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陵，廖志弘是你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的名字吗？”审讯者整理着桌子上厚厚的一沓信纸。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白炽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无靠背的小凳。审讯者和一个年轻的女记录员坐在桌子后的靠背椅子上，被审讯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这让审讯者居高临下、威严端庄。
“是的。”赵广陵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双膝上，直挺着腰回答道。他看上去衰老了一截，已没有了一个木匠的粗鄙放浪，倒有一个身陷囹圄者的规矩和无奈。他的目光中有些惶惶不安、惊恐迷惘，又暗藏些垂死挣扎的期冀，仿佛一个不幸落入激流中的人，在向岸边寻找可以救命的东西。这当然没有逃脱老练的审讯者的眼光。这个审讯者跟上次那个不一样，比赵广陵年长，因此看上去更严厉，更有权势。审讯者鄙夷地说：
“赵迅、赵广陵、廖志弘，你以为换一个名字就可以转世投胎、改变你的反革命历史身份吗？”
“形势所迫，不得已……”赵广陵仿佛有些说话困难，干涩着嗓音说。
“哼哼，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你就开始篡改个人历史，隐名埋姓，改头换面，是你们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惯用伎俩。1950年审查你的时候， 你就隐瞒你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身份，参加内战、屠杀人民的历史。解放后你还伪装成一个进步人士，试图混进革命队伍……”
“报告政府，我当年确实追求过进步，我也反对内战，应算是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队；我曾追随过民主进步人士闻一多先生，这一点陆杰尧可以证明。”
“你让一个右派分子为你作证吗？”审讯者问。
“他……他现在是右派，可当年，当年他还算是个进步人士吧。他也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赵广陵知道自己这话太苍白，等于试图让一个坏人来证明另一个坏人的清白。
坏人之间只有互相揭发才是出路。审讯者拿出一份名单，递给赵广陵，“这上面认识的人，你都勾出来，然后说明他们的身份、职务。”
那份手抄写的名单大约有三十多个人名，赵广陵推测他们都是现政权还没有查清身份的前朝漏网人员。有几个名字他还是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赵广陵竟然鼓起勇气说：
“我不认识这些人。”
“一个都不认识？”
“不认识。乱世嘛，人们的身份也乱，连祖宗都不敢认了。”赵广陵的口吻中不无讥讽。
“赵广陵，我们警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讯者提高了声音。随后他又冷笑两声，“你不认识别人，别人可认得你。抗拒政府，罪加一等。”
我不当告密者，我只承担我自己的罪孽。这是赵广陵当时的想法，但是回到单独拘禁的囚室后，他就后悔了。逞什么英雄好汉呢？这似乎是妻子在他耳边的抱怨。从被捕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家里音信杳无。尽管赵广陵多次提出要见见家人，但得到的答复是：等查清了你的问题，宣判后你就可以见到家人了。一个丈夫忽然失踪了，做妻子的该到何处询问、何处求告？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豆芽八岁，豆角六岁，豆荚三岁，豆秧才一岁半。
现在让那一家五口怎么过日子呢？赵广陵不知道。舒淑文这些年在街道缝纫社工作，手指粗壮得早就不敢摸琴弦了。四个孩子中豆秧是唯一的女儿，身子骨最弱，最让赵广陵揪心，真的像一颗永远长不壮的秧苗。赵广陵记得他被捕前三天，还背着豆秧去找一老中医抓药。老中医说，这孩子，气血太弱，你们怎么养的？赵广陵当时羞愧地回答，工作忙。老中医叹口气，说都大鸣大放去了吧。然后埋头写方子。赵广陵当时想，大鸣大放哪轮得到我们这种人，改造还来不及。外面的世界很迷乱疯狂，一个年轻的母亲却要带着四个孩子独自面对，那条狂飙巨浪中的小船，现在没有掌舵的人了。赵广陵每每想到这一幕，不能不悲从中来，愧由心生。我害了他们了。
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晚上，豆秧还没有出生，赵广陵还叫赵迅，一个陌生人忽然造访。他让赵迅夫妇关闭了所有门窗后，才撕开上衣内衬的夹层，从里面掏出一封厚厚的信来，递给舒淑文，那场景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交接情报。原来这人是从缅甸偷越国境过来的华侨，他受舒淑文的父亲舒惟麒之托，带来这些年他们在境外的消息。舒惟麒当年带着家人逃到越南后，先在西贡待了几年，然后又辗转到缅甸密支那、泰国曼谷等地。现在已经在曼谷开了家商行，生意做得还不错。这个信使就是舒惟麒的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民国时期就在云南和缅甸密支那之间做马帮生意。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赵迅家，除了带来这封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负责安排舒淑文一家偷渡到缅甸，再到曼谷与家人团聚。舒惟麒在信中说：
闻国内运动不断，人祸甚烈，前朝士绅，多罹劫难。吾举家迁徙，流落异国，幸耶非耶，尚难定论。惟念吾家老母及小女淑文，经年生死未卜，音信杳无。倘得苍天护佑，母亲大人与爱女淑文能见此家书，且能旅行走动，切盼与送信者一同启程，以期异国团聚，苟全性命矣。纵抛家别舍，不足为惜。此于母，为不孝儿子之跪求；于女，父命也！来人乃我异乡换帖兄弟，足可信任。去国万里，飘零异乡，念兹在兹，忧心如焚。每逢月圆，徒劳伤悲……
舒父信的后面还有舒菲菲的一页短笺，她首先问候了奶奶和妹妹，述说了思念之情；然后说她在那边教华文中学，权把讲台当舞台，但也活得平安宁静。最后她貌似不经意地说很想念当年迎春剧艺社的朋友们，尤其赵迅赵导演。如果舒淑文跟他联系得上，请代致问候云云。又赋诗一首——“苍狗白云棋局乱，山盟安在锦书难。鱼传尺素何由达，往事如烟不堪看。”
舒淑文读完信后用毛巾捂着嘴大哭一场，对丈夫说，桃花还在为你开放哩。赵迅哭笑不得，安慰妻子道，什么年月了，还桃花梨花的。你想过去吗？舒淑文哭哭啼啼地说，想，我真想我爹我妈我姐了，我真受不了做针线活的日子了。做做针线活也就罢了，不能拉小提琴更是认命了，可我受不了这处处低人一等、成天紧张兮兮的日子啊！赵迅咬紧牙关说，那你就去吧，带着豆芽和豆角去，给我留下豆荚就行了。我赵家总得留个种传后。舒淑文惊讶地问：赵哥你还不想走？当初我姐让你走，你说要留在自己的国家搞话剧。现在你连文章都不能写了，更别说导戏。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赵迅生硬地说，再苦再难，我不会去当亡国奴。舒淑文说，我们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怎么会是亡国奴呢？赵迅说，亡国奴有两种，一种是人家到你的国家来当主人，一种是你到别人的国家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这时那个赶马大哥说，这位兄弟此言谬也。你家岳丈在那边日子过得也很滋润的，现在已经买洋楼了。钱虽然不好挣，但至少日子过得很平安，不像国内这般运动来运动去。舒淑文得到支撑了，理就一套一套地来了，她说，赵哥，有家才爱国，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叫我怎么爱国？赵迅正色道：胡说，抗战时多艰难，多少人家破人亡，还不是更爱国，舍生忘死地打日本人？舒淑文又淌眼泪了，说那是打日本人，现在是我们自己挨整。孩子受了气还会离家出走哩。赵迅火上来了，他低声喝道：孩子受再大的冤枉，也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不打错孩子？那个赶马大哥见状连忙说：我晓得出门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这种时候。你们两口子好生合计合计，明天我来等回话。赵迅冷静下来了，问，我们这一家老小的，路上能安全？赶马大哥拍着胸膛说，兄弟你尽可放心。边境线几千里长，他们想守也守不牢的，我赶马二十多年了，山山水水条条大路小路，如我手掌上的纹路般熟悉。这些年我带过去的人多了，从没有闪失。
终于没有走成。舒淑文冷静下来后发现她根本不可能去泰国。首先，她离不开赵迅，家庭不能散；其次，若一旦决定去曼谷与家人团聚，最大的难题不是路途的艰难和偷越国境的风险，不是身处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是舒淑文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姐姐，她现在已经不会再有“桃花过后梨花开”那种洒脱和浪漫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舒淑文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在一个晚上抹着眼泪对赵迅说：“真不愧是当过兵的，一上阵就打连发。”
他们只是请那位赶马大哥带回去一封信，由赵迅执笔，叙说了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当然尽量挑好的说，比如岳父大人已经有三个外孙了（马上就会有第四个了），舒淑文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街道办的缝纫生产合作社上班，现在主要担负锁扣眼的工作，过去她只能绣花，现在进步到能纳鞋底、锁扣眼、缝衣服、织毛衣、钉补丁，上个月还被评为“生产能手”了呢；赵迅自己办了一个木器社，因为木工活做得好，还算有文化的人，人们让他当社长，他们现在都是凭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不写文章，不演戏，就不用担心犯任何错误，衣食无虞、受人尊敬。还有，家里从前的四合院现在很热闹，新搬进来了两户人家了，他们都是国家干部，随时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思想。虽然现在生意不如从前了，但这不算什么，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屋里屋外，天下归公，谁还去米线店或酱菜园呢？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是社会不公的毒瘤。人民政府铲除了私有制，改造了我们，我们岂能不感恩戴德，愈加勤奋努力？“寒梅会”的老朋友们虽然不聚会了，但一些人还不时有见面，大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都在不断学习、改造，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能来曼谷为父母尽孝，是因为人民政府改造了他们身上的旧习俗旧思想，让他们对建设国家充满希望和信心。他们过得很好、很健康、很快乐。妻贤子孝，娇儿绕膝，粗茶淡饭，浊酒自娱。赵迅的信写到最后，不能不回想起旧日时光的某些温馨和美好，不能不有面对尺牍就像面对故人那样多的倾诉欲望。剧场散场后，掌声退去，鲜花堆满化妆间，三五个好友同道意犹未尽，一定要去城西门的烧烤摊吃消夜。小酒二三两，闲话嫌夜短。谁谁在台上站错了位置，谁谁又忘了台词，是谁在该悲恸时忍不住要笑，谁又在该放声大笑时却像野狼干嗥。老韩总是要喝醉，刘国栋总是吃到一半就要去会他的情妇，阿Q从不买单，吃到最后总要从人家的烧烤摊上顺手牵羊带走点东西，几根羊肉串，两块烤豆腐，半根鸡翅膀，不管是否油腻、是否干湿，都塞进他那个从装钞票手绢到装写给女人的求爱信的口袋里。月圆之下，春城凉风习习，骑着自行车载舒菲菲回家，一路只有车轮撩人动听的“唰唰”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路灯昏暗的小巷，在月色愈浓情更浓的浪漫时刻，石板路上自行车如河中小船，颠簸而行。舒菲菲会伸出纤纤玉臂，勾住赵迅的腰，还一路嗔怪，你为什么不往平坦地方走？你为什么不往光亮的地方走？你向往光明，却身陷黑暗；你一腔诗情，却沉默无言。世上最困难的事，莫如有爱不能言，世上最浪漫的事，也是有爱不能言。而世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就是命运了。短短数年，故人四散，沧海桑田；浩渺天涯，关山万里，人各一方。赵迅竟然抑制不住自己感慨，随手引陶潜《饮酒》诗一首以作结尾——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多年以后赵迅才知道，他的这封绞尽脑汁挑好话说的家书，还是让舒惟麒血压升高，心率过速。倒不是因为他自作主张娶了舒淑文，而是这些看上去很光鲜的劳动人民话语，让那个在法国留过学的老泰山捶胸顿足：我舒家前清进士，世代书香，什么时候需纳鞋底打补丁过日子了？）
在接受审查的那段日子里，赵广陵被单独囚禁，门口二十四小时都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他的囚禁室有十平米大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两沓信纸一瓶墨水一支笔。有一扇开得很高的窗户，上面装有铁栅栏，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自由的天空。审查干部隔天来提审他一次，企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其他漏网反革命的信息。但赵广陵总是让他们失望，而他们也总是声色俱厉地说：“别想再隐瞒、狡辩、抵赖。你要知道，你们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渣余孽，落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你顽抗到底不揭发别人，别人总会想戴罪立功揭发你。到最后，只有你判得最重。在监牢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想法：早点出来。你要再跟我们耍滑头，我们会改造你一辈子。直到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写出你的全部反革命历史来。”
在经历了多次政治审查以后，赵广陵才慢慢醒悟出来，有一种历史是后人用生命秉笔直书的，如司马迁写《史记》；而有一种历史是自己交代出来的，需要用余生去偿还；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就像颇富传奇色彩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