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沉的天幕下，一眼望过去，到处是滇池湖底翻出来的黑色淤泥，肥沃得一把攥得出油来，却腥臭无比，带着数百万年前死鱼烂虾的陈腐腥味。眼下，比这黑色淤泥更臭的，是这些在大雨如注的天气中还在加固湖堤的右派分子们，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无时无刻不在用尖锐刺耳的声音，穿破密集的雨幕，穿破令人窒息的空气，穿破乌云、闪电和疾风，穿破那些反动的、可耻的、让人遭了殃倒了大霉的民主言论、大鸣大放，穿破那些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奢望，以及对美丽滇池上空海鸥翱翔、清澈湖面上白帆点点、鱼鹰腾跃的回忆，警告湖堤上如蚂蚁一般劳作的右派们——我们要像打退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样打退滇池的洪水。
滇池这片水域叫草海，是它的湿地部分，有一条河流大观河和城市相连。草海的西面是巍峨连绵的西山，状似一个睡着的美人，多少年来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折腰；草海的东面就靠这一条湖堤护卫着它后面的万顷良田和村庄。五百里滇池的水今年竟然倒灌进了草海，再通过大观河涌向城区。
本来当地数千村民足以组成一支抗洪队伍，但他们都去炼钢铁去了；政府连忙向当地驻军求援，可驻军又调去帮农民收庄稼去了。至于城里的机关干部、工人、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居委会的大妈大嫂，无一不在大大小小的土炉子边挥汗炼钢铁。于是，一个颇有联想力的领导大手一挥，既然滇池水像右派一样向我们进攻，就让那些右派分子来抵挡洪水吧。
赵广陵不是右派，但他随着劳改农场的犯人一起被拉上湖堤已经三天三夜了。工棚就在堤下的泥水里，一天睡不足四个小时，人人都一边装沙袋一边打瞌睡，有人还背着沉甸甸的沙袋做梦呢。赵广陵把这场苦役当作在战场上加固战壕，眼下一把雨水一把汗的混乱场景让他不能不回想起人命如蚁、死神到处巡弋的战场。抗战开初，中国士兵的战壕总是挖得草率简单，无论当官的怎么用鞭子抽打，用脚踢，那些只会挖水渠的壮丁兵总认为差不多了，人猫在里面鬼都看不见。下级军官们也大多是些没有多少见识的家伙，他们打内战的有限经验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中炮弹可以像雨点一样挥洒，犁铧一般使用。等日本人强大的火力轰炸覆盖后，地都犁翻了三尺，还活着的中国兵就成了暴露在大地上的活靶子。
这条匆忙中垒起来的湖堤就像当年不经炸的战壕。上午水利局的副总工程师王传心趁擦拭眼镜的工夫嘀咕道：这样只晓得垒沙袋，要出事的。赵广陵刚好在他身边，就问：为什么？王传心说，草海的坝基下面全是淤泥啊，这是在沙上建塔。赵广陵吸了口凉气，说王工，你赶紧去建议呀，你是专家嘛。这个右派苦笑着摇摇头，我要不是因为多说了几句，会在这里？
赵广陵站在湖堤上，望着滇池水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堤岸，仿佛都能感受到湖堤在摇晃。湖堤已堆了五米多高了，这湖水一旦泄下来，那些老右们可真要沦为鱼鳖，遗臭万年了。
五米多的坡度在平常不算什么，可在这雨水天、泥泞地，背着三四十多公斤重的沙袋向上爬，一步三滑，还饥肠辘辘的——每个右派一顿两个土豆，一碗汤，这个高度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难于攀越。赵广陵前面的一个人忽然连沙袋一起滑下来了，下面就是一个很深的浑水坑。赵广陵让过了沙袋，一把将那人的衣襟抓住，自己也被带倒了。
“是你？”那个家伙脸上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一脸错愕。
“是你？”赵广陵也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怎么不摔死你。
两人都如落汤鸡一般坐在泥地里，满脸满身的黑泥，像刚从煤窑子里爬出来的。
短暂的难堪过后，赵广陵叹口气，说：“陆杰尧，你个小狗日的害苦我了。我杀你的心都有。”
极右派陆杰尧反唇相讥，“你这种国民党反动军官，当然只晓得打打杀杀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让你来抗洪抢险真是高抬你了，这是我们右派干的活儿。”
赵广陵一把揪住陆杰尧的前襟，“你还觉得比老子更左翼吗？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陆杰尧挣扎道：“再我也是个右派，也比你国民党反动军官左一点。”
反动军官，旧军官，残渣余孽，痞子兵，叫花子兵，草鞋兵，漏网分子，历史反革命，这些称谓早已灌满了赵广陵的耳朵，如果是审讯干部这样叫他，他会心有不甘地接受，但陆杰尧是知道他历史的人，是看过他战地日记的人，他还是个大学教授，凭什么不尊重他的过去？赵广陵挥起了拳头。
幸好湖堤上传来一声大喝：“下面那两个，在干什么？快爬起来干活！”
赵广陵收了拳头，恨恨地说：“陆杰尧，你记着，你欠我一条命。”
陆杰尧愣愣地望着赵广陵，不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被宣布判刑七年以后，赵广陵终于结束了长达九个月的审查期，被移送到昆明近郊的一所监狱里，开始正式的监狱生活，实际上就在监狱的劳改农场参加劳动。在赵广陵看来，这有生活气息的劳动比漫长的审查交代强多了。你终于可以不写交代材料了，你终于可以不用为揭发别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了，你也终于不用过遮遮掩掩的日子了。你可以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你还可以和狱友聊天、苦中作乐，找到惺惺相惜的安慰。人原来那么容易被孤独打败，蹲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接受审查，在白纸上抓屎糊脸自我践踏，人的尊严太容易丧失，人的精神太容易崩溃，人的灵魂太容易扭曲。在审查的那些日子里，赵广陵的生活希望和精神依托，是借助天窗外面一枝伸过来的树枝，看着它碧绿的树叶慢慢地变黄、枯萎、凋零，成为干枯的枝桠，然后又在漫长而坚韧的期盼中，守着它发出新芽，长出片片新叶。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啊。
曾经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妻子舒淑文的那张脸。但等到在监狱里第一次获准见家人时，这生命中的风景已然憔悴毁坏。赵广陵在笑，舒淑文在哭。赵广陵试图用自己的笑抹去舒淑文脸上的泪。他说我现在很好，跟在外面一样凭劳动吃饭。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偿还自己的历史债务了。你想想，你欠了人家的债，总不去还，那债就永远压在你的心上。现在我还债有期，就像新的生活开始了。解放那么多年，现在我才明白，我这样的人，重新做人要从监狱开始。但起点对了，就有希望。
“豆秧死了。”舒淑文一句话就击碎了赵广陵所有的希望。他刚才发自内心的笑僵在脸上，竟然一时收不回去，让他自己羞愧难当。在他被带走前，豆秧始终是病恹恹的，尽管也三天两头地跑医院，西医、中医都看过了。赵广陵甚至还宽慰舒淑文，劳动人民的娃儿嘛，养得贱，长大了体质就好了。
舒淑文头发凌乱，面容枯槁，穿件阴丹蓝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烟熏火燎的痕迹，残羹剩饭的污渍，孩子遗留的泪痕，家庭生活的凌乱，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个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
省公安厅周副厅长端坐在一张木桌后面，语气不温不火地问：
“我来看看抗洪的情况。你，改造得还好吧？”
“我很好。谢谢周副厅长关心。”赵广陵判刑前曾经还抱有希望他会不会保自己一把，但整个审查期间，周荣没有来看过他一次。后来赵广陵也想通了，在革命原则面前，人家不会拿私情去冒险。
“能吃饱饭吗？”
“每顿两个土豆，周副厅长。”
“劳动呢，还能对付？”
“没问题，三四十公斤重的大包还扛得动。”
“好好表现吧，争取减刑。”
“是，周副厅长。”赵广陵心里希望陡升，忽然就想起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周副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请你向抢险指挥部反映一下。”
“说。”
于是赵广陵就把水利局的王副总工程师的担忧说了，还说根据他私下的观察，发现前两天垒起的沙袋在下沉，有的甚至发生了位移。
周副厅长眉头皱了起来，因为来抗洪的大都是犯人，他也是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他说：“我马上召集他们开会，你也来参加。”周副厅长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声说：“给，火腿。藏好点。”
周荣毕竟还是关心自己的。赵广陵感慨莫名。两人的眼中都有温热的东西，但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副厅长重回了威严，历史反革命收敛起了感动。
这个紧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因为作为水利方面的右派专家王传心副总工就是不说话。周副厅长和抢险指挥部的几个领导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他拿出解决方案。可除了领导们的讲话，工棚顶一直喧嚣不已的雨声，会议上无人多说一句话。
“已经晚了，你们把我送回监牢里吧。”再一次的催促加威逼之后，王传心终于说。
“你想得倒美。”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吴指挥长冷冷地说，“你要是再不出个主意，明天我们都把工棚搬到湖堤上去，堤坝垮了大家一起去喂鱼。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周副厅长说：“王工，你是搞这个专业的，难道你不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民于水火吗？”
“一开初就不该这样干。”王传心总算像个水利工程师那样说话了，“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曾到荷兰看过他们在海滩上筑堤造田，坝基是很重要的，百年大计啊。他们的坝基是……”
“别扯资产阶级那一套，就说我们的湖堤怎么加固？”一个领导喝道。
“草海的淤泥，至少有十米以上厚，抛石填压法不起作用，光靠打桩也立不牢。现在唯一的法子，只有找些船来，装满碎石沉下去当坝基。”
“胡扯！”吴指挥长拍了桌子，“湖堤有三公里多长，你要我找多少船来沉下去？”
“我知道是胡扯。”王传心扬起头来，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头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了，“这个事情本来该在旱季里做的，我从回来报效国家时就呼吁过，但你们要么不听，要么忙别的去了。现在我们就只有指望老天爷的仁慈了。”
“你这是右派言论！”有人喝道。这顶帽子一抛出去，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就变了，王传心刚才还被大家当作救星，转瞬再次成了人民的敌人。有人说“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把渔民的船沉下去当坝基，这分明是破坏生产嘛”。更有人说：“那就把这个死硬右派沉下去做坝基吧。”
王传心苦笑着摇了摇了头，不再说话。在会议一角的赵广陵叫苦不迭，我这是害了人家了。
第二天上午，全体右派和湖堤上的犯人，以及临时增援来的数百名干部群众被高音喇叭召集起来紧急开会，批斗“极右派”分子王传心。赵广陵记得之前王传心只是一个“中右”。一夜之间，他的右派帽子大了一圈。尽管有预报说今明两天还有大雨，洪峰将会抵达。但吴指挥长认为打退极右分子对党的进攻，对抗洪抢险的污蔑和破坏，比抵御洪峰更为重要。赵广陵感到自己再次陷入一个荒谬的时代。尽管身边群情激奋、阵阵口号压过了滇池的波浪，赵广陵也跟着振臂呼喊，但他只有一个感受：都疯了。都是一群在荒诞舞台上胡乱舞蹈的僵尸。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这个可怕的预感马上就要应验了。
更疯狂的人是陆杰尧。他脸色发绿，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拿着几页长的批判稿上台。他不是在发言，而是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他说在抗洪抢险中坚持反右斗争，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发动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及时性、重要性、紧迫性。你们想想，如果让王传心这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伪专家来指挥抗洪，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老百姓的渔船抢来，房梁拆来。同志们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做的事情。可是他昨晚就要我们这样做！这不是存心给党抹黑吗？他竟然还叫嚣说我们的抗洪要指望老天爷的仁慈，在这洪水滔天的时刻，“老天爷”对我们仁慈了吗？没有。那么是谁对我们不仁慈呢？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我们可以说，王传心脑海里中只有国民党反动派。他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巴不得我们的湖堤早点垮掉。所以说，我们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就必定能战胜滇池的洪水；我们战胜了滇池的洪水，也必将打败一切形形色色的右派。这就是滇池湖堤上抗洪抢险的辩证法！我们要正告王传心，有我们在，湖堤就在，我们与湖堤共存亡！
天道本仁慈，人间多小人。赵广陵想，昨晚熬到大家回去睡觉时都三点多了，陆杰尧还写这么长的批判稿！真是整人的人不嫌累。他这大学教授是咋个当的哦？
批斗会进行到一半，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眨眼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天怨神怒了。堤上负责观测水情的人敲响了警钟，指挥长不得不中止了批斗会，命令大家上堤抢险。有几处地方出现管涌了，浑浊的湖水地下山泉一般往上冒，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对付管涌。人们先是往里倒土倒石子扔沙袋，但水还是冒个不停，而且管涌处越来越多，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这时才有人想起王传心，说还是把那个右派找来吧，让他戴罪立功。王传心刚才已经昏倒过一次，不知是饿的还是吓的，或者是气昏的。现在他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管涌处，一个现场指挥只差没有给他跪下了，“王工，你快拿个主意吧，我们该如何办？”
王传心泪流满面，浑身哆嗦，指着现场指挥说：“你们……”
然后他忽然像换了个人，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管涌不能填，要围。来，来呀！来几个人，跟我做！”
他指挥人们在每个管涌处用一层沙袋一层稻草地围出一个个井来，把涌出来的水围在里面，水位越高，压力越大，管涌这才暂时止住了。王传心解释说这叫“养水盆”。
到了晚上，险情基本解除，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瘫倒在工棚里，有的人还没有走到工棚，就倒在泥地里睡着了。赵广陵还剩有半把力气，他在一棵树下找到歪倒在那里的陆杰尧，上去就是一巴掌。“这是为王工打的。”他说，然后又是一巴掌，“这是为我的女儿豆秧打的。”
陆杰尧没有还手，不知是没有力气了还是真心羞愧。他的眼镜被打飞了，爬在泥地里像条狗一样四处摸索。赵广陵还想再踢他一脚，但看到他那狼狈样，心就软了，帮他把眼镜捡起来，恨恨地说：“你是跟随过闻一多先生的人，先生当年为民众争取的是什么？你难道不清楚？为什么要变得像个国民党特务这般歹毒？”
“你才是国民党狗特务。”陆杰尧嘀咕道。
赵广陵愣住了，莫非他告发自己，是因为怀疑他是特务？他一把将陆杰尧揪起来，“你给老子说清楚点，哪个是特务？”
“闻一多先生遇害那天，你为什么忽然失踪了？”
“我……”赵广陵卡在了那里，卡在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既挣脱不出来，又百口莫辩。
陆杰尧占了上风，竟然有些洋洋得意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弄清楚前，不会揭发你的。我们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讲究实证。你自己向政府去交代吧。”
赵广陵急了，差点又要挥起拳头，“杀害先生的凶手人民政府早就抓到了，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两个旧时代过来的人，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但他们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只有相互的猜忌、仇恨。要不是因为白天太过劳累，他们也许还要厮打，还要互揭伤疤。赵广陵想起自己战争年代的那些患难同胞，大家一起面对死亡，英雄不问出处，贵贱共赴国难。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越是艰难困苦，越是手足情深。而现在，人都怎么了？
雨停风歇，月亮罕见地出来了，连续的大雨把天洗透了，即便是晚上也看得见那墨绿色的夜空纤尘不染。没人会想到这只是一个假象，以至于赵广陵和陆杰尧同时倚靠着那棵大树睡着了。也不知是几点，更不知是噩梦还是现实，一声尖叫之后是轰轰然沉闷声响。赵广陵看见月光下天上之水汹涌而来，那些沉重的沙袋，如充了气的皮囊在急流中翻滚，睡满了疲惫的人们的工棚，似水中积木四散开来，人头在其间沉浮，如覆巢之下飞不走的鸟。
溃堤了。
幸好他今晚没有住在工棚里，幸好他在这棵救命的大树下找陆杰尧打架。大水冲过来时，赵广陵反手就将大树紧紧抱住。水淹到腰时，他用全身的力气往上爬，总算爬到脱离水面的树丫处。这时他看见陆杰尧抓住了这棵树的一根胳膊粗的树枝，在激流中荡来荡去，像一只随时要断线的湿透了的风筝。
“救救我！”陆杰尧在水中喊。
赵广陵要救他的话，必须再次跳入激流中，首先他要保证自己不被冲走，然后他要抓得住他，最紧要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把他送上树，自己再爬上来。
“你的辩证法泡汤了。”赵广陵忽然有一种刻毒的快感。他想喝一大口酒，或者抽一支烟。
“救命啊！”陆杰尧绝望地向四处张望，大喊。他不指望赵广陵了。
赵广陵跳入了水中。在他多灾多难的一生中，他被人搭救过多次，自己也数次以命相抵去救人。但他为什么要去救这个害过自己的人呢？也许豆秧在九泉之下不会高兴，舒淑文在以泪洗面的日子里也会反对。这种告密者枉为教授，枉为人！溃堤的洪水为什么不淹死他。那么多右派和抢险者那天晚上都死了，连知道如何防止溃堤的水利专家王传心也死了。许多人被冲得很远，但人们发现王传心死在离溃堤处最近的地方，他的尸体阻挡不了溃堤的洪水，却仿佛是特意横尸于此，尽一个水利工程师的最后职责。
多年后一个后生听赵广陵讲起这段往事时，也愤愤不平地问：为什么要救陆杰尧这种人呢？赵广陵想了半天才说：
“他也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