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
窗外锣鼓喧天，像炸到阵地前一个单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欢快；看不见的红旗在人头攒动的会场招展，也在接受问话的赵迅脑海里血红一片。那是红色掩映的会场，是红旗遍地的新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赵迅也曾经像等待揭开新娘的红盖头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拥抱它又担心被冷漠地拒绝。
“我出生在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后的同一天，九一八事变……”
“赵迅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不是民国了，是新的时代，新的纪年。” 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说，他的语气威严中透着些许和蔼，严肃的面孔又让人感到某种亲切。
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和两排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土黄色的麻布，桌上一个茶杯，一个烟缸，一摞材料。桌后的那个中年人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黄布军装，微微泛白，但整洁利落，合体潇洒。风纪扣一丝不苟，四个兜盖平平整整，这是那个年代胜利者的普遍着装，硝烟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褪尽，但他们就穿着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赵迅双手握在腹部——手心里全是汗！挺直了腰毕恭毕敬地说：“对对，对不起。是新社会了，李先生，不，李主席。” 人家李旷田可是抗战时期的大作家啊！更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艺青年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啊！可谁能料到他会是共产党员！那时他无论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还是一袭沾满粉笔灰的青布长衫，甚或脚下的布鞋开了口，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当他匆匆走进教室时，带进门来的都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股股文澜之气，就像缪斯来到联大的课堂。
李旷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联还在筹备，还要经过民主选举，组织批准，我这个主席才算数。”
在李旷田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让这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光彩四溢，夺人魂魄。画像上的毛泽东自信、和蔼，温润的目光仿佛把宇宙万物收罗殆尽，有君临天下、安抚四方之气概。一个旷世新领袖已然成为苦难中国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发表的那首词作中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昆明曾对前去拜访他的赵迅感叹道：“毛先生的词，气度不输太白，辞章已盖（李）后主矣。”一个诗人做了领袖，万民幸甚！赵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有些纷乱的思绪拉回来，专注地往李旷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与毛主席画像并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扬的胡须和让人陌生的格鲁吉亚人的眼神，隐约体现出此君的骄傲、霸气，赵迅甚至还看出了些许的嘲讽。仿佛在一个温和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听口音你是云南人，哪里的啊？”李旷田又问。
“龙陵。在滇西。”
“龙陵？”李旷田沉吟了片刻，“在联大时我有个学生好像就是龙陵人，那时联大的云南籍学生不多。”
赵迅的心脏此刻跳得比外面的锣鼓都要响了，他生怕拥有一双慧眼的李旷田看到那狂跳乱响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师，认识……这个、这个人吗？”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这个让他敬畏的领导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当自己全身的血涌往脑部的时候，脸红没有？想来脸上大面积的疤痕应该把他当时的难堪遮掩一些。这是一个只有小半边脸和一只正常耳朵轮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这张脸看上十秒钟。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闪开闪开，别挡道。”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
“你在哪里上的学？”
“我……我、我自学的时候多。我在家乡保山上过高中，我……我没有上正规的大学，高中毕业时，日本人侵占了龙陵，我就出来逃难了，到过很多地方。在当小学教员时，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读过李老师你的书呢。《银狐》这本散文集就教会了我写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东西了，不值一提的。”李旷田脸上现出当别人提到自己作品时，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种暗自得意的谦逊。
“我喜好文艺，尤其是进步的革命文艺。解放前我就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我……我在那时就想，要是我们的国家像毛主席文章中说的那样，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树民主，组建代表人民大众的联合政府……”
“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向往革命的，都是要民主争自由的。这是潮流，是人心所向啊。可是你如何当导演的呢？”
“我能当导演，是……你看我这张脸，能上舞台吗？”赵迅仿佛是很羞愧地低下了头，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向下歪斜的嘴。
李旷田有些同情地问：“是烧伤吗？”
“嗯，小时候一场大火烧的，长大后就不成个人样了。”赵迅又抬起了头，用自信的口气说：“但我这个丑八怪偏偏又喜欢戏剧，不甘寂寞。我那时在南屏大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米线店，有点钱，社会经验也比那些只会在台上演戏的人丰富。还有就是，我知道如何跟国民党的审查官员周旋。”
“那你上的是社会大学，跟高尔基一样。”李旷田赞赏地说，“作家也不都是靠大学培养的嘛，巴金就不是，沈从文也不是。嘿嘿，你倒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啊！”
“谢谢李老师夸奖了。其实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云南伙子，不要谦虚了。”李旷田的目光中透着将遇良才的慈爱，“我们的文联一组建起来，各种艺术门类都要相继成立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党都要把这些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不再受穷，不再为了艺术去卖米线。喏，就像你当年为了搞话剧开米线店一样。你们将是人民的艺术家，只专心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政府还发给你们薪水，你们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只为人民的艺术而存在的。这样好不好啊？”
“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李老师，你你……你说‘你们’，你，认可我、我也是人民的艺术家了吗？”赵迅此刻就像一个考场上面试的学生。
“当然，依你的才华和表现，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你当然算是人民的艺术家。党和政府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还要组织你们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请你们写出反映新社会的艺术作品。嗯，你看报纸了吗？巴金同志上个月才率领一个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了朝鲜战场。多难得的机会啊！一个作家能有几次参加保家卫国战争的机会？这是我们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是抵抗外侮的宏阔史诗！”李旷田越说越激动，像一个诗人那样挥起了拳头，“咚”地一下砸在桌子上。马上，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下去，“可惜啊，我不能去”。
赵迅静静地望着他，脑海里幻化出那些战争场面，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一本采访本、一支笔或者一台照相机的战地记者或“人民的艺术家”了。
但是李旷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过，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处都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听听外面的锣鼓，看看那些斗志昂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到哪里找不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还怕写不出新的作品？因此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让赵迅感到有些亲切的是，李旷田推开了椅子，把一只脚搭在了桌子上，还抽出一支烟来问赵迅要不要。赵迅忙摆手说自己不会。李旷田把烟叼在嘴上，“你可以去找你在昆明话剧界的那些朋友们，希望他们都加入我们的文联。我看得出来，你有很好的组织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才华，好好干吧，你这朵小小的迎春花，文艺的春天真的来了。我知道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昆明的话剧事业就萎靡不振了。没想到你们还在坚持，真不容易啊。戏剧家协会成立起来后，我看你可以干个副秘书长”。
赵迅真的有如沐春风之感了，他从椅子上激动地站了起来。“李老师，李老师，你……你对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啊，学生不知何以为报了！”
“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自谦为学生，当导演，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李旷田吐出一口烟，“不过呢，对你的政治审查还是必要的。你还要详尽认真地把1949年前做过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证明人是谁，发表了些什么文章，都要写清楚。不能对组织隐瞒。你要知道，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像水晶石一样纯洁。”
窗外再次响起一阵阵密集的锣鼓，还有口号声断断续续传来。赵迅心有余悸地想：有杂质的人，又被清除一批了。
岁月有时是折叠的，有时又是被重新组合的。难的是这岁月中的人，当他们恰巧处在这折叠处和组合处时，就会像赵迅的那张脸，被痛苦地改变，并且面目全非。
赵迅推着自己那辆美国产的莱凌牌自行车从省文联筹备办公室出来，内心既狂喜又忐忑，他想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又禁不住想往人少的地方躲藏起来。刚才几个穿列宁装、举着小旗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时，用怪异的眼光看他一眼，又回头再看一眼。赵迅一下明白了自己的可疑所在。他还穿着美军的翻领飞行皮夹克，骑的是美国自行车。这两样东西都是抗战后在昆明的旧货市场淘来的。美军飞虎队撤走时，不要说一辆自行车一件飞行夹克，就是一把手枪、一辆吉普车你都可以在护国路旁边的黑市上买到，曾经还有个家伙问赵迅要不要美军的军用电台哩。当时赵迅动了一下念头，想买来作为收藏品，幸好价格没有谈拢。今天的公判大会上就枪毙了一个暗藏电台的国民党特务（倒吸一口冷气）。这些旧时代的时髦玩意儿，与这个崭新的时代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君不见街上长衫马褂少了，旗袍更是几乎绝了迹。改天换地，当然也要换一换人们的衣着打扮，而你还大摇大摆地穿着美帝国主义的皮夹克！真是一个出门赴宴时总穿不出得体衣服的蠢妇。赵迅骂了自己一句。这是一个让破衣烂衫的人们扬眉吐气的时代，赵迅想起自己穿着补丁衣服求学的羞涩青春，又不能不由衷赞美眼下这个时尚风气转变了的社会。
他在翠湖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线，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边的杨柳还显得落后外，其余花草植物依旧红肥绿瘦，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提前进步到春天。只是如今已不见那些无论四季如何变换，都在这如翡翠遗落闹市的湖滨读书的西南联大学子，手挽手的恋人，唱京剧的老票友，以及桨声灯影处的优雅宁静，或者纸醉金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就赶快改变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认识，也都不要认识我；所有的旧日时光我都要尽快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新社会新机遇，不仅要让我再换一张脸重新做人，我还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我要好好表现，证明给他们看，我要争取去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前两天刚来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见的太阳不见了。稍纵即逝的寒流，总让这座常年被阳光温暖着的高原城市微微战栗。一群喧闹的人在湖心岛上学北方的秧歌，红衣绿裤，红色的绸子，给有些肃杀的冬天带来一点不真实的暖意。这是眼下最时髦的艺术，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锣鼓声和飞舞的红绸。赵迅记得还在1948年前后，这种并不复杂优雅，但处处透着某种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经在昆明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学生们还流行唱陕北的歌曲——“对面个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的个红旗硷畔上插，你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滚滚的个米汤热腾腾的个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还有“山那边哟有个好地方呀，金黄的谷穗儿堆满仓，你要吃饭得耕种，没人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儿。校园里的特务们把唱这些歌曲的学生都写进“黑名单”，但是他们又不敢以唱“淫秽歌曲”的名义捕人。人们已经被当时那腐败的独裁政治压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赵迅的迎春剧艺社应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邀请，为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慰问演出，他们带去了话剧《雷雨》，但演出效果从士兵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便可感受出来，而军区文工团的一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来的士兵舞动得情绪激昂，喊叫声震天。饰演周朴园的老韩在后台嘀咕道，我们是秀才演戏给当兵的看了。赵迅立马制止了他的牢骚。不要乱说，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场景。老韩大叫，我的赵大导演，《雷雨》里哪一场可以扭秧歌？把个买米线起家的大导演噎得无言以对。
没有关系，赵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艺术家，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你都要去满足。相声、快板、街头剧、大合唱，山东快书、陕北秧歌，这些都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快熟悉的艺术形式。李旷田同志如是说。在新时代激情饱满、才华横溢的大导演赵迅不仅可以在《雷雨》里导出扭秧歌的场景，《阿Q正传》里同样可以扭秧歌。只要人民喜欢，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马上就要发给你们薪水了。
当赵迅把这个事关肚子温饱的消息告诉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时，比给他们加薪水更让他们欢呼雀跃，连思想一直比较落后的老韩眼眶里都有了泪花。他的妻子儿女都到了香港，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听怎么可以去香港。“这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韩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动的女演员，挥着拳头喊道：“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我们也是革命干部了。”赵迅纠正道：“叫革命文艺工作者。当干部嘛，我们这些人还有差距，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的。”他像领导一样地发话：
“省文联筹备组组长李旷田同志——也就是将来的省文联主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适合当文联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们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后只要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艺，党都会给你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党会把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写他们喜欢的戏，演他们为国家民众的牺牲。”
好激动的老韩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来。让他们看看，我老韩也是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爱情戏就不用演了吗？”
说这话的是剧社的当家小生刘国栋，他是抗战时期流亡到云南的杭州艺专高才生，山东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儿一站都是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抗战胜利后他因为追求昆明市长的千金留了下来。1949年底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他的老岳父带着家眷连同他的妻子随余程万的部队跑到了缅甸，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走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要继续留在昆明演戏，有人说他其实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妇——一个富商的三姨太。这是一个为爱情而演戏、而活着的人。
“爱情戏？”赵迅反问道，“这个火热的时代，你可别心中光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不如云南花灯委婉流畅，更遑论国粹之京剧也”。老韩看到这样的评价，气得吐了血。更让老韩吐血不止的是借债人的催逼。那时搞话剧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们或入股某出剧目，或拉来投资，或高利放贷。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白演的话剧。在老韩走投无路之际，赵迅像个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昆明的话剧舞台。他还清了剧团的债务，重新改组了剧组人员，给新剧团起名迎春剧艺社。他说：“我们虽然身在春城，但我们话剧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璀璨夺目的话剧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花瓶，连国语都带有浓郁的昆明腔，常引得剧场里的外省人窃笑。老韩曾经为此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是赵迅一个字一个词地教会她，什么是前鼻音，什么是后鼻音，这里该用卷舌音，那里该用前舌音，就像一个上语言课的教书先生。
平心而论，仿佛从天外来的怪人赵迅能够让一帮话剧人服众，不单是因为他慷慨地替剧社还清了债务，并出资支撑剧团继续演下去，更因为他的执着和才华，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开一家不大的米线店，对每一出剧目的投入却好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虽然面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轩昂（如果不看那张脸的话），既孔武有力，身手矫健，又温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图名利，让老韩当社长，自己做一个幕后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那是他在排练场的口头禅。每当他这么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场肃然，赵导演也仿佛斯氏魂灵附体。
——“直觉，直觉！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头的感受吗？他是一个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胆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里？想想四凤吧，这个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为你所饰演的形象吧，你们都会成为大演员！”
他在台上台下跳来跳去，纠正演员朗诵台词的轻重，阐述演员台步每一步蕴含的意义，告诉演员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体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现实主义”。
他每天在排练场上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让天生丽质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模仿形象”到“成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远是《雷雨》里的四凤，《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里的女特工夏艳华，抗战剧《祖国》里痴迷情欲的少妇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话剧界的大明星，官场上的交际花，社会上芸芸众生争说的名流，报纸八卦新闻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
舒菲菲当时身后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军官，银行的襄理，政府里位高权重的官员，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每天都能收到鲜花，每个周末都有宴请，连云南省前最高军政长官，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下帖来请她去龙公馆跳舞。当妹妹说赵迅在追求她时，舒菲菲忽然发现这些人是那样没有文化，那样肤浅庸俗。可如果说赵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应了一句老话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天鹅那么美，癞蛤蟆当然也有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只有思想的癞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癞蛤蟆，还是才华横溢的癞蛤蟆。天鹅爱美，更爱艺术。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浪漫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时，人间的爱情也愈演愈浓了。
有一天，在姐妹俩的闺房里，舒菲菲一边读着赵迅的情诗，一边泪洒诗笺，喃喃自语：
“究竟是爱一个人的那张脸，还是爱一个人高贵的灵魂？”
高中生妹妹纯情浪漫，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黑暗中只有高贵的灵魂在闪光。”
那时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商贾罢市，学生上街争民主反内战，军警肆意弹压无辜。唯有像赵迅这样的人，还在一边开米线店一边办剧艺社，甚至还拿出一根金条来，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创办了一家名为《桃花潭水》的话剧评论刊物，16开本，彩印封面，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让你成为话剧界的阮玲玉。”虽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后，总共只卖了不到三百本，但赵迅并不气馁，再拿出一根金条，以支付不断飞涨的印工费和纸张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详自己的彩色玉照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
赵迅那时不是没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弥的军队，现在是像高建雄这样呢，还是已经亡命异国他乡，或者已成硝烟飘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浮出水面，更多的外地人拥了进来。昆明街头的一个补锅匠，过去经常在赵迅的米线店外面转悠，还帮赵迅的店子补过锅，技艺娴熟，谦卑热情，让客户常常高兴得多赏给他几文。解放军进城后这人忽然穿起了土黄色的军装，扎起武装带，成了威风八面的市军管会副主任，原来人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呢。赵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还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却不敢相认，而对方似乎也有意避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正在重新洗牌，谁也不清楚人这个渺小的动物，在上一副牌里是什么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换一身军装，他就是个解放军，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规则不一样了。
赵迅相信，以自己的聪明，任何规则他都可以很快学会并适应。棋有棋规，牌有牌理，你遵循它们，不一定都是输；你吃透它们，赢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要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么这种规则太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因此赵迅不得不暗自赞同妻子的话。像他这种过去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艺圈里的名人，和国民政府的政界军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总有几个的吧。这些人跑的跑了，战死的战死了，该抓的也都抓起来了。天知道有没有人会交代出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出来。尽管赵迅坚信自己是痛恨旧制度、向往新社会的，可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赵哥，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你可不能出什么事。”结婚以后，舒淑文还一直叫他赵哥。有时亲热起来，就多加一个“哥”，还拖得老长老长，让赵迅温暖得骨头都发酥。
“不会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称她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我们白头偕老了，我都要呼你为文妹。“省文联的领导很信任我的，还要我做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赵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来，“难道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赵迅张大了眼睛，一脸的疤痕都抽动起来。“我是什么人？”他好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