努力止住它，还是有些名字——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当你在某种场合下提到它时，浑身都会血脉贲张，他竟然忽地站了起来。
“蹲下！”阚天雷喝道，“我认得是松山。我看你是不认得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改造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别以为我不掌握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行，枪毙你十次都死有余辜。你到底揭发还是不揭发？”
“报告政府，我昨天才听说他是‘裴多菲俱乐部’在云南的总代理人，是全省资产阶级黑文艺的总指挥，还是‘胡风反党集团’分子。这样的人绝不会盗卖耕牛。他从前可是一个有名的作家，还是省文联的主席啊。”
“什么作家，什么文联主席，都是混账王八蛋、牛鬼蛇神！你以为我没上过学，就治不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吗？”
“报告政府，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羞辱我的老师。”
“羞辱？”阚天雷背着双手走到赵广陵面前，抬起一只脚踩在赵广陵的右侧脖子上，那双解放橡胶鞋都裂口了，阵阵臭味熏得他只想呕吐。“这叫不叫羞辱？”阚天雷问。
“报告政府，这是改造。”赵广陵尽管是蹲着的，但就像把别人施加的侮辱骑在胯下，在气势上一点也不输。
“你是条狗，走资派的走狗。”
“我是服刑劳改人员赵广陵，囚号3209。”
脖子上的那只臭脚放下来了，当恃强凌弱者遇到有尊严的弱者时，逞强已经没有了意义，欺凌反倒自取其辱。
“我要关你的禁闭！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只配去吃走资派的狗屎。”阚天雷最后说。
“是的。我配。”赵广陵镇定地说。
赵广陵再度被埋进黑暗的深渊。他一点也不感到冤屈，相反还觉得有些幸运，因为他和大作家李旷田成了“邻居”。和一生敬重的人同蹲黑牢，朝夕相处，这真是一份光荣。他被革命文艺“拒绝”许久了，他的作家梦、导演梦已经发霉了，但内核里还鲜嫩得一触摸就会淌血，敏感得一提到就像回忆起初恋。一个真正的人，厄运加身时一点都不贱，面对高贵，才会如此卑微。
赵广陵有过蹲禁闭室的经历，心理承受上多少有点经验，他担心自己的邻居。这间禁闭室比起他上一次蹲的还更糟，黑暗、潮湿、狭小自不必说，还憋闷难挡，稀薄的空气中总有一股腐尸味。是因为过去这片土地上孤魂野鬼太多，还是一个大活人也能闻到自己正在快速腐烂的气息？
再坚固的牢房，都阻隔不了人们渴望沟通的欲望。何况这禁闭室的墙壁不过是用土坯砖砌的。这种砖用黏土脱坯，不经烧制，只是放在太阳下晒干后便成了砖。砌墙时在砖缝中再勾以黏土，赵广陵在劳改中也干过这活，知道这种墙的特性。再说在漫长的黑暗中别说一面土坯砖墙，就是一道长城，有心人也能够将它挖穿。他连续几天用自己的尿滋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用床板上掰下的一块小木片一点一点地掏，终于给他掏下两块砖来，而墙那边还浑然不知。
“李老师——”
黑暗中死一般寂静。赵广陵连喊数声，喊得自己心里直发毛。难道李老师被关死了？禁闭室里关人致死、关得人发疯发癫是常有的事情。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生命不过是烟头上一粒抖落的小火星。
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总算摸索着伸过来了，最后两只不同温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互都能感到对方的哆嗦，都能感到对方黑暗中的泪光。
磨难中的交流总是最真挚的，即便你敞开心灵深处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也会因为这深重的黑暗而感到安全。李旷田在赵广陵忏悔之前，先向他忏悔了自己。他说当年如果再坚持一下，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一点风险，赵广陵也许就进文联了，他就不会被人民管制。他在文联这样的单位便可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他怯弱了。赵广陵连忙说，李老师，我这样的人，不能再害你。即便当年进得了文联，我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一件件翻出来，我自己倒霉也就罢了。连累了你，我于心何忍。李旷田想了想又说，或许不来文联也是塞翁失马吧。反右时我把何三毛划成右派，虽说是迫不得已，但也是一桩丧失良知的事。何三毛真的就像阿Q一样不明不白地被革了命。后来虽然摘帽了，但只能在文联干点收发工作，这个同志的前途就毁在我手里了。上一次运动我整别人，这一次运动就是别人整我了。小赵，你不知道，自到省文联工作后，年年都在运动，天天都在斗争。谁还在专心搞创作啊？我就奇了怪了，旧社会有新文化运动和守旧派之争，有“海派”和“京派”之争，有“左联”和“国防文学”之争，但大家仅是各持己见，算得上是百家争鸣，从不整人害人。国民党也迫害进步的文化人，但不会是大面积的，谁受到迫害，全社会共营救，全民共诛之。现在不一样了，整人的人是进步的，不整人的人反倒落后了。文人之间动辄上纲上线，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文人整起人来，斯文也不要了。我好不容易抓出个好剧本《阿诗玛》，这运动一来，又是大毒草了。连杨丽坤都不能幸免，人家可是周总理带着去出访过的名演员呀。批判《阿诗玛》和杨丽坤，我还得去主持会议，听杨小昆这样的无耻之徒发言批判。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脸吗？这不是自己养的孩子偏要往死里踹吗？
赵广陵看过《阿诗玛》，而且还不止一遍。杨丽坤的样子，他越看越像舒菲菲。他甚至想，要是舒菲菲不走，她会不会也在《阿诗玛》《五朵金花》这两部云南题材的影片中扮演个什么角色。他还认定，舒菲菲的演技和扮相，不会亚于杨丽坤的，而且舒菲菲更有南国女子的那种神韵情调。但一想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演员杨丽坤都被斗得那样惨，舒菲菲这种旧时代的演员，个性又那样张扬，还是走掉的好。
“小赵，你在听我说吗？”黑暗中那边急促地问。
赵广陵忙说：“我在听，李老师。你说吧。”幽禁久了的人，一旦释放出他身上的某一项功能，那就是穿石之水，赴火之蛾。赵广陵第一次从黑牢里出来，最痴情的就是听小鸟的叫声，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曾经在劳动时为了追着去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差一点越过了警戒线，是哨兵的一声断喝，才让他猛醒过来。
“小赵。”李旷田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如此富有磁性，又如此伤感悲怆，“你不知道人一旦做了官，有多少害怕的东西，又失去了多少爹娘给的东西，更不用说愧对自己当年读过的那些先贤之书。我要是只当一个作家，该多好。我就不会对你，对何三毛有愧疚之心了。”
赵广陵说：“李老师，我也一直想向你悔罪，我当年欺骗了你，连我的年龄都向你说了谎。”
李旷田摇摇赵广陵的手说：“我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改造。小赵，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了呢？你究竟有怎样的人生？”
赵广陵沉默了半晌，才说：“李老师，我是你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啊！你还记得吗，1939年春天时，你刚聘为联大的教授，就上我们的国文写作课。你还是我们联大‘冬青社’的指导老师。我只是联大还没有毕业，1939年秋就转投黄埔军校了。我掩盖我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上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掩盖打日本人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参加内战的历史。我的历史问题，就像水里众多的葫芦和瓢，既要按下这个，也想按下那个。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难哪。”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现在变成了四手相互摩挲，一会儿紧紧攥住，一会儿细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疤痕、裂口，以及条条青筋。这紧紧相握的手，既战胜了孤独，也打破了黑暗。人在困境中，其实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够了。
一个蹲黑牢的人能承受的生理及生命极限是多少天？一周？一个月？抑或一年？有人出来后就疯了，瘫了，废了，有人直接送了火葬场。赵广陵第一次蹲黑牢后听到的传闻多了。他倒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李旷田老师身子那么弱，他害怕有一天在黑暗中再也拉不住他的手。好在十天半月的批判会让这些蹲黑牢的人总算有了放风见阳光的机会。即便站在台上挨斗受羞辱，也总比蜷缩在黑牢里强上十万倍。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一次公审公判大会上，会忽然宣布判处他们的死刑。
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夏天。刑场就在怒江河谷西岸的一片乱石滩上。江水还没有上涨，阳光灼烤得河滩上的石子乱跳、沙尘纷扬。双手反绑跪在河滩上的赵广陵还记得1944年8月里一个同样燥热难当的热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怒江，那时松山上的日军困兽犹斗，远征军已经强攻了两个多月了。赵广陵还记得他踏上怒江西岸时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兄弟们，攻下松山，我就可以回家了。”
十二个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是打了红色大叉的名字和被处死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特务、偷越国境分子、杀人犯、强奸犯、“五一六分子”、大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三青团骨干、盗窃耕牛团伙头目，等等。他们一字排开地跪在乱石滩上，每个死刑犯身后站有两个士兵，负责把吓瘫了的犯人提溜起来，让他们跪有跪相——经常有这样的死刑犯，刚在公判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就已经瘫成一堆烂泥了，行刑的人不得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刑场。现在，行刑队站在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压满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紧握在他们手中，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齐步上前，瞄准，射击……
快些结束吧。赵广陵只是这样想。公捕公判大会开了一上午了，就像在嘲弄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失败人生。他本来应该在二十四岁时就光荣地战死在这里——松山。但无情的命运似乎要捉弄他近二十年，让他以这种屈辱的方式，了结当年未竟的死亡。快点给我一颗子弹，送我回老家吧。
“荒诞！”赵广陵当时肯定听见了被押在他身边的李旷田说了这么一句，押他的两个警察还用力把他的头往下压，不准他再乱说乱动。赵广陵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巴掌，那是为了让他扭过去的头转回来。也许李旷田为自己被枪毙的罪名感到荒诞？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裴多菲俱乐部主任，盗窃耕牛团伙头目”。在冗长的宣判过程中，赵广陵那时还有时间想，那些给李旷田罗织罪名的人知道裴多菲吗？知道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名句吗？他们或许只知道裴多菲是个洋名，是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应该和盗牛这样下作的行为编织在一起，以达到他们羞辱一切知识、文化、文明、美德、崇高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洋人？可他们却是伟大革命导师。这的确荒诞，比多年以前赵广陵（那时他叫廖志弘）打了败仗被李弥枪毙荒诞多了。
因此，赵广陵临枪决前只想快些结束这荒诞的闹剧。在他当戏剧导演的时候，在他做作家梦的时候，他总是想象不出人生的命运应该悲到什么程度，才是最深厚纯正的悲剧。现在，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常识被荒诞所强奸，并由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上演。
赵广陵听见行刑指挥下达了命令。“枪上膛，向前，齐步走！”然后他感到背脊一阵阵发凉，四只有力的手压住他的双肩和手臂，他努力想挺直腰杆。真是窝囊到家了，当年在战场上要是知道会是这种死法，真不如面对敌人的枪口勇敢地扑过去。赵广陵还有时间回忆：松山战役进入尾声时，被团团围住的日本鬼子弹尽粮绝，有两个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刀，直着腰杆扑向远征军的枪林弹雨。他们不号叫，也不缴械，更不会投降。这种敌人你对他有一万种恨，也会暗生钦佩。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死得灿烂如花，壮怀激烈，那才是好男儿的死法。被人按着像杀猪一样给宰了，真是轻于鸿毛，死亦有悔了。赵广陵最后向左侧李旷田那个方向瞄了一眼，发现他和他一样，挺直了身躯，昂起了头，花白的头发令人心碎，虽然五花大绑，但依旧凛然尊严。而他身边的两个死刑犯已经瘫了。
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一阵排枪响后，江水凝固，太阳沉落，松山矮了下去；几只白鹭在远处的稻田里受到惊吓，拍翅惊飞，盘旋在青山绿水间。白鹭啊白鹭，请带我回家。白鹭，你就是我家牛背上的那一只吗？快告诉我的爹娘，不孝孩儿回来了。
但这不是死亡，也不是天堂里的景象。赵广陵依然跪着挺立在刑场上，他转头四处张望，发现李旷田和他一样跪得笔直，只是头低垂，像是很害羞的样子，又像在思索生与死的界限。还有两个也是陪杀场的，但已瘫成了一堆泥。不得不被人提溜起来，拖着走了。这时赵广陵听见一个声音喝道：
“赵广陵，站起来！还不感谢政府对你的宽大？”
跟我玩这个，你们还嫩了点。1944年的春天，远征军大反攻在即，赵广陵的连队驻扎在保山城郊的一个村庄待命。那是一个开满梨花的村庄，一天，值勤排长来报告说抓到一个偷百姓鸡的士兵。按当时的军规，侵扰驻地百姓者，就地正法。村庄里派出三个老者送来全村人按了手印的请愿书，请求不要枪毙那个士兵。但赵广陵不为所动，军法如山，岂可儿戏。枪毙这个士兵时，把他绑在一棵梨树上，梨花灿烂如雪，担负行刑的正是他的老乡，这家伙放了一枪空枪。那天赵广陵集合全连的兄弟站在远处受教育，他们身后是跪了一地的老百姓。枪响之后，老百姓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但那被绑着的兄弟忽然高喊：孬种！这种枪法还能上战场打日本鬼子！赵广陵大喝一声：小三子，牵马来！他跳上马，跑出去十几步远后，回身挥手就是一枪。梨花惊落，军民震动，绑在梨树上的那条好汉才软了下去。
人保持最后一点尊严其实很容易，以死相争就是了。但如果人家不让你有尊严地死呢？两个陪杀场的人回到各自的禁闭室后，赵广陵长久没有听到那边的声音。他想也许李老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见识过法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心有余悸也是常理。但都送过两次饭了（赵广陵以送饭来推算时间），那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赵广陵不能不担忧了。他在墙壁上敲了三下，又把头凑到那个洞口：“李老师，你还好吗？李老师！”
黑暗中终于传来一声：“士……可杀不可辱……要关要杀，干吗不痛快点！”
“李老师，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李老师，你吃饭了吗？把你的手给我。”
“唉，与其被他们这般羞辱……”
“李老师，你可别乱想啊，要活着，要活下去！” 赵广陵摸着了李旷田的手，使劲地摇晃，希望把活着的信心传递给他，就像当年李旷田鼓励他要坚持写作，写下去一样。 “李老师，我一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红卫兵运动和我们当年的学生运动不一样了？都是学生，都当‘丘九’，还都是共产党领导。”
那边无语，许久才传来一个似乎厌倦了的声音：“我也想不明白。”
本来在黑暗中最适合反思这样的问题，但又最想不透彻。因为被黑暗埋得太深，现实便虚幻变形了，时空也就扭曲了。春江花月夜被潮水打湿的月亮，鱼龙潜跃在水面划出的波纹，绿叶上挥舞的阳光的手指，白云柔和发亮的边缘，湖畔柳树梦境般的倒影，苍鹰的翅膀剪开的蓝天，女人眸子里珍贵的宝石，花蕾微微张开的嘴唇，蔷薇月华下的暗香，桂花秋色中的迷醉，以及星星飘逸的光芒，月宫里孤独寂寞的嫦娥，李白床前洒满乡愁的月光，杜甫茅屋旁沉郁雄健的秋歌，都被强大的黑暗埋葬了，被扭曲的时空吞噬了。赵广陵还记得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说过，时空越扭曲，重力场就越大。而这种超乎人们想象的“重力场”，会决定一切物质的分布和运行。相对于渺小的人，在这种“重力场”里，也许只能想一个亘古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
但生不易，死也不易；牢里的人活得艰难，外面的人也不轻松。各级革委会夺权、反夺权；造反，再被造反。城头变幻大王旗如同儿戏。更儿戏的是赵广陵他们的假枪毙后来成为一种常例。每次枪毙人都把他们拉出去陪杀场，每一次枪毙他们的都是同一个士兵。相互间竟然成为了熟人。一个说你不用怕。一个说你辛苦了。赵广陵把它当成了荒诞的玩笑，而李旷田却认为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强奸。他终于受不了啦。以至于有一次他在黑暗中愤懑地说：“这是法西斯式的改造！”
一天，假枪毙的戏收场后，阚天雷把赵广陵留了下来，说木工队那几个犯人都是笨到吃屎的日脓包，连个牛车都修不好。你去帮着打理一下。再做几块竖在路边的大语录牌。
赵广陵的机会来了。他完成任务后还偷偷做了个茶几，在阚天雷来检查时，大着胆子对他说：“报告政府，我用多余的材料做了个小茶几。请政府抬回去吧。”
阚天雷鼓起眼睛盯着赵广陵，又看看那个小巧漂亮的小茶桌。“赵广陵，你好大的胆子，你想腐蚀政府？”
赵广陵的心咚咚乱跳，但他从阚天雷看茶几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欣赏眼光，便拿准了这个工农干部的心思。他早就知道这个家伙虽然满嘴革命，但爱贪小便宜，毕竟是农民出身嘛。因此他说：“报告政府，都是用边角余料做的，不做这小茶几，那些材料也丢了浪费了。我是想，政府为我们日夜操劳，客厅有个小茶几，平常喝茶看报方便，我也是多为革命做点贡献。”他一边说一边看阚天雷的脸色，末了又大着胆子加了一句，“现在城里的干部都时兴用这个的。我在昆明的监狱时也给那边的政府做过。”
“嗯，这个……你个小狗日的，天黑后抬到我家里去吧。”
农场的干部们都住在单独的宿舍区，其实也是一排很简单的土坯房，只是每人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赵广陵从一个茶几开始，慢慢成了政府宿舍区里的常客。因为阚天雷的妻子要求赵广陵再帮他们做一个三门柜，然后是阚天雷的邻居们。他们都说这个3209号犯人木工手艺好。那期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那种疯狂劲头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偷偷为自己考虑。松山上有的是木材，劳改犯中又有的是手艺人，哪个不想“靠山吃山”？因此，为劳改干部做家具，也是赵广陵这样的牛鬼蛇神改造之一部分。
去其他劳改干部家做活计，工钱当然是不能讨的，主人最多供点吃，还不能跟主人家一起吃，毕竟你是犯人身份。主人端点饭菜送到做工地点，你就蹲在哪里吃了好赶紧干活。但阚天雷不一样，一是他的活计多，二是他这样的工农干部生性豪爽，还有点乡村人的朴素好客习性。赵广陵在他家干活的第二周，他就招呼赵广陵上饭桌了，而且每到晚上还倒一碗苞谷酒和赵广陵对干。阚天雷的酒量并不怎样，一碗酒下肚舌头就大了。在一个酒酣耳热的晚上，赵广陵趁势说：
“报告政府，我今天中午休息时听广播，说毛主席又特赦了一批国民党战犯了。”
“毛主席真伟大。”阚天雷真诚地说，又真诚地喝了一口酒，“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赵广陵的罪名中就有“战犯”一条，因此他赶紧说：“不敢不敢。毛主席特赦的都是中将以上的大战犯。我们这种小蚂蚱，还要认真接受政府的改造。”
阚天雷斜了赵广陵一眼，“嗯，好好改造，政府会宽大你们的。所以你们不论怎样，都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来，喝一口。”
“是是是。”赵广陵端起酒碗一口饮尽，“报告政府，有个事情想向政府报告一下。”
“讲。”
“雨季快到了，我想在下雨前把政府的这组沙发尽快做好，这样木料才不会变形。请政府帮我派个帮手吧。”
“嗯。我明天给你喊个人来。”
“报告政府，能不能让李旷田来？”
“他一个臭文人，懂得使用刨子锉子吗？”
“让他来帮政府干活，对他也是一种改造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他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蹲禁闭室才是最好的改造。你不要说了！我要关谁放谁，还要你来指挥？别忘了自己的身份。”阚天雷语气冷淡下来了。
赵广陵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双手攥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砸了过去。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另外一套：
“报告政府，我们是牛鬼蛇神，真心接受政府的改造，重新做人。这是政府的政策，我们衷心拥护。但在某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政府的宽大、慈悲。就像毛主席把国民党的那些大战犯都赦免了，放回家了。因此人民群众都说毛主席伟大、英明。政府其实也可以像毛主席一样英明。”
“胡说！毛主席是毛主席，我是我。别瞎扯。”
“政府像毛主席一样对我们宽大仁慈，也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敢说政府伟大，政府至少也是慈悲的。”
“慈悲？对你们这种人？”
“只需要小小的一点就好，就是给条活路就够了。过去解放军还优待俘虏呢。抓到的俘虏不打不骂，主动缴枪的还有‘缴枪费’；解放军自己粮食不够吃，却让俘虏吃饱。因此敌人都往解放军那边跑。政府行点慈悲，就是一种美德。老百姓的说法，叫积德。谁不想积德呢？”
“积德？干我们这行的人……”
“政府做的是治病救人的事情，人救过来了，当然是积大德。请政府救救李旷田，他有严重的风湿病，再在禁闭室里关下去，我估计他连路都走不了啦。请政府开开恩吧。毛主席有天大的权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政府也有政府的权力，用这个权力来救人一命，也是救星。政府的祖先一定会为你积的德感到欣慰。”
“权力……祖先……”
第二天李旷田就从禁闭室放出来了，青苔、霉斑布满他的全身，连胡须都是绿色的。他踉踉跄跄地跟在赵广陵后面，绚烂的阳光让他浑身哆嗦，疼痛不已。他看着那些家具，满腹狐疑地问：
“小赵，你真以为我会干木匠？”
赵广陵苦笑道：“当初我就想当个像你这样的作家，结果就成了个木匠。”
附件6：
家书（之三）
赵广陵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
几次申请探监都得不到批准，一年又七个月零十三天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你被正式判刑以后，我才知道你在松山服刑劳改。不知道一切可安好？农场的改造生活想来也像外面一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吧？
请不要责怪我们的儿子豆芽。他要求进步，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给他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已经很委屈他了。豆芽现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下乡知识青年。他在广阔天地里接受锻炼，用自己的汗水证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我不是你的好战友。我们的老二豆角不在了，走了。是我们这当爹妈的不好，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出身，又教育不好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个又一个从身边离开，心上的肉一坨又一坨地被挖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我们这种反革命家庭，没有革命的温度，孵不出小鸡来，我们养的都是石头！
前些日子照镜子竟然发现我有几丝白发了。还记得当年你让我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吗？“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组织做工作，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教育我，为我介绍认识了叶世传同志。叶同志是个伤残革命军人，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革命半辈子还没有成家。组织认为我如果要改造好自己，我们的孩子要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和叶同志的结合就是符合革命利益的，也是有利于你的改造的。我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终于决定接受组织的安排。林副主席也说过：“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希望你也看清形势，认识自己，同意结束我们有罪的婚姻……
赵哥哥，就请你看在我们的儿子赵豆芽的分上吧。他上次来信说数次要求入团，但数次政审都通不过。
赵广陵同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十二年刑期在人生中也只是一个小片断。希望你认真接受政府的改造，加强学习，争取减刑。
祝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又：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致以革命的敬礼！
舒淑文 泣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赵广陵在黑牢里擦完火柴盒里最后一根火柴，才把这封舒淑文要求离婚的信读完。火柴是他给政府做私活时偷偷带进禁闭室的。为了防止蹲黑牢的人有不轨行为，每次他们回到禁闭室都要搜身，但赵广陵每次在屁股里夹带一两根火柴，用蚂蚁搬家的方式，终于积攒了一盒。深陷黑暗深处的人，自然会对一点光亮有强烈的欲望和丰沛的想象力。但他绝没有想到，一盒火柴能提供的那点微弱而短暂的亮光，不过是为了让他看到自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末路穷途。他划一根火柴看一句，再划一根火柴又看一句，像读甲骨文那样慢，像读一个被逼为人妻的陌生女子的身世那样费尽思量。这是舒淑文吗？是舒淑文写的信吗？只有读到最后的那首汉代乐府民歌时，他总算读懂了妻子的心。不但读出了他们二十几年夫妻生活相濡以沫的默契、信任、依赖和患难与共，还看到了字字句句饱蘸的眼泪，看到了在那些满纸荒唐言背后，一个妻子也会像他被假枪毙一样，不得不承受命运的嘲弄与侮辱。那时火柴上的余烬已经烧进了他的手指。
上邪上邪！既与君相知，长命与君守。上邪上邪，二月冬雷，七月飞雪，山川倾覆，天崩地陷如斯，竟至与君绝！
大悲无泪。如果时间能够被“黑洞”吞噬，心也会的，那是比“心死”更不可言说的无垠黑暗。赵广陵第一次进监狱时，不是没有想过离婚的问题。那时很多右派同改都离婚了，说是为了家庭好。赵广陵开初不是很理解。蹲个监牢算什么，国民党时代因政治原因蹲监牢的人多了，但似乎很少听说会给家里人带来什么影响。那时陆杰尧就是自愿离婚的，他说一个右派父亲会影响子女的进步。陆杰尧接到离婚裁决书那天一个人蹲在号子里啜泣，赵广陵既同情又鄙夷，这样的家庭不能同甘苦共患难，散了也罢。他在舒淑文来探监时曾试探着问她会不会这样想，没想到遭到妻子的严厉呵斥，说赵哥你胡乱想些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啊？我只恨自己不能跟你一同蹲监牢呢。你是政治犯，没偷没抢的，我不丢人。那些高知同改听赵广陵叙说自己妻子的态度后，都说，赵广陵，你这辈子值了。
可是，如果一个丈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管制、被监禁，被发配边远之地劳改，做妻子的能够依托的肩膀在何处？当子女的希望又在哪里？尤其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出身的社会里。三个孩子都养不活，他这当父亲的难辞其咎。舒淑文说得对，他们这种家庭“没有革命的温度”。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不可怕，“哀”其实才让未来没有了指望。豆芽当知青在广阔天地磨砺了心志，锻炼了筋骨，将来一定会要求进步，入团、入党，争取招工、招生，甚至参军的有限名额，这样他才能有更广阔的前途。而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劳改犯，他连梦想都不会有了。
第二天赵广陵被提审，阚天雷身边还有个管教干部熊队长，阚天雷问你老婆信后面那段话是哪样意思，是不是对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有哪样意见？犯人的家信都必须经管教干部拆阅后，才可分发给犯人，回信也一样。赵广陵回答说，那不过是一首乐府歌谣。阚天雷鄙视道，哪样岳父（乐府）老丈人的，尽是封资修的东西。赵广陵争辩说，它可是劳动人民的民歌，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唱的。熊队长不耐烦了，就问赵广陵对离婚什么态度，还说人家那边发函来了。你快做决定。
催人离婚也比替人办喜事更急迫，还要正式发公函。真是荒谬绝伦，人心不古。赵广陵心灰意冷，不想再跟两个工农干部申辩什么了，就说请借我纸笔，我写。
孔雀东南飞，何苦复徘徊。嫁狗犬戴链，嫁鸡引颈哀。愿妻入青庐，教子相新夫；爱子易他姓，贵贱自殊途。弓射比翼鸟，棒打鸳鸯散；梧桐叶凋零，孔雀不复还。
赵广陵挥笔写下这首短诗，心里空空的，仿佛跌进一个“黑洞”里了。两个管教干部看了半天也不明就里，诗里的字都还认不全，阚天雷还念出“棒打鸟鸟散”的奇句来。但他们从赵广陵的情绪上，估计他八成是同意了。阚天雷说：
“赵广陵，别假装斯文了，写些哪样狗屁诗。”
赵广陵攥紧了拳头，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就像一个要跃出战壕拼命的死士。“老子老婆儿子都不要了，你们还要老子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吗？”
熊队长喝道：“放肆！给我蹲下！”
阚天雷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便说：“就写同意不就是了嘛。真是脱裤子放屁。”
赵广陵回到黑牢里才放声痛号，李旷田不知他这边出了什么情况，不断低声呼喊他，让他把手伸过去。
到赵广陵号声平息，他爬在黑暗中摸到了李旷田的手。
“你的历史又被翻出来一段了？”一个幽幽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这是一个有何等眼力的老革命！当初怎么就把他给骗了？赵广陵此刻只感到羞愧。“不是，李老师。我……我刚才……我妻子被他们逼着改嫁，我……我只得同意啊……”赵广陵又哽咽了。
李旷田摇摇他的手，算是安慰。良久才说：“这是为他们好。壮士断腕，嗯？”
“嗯……”
“我进来前，就和我妻子协议离婚了。”李旷田淡淡地说。
赵广陵抓紧了李旷田的手，他为刚才的软弱无地自容，自己就像一个在战场上受了点擦伤就叫唤得呼天抢地的娘娘腔。这时他才忽然醒悟到，不是他“自愿申请”来黑牢里陪伴李旷田，而是在这个黑白颠倒、疯狂迷乱、蒙昧盛行的世界里，他需要和高尚靠拢，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为邻。30年代末期李旷田的妻子穿花格呢子裙，大红色毛衣，扎两条粗黑柔顺的辫子，走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学生们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个系的系花；50年代时，赵广陵在省文联的学习班又见过她一面，那时她穿列宁装，戴军帽，是省军政委员会的解放军干部。她来给学员们讲《资本论》，赵广陵才知道师母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才生，抗战前就毕业了。
“干革命，当和尚就好了。”李旷田说。
赵广陵无言以对。他不能革命，只有家才是他人生的支撑。人如果有了远大的抱负，强大的事业心，不要家又何妨。可他不过是一个一直被改造的木匠，他只能苟活。要活下去，没有家怎么行？
“小赵，小赵……”
“嗯。”
“昨天我做的那条小板凳，还行吧？”
“嗯。”
“你说过，能做小板凳的木匠，就算是出师了。开初我还不相信，一条凳子多不起眼啊。自己动手做才明白，刨板、改方、凿眼、斗榫，斧、锯、刨、锉、锤、墨斗、角尺，十八般兵器，样样都得会用。你还得学会构思，有想象力，会布局，注意细节，营造美感，做好了后还要打磨修整，润色上漆。这其实跟写文章一样啊。小赵，你让我学会了木匠手艺，我们互为师徒。以后我能出去，也可靠此手艺谋生，对吧？”
“嗯。”赵广陵想起当年自己学纳鞋底时的感悟。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改造出来的。
又是长久的沉默，看来是话篓子遇上讷言者了。但李旷田今天的话似乎特别多。他说自己当初主动提出离婚，是因为害怕陷入夫妻间相互揭发的悲剧。离婚了，对方与己无干，历史问题不互相连累，各自的罪责各自承担。即便要被逼揭发，也可用离婚了不知道来搪塞。既然暴风骤雨来了，多少同林鸟都成了分飞燕，能活下去一个总比同归于尽好。过去在战场上，遇到危急时刻，总有人要断后掩护，做出牺牲。男儿大丈夫，在家庭中随时随地都要担负这样的角色。
李旷田继续说：“小赵，你知道这场运动中有多少大作家、大知识分子自杀吗？风暴过后，你才能看到满目疮痍。老舍先生自杀了，大作家赵树理都被斗死了。文艺界自杀死的、斗死的人多了。言慧珠、严凤英，马连良、盖叫天、郑君里、吴晗、邓拓、翦伯赞、周瘦鹃，还有傅雷夫妇、闻捷夫妇，都死了。我们联大地下党的领导人华岗教授，当年可是受周总理的直接派遣来云南做龙云的工作的，没有华岗，哪来联大‘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成果？当年吴晗同志就是受华岗同志的指派，去做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张奚若这些进步教授的工作，鼓励支持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但是啊，这么好的一个同志，也被抓进去了，说是胡风集团成员。我在华岗同志手下工作过一年多，于是我就有今天了。天知道华岗同志现在是否也像我一样蹲在黑牢里。”
那边还是没有应答，就像是对这些人间惨剧麻木不仁一样。
也许这些悲剧离赵广陵太远。李旷田又说：“小赵，你还记得你的朋友老韩吗？我前几年在街上碰见了他，他劳改结束后拉板车送蜂窝煤，身体壮实着哩。我拉着他的手说来我们文联坐坐。他气鼓鼓地说，你们那庙堂我进不起。嘿嘿，是个有个性的人呢。我到文联工作后看了一些过去的档案史料，他还真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跟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三青团嘛，抗战时我们党还鼓励好多有才华的青年加入，只是到了后来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三青团，又搞什么党团合并，那些本来想追求进步而参加了三青团的青年，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啊，一个被毁掉的艺术家就是泼出去的水。那个何三毛，你别说还是有几刷子的。反右前一年文联办春节联欢会，他演了一段阿Q的独角戏，我看在中国没几个人可以超越。本来他就要结婚了，对方是个乡下姑娘，但阿Q一成右派，人家就不干了。这是我的罪孽啊！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赎还。”
李旷田忽然加重了语气，“有一年，大概就是在反右期间吧，省公安厅的两个干部来文联外调，说是找一个叫赵岑的人。”
李旷田感到赵广陵一直握着他的手松了一下，就像一个被抓住的人想逃脱开去。李旷田暗自得意，怕你不开口？他继续说：“我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但人家说，你们这儿曾经给一个叫赵迅的人办过学习班，后来他被人民管制了，又查出他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还取了不同的名字，一个时期叫赵广陵，一个时期又叫赵迅，还有一个时期叫廖……廖……廖志弘。”
赵广陵像个小偷一样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李旷田又在黑暗中捕捉到了它。“哈哈，你可真够狡猾的。他们怀疑你根本不是赵广陵、赵迅，或者廖志弘，叫这些名字的或许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还有一个在敌伪档案中记录在案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漏网了。”
“赵岑战死了。”赵广陵终于开口说话了。
“在哪里被打死的？”
“滇缅战场上！”赵广陵的声音激昂起来，愤懑的情绪洪水一般倾泻出来了，“怎么，你们难道连为国家民族抗击侵略者的人，也要查祖宗三代吗？活的要查，死的也要查。当年谁不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才走上抗日战场的？共产党抗日没错，国民党的军队就只是在逃跑、投降？这松山是怎么打下来的？日本鬼子是怎么从滇西赶出国门的？为攻克这一座松山，就在这里战死了六七千人。你要是在外面，晚上你都可以听到大风中的哭声。那些战死的士兵，像码柴火一样堆起来掩埋。李老师，打扫战场掩埋自己人的悲伤，足以抵消赢得胜利的喜悦啊！你活下来了，但就像还活在噩梦里。你曾经的生死兄弟，就是那尸体堆里的某一个。你看到黄土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自己也被埋葬了。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着你。在晚上哭着闹着要你带他们回家。我一来到这里，他们都来找我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能和他们见面……”
“难怪我有几天在黑牢里仿佛看见有人，浑身血污，断胳膊少腿的。”李旷田禁不住心有余悸地插话。开初他以为是梦幻、是错觉，但那些飘浮在黑暗中的身影仿佛伸手可及，后来他又以为这些人是和他一起押赴刑场的死鬼。现在他反应过来了，这些人是穿着军装的。他一直不好意思问赵广陵是否也看见过这些鬼魂。因为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他相信人间有鬼神，那么他坚持了大半生的信仰，就不纯洁了。
“可能他们不小心窜到你那边去了。在你没来这里之前，他们去砸松山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被砸倒的当天晚上，劳改农场全体闹鬼。砸碑的人大部分腹泻、发烧、发疯说胡话，农场医务室就像个疯人院。有四个人还无缘无故地摔断了手脚。松山主峰燃起了大火，天都烧红了。可派人上去查看，却一点火星星都没有发现，只有松涛在怒吼。去查看的人回来说听见了鬼打架的声音，刀枪相碰的声音，那是我们远征军还在和日本鬼子厮杀啊！可是那些造反派不相信，开了一个批判会，结果两个上台发言的人下来后嘴就歪了，半年才恢复过来。”
“呵，小赵，你在讲神话故事哩。什么样的碑，被你说得那么神？”
“远征军第8军103师的碑。103师是松山的主攻部队，一个团一个营打下来都没剩下几个人。虽然是国民党军队，但那些普通的士兵，都是在为国家民族牺牲，为什么要砸他们的碑掘他们的坟呢？这里是他们的血衣葬地，那些为国捐躯的人，怎么不成孤魂野鬼？”
“嘿嘿，一说到你的战场，你不但忘记了抛弃你的老婆，还忘记了你这些反革命言论，又可以加判你五六年。”李旷田再次使劲地摇晃赵广陵的手，“告诉我，当年你在这里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那个叫赵岑的，又是怎么战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