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班圆满结束了，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几个历史最为清白，业务能力也好的学员首先被冯部长挑走，去军区文化部报到；阿Q分配到省戏剧家协会当干部，杨小昆却进了省作家协会，还有一些“洗澡”过了关的人分到省文化厅下属的文艺团体，而一些还“洗”得不够干净的人，则送去上一所新型的大学——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继续学习一年，那里面都是共产党准备留用的所谓“旧职人员”，有教师、医生、经理、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报馆编辑记者、起义旧军官、失业大学生、前政府的公务员等等，政府说只要他们认真改造好思想，学习结束后都会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得到新工作的人欢声雷动、喜极而泣，阿Q成了范进，高兴得差点都跳到桌子上了，他一把扯开衣衫，拍着瘦骨嶙峋的胸脯语无伦次地喊：“我阿Q……我阿Q……革命了，终于革命了……”杨小昆脸上是那种讳莫如深的微笑，就像不按牌理打了一张天牌，出其不意战胜了对手。连坐在主席台上阅人无数的李旷田心里都暗暗吃惊。此人原来并非那么简单，城府太深了。他转过头去，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人群中寻找赵迅，而赵迅的头已经低到桌子下面去了。
有七个人被宣布在学习班结束后，回到所在街道接受人民管制。前迎春剧艺社的导演赵迅将接受四年的人民管制。期间自谋出路，定期参加劳动改造，管制结束后，才可成为新中国合格的公民。
“这是对你最宽大的处理了。”散会后，李旷田把赵迅单独留下来，他仿佛还有一些话要对他说。
“我知道。感谢政府。”赵迅心灰意冷，内心是真诚的感谢，语气却给人有牢骚之感。老岳父搞的那个“寒梅会”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所有在当年吟唱梅花的那些人，都脱不了干系。因为钱基瑞交代说他正是通过“寒梅会”摸清了师范学院的地下学生组织，抓了从教授到学生十几个人。那个痴迷于庄子到底是蝴蝶，还是蝴蝶就是庄子的书呆子陈子霖，同样不清楚钱基瑞是个特务呢还是喜爱梅花的诗人。他的一句酒后失言铸就了许多人一生的悲剧，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不过，现在赵迅对毁了他大好前程的钱基瑞没有一丝怨恨。至少自己没有像他那样被绑在大卡车上，游街后押赴刑场。他真的有逃过一劫的庆幸与感激。
关于对赵迅的处理意见，李旷田和省文联筹备小组的几位成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按老黄同志最初的意见，直接送公安机关批捕。三人筹备组的另一成员老刘同志则不置可否，忽而说赵迅还是个有才华的人，新成立的文联需要这样的人才，都招些杨小昆、阿Q这样的人，也不是个事儿；忽而又说这些旧社会的艺人就是搬开石头蚂蚁多，谁屁股里都有屎。李旷田的意见是，副秘书长就不让赵迅干了，让他先进文联，一边工作一边改造思想，再好好培养。他还用打包票的口气说，我相信他是热爱新中国的，是会服从党的领导的，我更相信他的才华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才华从来都不能代替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如今李旷田只能对赵迅说：
“好好回去改造吧。你还年轻，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机会多的是。在管制期间不能导戏，也不能发表东西了，但你的写作才华是谁也管制不了的。我们文联是个在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文艺团体，联系团结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是我们的责任。管制期一结束，你就可以继续写文章发表作品了。四年时间其实很短的，你就当上一次大学吧。你不是还没有上过大学吗，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一些书，多接触一下社会。将来不管在哪个行当上，都可以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辜负了自己。”
“谢谢李老师鼓励。我还是回去卖米线吧。”赵迅站起身，向李旷田深深鞠躬告别。他把头上的蓝色干部帽捏在手里，就像揉碎了自己一度的向往。这帽子还是他上次回家妻子陪他上街去买的。虽然戴上去后舒淑文说怎么那么难看啊。但赵迅说共产党的干部现在都戴这种帽子。副秘书长大小也是个干部，干部就要有干部的帽子嘛。许多人想戴还戴不上呢。
灰溜溜地回宿舍收拾被盖卷回家，那里已是人去室空，得到任用和重用的人早回家报喜讯去了。赵迅把那顶干部帽扔进了垃圾篓，见鬼去吧！他愤懑地低喊了一声。
“留给我，好吗？”是阿Q，他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也不待赵迅同意，自己去垃圾篓把帽子捡回来了。
赵迅没有理他，仿佛自己在阿Q面前做了亏心事，兀自低头收拾东西。阿Q等他把行李扛上肩后，才在他身后小声说：“赵导，不要记恨我啊。我也是……为了‘洗澡’过关才……才说了你几句坏话。你……你你，你踢我两脚，消消气。”
阿Q苦着脸，一副已经被踢痛了的样子，转身把屁股朝向赵迅。
赵迅用怜悯的眼光看着阿Q，什么话也不想说。
“杨小昆揭发的人更多。”阿Q声音大了起来，“刘国栋的事就是他揭发的，班上的漂亮女人嘛，就他刘国栋搞得，杨小昆就盯不得？蠢。老韩参加过三青团的事也是他揭发的，还有我们过去在剧艺社说的那些话，你在‘寒梅会’时跟谁谁一起吃饭，他都打小报告了。他晓得你们都比他强，把你们搞垮了，他就上去了。”
亲君子、远小人。赵迅想，即便你去了文联，时时都和小人相伴，哪天他再咬你一口，就会要你的命了。现在尽管不能戴干部帽，但至少没有戴上一副手铐。即便你是《阿Q正传》的导演，有时你也不得不阿Q一回。
“赵导，赵导！”阿Q不断在赵迅身后喊，“我阿Q，是服你的，服你的。没有你，就没有阿Q！赵导，你不要伤心啊！”
其实那时赵迅一点也不感到伤心。马上就要回家见到妻子了，这可比什么都好！
什么是“人民管制”呢？这是赵迅回到家必须首先向刚刚产下一个瘦弱儿子的妻子解释清楚的问题。舒淑文是在家里临产的，幸好佣人孙妈赶她都不走，说她在舒家从来都是半个主人，家里的油盐柴米，花销安排，从来都是她说了算，不存在翻身不翻身啥的。赵迅刚进院子门就听到婴儿的啼哭，再看到躺在床上像刚从战场上凯旋的妻子，他的眼泪“哗”地下来了。
“娃娃都生下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舒淑文紧紧抓住赵迅的双臂，指甲都抠进他的肉里去了。“要不是孙妈在，我就死了啊！”舒淑文痛哭流涕，却又难掩初为人母的自豪和喜悦。赵迅那时恨不得给妻子磕头，只能连声说：“辛苦辛苦。文妹辛苦。你让我都当爹了，哎呀呀，多了不得了的功劳啊！我去给你煮糖鸡蛋。”
“哎，你不看看你的儿子？”舒淑文嗔怪道，同时骄傲地打开襁褓中的婴儿。那孩子头特别大，身子却很纤弱，像一根发育不好的豆芽。赵迅苦撑着笑脸，摸了摸婴儿柔嫩的脸，“嗯，不像他爹是个疤脸，帅小伙子啊。”
“等你取个名字呢。”舒淑文幸福地说。
“就叫小豆芽吧。”赵迅内心一阵阵酸楚。
“那么有才华的大导演，居然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赵迅苦笑道：“这只是乳名嘛，人说小名越贱越好养，待我今晚再好好想想。我煮糖鸡蛋去。”
其实有孙妈在，家里倒用不着赵迅做什么。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又再转一圈，手里端着煮好的糖鸡蛋，就像找不到卧室的门，也像闯下大祸的孩子，不敢面对家长审视的眼光。
偏偏舒淑文又在卧室里喊：“哎，副秘书长同志，你的干部当上了吗？”
赵迅差一点把红糖鸡蛋打翻了。他像踩在棉花堆上，步履沉重地来到妻子的床前，“我……我，这个这个，人民管制了。”
“‘人民管制’是个什么样的干部？”舒淑文满怀殷切地问。她晓得抗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那时街道上有“柴火管制员”，负责招呼大家在跑警报时不要忘记熄灭家中炉灶里的柴火。在这个陌生的名词外，舒淑文居然还敏锐地发现赵迅头上的异样，“你的干部帽呢？”
赵迅把鸡蛋碗放在床头柜上，半跪在妻子的床前，挠挠自己一头浓发，“人民管制就是……就是不能戴干部帽了，不能演戏写文章了。但是这很好啊，我回家了，我还是自由的人，能够天天陪你，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我还可以去卖米线，接受人民监督，按时报到，参加劳动，好好改造，要求进步，重新做人……”赵迅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小到他自己都听不见了。
赵迅一辈子都没齿难忘，产床上的妻子在他接受人民管制的第一天，成熟得就像进了十次学习班。化蛹成蝶，美丽非凡。她的眼光充满怜惜，她的脸上波澜不兴，她的手温柔地插进他没有干部帽的头发里，她的话像母亲一样的温存：
“什么重新做人？你本来就是一个于国家有功的人啊！什么改造？我的男人不需要改造。”
哪个妻子喜欢自己的丈夫被社会改造呢？社会是部多么复杂的机器，渺小的人在里面或接受锻造，愈战愈强，或改头换面，成为家庭里的陌生人，连自己都难以面对，或者被碾为齑粉，成为大地上一文不值的尘埃。赵迅回到家第二天就去街道派出所报到。所长姓王，是个很和蔼的人，说你的档案已交过来了，是个知识分子啊，还是个导演。人民管制的条例你清楚了吧？人民政府让你有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权利。但你不能外出，不能有反动言论，随时要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家里来了什么人要报告，每周到派出所汇报思想，用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嗯，让你参加什么劳动好呢？扫大街吧，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头老太太都包干了。对了，去公共厕所拉粪吧，每周两次，周三和周天，天亮前得把这一片三个公厕里的粪运出去。听明白了吗？赵迅赶忙回答说，明白了。天亮前运走。
新的生活开始了，每周两次顶着星星月亮出门，披着晨曦一身粪臭回家。和赵迅一起拉粪的是另一个接受人民管制的老人，其实他也就五十多岁，只是看上去特别衰老而已。他过去是报馆的老校对，虽说算不上反动文人，但他的儿子是个少尉军官，跟国民党军队跑缅甸去了，他供职的报馆也不受新政权待见，被定性为反动报纸。从总编主笔到编辑记者抓了一大批，他这个“匪属”校对得个人民管制也算是宽大了。他让赵迅叫他“错老倌”，说干了一辈子纠错的事情，人生还是走错了，现在共产党让他拉粪“纠错”。实际上他姓卓，昆明话说快了听上去“错”“卓”不分，反正都是错。
第一天上工，错老倌看见赵迅很卖力地弯腰下粪池淘粪，鼻头都没有皱一下。错老倌便说，老弟是个思想改造很端正的人啊。我第一次下粪池都吐了。赵迅闷声说，这有啥，比不得尸臭。错老倌有些不解，眨巴着眼睛说，我还淘出过两个私生死娃儿呢，也不晓得是哪个男人造的孽。唛唛，这粪坑里，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赵迅心想，粪坑里的东西上得了台面，就不是粪坑了。就像他们这种人，认罪伏法，老老实实把自己视同于粪坑里的一部分。第一个星期粪坑还让他感到臭不可闻，第二个星期他基本上就能接受那种味道了，第三个星期他对粪坑熟视无睹，没有味觉也没有知觉。到第二个月，他回到家里对舒淑文说，我怎么感到自己粪香粪香的呢。
拉了三个月的粪，赵迅安之若素，毫无怨言。这是由于很大程度上，儿子对他的安慰与激励。你是父亲了，你得活下去。你不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一条天不怕地不怕、战场上的枪子儿也不怕的汉子，生命现在有了责任，有了义务，有了传承的担当。社会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快接近尾声了，喧嚣的锣鼓和招展的红旗慢慢地不再是要杀人的开场戏了。增产节约运动，公私合营，清匪反霸，为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过生日，朝鲜战场打了胜仗，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拖出大锣鼓来敲打得惊天动地。新生的人民政府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民主党派、工商界大佬、学术大师、科学巨匠、演艺界名流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看上去是真正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也很得民心，平抑物价，整顿秩序，恢复生产，重振经济，做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像开足马力的火车头，轰隆轰隆地带动人们朝前冲。只是很久以来，街上锣鼓一响，赵迅的心跳就加快。他能够适应粪坑里熏天的恶臭，但他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那催命的锣鼓。当他在夜深人静把自己潜入粪坑中时，他甚至比在家里还感到安全——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在家里被叫走就一去不回了呢。而在粪坑里淘粪，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恩典。一个人的历史在这新社会有再大的污点，在粪坑里就不成其为污点了。你要是置身显要，那才是面对自己的过去，百口难辩。
生活正在发生毋庸置疑的巨大变化。舒家独门独户的清静小院也再没有往昔的幽静雅致了。东西两边的厢房搬进来了两户人家，说是人民政府分配给他们住了，一户是纺织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一户是在政府的商业部门上班的干部。东厢房楼上楼下共四间，楼上曾经是舒惟麒的书房，楼下是舒家姐妹的闺房，正对院子里的那盆“明梅”；西厢房是用人房间和厨房、饭厅。现在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登堂入室，连房租都不用交。赵迅宽慰自己的妻子，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的宽大，至少还给我们留下了正房堂屋这几间。这院子过去多冷清啊。
在赵迅第一次“洗澡”过关时，他就急急忙把米线店转让给别人了。那家小小的米线店曾经有八张桌子，大厨王师傅是滇南蒙自人，那里以“过桥米线”闻名。这种米线最讲究汤味，而王师傅煲老鹅汤有自己的绝活，汤色浓郁、油亮清香，还在上面撒一把新鲜的菊花瓣，是为全城独具特色的“菊花米线”。因此赵迅的这家地处闹市区的米线店生意一向不错，前来吃米线的客人常常要排队，桌子不够了人们就蹲在街边吃，吃完的青花大瓷碗就放在街沿上，围着店面白花花的一圈，无形中就成了这家米线店招徕顾客的金字招牌。在过去，这家门脸不大的米线店不仅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还能养一个话剧团呢，还能为舒菲菲出彩印封面的杂志呢。
都过去了。
可是现在的生活怎么办？不仅是自己一家三口要吃饭，还得兑现他当初跟老韩的承诺。老韩的妻子和两个黄口小儿回来了，家中却没有了主心骨。赵迅把心爱的美国自行车卖了，再变卖舒淑文的两只祖传的玉石手镯，好歹才租到一处房子，把老韩妻子一家安顿下来。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只有靠老韩年仅十三岁的大儿子了。赵迅对他说，小伙子，你是个男子汉了。现在是新社会，靠劳动吃饭，出去找个事情做吧。你赵叔叔无能，只能救你们的急，不能救你们的穷。对不起我的韩大哥啊！赵迅说到此处，自己的眼泪都差点下来了。
赵迅也曾经想找一份工作，干什么都行。但几乎所有的单位听说他人民管制的身份，就说等你结束管制后再看看吧？什么是再看看？舒淑文听到这个答复后终于忍不住叫嚷了起来，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赵迅连忙捂住妻子的嘴，央求道，你小声点小声点。再不要提过去了。过去就是我们的三座大山。
舒淑文哭了，这是赵迅回来后她第二次流泪。她说家里上月就没有付孙妈的工钱了，孙妈在我们家干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短过人家的工钱。现在我们真是在剥削人家了。你去拉粪那么脏的活，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要给老韩家钱！而你要四年才结束管制，这四年我们吃什么呢？那天孙妈抱来一大堆鞋底，说我可以靠纳鞋底补贴点家用。可我只会绣花，在白绢上绣游动的鸳鸯，绣飞起来的蝴蝶，绣父亲梦中的梅花，我不会纳鞋底啊！你看看我的手，都是扎的血眼。手指头都是僵硬的，我还怎么拉琴？都几个月不摸琴弓了，看都不敢往提琴盒看一眼。纳一双鞋底才两分钱，我半天还没有纳完一只鞋底，一分钱都没有挣到。我多没用啊赵哥哥！
“拿锥子来，我来试试。”赵迅平静地说，妻子惊讶地望着他，比那天弄明白了人民管制是怎么一回事还要诧异。赵迅只得自己去找到那堆鞋底，找到锥子和针线，把已纳好的鞋底仔细揣摩了一遍，兀自低头下针、走线，那认真劲儿就像过去他在稿子上写文章。“要是干半天也能挣到一分钱，我们就不会饿死。”他说。
一周下来，两口子靠纳鞋底挣到一块三角八分钱。赵迅一天竟然也能纳成两双鞋底，让舒淑文啧啧连声，说赵哥哥你弄文舞墨的人，怎么也能做针线活呢？赵迅一板一眼地告诉自己的妻子：
“下针线也如写文章嘛，穿针引线、行文密实，结构紧凑，布局合理，你以为是在说作文之法？其实是在教你如何纳好一个鞋底。我还发现纳鞋底和打草鞋相似，都是穿脚上的东西，都是编织要紧密的活儿，手指要灵巧，用力要均匀，松紧要有度，这样才有效率。”
舒淑文睁大了眼，“赵哥你还会打草鞋？”
赵迅笑笑，顺口说：“当过兵的人，哪个不会打草鞋？再说还是闻一多先生教会我打草鞋的呢。”
舒淑文撇了撇嘴，“你就吹吧，自己倒霉还拉垫背的，闻一多先生那么闻名的大师，只听你说过他教你《楚辞》、做大学问，闹民主反对国民党，没听你说他教过你打草鞋呀？难道这样大的教授也穿草鞋？”
赵迅心里稍稍一惊，幸好是在家里跟妻子说漏了嘴。他嘿嘿笑道：“还有比他更大的大师穿过草鞋呢。苏轼当年被贬，‘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呀，就自当是纳着鞋底，也经历经历苏轼的‘烟雨’吧。”
跟着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先生学打草鞋，以及穿着草鞋当兵，这是到目前为止，赵迅还没有交代清楚的历史问题。经历过学习班思想改造的风雨后，赵迅痛彻肺腑地明白了这样的生存定律：个人的历史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过去他认为只有像钱基瑞这样的人才上错了历史之船，现在终于弄明白他也是众多上错了船者之一。你成长于那个时代，你就逃不掉那个时代的洪流对你的浸染。在新政权里，你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你所沐浴的人间真爱，你所接受的儒家伦理，唐诗宋词，都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档案袋里了。那里面装着你的过去，也决定了你的未来。它是一笔你在旧时代花销掉的债，不管是曾经有的家国责任、青春热血、还是利禄富贵、纸醉金迷，现在都成了一笔借贷的苦难，利息随时都会发生。这个档案袋里有你个人的秘密，但却被别人掌握，即便不是有罪的，也是可疑的，得在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中重新漂白、锤炼、锻造。如果你有幸改造得好，你就会成为一个忘掉过去的“新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斩断了历史纠缠的人。纵然个人历史曾经很辉煌，但也欲说还休，越说越黑了。
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尽其可能隐蔽自己，你活下去的把握才越大；那个档案袋里你的东西越多，你的人生欠债就越大。
赵迅那时已经隐约感到，历史问题将永远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过眼下饥饿却是直逼胸间的另一把剑。尽管人民政府赢得政权后有效地控制住了飞涨的物价，新颁发的人民币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再不会让人担心睡一觉起来后腰包里的钱还不如一捆草纸。但一周才一块多钱的收入显然更令人心乱如麻。人说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英雄汉纵有万丈雄心、十八般武艺，有时也挣不到一分钱。况且舒淑文没有奶水了，孩子瘦得像头饥饿的小兽，成天价哭号。连一根豆芽都养不壮，还指望他将来长成参天大树？赵迅想起自己的童年，虽然是在偏远的乡下，但却从没尝到过饥饿的滋味，密密的山林里总有拾不完的东西。赵迅还记得熟读古书的父亲总是念叨的那句话：山之所生，地之所产，足以养人；垦荒边陲，诗书耕读，乐莫大焉。
啊故乡，归不去的游子早已稀释了英雄还乡的梦想，早已断绝了床前明月光的思念。当此时刻，甚至故乡的消息都令人担惊受怕、梦里惊魂。上周三，那个赵迅曾经在昆明街头见到过的同族堂兄，忽然在深夜拜访，只匆匆说了两句话就悄然离去了。赵迅蒙着被子恸哭一夜，到天亮时舒淑文才问出一句话来：
“我老家的兄长被枪毙了。”
逝者往矣，生者艰辛。赵迅跟佣人孙妈学会了如何完整地做出一双布鞋。先找来家中的旧衣服、碎布头等，洗净、晒干，然后摊平在一块门板上，刷上自己熬煮的糨糊，再贴上一层布，再刷一层糨糊，再贴布，粘贴上四五层布，晒干后就是“布壳子”，在“布壳子”上画出鞋样，剪出一双双鞋底来，又将三至四个这样的鞋底粘连在一起，再用锥子扎出密密实实的眼，用麻线缝牢缝紧，再缝上鞋面，所谓千层底布鞋就成了。鞋面上还要绣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字样。为了尽量节省成本，他们甚至还自搓麻线，从街上买来乡里人的苎麻或剑麻类的植物，回家煮熬后捶散，然后捋成一缕缕的麻丝，再将麻丝在水里泡涨，在大腿上搓成一根根的麻线。虽然如此费工费时，但做这样一双鞋，可以挣到四毛钱。赵迅两口子干了一个月，竟也挣到二十多块钱。舒淑文高兴之余，赵迅却感叹：
“中国的军队，啥时能穿上皮鞋去跟人家打仗啊？”
舒淑文说：“又不是去跳舞，穿什么皮鞋。”
赵迅叹一口气，伸手帮妻子捋了捋她头上凌乱的头发，“打仗是要拼家底的。你下雨天会穿布鞋出门吗？行军打仗，风雨兼程，动辄一天走几十里，一双布鞋怎经得住磨损？记得当年听冯玉祥将军演讲，他说：战争需要money!money!money!!不过呢，布鞋总比我们当初穿草鞋好多了。”
尽管能勉强吃饱饭，但家里还是入不敷出。赵迅趁周六去派出所汇报一周思想改造的机会，小心向王所长提出了工作的事情。王所长神情严肃，抱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步，说你们的困难人民政府都知道。一个大老爷们儿去纳鞋底也不是个事儿。不过你们不要因此对人民政府有怨言。你老婆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啊，居然还想跟人民政府打官司！像她这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要不是看她还在坐月子奶娃儿，早该让她出来参加劳动改造了。
赵迅阵阵心惊，两口子在卧室里说话声音才高了那么一点点，人家就什么都知道了。政府真是洞察秋毫。他一个劲儿地帮舒淑文赔罪，说回去后一定要严加管教，帮助她改造好思想。
王所长口气又缓和下来，说这几个月赵迅的改造还是不错的，脏活累活抢着干。身上的臭文人气息已经在拉粪的劳动中打掉了不少。身子可能是臭的，但思想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至于你要工作嘛，我看这样，派出所正在盖房子，有个木匠师傅手下正缺个帮手，你去跟他学吧。像你们这种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学门手艺，对你有好处。男人嘛，做点像男人的活儿。嘿嘿，我要是不出来当兵参加革命，说不定也是个木匠呢。小时候我们村有个曹木匠，人称“曹神仙”啊，什么木活在他手里，变戏法一样的。
赵迅脸上的疤痕急促地抽动，仿佛就要炸裂开来。赵迅，你怎么就活成一根 “狗屎做的鞭子”了？他用了按倒一头疯牛的力量，才没有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让王所长看看一个铁血男儿为国效力而留下的一身战伤。幸好王所长还沉浸在对儿时偶像的回忆里，不然他将发现一个自尊受到伤害的男人庐山真面目。更值得庆幸的是，几声孩子的哭号从隔壁房间传来。那是人们刚才送来的一个弃儿，一个女警察正在那边哄他。赵迅内心翻江倒海的冤屈眨眼就退潮了，退潮了，一退再退，退到海平面以下，退到粪坑里。我的小豆芽可不能没有父亲。
转眼他就觉得王所长人真好，算得上苦口婆心、慈悲为怀；人民政府真伟大，将把他这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话剧导演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师，你的剧本里可曾有个木匠？
生活对人的塑造，正如一个木匠面对一块圆木。剥皮锯断，改开成方，刨平为板，打眼斗榫，去弯就直，弯曲成扇。再刚直坚硬的原料，在一个木匠手里，要它方就方，让它圆就圆。1951年春，当那个还在接受人民管制的赵迅被派出所的王所长介绍给木匠熊老倌时，他还是人们眼中“狗屎做的鞭子”。熊老倌是个酒鬼，但就是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也能挥一把斧子，把一根圆木砍得方方正正，或者将一根方木削得浑圆如柱，连刨子都不用。人们说的“方墨活”和“圆墨活”，他都可以通吃。但此人大字不识一个，看什么都用眼睛一瞄，或者用粗糙的手掌一抚摸，这活儿能干还是不能干，该如何干，心里就有数了。那时是个信誉社会，干什么活儿，给多少钱，全凭信用。赵迅跟着熊老倌从拉大锯弹墨线学起，每天可挣一块二毛钱，比在家纳鞋底强多了。
那时熊老倌手下有几个帮手，都是最低层干粗活的劳动人民，开初他们帮派出所盖房子，立柱、上梁、架拱、架厢、斗榫，活计干得漂漂亮亮。熊老倌最拿手的是做屋檐下的那些斗拱以及翘翘的飞檐，做得像庙宇那般巍峨庄严。后来省公安厅也要盖房子，就把他们都请去了。人民政府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公安厅后勤管理处的周荣处长对熊老倌说，我们要盖大房子，你这几个人不行，得多招些人手，成立个木工队。你还得跟我们签个合同，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熊老倌说我是给乡下人盖房子的，字都不识的人，要签啥合同哦。人家一句话，我就干活拿钱了。周处长急了，说这是公家的事情，政府的钱，你不签合同，不跟我算清每一笔账，我怎么向组织交代？熊老倌这才想起他的徒弟赵迅，一拍大腿道，我那儿倒有个识字的人，人家从前还是演戏的哩，可不晓得犯了啥子错，成了人民管制分子。不过这人本分，让他来跟你们签合同啥的吧。
赵迅跟着熊老倌走进省公安厅有士兵站岗的威严大门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和周荣处长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目光一对视，赵迅脸上的疤痕急剧地抖动起来，几乎要错位，但他很快把头低下去了。
也许因为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昏暗，周荣处长足足审视了他三分钟，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胸膛海浪般起伏，但却像被一道大堤或者一片大陆隔离开来的两片大海，海潮兀自涌动，但却不能相汇相拥。周荣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赵迅，点上一支烟后才缓缓地问：
“因为什么被管制的？”
赵迅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四八年参加了老丈人的一个诗会，没想到这个诗会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把它搞成了一个特务的外围组织。我是……我是抗战胜利后，就在昆明搞戏剧、当导演的。没有干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你要好好接受改造。”
“是。”赵迅轻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周荣处长吐出的那些烟雾在房间里凝滞不动，仿佛既威严，又有压力。
“我们从今天开始，算是认识了。公安厅是军警机关，你要老老实实干活，见到的、看到的，不准乱说乱讲。”
“是。我听周处长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管制期一结束，你还是有希望的。”
赵迅长长嘘了口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谢谢。谢谢周处长指教。”他出来时，甚至感觉得到汗水从裤管处淌下来。
赵迅从此成为木工队的重要人物。对外谈判价格、签合同、写计划，甚至画效果图等，都是他代表熊老倌做；而对内估料、备料、估工时、算价钱、安排人手，他像当初在戏剧舞台上当导演一样调度木工们干活。熊老倌在酒喝高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把干细活的人和干粗活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像把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一样。这样日子才会长久啊。
赵迅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很快，斧、刨、凿、锯，四大基本技能一学就会，墨斗、鲁班尺没多久就用得得心应手；而熊老倌是个厚道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在一夜之间都传授给赵迅。赵迅当他的徒弟不到半年，就由他来“定墨”了，砍哪里、锯哪里、刨哪里、凿哪里，都由赵迅说了算。熊老倌私下里对别人说，别看这个人是个戏子——他永远不清楚导演究竟算个什么行当，还是个人民管制分子，但我看哪，这种人到底念过书，做什么成什么，了不得。
有一天周处长带着司机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说是公安厅厅长的车。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战利品，车身挡板上都还残存有弹孔，车里面的内饰挡板要么脱落了，要么开裂起翘了，连仪表盘都快掉下来了。周处长问熊老倌能不能修一下？熊老倌跳起脚来喊道，我的大处长，我是盖房子的，又不是修车的！周处长拍拍车内哗哗作响的内饰板说，我是让你换几块板子，这个都不会做？熊老倌用手去摸摸那些脱落开裂的部分，摇摇头说，不好弄，地方太小了，使不开家伙，接缝也太细密。这些木板我都不晓得人家是咋个镶进去的。这狗日的老美就是怪。
“让我来试试看。”赵迅在熊老倌身后说。
熊老倌吼他一声：“这是人家厅长的车，弄坏了敲你的沙罐。”
周处长目光复杂地看着赵迅，说：“那你先做驾驶座这一面试试。做好了，我给你请功。”
车摆在木工队的工棚外，赵迅在车里车外爬进爬出了两天，手里拿着鲁班尺、三角板、圆规、电筒、本子，耳朵上夹支铅笔，一处一处地丈量记录。熊老倌抽着水烟筒蹲在太阳下看稀罕一般，说你要把这美国鬼子的汽车弄好了，你就是鲁班爷了，我就是鲁班爷的师父了。嘿嘿嘿。
埋头干活的赵迅想，我这追寻鲁迅的，现在要崇拜鲁班了。命运弄人，至少鲁班爷的手艺还可赐我养家糊口，他才是真正的爷。他拿出当年改编鲁迅作品的劲头，敲敲打打半个月，愣是将那破旧的美式吉普焕然一新。方向盘后面的仪表板，车门内侧挡板，他都用了金丝楠木做内衬，那是熊老倌从一间寺庙里找来的原料，赵迅让人将其改成薄薄的板子，仔细打磨后又涂上本地土漆，再打一层蜡，看上去纹理清秀，锃亮发光。
来视察的周处长抚摸着光洁的仪表板，说：“可惜司机不在，我又不会开车，我真想立马开到厅长那里去给他看看呢。” 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就跟飞行员一样稀罕，省公安厅刚分到一辆吉普车和两辆美式大卡车时，是用骡子拉进公安厅大院的。周荣处长还记得骡子拉卡车造成的一次事故，平路上骡子拉着卡车走，下坡路时汽车追着骡子跑，还压死了两匹骡子呢。后来才从国民党起义部队人员中找来了几个会开车的司机，其中两个还是从战俘营里直接捞出来的。
刚刚受到了表扬有些得意的赵迅说：“处长，要是你相信我的话，我帮你开过去吧。”
周处长惊讶地问：“你会开车？”
赵迅有些慌了，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过去……摸过。”
也许周处长太想立即到厅长那里表功了，就让赵迅坐上了驾驶座。熊老倌带着一群人在一边围观。周荣处长坐进驾驶副座时还大声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嘛。”
汽车发动，马达轰鸣，赵迅不能不想起自己上一次摸方向盘的岁月。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美式威利斯敞篷吉普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次次地把死神撞开，一次次地从地狱驶回人间。当然也有驾车过闹市，“汤姆逊”冲锋枪横放在双腿上，副座上坐着威武的宪兵或者妖艳的女郎，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猛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忽然启动，让高速转动的车轮在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尖叫，引来路人羡慕或敬畏的目光。“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谁年轻时没有浪漫轻佻过？
引擎在空转，周处长问：“怎么，开不走？”
他应该看见了赵迅眼睛里的泪光，也察觉出赵迅心底里的苍凉。但身为省公安厅的处长，他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说：“快走啊。要我拿鞭子抽它，这车才能走吗？”
一个星期后，熊老倌的木工队外停了十几辆汽车，轿车、吉普，甚至卡车都开来了，它们都是解放军的战利品，像一个老兵一样浑身是伤。“赵鲁班”的名字就这样叫出来了。
赵迅后来能够获得减刑，倒不是因为他为省公安厅厅长修好了车，周荣处长对他的相帮，或者成为木匠行当中的“赵鲁班”，而是因为他的一次见义勇为。一个阳光炽热的中午，工地旁边的一所民宅忽然着火了，这种旧时代的百年老屋大多是木结构的，连墙都是木板拼成的，一着火瞬间就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当时周围都没有人。赵迅赶到现场，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哭喊声，火舌已经从门窗处蹿了出来。赵迅没有犹豫，拉起外衣蒙着脑袋，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他在厅堂里找到了那个哭叫的孩子，抱着她就跑了出来。这时已经来了几个人，有人提一桶水就朝已是一个火人的赵迅泼去，顿时一团白烟蒸腾而起。身上的衣服要么贴着肉烫，要么一块一块往下掉。赵迅大叫：“再给我一桶水！”那被他护在怀里的小女孩却没有一点烧伤，她还在哭喊：“我外婆，我外婆……”
房子烧得噼里啪啦地响，火焰在风中像放出牢笼的老虎，吼出令人畏惧的强劲低鸣。火场外只有四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和三个老太婆。赵迅看看那个中年男人，他懦弱地说，怕是进不去了，房子马上就要烧垮了。小女孩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赵迅心一横，把已经烧烂的衣服浸到一只水桶里，捂在头上反身又冲了进去。到他把老太太背出来时，身后的房子轰然倒塌。
火烟呛进了赵迅的肺，让这已受到过伤害的肺再次被烟熏火燎，灼热的痛感像千万根针一齐扎进肺里。赵迅踉跄几步，软软地倒下去了。
赵迅成了街坊里的英雄，尽管他旧伤再添新伤，身上又多了几处疤痕。但这些新伤为他赢得提前结束人民管制的奖赏。那个被救出来的老太太牵着外孙女到派出所找到王所长说：“这样的人你们还要管制，就不是人民的政府了。”
人民政府当然要听人民的，提前结束管制，赵迅重新恢复做人的资格。熊老倌说自己该歇歇啦，有这么好的徒弟，他晚年有酒喝就知足了。公安厅的周处长似乎也是个热心人，他有一天把赵迅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有文化，有技艺，你就成立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吧。我们的活儿还多着哩，盖完房子还要做家具、办公桌椅、档案柜啥的。对了，这个档案柜你得帮我好好想想，它必须是结实耐用的，防盗保密的，便于查找的。你要像鲁班发明“云梯”“木马车”那样，造出让我们满意的档案柜来。
赵迅岂敢还在公安厅干活？那感觉就像在火坑边当木匠啊。更不用说，他不敢面对周荣处长那含义深邃的眼光。因此赵迅对周荣处长说：
“谢谢了周处长，我想回老家务农去。”
“糊涂。”周荣处长不轻不重地说。办公室外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走到赵迅面前，递过一支烟，趁点火的时候小声说：“你在我这儿安全。”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口气，“现在政府又开始鼓励小手工业生产者自主经营了。赵师傅，你一身本事，总得靠这个养家吧。”
赵迅如醍醐灌顶，他和周荣处长的默契就是在风雨交加中与一棵大树的默契，这是他对老婆也不会讲的秘密。很久以来赵迅就认定，自己虽然命苦，但命里有贵人相帮。能活下去。
第二天赵迅就将木匠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迎春木器生产合作社。至于为什么还要取“迎春”一词 ，只有赵迅自己知道了。木器社既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些年舒淑文又接二连三给他生下两子一女），又能和省公安厅这样的强力部门搭上线，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不过他和周荣处长除了工作上的请示汇报外，绝无私人往来。手下的木工们都说，周荣处长是延安来的干部，业务水平高，过去还是个大学生哩。这些议论赵迅从不参与，只是埋头干活。谁说话过头了，他会吼一句：好好干活，别乱说乱讲！舒淑文曾有些惋惜地说，其实你应该再回去写文章当导演的，你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不妨去找找李旷田老师，或许人家还会要你呢。赵迅断然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了。我发现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最吃香，凭手艺吃饭最安全。除了画家具图纸签合同，我再也不会写一个字，再也不摸一下笔，免得惹祸上身。”
妻子不轻不重地说：“他们可真是把你改造好了。”
人都是在比较中求生存的，战争时期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和平岁月里能平安在家陪着家人，能凭一技之长谋生糊口，也是有福之人哪。那时赵迅觉得，即便再艰辛卑微的改造总比枪毙你强上千百倍。多少他熟悉的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被押赴了法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这些年政府像用梳子赶虱子一样把旧时代“残渣余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而现在他是劳动阶级，又在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干活，“谁也看不见自己的眼屎”。赵迅曾对舒淑文说。
对赵迅这样旧时代的人来说，历史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政治问题如影相随，是他在新时代学到的第一条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强大，社会万象更新般日新月异，而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朝气。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就像从黑白年代猛然进入了彩色岁月，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夺目。和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现实；进步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责任；建设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天每个人劳动的汗水。赵迅并不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木匠而有怀才不遇之屈，这个社会是他年轻时候向往的，是他崇敬的先生们曾经奔走呐喊，并用鲜血和生命去奋斗过的。他自觉接受了自己是一个需要改造的“旧人”的命运，只要人民政府给他机会，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凭借才华转变为一个“新人”。就像这些年，迎春木器社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连住在他院子里的那个在政府商业部门做事的干部，都没有他的收入高。
吃得饱穿得暖，下班回来除了读报——这是赵迅每天的习惯，晚上被窝里的活动就多了起来。豆芽出生的第二个年头，他们有了老二豆角，再两年又有了老三豆荚，后来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女儿豆秧。自从第一个儿子豆芽在走背运的生活中出生以后，赵迅不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待，似乎给孩子取名字的文心也没有了，一路“豆”下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卑微，人生亦如豆了。
令赵迅深怀感恩的是，上帝将他逐出“伊甸园”，却赐予他一个好女人。舒淑文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越勤奋耕种，产出就越高，她的生育能力出乎丈夫的意料。这个十九岁就做了母亲的妻子，二十六岁就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会生出那么多娃娃来，赵迅曾经跟妻子在被窝中说笑，要是我还能写作的话，哪天晚上不到一两点睡觉？现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没有事情干，不生娃娃干什么？而让赵迅更感到神奇的是，舒淑文生一个娃娃就漂亮一截，到老四豆秧出生后，他认为舒淑文简直比她当年的话剧明星姐姐还漂亮了。精致端庄的五官，如满月般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南国女子特有的小麦色光滑闪亮的肤色，让人想到五月灿烂阳光下的麦田，还有那深深的眼窝，总是盛满幽泉一般的柔情，仿佛正是这一泓清水，滋润了那风情万种的麦浪，让那原野上的女人，像大地一样丰沛。女人唯有当了母亲后，才从骨子里散发出那种迷人的韵味，丰腴，饱满，温情，贤淑，体贴，善良。你听听人家舒淑文怎么说：赵哥哥，这些年你脸上的伤疤怎么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呢？有些男人脸上连一根线条都没有，整个儿一副太监模样。哪像我家赵哥啊，光荣的伤疤都成阳刚之气的线条了。罗丹都找不到这样板扎 （昆明方言，好，标志之意）的模特儿。
那些年迎春木器社几乎成了省公安厅的专用木工队，总有做不完的活计。赵迅尽量把每一项工程都做得无可挑剔。做那些成排的档案柜让赵迅费尽了心机。本来工艺并不难，但赵迅为了达到周处长的特殊要求，还真搞了不少小发明。他在柜子上下留了木槽，前面装一扇滑门，平常将滑门一拉，既美观、隐蔽，又让外人看不出是冷冰冰的档案柜。周荣处长在验收这些档案柜时，赵迅和熊老倌跟在旁边做讲解。赵迅说他还在几个重要的抽屉里做了个暗屉，拉开抽屉，再打开一个机关或者一把锁，就可拉开屉中屉。这种类似“中国盒子”的做工，连熊老倌都说没见过更没做过。赵迅看到周荣处长欣赏的表情，便又得意忘形了，画蛇添足地说：
“政府的档案嘛，装的都是秘密。自然越隐秘越好。”
周荣转头用复杂的眼光看了赵迅一眼，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怎么想到的？”
赵迅愣了一下，像一个慌不择路的逃犯，干笑两声说：“鲁……鲁班爷，告诉我……给我的启发……吧。”
熊老倌在一边得意地说：“我这徒弟，得了鲁班真传，都可以去北京给毛主席干活了。”
周荣神情严肃地“嗯”了一声，背着手离开了。
迎春木器社的人都对这个后勤处长敬畏有加，熊老倌有次想拉他来喝酒，被周荣处长严肃地拒绝了。他经常来现场检查工程进展，高兴时候也和工人们开开玩笑，但和赵迅除了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多言。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时，赵迅一个人在木工房刨几块板子，猛然发现周荣在离他十多米的地方远远观望。他放下刨子，也朝周荣那边看。阳光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明亮得晃眼，周荣在一处屋檐下，而赵迅在有些阴暗的屋子里。但似乎谁也不愿走过去，走到光明之下。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凝视了足有半个小时。直到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办公楼，周荣才转身离去。
人们嘲笑木匠有一句话叫作“自做木枷自己戴”，赵迅在做公安厅的那些档案柜时曾经想到过，这些像中药柜一样层累相叠的柜子，哪一个会装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呢？新社会让赵迅时常梦里惊魂的就是自己的既往历史不知会装进哪只档案袋，不知会暗藏了多少“延时炸弹”。共产党用档案管人，管得你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像赵迅这样有所谓“历史污点”的人，他的历史一定归属于“敌伪档案”那一类，隐藏在某个档案柜的抽屉里。有一天“赵鲁班”对手下的徒弟说，我们这是在做一口口“活棺材”。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哪有这么小的棺材？赵迅看看徒弟憨厚的脸，什么也不想说了。如果说一个个的档案抽屉就是“活棺材”的话，里面装的档案袋就是“裹尸布”了。“尸主”都是赵迅这种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他们一生都挣不脱这件“裹尸布”。一封检举揭发信、一张旧时代的履历表，一份认罪书，甚至一篇旧报纸上的文章，都是这个人的“裹尸布”，层层包裹，深深埋葬，永世不得翻身。妙的是这世上有多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副“活棺材”，有无数身“裹尸布”，就像赵迅自己，为别人做着“活棺材”，也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做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