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陵，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实交代，这是些什么臭狗屎！”
审讯者“啪”地把一包用雨布包着的东西扔到桌子上，里面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赵广陵右眼皮跳了一下——最近以来右眼皮一直都在跳，看来又该“还债”了。
审讯者是监狱农场工宣队的饶队长，过去是铸造车间的浇铸工，还有两个市里来串联的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一个是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杨司令，胡须刚刚冒出来的小后生；一个是钢铁厂的战斗队大队长。他们现在已经夺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权，砸烂公检法就像打碎一个茶碗那样易如反掌。他们没有象征国家司法权力的制服和徽章，但他们左胳膊上有一个红袖箍就足以横扫全国所有的牛鬼蛇神。赵广陵这样的监狱留队人员，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肮脏恶臭的渣滓，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饶队长用玩弄笼中之鼠的鄙夷口吻问：“赵广陵，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
“那就老实交代。”
“国民政府颁发的四等云麾勋章一枚，抗战胜利勋章一枚，大约还有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军校的学员证章。”
赵广陵如实回答。他不明白的是，这包早在多年前就被深埋在院子里“明梅”树下的东西，是怎么被翻出来的？即便是抄家，也不会去挖一颗古树吧？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曾经的荣耀就是今天的罪证，如果生命是轮回的，苦难也注定是轮回的。
“哼，看你的口气，好光荣哦。”
“井冈山兵团”的杨司令嘲讽道，然后他打开那个已经褪色的雨布布包。这块雨布是从美式军用雨衣上剪下来的，多年以后依然防潮，依然挺括。要是这个红卫兵司令知道这也是旧时代美帝国主义的玩意儿，赵广陵岂不又罪加一等？那雨布包显然已经被人翻弄过了，不是赵广陵和舒淑文十多年前埋藏时包的仔细规整的样子。赵广陵还记得妻子用麻线缠了好几圈。舒淑文似乎说过这样的话：留这些东西有啥意思呢？说不定会招祸的。当时赵广陵是怎样回答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是一个人的历史。”现在，赵广陵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作答。
“反革命历史！”工宣队饶队长喝道。
“报告饶队长，云麾勋章是我参加抗日远征军在滇西松山战场上打日本鬼子时，用鲜血和命挣来的，抗战胜利勋章是当时的政府对我们这些参加过抗战的军人的褒奖。这段历史是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历史，不是反革命历史。”
“胡扯！”那个红卫兵司令一拍桌子，“你们国民党打什么日本人？你们只会投降、逃跑，大片的国土都拱手送给日本人了。只有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才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日本投降了，你们才来摘桃子。你想歪曲历史吗？”
“我不想歪曲历史。滇西的日本鬼子的确是被远征军打败的。腾冲战役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松山战役也是全歼鬼子一千多人。小同志，抗战时要围歼鬼子成建制的一个联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龙陵、芒市战役一直将日本鬼子赶出畹町国门，歼灭日军一万多人。我们死了多少人啊，小同志，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不全死光。”红卫兵司令站起身，解开了腰间的军用皮带。
赵广陵从1950年开始接受审查，先是人民管制，然后是服刑劳动改造，他挨过骂，受过呵斥侮辱，站在台上被批判，但还没有挨过一次打。他不知道红卫兵皮带的厉害，他们用它上可抽元帅将军，下可抽自己的老师，就更可以抽赵广陵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了。这个只比他儿子豆芽大不了多少的红卫兵司令，一皮带就把他抽得眼冒金星。然后好像那另外两个人都上来了，拳打脚踢外加他们拥有的语言权威和唾沫星子。赵广陵蜷缩在地上，多想有一双手护着自己的头，但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
他们打累了，重新把赵广陵按到椅子上。赵广陵只感到自己的头肿得有篮球大，眼睛都睁不开了，脑子里飞舞的全是些到处乱窜的星星，像是被轰散的一群萤火虫。他过去在战场上负重伤时，有过这样的感受。但那时他相信自己能活下来，现在他不敢相信了。他面前站着的就像来自地狱的手拿勾魂簿的三个小鬼。
“赵广陵，老实交代，你这些反动奖章是怎么得到的？”
“参加远征军……打日本鬼……”
“什么远征军近征军，都是伪军！”
也许因为刚才的殴打深深伤害了赵广陵的自尊，也许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处最神圣的地方不能轻易受人诋毁和污蔑。赵广陵就像有神魂附体一般，忽然挺直了腰，尽量睁开血肉模糊的双眼，高声抗辩道：
“这位红卫兵小将，远征军不是伪军。当年汉奸的队伍才是伪军。我们的远征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是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打仗啊！”
“啪！”红卫兵小将拍了一下桌子，“胡扯！”然后他又不说话了。似乎在想“伪”这个词究竟该怎么说才更雄辩霸气、击倒对方。那两个工人造反派没有什么文化，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审讯室寂静了两分钟，红卫兵小将毕竟是高中生，知道一些推理，于是他才冷冷地问：
“国民党是反动政权，你承不承认？”
“是。”
“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吗？”
“是。”
“那它是不是反动的呢？”
这还真把赵广陵问倒了，他忍着全身的疼痛想了半天才说：“我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个反动、独裁、专制的政权，我那时也很讨厌甚至憎恨他们。可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打到我的家乡了。况且，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共产党军队也是抗日的，大敌当前，国共都在合作抗日。我们远征军打日本人，应该没有什么错吧？当年我们远征军在滇西取得胜利，延安的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都发来过贺电。这不会错吧？”
“你胡说八道！毛主席会给你们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贺电？你这是污蔑伟大领袖！”钢铁厂的那个战斗队队长冲了过来，一拳又把赵广陵打倒了。然后他又抓着赵广陵的衣襟把他拎起来，“说，远征军是不是伪军？”
“不是。”赵广陵大口喘着粗气，倔强地说。
“这些反动奖章，是你抓了多少地下党，杀了多少革命者才得来的？”
“是杀日本鬼子换来的！你有本事，你杀几个鬼子给老子看看！难道你们非要我承认杀日本鬼子是我的罪行吗？难道中国人整中国人，就是你们的革命吗？”赵广陵彻底被激怒了，他打算和他们抗争到死。当年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这一辈子活得多窝囊啊！他早就想爆发、想呐喊了。那么，就像闻一多先生那样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吧。
出乎赵广陵意料的是，他们不打他了，竟然都呆呆地望着他，就像望着威武不屈的手下败将。对有些被打倒了再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的人，打人者即便是流氓无赖，也会感到无趣。再强大的革命理由，再强悍的斗争哲学，再坚如磐石的阶级立场，只要他还是个人，只要他还能分辨出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人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他都应该在这个抗战老兵面前感到羞愧。
三个审讯者似乎都感到审不下去了。追问历史，往往会追问到自己身上。他们抓赵广陵，本来是想通过对那几枚勋章来历的追查，挖出赵广陵隐藏得更深的反革命历史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勋章的人，一定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但谁能料到这些勋章跟打日本鬼子有关呢？历史太容易被遮断了，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百分之百地相信当年国民党是“假抗日、真投降”，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那场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他们的父辈祖辈不敢说，课本里告诉他们的是另一套说辞，这个反革命分子赵广陵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最后还是工宣队的饶队长老到一些，他说：
“赵广陵，你只要承认远征军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军，这些奖章是反动的，就算认罪了，我们会宽大处理你。你认还是不认？”
“不认。”赵广陵仿佛不假思索就回答了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就像绝不会承认一加一等于三一样。
“我们必须再次告诉你我们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是要再进牢房的。”红卫兵小将用法官的口吻冷峻地说。
赵广陵沉默了。他满脸血污，疤痕又抽搐起来，扯得面部神经刺痛难忍，膝上的双手手指也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在担心如果顽抗到底的话，会有几年的刑期，而是在想刚刚恢复了没几年的正常家庭生活，又将面临怎样的破碎、哀怨、冷清、清贫，以及孩子们对他的失望乃至厌恶。
没有比从精神上击垮犯人更令审讯者有成就感的事情了。饶队长再次追问：
“承认不承认？”
“不。”
“真是个又臭又硬的国民党反动顽固派。先关起来再说。”
赵广陵又重新回到牢房里了，只不过不是当年十二人一间的大号子，而是只关一个人的禁闭室，其实就是黑牢的代名词。它约有三平方米大小，一米五高，里面只有一张八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的木床，人睡觉只能蜷缩着，想站立时也必须保持低头向人民认罪姿势。与其说它是一间“室”，不如说它是一个“窟”，或者一座“穴”。狭小、逼仄、潮湿、闷热等，都还不算最折磨人的，无垠的黑暗才是夺人魂魄的冷血杀手。按那个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的说法，时间被“黑洞”捕捉了，吞噬了。那时赵广陵怎么也理解不了时间如何被逮住、被一口吃掉。这个只有具备外星人的头脑才能理解的深奥理论，只要把你关进禁闭室，你马上就明白了。对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来说，限制你的自由只是第一步，囚禁你的光明是第二步，再剥夺你的时间，那可真是触及灵魂的革命。
送水送饭的窗口只有巴掌大小，平常是被封闭起来的。当每天一束光线像鞭子一样抽打进来时，便是送饭的时间。那光线会灼得他眼睛生疼，但他比渴望一点发馊的食物更渴望一丝光明；比渴望光明更渴望政府给他一个说法。他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我有历史旧债，但我已经坐过牢了，改造好了，还立功受奖提前释放了。我现在只是一个认真劳动的木匠，勋章是国民党发的，但那是为国家为民族抗击入侵者用鲜血和拼老命挣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不视抵抗外侮的人为英雄？
可是在深渊一般的黑牢里，他的时空再度被扭曲，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方位感、时间感。他现在如何能保护自己的家？他只祈愿这再一次的磨难不要又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他不能再在乱世中又添丧子之痛。他的痛，其实更多的是痛妻子之痛。舒淑文每丧失一个孩子，都要大病一场，半年都恢复不过来。人也神经兮兮的了，孩子在外面跌了一跤身上破点皮，也会让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仿佛这一跤是摔在刀刃上。豆芽已经是个十六岁多的半大小伙子了，她还坚韧地给他规定着诸多不准。不准下河游泳，不准上树爬墙，不准吃生冷食物，天一黑就不准出门，连自行车也不准他学。母子俩为这不准那不准经常吵架，开初舒淑文还可以靠棍子弹压，但在豆芽十岁以后，她的棍子常常被儿子一把夺过来撅断，舒淑文就只有哭了。赵广陵也理解，在一个经常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母亲要么是母老虎，要么是受气包。
再陷囹圄的赵广陵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场从批判一出戏（《海瑞罢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整个民族的灾难。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巨手一挥，就把红卫兵发动起来了，赵广陵认为毛主席真伟大，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学生嘛，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一个人民领袖都敢于贴出大字报来，支持学生运动，真是气吞山河、举重若轻的大气魄。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治国韬略，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从来都不讨学生喜欢。谁失去青年，谁将失去未来。自推翻清王朝以来，中国的学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撒野狂欢过。当年不管你是爱国反帝的，争民主反饥饿的，上街闹运动的学生总是被屠宰的羔羊，总是流血事件的主角。但你看看新社会，学生运动一来，一切显得多么气象万新、朝气蓬勃。位高权重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被打倒了，报纸上众口一词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老百姓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连国家主席都想搞资本主义，元帅将军都是反党集团。世事乱象真让老百姓皂白不辨了。不过，国民政府时期那些纵横天下、上下通吃的“四大家族”以及贪官重臣，蒋介石可曾掀翻过他们中的一个？他可曾允许学生去革他们的命？因此他不得民心。国家不是哪几个家族的，国家是人民的。如果几个家族就统治了中国，那中国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得了。因此毛主席要把那些大高官打倒，让他们在成为大家族的萌芽状态时就灭了它。“削藩”嘛，哪个统治者都会这样做。赵广陵甚至想，蒋介石要是在四十年代像毛主席这样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他还不会垮台得那么快呢。这个念头一闪时，自己都被吓一跳。你这个旧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还想回到过去吗？不，不是想回去，而只不过是有点联想而已，就像怀想一个旧日的恋人。但这也是有罪的。难道你娶了舒淑文，还在想她的姐姐？这既不道德，也有罪。罢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赵广陵自己也承认，他的改造还不彻底。他还在个人的世界里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像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远征军是“伪军”一样。云南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烈火大规模地烧到这个边疆省份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第二年了。成为留队人员后，赵广陵恢复了每天读报的习惯，认真在报纸的社论、口号、批判文章中找自己活下去的方向。开始他认为这是中共上层的革命，是文艺界的革命，跟他这个木匠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忘了，反右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不是被网罗进去了。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生存环境越艰难的人，侥幸心越大。哪个不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你越想平安，就越容易忘记危险。因此当赵广陵看到上至监狱长、政委，下至劳改农场的场长、车间主任都被打倒时，他才开始担忧起自己来。城门失火了，他这种池子里的小鱼安得逃生？他有反右的教训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战场的硝烟味，它们已经扑鼻而来了，席卷整个中国了。在这个管理严厉有效的社会，你无法躲避，无处可逃。当年赵广陵还是犯人时，有个同改逃了三次，三次都没能逃出去一百公里远。到处都是眼线和耳目，到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管教干部有时带犯人们上山采茶伐木啥的，他们只需在山下喝茶打牌，到了傍晚收工时，等着点名收队就是。苍茫大地上到处都是路，但每一条路对想逃的人来说，都是绝路。那时期赵广陵感到自己是在人头汹涌的狭窄山路上，被人推搡着往前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你想找个清静处是绝不可能的。多少人被推下悬崖了，多少人被裹挟着往前赶，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下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唯有小心再小心，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装聋作哑；风云人物走马灯似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只是埋头干活，比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还老实。有人来叫他“同去、同去”造反闹革命，他都是苦笑两声：“我们这种人……”其实他在很早就得出了结论：局势失控了。他回家时跟舒淑文说，毛主席身边不是出了国民党特务就是出了大奸臣。带兵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相互拆台，军官士兵之间互相打黑枪，这样就离大溃败不远了。我不指望比别人躲得更远，只想如何保护好我的家人。
那时谁能猜测出最高领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呢？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强大。多年来，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养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广陵只是在内心里做得到。他在一群木匠中怎么能去谈“自由”与“独立”？更不用说在牢房里，想一想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了“讳词”。这是赵广陵在经历反右以后自己生造的词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为了说明某些再不能使用的词汇，必须又创造一个新词。就像为了消灭一个真理，再创造出一个真理一样。这些词和组成词汇的汉字都还在，谁也不能把它们从字典里抠掉，从汉语文字里消灭。但是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它们，写它们。这种避讳还不是在封建时代因为皇帝老儿的名字中用了什么字，你就不能用，而是这些词汇现在是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有毒有害的，令人害怕担忧的，像一个风骚女人一样令正人君子避之不及。不仅从言行上要躲避，更要从思想上根除。满大街张贴的标语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人们如何能做到没有“私下”的思想？又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风吹女人的裙摆，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侧目。可见思想自由多么可怕，脑子里跑马多么危险，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加以束缚。最彻底的改造方式，乃是从说都不要说，到想都不要想。遗忘不仅是消弭痛苦的最好方式，还是活下去的法宝。
家是不是被抄了呢？这是赵广陵在黑牢最担心的。在他被捕之前，昆明也在到处抄家了。但主要是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像他们这样的“黑五类”家庭，早被打倒过多少次，是“死老虎”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暂时还倾泻不到他们头上。他们的邻居、市商业局的白处长，运动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揪斗，也被抄家了，盆盆罐罐啥的扔了一院子。那天赵广陵下班回到家，还以为邻居家失火了呢。那个晚上他和舒淑文仔细梳理了家中还有没有“封、资、修”。红卫兵、造反派要打要砸的就是这些旧时代的东西，孔庙砸了，各处寺庙里的佛像也捣毁了，连昆明这座城市的骄傲——市中心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金马坊和碧鸡坊都拆了。一个家庭里要是还胆敢藏有过去时代的玩意儿，治你的罪、抄你的家是分分钟的事情。两人翻箱倒柜折腾了一晚上，翻出来的可能招祸的“封、资、修”只有一个耶稣受难的小十字架，一张圣母马利亚的图片，舒淑文父亲穿着西装系着蝴蝶结和她的一帧合影，还有舒惟麒过去在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当总工程师时的一个工作徽章，以及一块绣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手绢，那是舒淑文和赵广陵相爱时送给他的信物。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舒淑文刻意保留下来的，她是天主教徒，她与自己的父亲相隔天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自己的初恋。都烧了。赵广陵冷漠地说，尽管他已经察觉到妻子脸上的失望，尽管他也看到舒淑文把这些东西在手里倒腾来倒腾去，就像舍不得送人的宝贝。最后舒淑文留下了那块手绢，说赵哥，这是我亲手绣给你的呢。一块手绢也犯不了什么事情吧？赵广陵着急地说，糊涂，你就没有看看报纸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都挨批判了。一块手绢人家也会说你是封资修。
从5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不断在清除家里旧时代的痕迹，该送的送人了，该卖的卖了，该销毁的也早销毁了。从舒父的那枚铁路徽章，赵广陵也想起了那包埋藏在“明梅”树下的勋章，照理说这应该比一块手绢、一枚旧时代的铁路徽章更危险。但奇怪的是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保留它们的理由。谁会去挖一棵古树？那栽有“明梅”的巨大石缸，仿佛也已经在地下生根了，深陷在土里至少两尺。没有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很难将它挖出来。再说，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院子里，你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翻动出这段历史来？其实，在赵广陵的潜意识里，他现在不想去触动这段跟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这包勋章你就是挖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扔到滇池里？那不如把赵广陵也一同扔下去。就让它们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吧，就让它们和“明梅”的根须相依相偎，相互滋养吧。要是那些勋章所代表的抗日热血，能够滋润“明梅”再度绽放，它们一定也可以重见天日——自抗战胜利那年以后，“明梅”再也没有开放过，也再没有人关心它、为它吟诗作赋了。
一个人的珍藏，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大逆不道的，那么，他要么毁灭自己的尊严，要么像耶稣背起十字架那样，走向自己的光荣。
所以在黑牢里赵广陵并不为此懊悔，也不感到有多冤屈，比他冤情更大更深的多了去了。国家已经陷入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非但不讲理，还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连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无理可讲，赵广陵这样的一个前国民党旧军官、小老百姓的道理，哪个还有耐心听？监狱农场的造反派饶队长已经被另外的派别打倒了，也进了班房，“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杨司令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已去别的地方串联闹革命去了，那个曾经下狠手打他的钢铁厂的战斗队长，第二周就在武斗中被打死了。他们把他关到这个黑牢里，就将他忘记了。好在这些年赵广陵在这个监狱里熟人朋友多，一直坚持给他送饭的就是一个曾经的徒弟，此人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他不敢在一片混乱中为赵广陵做更多的事，每天能送两次饭，不让自己的师傅饿死，就是拿着自己的性命来押宝了。
幸好政府很快反应过来，公检法可以砸烂，但监狱不能乱。犯人没有人管，那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社会问题。况且这个时候每天都有多少人不经审判就关进了监狱。军队奉命接管了监狱，军事代表代替了靠边站的监狱长。当他巡视监狱各处，来到关押赵广陵的禁闭室，叫人打开牢门时，他看到一个全身发绿的犯人，连手臂上、额头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青苔，呼出的气息也带有阵阵令人避之不及的陈年霉味，几处溃烂的伤口上还可见到蠕动的蛆虫。军事代表皱起眉头，问：
“这个人犯的什么罪？”
旁边的人回答道：“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旧军官。已经坐过一次牢，因为有立功表现，提前释放的留队人员。造反派两个月前把他关进去的。”
“什么原因？”军事代表又问。
“有人揭发他私藏国民党军队的奖章，他还狡辩说是打日本人挣来的。”
“叫什么名字？”
“赵广陵。”
军事代表沉默了片刻，说：“带他去清理一下伤口，再洗个澡，理个发。不要再关这里了。我要亲自审他。”
军事代表如果再晚来一周，赵广陵也许连骨头都会发霉了，能否活得下来都是个未知数。他被关进一间有二十多人的大房间，那些同改们大多数是这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当权派，深挖出历史旧账的像他这样的历史反革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以及在派系斗争中倒霉的一方。比起他上次蹲监狱的那些高知同改，这些人不过是些普通知识分子和在工作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的人。监狱里人满为患，混乱不堪。有些人头天被打得血肉模糊地送进来，转眼又被另一拨人当英雄一般接出去，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一个人就是进洞房，大约也不会有这样大喜大悲。
没有立案侦查，也没有审讯宣判。但这里就像台风漩涡的中心，反而相对安宁安全，至少监狱里没有批斗会上的殴打，没有突如其来的抄家、游街、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破鞋。劳动当然要干，而能平和地劳动和工作，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收工回来后，号子里又塞进来七八个人，老犯人们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铺位挪一挪，以给新来者让出空间，但那是有条件的，最靠门的、靠近尿桶的位置，当然是留给看上去最好欺负的新犯人。赵广陵发现被推到尿桶边上的那个人竟然是大儿子赵豆芽的数学老师。老师总是面皮薄胆子小，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求生存。赵广陵便走过去，将他的被盖卷提到自己的铺位边。他是“二进宫”的老犯人，又是从黑牢里活着出来的，在这间号子里已是无形的“牢头”。这老师姓夏，赵广陵参加过几次家长会，据舒淑文说他家从前是昆明的大户人家，和舒家也是世交，夏父似乎还是“寒梅会”的诗友。
赵广陵让夏老师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还是干木活，只是不做翻砂的模具了，现在社会上需要的是大量的语录牌，从十几平方米的，到孩子书包那样大的，每天要做几百上千个。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活计，但却是最令人费解的工作。人们伐倒山上的大树，将一车又一车的原木拉来，松木、柏木、红木、杉木，甚至金丝楠木，都被改成木板，钉成一方方的语录牌。大的挂在墙上，竖在路边，小的人人随身背一个，就像学生的书包，或者旧时代女人们赶时髦的坤包——这的确是当年的时髦。可是，就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圣旨牌，也不会有这么多。难道外面的人都疯了吗？
赵广陵有次悄悄问夏老师：“夏老师，你晓得我儿子最近的消息吗？”在赵广陵再次进来之前，他发现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或者说，越来越看不起他这个当爹的了，家里仿佛谁都欠他的。赵广陵也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儿子的进步。但狗还不嫌家贫，老子再有什么历史问题，也是你的爹。有一次赵广陵曾这样跟儿子说。
“你呀……”夏老师看了赵广陵一眼，欲言又止了。
“夏老师，我半年多没家里的消息了。”
夏老师望着赵广陵哀求的目光，不得不斟词酌句地说：“你儿子，想加入红卫兵。”
“我知道，我儿子一向追求进步。”
“但你们这种家庭，你明白的。”
“可我是我，我儿子是小娃儿嘛。况且他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都是革命教育。”
“是的，他在学校从来都很积极。长年坚持打扫教室，干劳动总是挑最重的干，红卫兵贴大字报，他熬糨糊，一桶一桶地送。有一天红卫兵要把大标语刷到百货大楼的墙上，叫他把糨糊送到临时架的梯子上，结果梯子倒了……”
“我儿子、摔伤没有？”
“还好。只是手摔断了，不过已经接上了。你放心。”
“这小子……”
“那些红卫兵还是不要他。”
“哦……”
“有一天，他把你的一包国民党反动派的奖章交给学校了。你怎么还藏得有那些东西？自己招祸啊！”
赵广陵五雷轰顶，身上的骨头就像瞬间被抽走了一样，瘫倒在地。
夏老师只能痛苦地叹了口气：“这么大的运动嘛，娃娃要进步……”
报应！他相信当年郑霁被告知是被自己的老长官告发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郑霁被枪毙时全体犯人都被拉去法场接受教育，赵广陵那时已经释放留队。他情愿那一天永远被忘记，情愿那是一场噩梦。郑霁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他们留队人员的方队时，这个家伙瞪圆了眼睛在人群中找赵广陵，那凶狠的目光就像追逐着仇敌狂乱扫射的机枪子弹。如果不是他的嘴被塞着，也许他会大喊大叫——天知道他会叫嚷些什么来？赵广陵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眼光击倒，第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尽管他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过自己：这是为闻一多先生报仇！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可是为什么伸张一次正义，却要出卖自己的仁义？这些年来，郑霁总是在赵广陵的噩梦中说，生死兄弟，仁义为重。枪毙郑霁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刑场的草地上还有积水。尸身湿淋淋的郑霁和几个死刑犯曝尸一天，让犯人们和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们排队参观。有人往那些尸体上扔烂水果、西瓜皮、甚至拳头大的石头，还有胆子大的人上去踢上几脚，以示自己的勇敢和革命。赵广陵那天主动要求去替郑霁收尸，因为他被枪毙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个贵州人，从抗战时起就在云南漂泊，跟随赵广陵打日本人，追随国民党当宪兵特务。1949年以后，不知道他在哪里混，也不知道他如何落的网。“你投错了胎。”赵广陵在为郑霁挖坑时说。他只找到一张草席把郑霁裹了，小心放进墓坑。那时他看见郑霁的眼睛还怒视着他，赵广陵试图给他合上，可他左抹右揉的，那怒目圆睁的眼睛就是闭不上。在死人堆里滚打过的赵广陵，这次却害怕了。他慌慌张张地把郑霁埋了，连坟头都垒得不成个样子。他像干了一件坏事一般“逃离现场”，但又忍不住再回头望。这一望让他魂飞魄散，小三子的一只脚竟然蹬出了坟外！仿佛马上就要追出来。赵广陵“扑通”一声跪下了。远远地哀求道：小三子，是债都要还，你我都一样。你被枪毙了，死了，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去那边找我们从前的那些兄弟吧。但那只脚还露在坟外面，五个脚趾分得开开的，直直的，在凄冷的夜风中好像还在悠悠摇晃，嘲讽他的胆怯，斥责他的不仁不义。赵广陵的鬼火也起来了，怒喝一声：小三子，你要干啥子？不认我这个老长官了嗦？给老子滚回去！
现在好了，儿子“终于”也把父亲告发了。生活的公平，有时会显出它残忍的一面。
军事代表在一个下午单独审讯了赵广陵。赵广陵在牢房里已经听同改们说过，这个军事代表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像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但他对每个人口里的冤屈，都不置可否不表态。也许对一个军人来说，受命投身于这场运动，远比参加一场战役艰难得多。
“我看过你的所有交代材料。”军事代表的语调不温不火，但透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威严，“你是一颗顽固的老核桃，不锤到位，你的历史问题就暴露不出来。”
这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军人，年龄大约和赵广陵相仿，不知是否也有过战争的经历？他想当自己在松山战场上跟日本鬼子拼命的时候，这位解放军军官在哪里？也许在另一个战场，也许还在读书？如果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共同抵御过侵略者，那么现在相煎何太急？他的土黄色布军装整洁合身，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四个兜盖平平整整，显然是熨烫过的。可惜没有军衔，赵广陵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级别的军官。中国军队从来都没有找准过适合自己的军服。内战时国军是学美式的，虽然漂亮威武，华丽时尚，可穿着就像别国的雇佣军；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学苏俄式的，尽管加了些改进，但看上去也显得土里土气，这些年干脆不要了，回到土八路时代。赵广陵曾私下想，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士兵怎样找到自己的长官呢？军官在平常又有什么荣誉感呢？不过解放军从来倡导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赵广陵还是很佩服的。他记得在内战期间，一个军中同僚曾跟他抱怨说，这些破衣烂衫的土八路，就像叫花子一样，可打起仗来也像叫花子抢肉吃一样不要命。曾经衣着光鲜的他们，现在成了人家口中的“叫花子兵”了。
“赵广陵，我在问你话！”军事代表敲打着桌子说。
赵广陵刚才走了岔，不过即便他老实接受审问，他也不打算为自己再申诉什么了。
“赵广陵，你以为，你用打日本人来伪装自己，我们就不掌握你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了吗？你打过日本人没错，但你也参加过内战，打过共产党。这个你认罪不认罪？”军事代表站起身，踱步到赵广陵面前，威严地审视着他。
“枪毙我吧。”赵广陵把头扭向一边，不再看审讯者的眼睛。
“要怎么判你、改造你，人民政府自然会有个说法。想死？没那么容易。赵广陵，你的历史疑点太多。不要再跟政府玩躲猫猫的游戏啦，这样只会加重你的罪行。你以为我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四等云麾勋章是发给什么人的吗？今天，你就把这段反革命历史先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