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以下足以证明我的确铁石心肠:我厌烦珀尔的号哭,我觉得她在做戏,是假哭。我的第一反应是让她闭嘴,像拔掉墙上的插头一样干脆。她的过度反应让我无法应对费利克斯的死讯。她的行为遏制了我所有正常的反应。我怀疑自己患有心理障碍,无法体验悲伤。现在不是时候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但是这种念头从前也屡次出现过。也许我看得太多,经历过的痛苦太多,导致对痛苦的麻木。我甚至想象自己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避开类似话题。我是有心理问题吗?

不,有问题的肯定是珀尔。如果我真有心理问题,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做出理性的思考吗?

于是我站着,珀尔瘫在沙发里,吟唱着拙劣的丧歌。虽然我没有义务评价他人宣泄情绪的方式,不过根据她的音量,满分10分的情况下,我给她打2.5分。丹迪没有过来安慰她。是和我同样感觉,还是面对歇斯底里的女性手足无措?不知道。我不怀疑珀尔对费利克斯的感情,我只是觉得她为了成为焦点才如此表演。我抱起胳膊,盯着地面,以明确的肢体语言表达我的态度:厌烦,冷漠。珀尔肯定觉察了我的冷漠,她继续表演,像个乱发脾气的小孩,逼着妈妈妥协。

有人递给她一杯水,有人沾湿了纸巾,轻拭她的脸颊。我很想狠狠扇她一耳光,但我忍住了。这场戏持续了很久,充分而明确地表达了她的情绪。有两人扶她站起来,她像赛场受伤的运动员一样被扶出房间,其他人神情严肃地站着。丹迪和我对望一眼,但我看不懂他的眼神。

我说:“我去贝克斯菲尔德的时候,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知道那帮人打了费利克斯,是为了什么?他和珀尔又去招惹那帮人了吗?”

“据我所知没有。珀尔基本上待在这里,怕他们会来报复,费利克斯似乎没有这样的担忧。我想他完全没有行为会带来后果这个概念。对他来说,该做就做,做后就忘。那孩子缺乏社会常识。”

“警察什么态度?”

“肯定是四处问问,写写笔录。我知道他们询问了报警的人,他不会说什么的,就是抱歉之类的话吧。三个要饭的打一个要饭的,这种闲事他不会管的。”

“那个时候,你和珀尔去喝酒了,”我说。“为什么?你应该知道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喝醉。”

他面露尴尬,“有时这种感觉很好。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愿面对,喝醉了,就忘了,不用体会痛苦、愤怒、悲伤。”

“你现在怎么样?你脸色不好。”

“还好,感觉不那么热了。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

“你看着珀尔?”

“当然了,要照顾朋友。”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我很想拥抱他,但是忍住了,主要原因是他的破外套上似乎有呕吐后留下的污渍。我拍拍他的胳膊。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走出收容所的时候,问讯台的志愿者向我招手。我扭头看看身后,确定她是在招呼我,于是走上前。她说:“你是特伦斯·戴斯的亲戚吗?”

“是的。”

“他指定的遗产执行人?”

“是我,我叫金西。”

“我叫贝尔瓦。我这里有几封戴斯的信,我觉得应该交给你。”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她转身拿出两封银行对账单和一只大号邮政包裹。包裹很厚,我接过来的时候,发觉非常重。包裹是寄给戴斯自己的,我认出了写地址的笔迹,邮戳时间为1988年6月29日。

“谢谢你,”我掏出名片放在柜台上。“如果还有信件,能通知我吗?”

“当然,如果还有信件寄来,我会给其他志愿者留言。”

我再次道谢,然后拿着厚重的包裹回到车上。包裹上缠了一层又一层透明胶带,分辨不出面和底,只能等以后打开才能知道他在离世前几个月寄了什么给自己。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没必要把费利克斯的死讯记在索引卡上了。我不知道死亡的时间以及主治医生记录的死亡原因,我只知道他永远也摘不下牙套了。我心中的难过无法言语。我转动车钥匙,向州街尽头的自行车店开去。快到十字路口时,我拐进一条支路,找地方停好车,然后步行到街角处的自行车租赁店。

街上正在进行周末艺术展:人行道旁的摊位展示着各种绘画、陶器及手工艺品。有些摊主支起了帐篷展示纯手工制品,比如服装、风铃、草坪装饰物、手饰、陀螺等。时值周日下午,太阳已落山,远处的海滩上有嬉闹的孩子,遛狗的人,脱掉比基尼上衣趴在海滩上的少女。大路边的餐馆敞开了大门,户外餐桌的椅子上坐满了人。

自行车租赁店依旧业务繁忙,特别是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的脚踏游览车。除了租赁业务之外,店里还出售冲浪板、泳衣、T恤、短裤、棒球帽、太阳镜、防晒霜及各种配饰。我寻找这里的负责人,最后锁定了站在收银台后面收钱的60多岁男人。他穿一件夏威夷衫,颜色都洗掉了,隐约能看出白色背景衬着蓝色棕榈叶子,秃顶上架了一副老花镜,戴着俗不可耐的结婚戒指和手表。

我走到收银台前等候,店主结完前一位顾客的账,抬眼期待地望着我。

我伸出手。“金西·米尔霍恩,您是店主吗?”

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将我和推销员、传单派发员之类的角色归于一类人了。

店主迟疑片刻,和我握了手。“店是我的,没错,我姓帕克特,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前几天在门口被打的年轻人,我是他朋友。”

他的笑容消失了。“你说的是费利克斯,他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刚死。”

他抬起一只手。“等等,不用你说,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帮不上忙。那帮歹徒打得太狠。他死了,我很难过,但我不会去警局指认照片。我知道他们是谁,我天天在这里看见他们。你问这个干吗?”

“我和费利克斯不熟,可我觉得很痛心。”

“我也是,谁不是呢?他是好孩子,可惜事情无法改变了。我恨透了那些流浪汉。他们不是围着游客要钱,就是躺在巷子里睡大觉,占着公园长椅闲聊。我不是不肯给人一处睡觉的地方。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我门口的台阶上小便,太可恨了,弄得那里一股骚味。每天晚上都有女的在我家篱笆下面大便。这都是什么人啊?”

“也许精神有问题。”

“那就把她关进来。里根最大的错误就是在70年代把所有疯人院都关了……”

我打断了他,“咱们不谈政治,好吗?我理解你的怨言,我来这里不是要和你辩论。我想谈谈费利克斯,不谈其他事。”

“明白了。那孩子从来不失礼,所以我刚才讲的不包括他。我说的是流浪者的普遍状态。只要他们不动我的地盘,我对他们没意见。城里净是些婆婆妈妈的自由主义分子——”

“喂!”

“不好意思,又扯远了,”他说。“去指认打死他的暴徒,我不去。就算抓了那大块头,体制能把他怎么样?法庭审审,就放出来了。”

“为什么要让那些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我问。“不管他是不是流浪汉,坏人就是坏人。”

“我同意,”他说。“我认识费利克斯比你久。他第一次来是6到8年前,不到16岁。他要两块钱,我没给。我说需要人干活,问他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我就让他扫地,做些拆盒子、倒垃圾的事,我请他吃饭作为回报。不是高档餐馆,但也不是快餐店。有时我给他10块钱,维持到他下一张残疾人支票到账。过了一阵子,我估计他干烦了,或是找到其他糊口的办法,走了。他出了事,我很难过。”

“却不愿意指认照片。”

“是的,我不去。知道去了会有什么结果吗?那帮恶棍会来这里,砸我的灯,我的窗玻璃,我的货架,偷我的东西。我怎么办?”

“能再考虑考虑吗?”

“不能,事情不可能改变。我懂你的意思,你想尽自己的责任,我也一样,但我不能给自己惹麻烦。我有老婆,有孩子,我必须先考虑他们。你大概认为我胆小,其实不是。”

“我理解,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不是针对你或者费利克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能这么说。”

我拿出名片放在收银台上。“如果想到什么,给我打个电话可以吗?”

“不可以。祝你顺利。”

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迪斯的红色保时捷停在半个街区之外。他要么没有找到康·多兰,要么没打听到太多消息。我停好车,朝家走去。

刚踏进后院,我呆住了。亨利坐在一把户外扶手椅上,另一张上端坐着安娜·戴斯。她的黑发盘在头顶,用一圈银色发夹固定。皮靴,牛仔裤,粗布外套,低领T恤,干净利落。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脚边超大的行李箱,我还注意到了埃德,蜷在她膝上睡得正香。

我把戴斯的包裹像盔甲一样护在胸前,瞪着她。“你怎么来的?”

“长途大巴。”

“我以为你一个子儿也没有。”

“所以就问埃伦借了。如果你遵守诺言让我搭顺风车,我就不用麻烦她了。”

“我从没同意让你搭车。”

“可你没说不同意啊。”她瞟了亨利一眼。“别扯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亨利很识趣,不随意评价任何一方。他向我微微一笑。“你父亲的亲戚,很不错。”

我仍然瞪着她。“你不能住我这里。”

“谁问你了?我有地方住。”

亨利说:“没关系,我有空房间,我们正准备帮她安顿。我觉得两人住得近,相互了解,你会高兴的。”

“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她的?”

亨利眨眨眼睛。“我不记得了,应该是我。”

“我还有事。”我说。

我没给过迪斯钥匙,他一定是留着上次自己配的钥匙。门没有锁,10月的斜阳挤进半开的门里,照在地板上。我在门口站了片刻,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不怪亨利,他怎么知道这姑娘有多厉害?

我把包裹放在桌上。

迪斯坐在我的沙发上,一双光脚架在茶几上,翻着我的《洛杉矶时报》。早上我在水畔酒店找到他时,他看的就是这份报纸。他煮了一壶咖啡,手边放着一只空杯。“你脸色不好。”

“没有。”

“你看上去脸色不好。”

“我不想谈,”我说。“与你无关。”

“那我放心了。”

我把皮包扔到厨房凳子上,坐到他身边。“早知道应该让你读完这份报纸。”我说。

他笑了。“我可以看一整天。我喜欢找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道消息。我看寻人栏目,研究汽车广告,说不定就能碰上一单大生意。”

“康怎么说?”

“他不在家。邻居说他和斯泰茜·奥利芬特两周前去了巴西的卡布。航海钓鱼吧,我估计。明天我们和凶案组警探聊聊,希望他们能有线索。你从前的男朋友还在人身伤害科吗?”

“谁?乔纳?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前妻不跟他闹的时候,我们约会过几次。”

“哦。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说的是另一个,卷头发,老爸有大把的钱。”

“不知道是谁。”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明白他说的是切尼·菲利普。

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的感情生活。如果是我得知他和另外两个女人交往,我不会提起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看来,这正是经常分离以及长期分离带来的问题。我不愿意“分享”。我是独生女,我永远抱有“我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信念。实际上,迪斯也是独子,但他是另一个极端。我需要拥有,他喜欢自由。我知道那是他的处世哲学,我不懂。也许他不喜欢约束,所以经常出门,经常搬家。他没兴趣在哪里扎根。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演出,他喜欢常常变换场景。他喜欢随意,喜欢新奇。我做的事情他不会投入感情因素,特别是与他无关的事情。我不理解男人的这种做法。鉴于我被抛弃的历史(我承认自己极度厌恶这个话题),我一直活在害怕失去的恐惧中,害怕失去稳定、亲密、归属感。我心里是明白的,过度要求实际上会让别人陷入绝境。渴望被拯救的人喜欢这么做,但是渴望不可能被满足,最终只会把人吓跑。谁愿意要一个整天缠着自己,担心你不够关心她,不停问你要承诺的人呢?

“我们做点什么吧。”我说。

“比如?”

“不知道,我们出去吧。”

“我很愿意,不过最好有个目的地。”

“我们可以去看看皮特的办公室。说不定他真有个出钱的合伙人。你拿了钱就可以走了。”

“我没说要走。”

“你总要走的。”

“你态度不好。”

“我知道,我就这态度。”

为了避免磨损我的备胎,我们开迪斯的车去了市里。路线很简单,从卡巴拉大街到州街,再左转。皮特的办公室在格兰尼塔街上一幢历经沧桑的楼里。四周的建筑怪怪的。总有一天,整个街区会被收购,夷为平地,盖上停车场、公寓楼、现代连锁酒店等更赚钱的建筑。皮特的底楼办公室标着A字。

这家公司显然从没红火到要在门口挂牌子的地步。埃布尔和沃林斯凯几个字仍然用红色和黑色的贴纸贴在厚玻璃窗上,已经掉落了大半。右下角贴了一张招租的条子,外加联系电话,没有房地产商或物业经理的名字。迪斯抄下电话号码,我隔着玻璃向里瞧。

办公室是一个大间,立着一只衣柜。我估计他得去走廊另一头用公共厕所。衣柜门开着,露出空的挂衣杆和几块活动搁板。后墙的中间有一扇门,可能通向楼内部的走廊。以我对皮特的了解,可以想象紧急状况下他仓皇逃跑的样子。今天是周日,左右两边的公司都没开门。

“你去找物业经理吗?”迪斯问。

“我觉得最好先找到皮特的妻子。”

我记得伯德一夏因公司营业时期皮特的家庭地址。当时我一边积累实习时间,一边给两位老板煮咖啡、干杂活。如果皮特迟交报告,就让我上门催收。他家离这里10个街区,窄小的阳台只够放下两把灰蒙蒙的白色藤条椅。上下两套双层窗户,右边的单扇菱形窗户里面是阁楼。前门周围的窗框和边条漆成深蓝色,前院一株巨大的桉树被阳台阻碍了长势,像喝醉了一般歪向一边。

我转动机械门铃的手柄,闹钟般的铃声响了。露丝·沃林斯凯打开了门。很多年没见,她还是老样子:瘦高身材,稀疏的长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穿着白色长袖蕾丝上衣、粗布长裙和皮靴,一眼就能看出她是60岁的老人。头上的发带换了谁戴都不行,只有她戴最合适。棕色的头发白了大半,原来的色泽依稀可见。浅绿色的眼睛,淡淡的眉毛,长脸,高额头,浅浅的皱纹。她立刻认出了我,只是时间太长,叫不出名字。

“金西·米尔霍恩,”我说。“多年前和皮特是同行。”

“我记得你。”她说,转而看着迪斯。

“这是我的同事,罗伯特·迪斯。”

她再度看着我。“皮特8月遇害了,你知道的吧。”

“听说了,请节哀。”

我立刻喜欢上了她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

“有问题吗?”她问。

迪斯说:“我是内华达的私人探侦,5月帮皮特干活,在里诺一家酒店监视4天,他没付钱。”

“你得和其他人一样等了,皮特一分钱也没留下,突然之间冒出来一群债主。”

“我们希望换一种解决方式,最好不牵涉到您。”我说。

她沉思片刻,打开了木框纱门。“请进来。虽然我没有义务替他还债,至少可以听听你们的事情。”

迪斯和我走进门厅,左边是起居室,她领着我们来到坐椅前。迪斯和我一起坐在靠背长沙发上,感觉沙发没怎么用过。

“您怎么样?”我问。“很不容易吧。”

“我调整得不错,虽然每天都有新问题冒出来。”

“比如?”

“比如像你这样的,”她淡淡一笑,语气中不含任何指责的意味。“我已经不看他的信了,付不出钱,看那些账单有什么意思呢?”

“警察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开始还挺上心,现在又有更重要的案子了。”

“没有嫌疑人?”

她摇头。“他们认为枪是皮特自己的,现场没有找到。他每天都把格洛克和史密斯一威森带在身上。尤其是晚上,他一定会带一把,通常是两把都带。”

“两把枪都不见了?”

“格洛克不见了。另一把手枪还给我了,在他车后备箱里找到的。他们认为现场还有一把枪,也不见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警官负责这案子,他知道得更详细。”

“你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为什么出去?”

“他长期失眠,经常晚上出门,在街上闲逛。那天晚上没什么异常,至少我没有感觉。”

“会不会生意上的事情出问题了?”

“他提过一笔生意,说能赚大钱,后来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的朋友呢?他有没有十分信任的人?”

“你了解皮特,他一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也不信任别人。”

迪斯说:“你知道他有财务困难吗?”

“我确实有感觉,没想到实际情况如此严重。人寿保单失效了,没有银行存款,支票透支,信用卡也刷爆了。我知道他有麻烦,没想到麻烦这么大。我们结婚时曾经宣誓彼此忠诚,他终究还是放不下面子。房款付清了,房子属于我们两人共同所有。我还没有咨询过律师,但愿别让我卖房子、抵押房子来还债。”

“他留下遗嘱了吗?”

“目前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他总是拖延,他觉得有的是时间。”

“其他财产呢?”迪斯说。“我不是为自己,只想帮您看看有没有遗漏。”

“我很惊讶他没有申报破产。我自己名下有两个账户,他不能动。不然也要被他花光了,他就是有多少花多少。”

“自由惯了。”我补充道。

“这不是自由,我认为。”她冷冷地说。

我终于看到了她的怒气,这是好事。她一直在强压怒火,可怒火一直在那里。

她两眼盯着地板,“两个月前他说在为我们的结婚周年攒钱。明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他计划坐邮轮旅行。我没当真,但我希望他真的攒下点钱来,哪怕只有一点,至少能打发掉闹得最凶的债主。”

“您什么也没找到?”

她摇头。“我翻遍了家里,除了罐子里的22块钱硬币,什么也没有。”

“没有投资?”

“哦,算了吧,没有股票,没有债券,没有养老金,”她说。“他开的福特车里程表显示20万公里。警察在现场扣押了车子,还给我之后,我卖了100块,已经算是好价钱了。买家本周末来拿车。车停在外面,你们可以去看看,说不定他在手套箱里藏了中大奖的彩票。”

她话带讥讽,但不是挖苦,也不是自嘲。丈夫死后留给她的烂摊子一定让她头痛万分。

迪斯说:“您呢?您工作吗?”

“我是私人看护,工作收入养活自己绰绰有余,就算不得己要抵押房产,我也能过下去,只是没想到老了会是这光景。”

“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加重了您的负担。”迪斯说。

“他欠你们多少?”

“3000美元出头。”

她说:“我向你们道歉。”

“这不是您的错。”迪斯说。

“你们刚才说的另外的解决方式是?”

迪斯说:“不一定能成功。皮特分包给我的工作,他自己可能还没向客户收款。如果我们能查看他的文件,就能找出应收账款,我们向客户要钱,不来打扰您。”

“假如别人欠他钱,这笔收入难道不算他的财产吗?”

“我做了工作,我得收钱。”

她考虑片刻,似乎妥协了。“车库里有文件,这几个星期他一直往家里拖整理箱,一次几个。现在我知道了,他是担心自己被房东赶出来,提前做准备。”她站起身。“你们跟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