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者：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国民党军队伪第8军103师309团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
登陆舰在泛着白色泡沫的大海上颠簸航行，官兵们大都是第一次看见大海，也是第一次乘坐美国军舰。舰上的伙食相当不错，但都吐出来了。美国黑人水兵不厌其烦地冲洗着污秽的甲板和狭窄的楼梯。晕船的士兵走到哪儿吐到哪儿，实在令人害臊。我也是如此，在和一个美军少校聊天时，肚子里忽然就翻江倒海了，他正告诉我他们如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运载国军及其装备往返穿梭于中国沿海的九龙、珠海、宁波、上海、青岛、秦皇岛，还有台湾的高雄、基隆等港口。“航程都够回到美国了。”美军少校说，我掏出手绢来想捂住那些从喉咙里喷薄而出的呕吐物，但为时晚矣。那个少校善解人意地给我指明卫生间的方向，但我还是吐了一路。
从香港九龙码头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舰出发，就像一次驶向地狱的旅行。我们营的一个下士刚一上船，忙乱中枪走火，一枪崩掉了自己的半个脑袋(或许这是一次自杀，但我们情愿认为是枪走火)。不祥之感从此笼罩着全营官兵。按美军的规矩，在舰上死去的人要海葬，这个士兵的同乡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一同出来的，我要带他回家，他的妈妈在等他。我不得不让人把这个不识趣的家伙捆了起来。当那个士兵裹着白色尸布的身躯被投入大海时，美国海军的随军牧师念了一段祈祷文，一个十二人的仪仗队对空鸣枪，而我们的人却呆呆地观望。我们从来不知道尊重一个普通士兵卑微的生命，就像我们不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
在我的勤务兵的身边，有一个大邮袋，那都是本营官兵收到的家书。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家书不得分发给士兵们，以免影响士气。我问下达这个愚蠢命令的团政工部主任：“难道我们是人贩子吗？”他回答说：“不，是牲口贩子。”现在看看运兵舱里那些拥挤在一起神情黯然的士兵，与即将被屠宰的牲口又有何异？
我们的目的地是青岛，我们将去驱赶胶东一带的共军。上峰说日本人投降后，八路到处抢占政府的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我们第8军从昆明空运到南宁，又从南宁驰骋到广东，到处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到处是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和自豪。人们都知道第8军是英雄之师，抗日之师。进广州时，我们的士兵还穿着草鞋、粗布军装，但美国人一夜之间就给我们换上了全副美械装备，从汽车、大炮到坦克、装甲车，从皮鞋、手套、围巾、雪地防护镜到鸭绒双层睡袋、毛衣毛裤、咔叽布军装。一些笨到吃屎的家伙把皮手套当袜子，还怪人家美国人脚趾怎么会那么长。搞得我们要专门办培训班，让那些中下层军官学从打领带到擦皮鞋的技能。一支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永远与土气和没文化为伍呢？世界上最漂亮的制服，绝对应该是军装。无论在广州还是香港，我们去舞厅跳舞，老板从不收我们的门票钱，舞女们把我们当英雄，即便像我这样面目全非的人，周围也全是崇拜的眼光。有一天我和两个下属在广州一家餐馆吃饭，结账时堂倌说，老总，你们的账隔壁桌子上的一位女士已经帮你们买过了。我起身向那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致敬，说这世上从无女士为先生们结账的惯例。她回答说，我听到你们谈论打日本人的事。老总们是国家的英雄。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国军军官而自豪。
但在茫茫大海上，我已没有了那样的自豪感，我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伤愈后重回军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可等我们的部队整编好，小日本却投降了。我们刚刚赢得了荣誉，又迫不及待地在这荣誉上啐了一口，也许将来还要把它踩在脚下的污泥中。在九龙时，我是负责接收美械装备的联络官，那些令任何一个军人都眼热的坦克、火炮、军车和各式枪支弹药，堆积如山，散发出冷峻夺目的暗淡光芒。它们将统统被装上船运往北方，去打共产党。一天，第8军军长李弥来视察装运情况，我问他：
“军长，两兄弟闹矛盾，再怎么也是家里的事，现在外人来帮助一个打另一个，总不太好吧？”
李弥军长瞪了我一眼，“共匪跟我们不是兄弟。人家早认俄国人当大哥了。”
那我们就要认美国人当爹了？中国，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为何总搞得如此不堪？尽管美国人在抗战时是我们的盟军，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救过我的命，但那是抗战，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现在我们去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兄弟阋墙，又是另一回事了。部队里不少中下层军官甚至普通士兵，当他们穿着簇新挺括的军装、背负着还散发着机油清香味的武器登船时，我看到了他们眼睛里的迷惘。而仅仅一年前在滇西战场上，部队开拔前线打鬼子时，士兵们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仇恨。
我没有跟李弥军长争辩，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作为一个少校军官，我当然要绝对服从一个中将军长的命令。我们是一群被驯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没有光荣，只有耻辱。我情愿这苍茫的大海上都铺满日本鬼子的尸体，我们跟他们的仇还没有完。我的行囊里就有一首我的联大学长、诗人穆旦刚刚发表的诗作《轰炸东京》——
我们漫长的梦魇，我们的混乱，
我们有毒的日子早该流去，
只是有一环它不肯放松，
炸毁它，我们的伤口才能以合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都不能理解我们中国军人对日本鬼子的恨。穆旦兄，我的好学长，我浴血抗战的好战友，我多想和你一起直捣黄龙、生擒日本天皇。如果抗战还没有结束，如果这艘美军登陆舰载着我们直扑大海对面的那个蕞尔岛国，我会第一个冲下军舰。可是啊，我似乎搭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行驶在错误的航道上。方向舵不在我的手上，我只是这个混乱时代的过客。
我们在青岛登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座颇具殖民风格的海滨城市，部队就开拔到胶东一线。到处都是八路的地盘。他们挖断了公路和铁路，阻止国军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和他们并不陌生，多年前就打过交道，“破袭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过去用来对付日本鬼子，现在却针对国军了。而国民政府为了和共产党抢地盘，甚至不惜让从前的汉奸队伍摇身一变，成为维持治安的国家军队。我们干的事情，不仅让老百姓痛恨，连战败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了。我们进入一个县城时，一个已经向八路军交出了武器的日军大尉不无傲慢地说：“我们战败的，承认；你们的和平，不会有。三十年后，我们的，还要回来。”
这个狗杂种小日本，老子真想给他一把刀，跟他来一次决斗。
作为战胜国军队，去接受战败国军队的投降，本来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这是数百年来的中国军人从来没有过的光荣。我们在战场上时，为了让鬼子缴枪投降，把嗓子都喊哑了也从未遇到一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兵。现在大批的日本人忽然就像没有了魂儿，孤魂野鬼一般一群一群地待在临时战俘营里，他们曾经满脸的骄横、凶残、剽悍都没有了，从军官到士兵，个个都显得谦卑、沉默、孤单。战败的军队就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这种遭遇我们也有不少，但我们最终是胜利者，这足以让人自豪终生。我们让日本战俘去修被八路破坏了的铁路，大热天他们干得汗流浃背，却找不到一个偷奸耍滑的人，仿佛是在为他们的国家修路。八路有时来偷袭我们，躲在远处放冷枪，要是没有命令撤退，这些日本战俘从不会惊慌失措，该抡头的抡头，该抬枕木的抬枕木。说实话，我欣赏这样的军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有时我们为了保证修路的进度和这些日本战俘的安全，不得不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开路，向可疑的地方扫射。看着我身后抱着双手观战的日本战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了。那个曾经挑衅过我的日军大尉有一天似乎为了讨好我，说：“八路的，土枪土炮的干活，只能吓鸟儿的干活。我们的修路，狠狠地修路的干活。”我斜着眼看着他，尽量掩饰自己心中的羞愧，对他喝道：“干活去，少他妈啰嗦！”
为了打通交通线，我们不得不靠武力进入一些村庄。这些赤色化了的村庄从村长到妇女、儿童，头上都戴着八路的灰布军帽，腰间扎着从日军身上扒下来的宽牛皮带。老百姓似乎都站在八路一边，这不能不让人心惊。如果说抗战时期他们是土八路的话，现在他们的装备和远征军时期差不多了，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壮大了，就像一个少年在别人不察觉的时候，忽然长成了一个精壮小伙子。
在一个叫刘庄的地方，八路正规军的一个连试图阻止我们，但我们开着装甲车缓缓进庄，用上面的重机枪和小炮对准他们，还用大喇叭告知他们撤离。说我们是政府的军队，奉命前来维持本地治安，等等。那时毛泽东和蒋委员长还在重庆谈判，八路军从法理上说还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军队，都是同一政府的武装，怎么能兵戎相见呢？我接到的命令是，八路如果敢开第一枪，就以叛匪对待，格杀勿论。
在我们强大的武力威慑前，八路退却了。他们总会在撤退之前跟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辩，说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他们的游击区，他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周旋的时候，国军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不是你们一家打的。蒋委员长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中国很大，到处都是战场。国军在滇缅战场打鬼子时，你们又在哪里？
那时有个很常用的词汇“摩擦”，延安的广播电台总是指责国军是“摩擦专家”，在山东，在晋察冀，在东三省，国共双方一边谈判一边不断发生“摩擦”。在宴会桌上高举酒杯高调唱着和平时，桌子下却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李弥军长的说法是：“摩擦嘛，国共之间打日本人时都在搞，现在搞一搞又何妨？你总不能让‘军调部’的那些人没事干喝茶吧。”
开初时，我们和共军的“摩擦”有些像小孩子掐架，先互相谩骂，试探对方，但还不至于大打出手。我们要代表政府进入八路当年的游击区，恢复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八路当然不听这一套。但我们就像当年的日军，仗着自己有坦克装甲车，把八路从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县城又一座县城威逼出去。后来八路开始反击，他们没有坦克，但他们人多，甚至可以动用上千的老百姓，围住我们的一个排或一个连，用唾沫星子把国军赶走。我奇怪山东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激昂的口号啊。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瓜皮烂水果中撤出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是国军，总不能向老百姓开枪吧。
李弥军长对我的怯阵大为光火，把我叫到军部申斥了一顿，他说美国人给你装备的是烧火棍吗？是根烧火棍你也得打他几棍子呀。我说我怕捅了娄子，八路又把我们告到“军调部”，给政府的谈判抹黑。那时在青岛就有由国府、中共和美国人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小组”，专门处理国共之间的摩擦。我在前方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军营里人心浮动，配属到连队的政工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官兵们开会，讲共产党如何勾结苏俄，赤化中国，妄图以共产主义取代国父的三民主义，如何在自己的防区里捕杀士绅、掠夺私产，共产共妻、毁灭传统。而我们国军是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维系国统，惩治叛乱。我不知道这些讲演会对士兵们的作战勇气有多大帮助。有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士兵的谈话，一个说，土八路那边是不是少女人，要几个人合用一个老婆？另一个回答道：哪个男人不喜欢多搞几个女人，我们这边有钱的人还娶几房姨太太呢。土八路穷，就要把那些姨太太抢过来大家共用，所以穷人都往他们那边跑。
敢情。先前问话的士兵说，那我们是有老婆的人和没老婆的人在打仗。可是我也没有老婆啊。
唉，这些全副美械装备的壮丁兵，我连训斥他们几句的心思都没有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抗战时期我们都可以读到，上面的那些社论常常让人热血沸腾。正如共产党人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要是有了民主体制，哪里还会有内战？哪里还会有军阀、独裁以及政府的腐败？当一个社会有了不同的政党或政见，人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甚至真理的跫音。人们用语言反对你，总比用枪炮对着你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直在呼吁组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人民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于蒋介石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我对共产党的主张还认识模糊，认为大敌当前，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抗击日本鬼子的话，现在我对那些专制、独裁，不让别人说话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深恶痛绝。弱小的一方希望用民主来分享权力，而强大的一方，则要用拳头来把民主打得头破血流。民主是个美丽的女人，有人要精心打扮她，有人却要强暴她。兄弟们哪，有没有老婆是个人的问题，有没有民主宪政，要不要和平建国，才是国家的难题，战争的根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站错了队。
胶东的冬天真是冷啊，大地荒凉，群山苍茫，寒风刺骨，万物肃杀。而比凛冽的北风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从延安的电台中听到，昆明的军警竟然围攻西南联大，向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开枪扔手榴弹。这是我们国家的军队干的事情吗？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关麟征曾经是抗日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战将。但我敢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一个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开枪，那他所有的荣耀都被玷污了。他完了。这样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个报应迟早要来的。
1946年新年刚过不久，收音机里传来了让人振奋的消息，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部队里上下都在谈论停战后的打算，一些青年军官计划重新回去上大学，没有上过大学或因战争中断了学业的，只要有复员证，都可以免试进大学。我也在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这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未来，但我可以脱下这身已不让我感到光荣的军装了。
但李弥军长却还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颗星，晋升我为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战室，说：“廖营长，你差我一个娄子。”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问：“军长，我没干什么呀。”
李弥军长诡秘地笑笑：“军人什么都不干，国家养兵做什么？给我捅娄子去。把你上次丢的那个村庄给我夺回来。”
我就不明白了，“军长，国共不是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吗？你让我去打共军，这娄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娄子捅得越大，上面越高兴。”他解下腰间的皮带，丢到作战桌上，让我跟他到地图前，指着我撤出的那个村庄说：“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说。你以为共产党会像大学教授那般爱和平？别相信停战协定上那些文绉绉的屁话。”
命令下来了，我营以一个加强连配属两辆装甲车、五门山炮进攻那个叫深水井的村庄，另外两个连策应。据情报和我自己的判断，那里只有共军正规军的一个排，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游击队武装，连炮都没有一门。我估计从发起进攻开始，一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我希望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开枪开炮，把装甲车直接开到八路的房子前，让他们起床走人。
但这是我八年的军旅生涯中最丢脸的一次战斗。我方部队在凌晨攻进深水井村后，忽然遭到共军足足一个团的反包围。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显然人家早有防备。李弥军长有句话说对了，停战协定都是他妈的“文绉绉的屁话”，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彻底踩在了脚下，才会有真正的停战。我开着吉普车，冒着蝗虫一样飞舞的子弹，带着增援拼死营救，最后只救出了上尉连长陈济民。一个加强连啊，二百多号弟兄，都作了内战的第一批冤死鬼。
我号啕大哭，自受伤以来，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跟日本人打时，心中只有恨，从来没有泪；而跟共军打，我只感到冤，感到耻辱。“一觉醒来，和平没有了。”这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说的话，各大报纸都拿它做标题。我就是那个让梁漱溟先生在“一觉醒来”痛失和平的人。
军部军法处的宪兵一根绳索把我和副营长高舜、上尉连长陈济民绑了，直接送到军部的拘禁室。据说李弥军长暴跳如雷，亲自下命令逮捕了我们。军事法庭的审判很迅速，不过是走了一次过场；结果很干脆：枪毙。
好吧，既然都在干阴间的活儿，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不是死于阵前，就是死于军法，这是当兵的人的不二选择。只是作为一个军人，背后挨一枪，已是莫大的羞耻，况且还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人绑着行刑，况且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一记耳光！别忘了，我只是个用自己的屁股当脸的人。
有负苍生，死有余辜；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
行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晚饭很丰盛，有酒有肉。但我们三人谁也吃不下一口。陈济民还在泪水涟涟，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连队的弟兄。他说营长，二百多人站成队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尸山啊！这个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时没捞着放一枪，却不幸成为第8军参加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倒霉鬼。还有比这更不走运的人生吗？
那个夜晚阴风惨惨，星光黯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回忆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锥心的痛，比我当年在美军医院苏醒过来时更为难受。如果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干了最糊涂、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闯下弥天大祸，并注定成为人生耻辱污点、遗憾终生的话，那么，毁一次容，就已经是上帝最轻微的惩罚了。我为什么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呢？那样还落得个抗日英雄、为国捐躯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运了。
晚上九点，李弥军长提着两瓶酒和一包美国牛肉来到我的囚室。他不来，我也会请求见他一面，将心中未竟之事托付于他。至少，我们还有一段生死情谊吧。李弥军长让副官和卫兵等在外面，给我斟满酒后，冷冷地说：“是老头子的侍从室下的命令要杀你们。你要知道，这一仗他们一直在盯着。”
“不用解释啦，军长。我只求速死。”
“兄弟，不打这一倒霉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长。”李弥军长喝了口自己碗里的酒，“宪兵从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这些书也是你这样的国军军官看的？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毛泽东还和委员长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呢，军长。我读一读他的书也罪不该杀吧？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实行宪政，军队国家化，不打内战。共产党在提，国民政府也在提，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翘首盼望。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和共产党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我们还在这里刀兵相见自相残杀，天理难容啊军长！”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你真是个书生，哪像个革命军人。”李弥军长仿佛有些生气了，“我李弥毕生遵循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教诲，追随蒋委员长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那些主张，不过是师从他们的俄国主子罢了。我还不比你清楚？有没有一个政党的治国大计，要依照外国人的模子来建造？民国十六年朱德在南昌叛乱，我还只是朱德军官教导团的小排长，我黄埔四期的同学好多都跟着去了，林彪就是。朱德还亲自来动员我参加，可我李弥那时不是认为他们成不了气候，而是我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我只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只会搞乱中国，就像现在。”
我没有想到李弥军长还有这样一段与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许在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有思想的军人，当军队从属于某个政党时，都会为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而矛盾。如果当年他真的参加了那场叛乱，现在会不会像朱德、林彪那样，站在国军的对面？唉，乱世浊流中，命运其实简单到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军长，我也笃信三民主义。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为什么还这样乱？不能都怪共产党吧。”
“唉，兄弟，一个家庭兄弟多了还闹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个死囚，李弥军长不会像个政工人员般苦口婆心，“当年我们追随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光荣北伐，铲除列强，打倒军阀，剿灭赤匪，统一中国之大业即将成功时，日本人来了，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共产党坐大了。哪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不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割据占地盘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共产党还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哩。一个国家军令、政令不统一，怎么能不乱？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们？你来缴他的枪，我来受他的降。刚一胜利就自乱阵脚，成何体统！胜之不武，不如不胜。面对外侮，中国军队之败，哪次不是败在自己人手上？一个一万来人的整编师面对一千来人的日军大队，我们有三千人不会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属于别的派系，还剩下多少人敢拿着过时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拼？日本人纵然一千人，感觉也只是一个人。可你看看我们第8军在松山作战时，军长和副军长不是一个派系的，军长指挥不动师长，团长又不听师长的。这仗怎能打得不艰难？军队尚如此，国民复如何？你别忘了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实现，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兄弟失和，当家长的总得把闹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来谈民主与宪政吧？”
“要是那个逆子闹得有一点道理呢？”我冷冷地问。
李弥军长用他那双豹子眼足足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气鼓鼓地说：“我要枪毙你。”
我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
他叹了口气：“我的命也是你给的。”
我说：“不值一提了，军长，我们两清了。”
“他妈的，”李弥军长忽然显得烦躁起来，“好兄弟，我不得不枪毙你。”
“枪毙吧。”
“把你捆起来，跪在地上，一枪打穿你的后背。”
我冷冷地看着他，就像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感到好笑，一个身经百战的中将军长，竟说这小孩子的话。
李弥的脸上也有块伤疤，不过没有我脸上的疤痕那么难看。他脸上的伤疤在抖动。“你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个无脸的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军长，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准。”
“讲。”
“兄弟我投笔从戎，本为杀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效力；自追随军长后，风云突变，不得已参加内战，一战而败，死有余辜，个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没廖氏家风，愧对列祖列宗。兄弟我……廖志弘今后何颜进廖氏祠堂？”
李弥军长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让他们给你家下‘荣哀状’便是，我还会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抚恤。”
“那么……”我思忖再三才说，“兄弟再请军长开恩，将阵亡时间写在抗战胜利之前，并把政府颁发给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因功而获得的四等云麾奖章及勋章颁发证书，一同寄予家父。廖志弘……死也瞑目了！”
李弥军长怔怔地看着我，仿佛面对一支枪口。我起身，高举酒碗，笔直地跪在他面前，“军长，请答应死囚之托！”
“准。”他轻声说。
“军长，谢了你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弥军长也端起酒碗喝干了酒，“啪”的一声将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场，就此别过。”
我忽然有些伤感，也把面前的空酒碗砸了，说：“谢谢军长，来世有缘再做兄弟。军长你多保重。”
但我背时的命运就像一个犟头犟脑的叛逆少年，总是与我的祈求相悖。李弥军长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战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说：
“十二点以后门口的宪兵将会睡觉，你去政工部，那里的门不会锁。桌子上会有一张空白的复员证，本军的关防章在抽屉里。你自己填上名字盖好章。给我记住，廖志弘明天就被枪毙了，复员证上你最好重新写一个名字。没有复员证你过不了那些关卡。回去继续念你的《楚辞》吧，谁是你的教授？闻一多？嗯，这位先生名气很大，党国可不太喜欢，你要离他远点，跟随他做学问，不要和他搅和政治，这不是你们这些书生干的事情。你这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初真不该投考黄埔军校。”
我仍跪在李弥军长面前，无法起身。眼眶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打转。
李弥军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门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给手下的兄弟寄阵亡通知书。妈的，这次老子不干了。”他重重地一摔门，但我还是听到他用云南话道出了心里真实的愤怒：
“这小狗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