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足以证明我的确铁石心肠：我厌烦珀尔的号哭，我觉得她在做戏，是假哭。我的第一反应是让她闭嘴，像拔掉墙上的插头一样干脆。她的过度反应让我无法应对费利克斯的死讯。她的行为遏制了我所有正常的反应。我怀疑自己患有心理障碍，无法体验悲伤。现在不是时候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但是这种念头从前也屡次出现过。也许我看得太多，经历过的痛苦太多，导致对痛苦的麻木。我甚至想象自己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避开类似话题。我是有心理问题吗？
不，有问题的肯定是珀尔。如果我真有心理问题，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做出理性的思考吗？
于是我站着，珀尔瘫在沙发里，吟唱着拙劣的丧歌。虽然我没有义务评价他人宣泄情绪的方式，不过根据她的音量，满分10分的情况下，我给她打2.5分。丹迪没有过来安慰她。是和我同样感觉，还是面对歇斯底里的女性手足无措？不知道。我不怀疑珀尔对费利克斯的感情，我只是觉得她为了成为焦点才如此表演。我抱起胳膊，盯着地面，以明确的肢体语言表达我的态度：厌烦，冷漠。珀尔肯定觉察了我的冷漠，她继续表演，像个乱发脾气的小孩，逼着妈妈妥协。
有人递给她一杯水，有人沾湿了纸巾，轻拭她的脸颊。我很想狠狠扇她一耳光，但我忍住了。这场戏持续了很久，充分而明确地表达了她的情绪。有两人扶她站起来，她像赛场受伤的运动员一样被扶出房间，其他人神情严肃地站着。丹迪和我对望一眼，但我看不懂他的眼神。
我说：“我去贝克斯菲尔德的时候，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知道那帮人打了费利克斯，是为了什么？他和珀尔又去招惹那帮人了吗？”
“据我所知没有。珀尔基本上待在这里，怕他们会来报复，费利克斯似乎没有这样的担忧。我想他完全没有行为会带来后果这个概念。对他来说，该做就做，做后就忘。那孩子缺乏社会常识。”
“警察什么态度？”
“肯定是四处问问，写写笔录。我知道他们询问了报警的人，他不会说什么的，就是抱歉之类的话吧。三个要饭的打一个要饭的，这种闲事他不会管的。”
“那个时候，你和珀尔去喝酒了，”我说。“为什么？你应该知道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喝醉。”
他面露尴尬，“有时这种感觉很好。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愿面对，喝醉了，就忘了，不用体会痛苦、愤怒、悲伤。”
“你现在怎么样？你脸色不好。”
“还好，感觉不那么热了。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
“你看着珀尔？”
“当然了，要照顾朋友。”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我很想拥抱他，但是忍住了，主要原因是他的破外套上似乎有呕吐后留下的污渍。我拍拍他的胳膊。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走出收容所的时候，问讯台的志愿者向我招手。我扭头看看身后，确定她是在招呼我，于是走上前。她说：“你是特伦斯·戴斯的亲戚吗？”
“是的。”
“他指定的遗产执行人？”
“是我，我叫金西。”
“我叫贝尔瓦。我这里有几封戴斯的信，我觉得应该交给你。”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她转身拿出两封银行对账单和一只大号邮政包裹。包裹很厚，我接过来的时候，发觉非常重。包裹是寄给戴斯自己的，我认出了写地址的笔迹，邮戳时间为1988年6月29日。
“谢谢你，”我掏出名片放在柜台上。“如果还有信件，能通知我吗？”
“当然，如果还有信件寄来，我会给其他志愿者留言。”
我再次道谢，然后拿着厚重的包裹回到车上。包裹上缠了一层又一层透明胶带，分辨不出面和底，只能等以后打开才能知道他在离世前几个月寄了什么给自己。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没必要把费利克斯的死讯记在索引卡上了。我不知道死亡的时间以及主治医生记录的死亡原因，我只知道他永远也摘不下牙套了。我心中的难过无法言语。我转动车钥匙，向州街尽头的自行车店开去。快到十字路口时，我拐进一条支路，找地方停好车，然后步行到街角处的自行车租赁店。
街上正在进行周末艺术展：人行道旁的摊位展示着各种绘画、陶器及手工艺品。有些摊主支起了帐篷展示纯手工制品，比如服装、风铃、草坪装饰物、手饰、陀螺等。时值周日下午，太阳已落山，远处的海滩上有嬉闹的孩子，遛狗的人，脱掉比基尼上衣趴在海滩上的少女。大路边的餐馆敞开了大门，户外餐桌的椅子上坐满了人。
自行车租赁店依旧业务繁忙，特别是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的脚踏游览车。除了租赁业务之外，店里还出售冲浪板、泳衣、T恤、短裤、棒球帽、太阳镜、防晒霜及各种配饰。我寻找这里的负责人，最后锁定了站在收银台后面收钱的60多岁男人。他穿一件夏威夷衫，颜色都洗掉了，隐约能看出白色背景衬着蓝色棕榈叶子，秃顶上架了一副老花镜，戴着俗不可耐的结婚戒指和手表。
我走到收银台前等候，店主结完前一位顾客的账，抬眼期待地望着我。
我伸出手。“金西·米尔霍恩，您是店主吗？”
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将我和推销员、传单派发员之类的角色归于一类人了。
店主迟疑片刻，和我握了手。“店是我的，没错，我姓帕克特，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前几天在门口被打的年轻人，我是他朋友。”
他的笑容消失了。“你说的是费利克斯，他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刚死。”
他抬起一只手。“等等，不用你说，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帮不上忙。那帮歹徒打得太狠。他死了，我很难过，但我不会去警局指认照片。我知道他们是谁，我天天在这里看见他们。你问这个干吗？”
“我和费利克斯不熟，可我觉得很痛心。”
“我也是，谁不是呢？他是好孩子，可惜事情无法改变了。我恨透了那些流浪汉。他们不是围着游客要钱，就是躺在巷子里睡大觉，占着公园长椅闲聊。我不是不肯给人一处睡觉的地方。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我门口的台阶上小便，太可恨了，弄得那里一股骚味。每天晚上都有女的在我家篱笆下面大便。这都是什么人啊？”
“也许精神有问题。”
“那就把她关进来。里根最大的错误就是在70年代把所有疯人院都关了……”
我打断了他，“咱们不谈政治，好吗？我理解你的怨言，我来这里不是要和你辩论。我想谈谈费利克斯，不谈其他事。”
“明白了。那孩子从来不失礼，所以我刚才讲的不包括他。我说的是流浪者的普遍状态。只要他们不动我的地盘，我对他们没意见。城里净是些婆婆妈妈的自由主义分子——”
“喂！”
“不好意思，又扯远了，”他说。“去指认打死他的暴徒，我不去。就算抓了那大块头，体制能把他怎么样？法庭审审，就放出来了。”
“为什么要让那些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我问。“不管他是不是流浪汉，坏人就是坏人。”
“我同意，”他说。“我认识费利克斯比你久。他第一次来是6到8年前，不到16岁。他要两块钱，我没给。我说需要人干活，问他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我就让他扫地，做些拆盒子、倒垃圾的事，我请他吃饭作为回报。不是高档餐馆，但也不是快餐店。有时我给他10块钱，维持到他下一张残疾人支票到账。过了一阵子，我估计他干烦了，或是找到其他糊口的办法，走了。他出了事，我很难过。”
“却不愿意指认照片。”
“是的，我不去。知道去了会有什么结果吗？那帮恶棍会来这里，砸我的灯，我的窗玻璃，我的货架，偷我的东西。我怎么办？”
“能再考虑考虑吗？”
“不能，事情不可能改变。我懂你的意思，你想尽自己的责任，我也一样，但我不能给自己惹麻烦。我有老婆，有孩子，我必须先考虑他们。你大概认为我胆小，其实不是。”
“我理解，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不是针对你或者费利克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能这么说。”
我拿出名片放在收银台上。“如果想到什么，给我打个电话可以吗？”
“不可以。祝你顺利。”
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迪斯的红色保时捷停在半个街区之外。他要么没有找到康·多兰，要么没打听到太多消息。我停好车，朝家走去。
刚踏进后院，我呆住了。亨利坐在一把户外扶手椅上，另一张上端坐着安娜·戴斯。她的黑发盘在头顶，用一圈银色发夹固定。皮靴，牛仔裤，粗布外套，低领T恤，干净利落。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脚边超大的行李箱，我还注意到了埃德，蜷在她膝上睡得正香。
我把戴斯的包裹像盔甲一样护在胸前，瞪着她。“你怎么来的？”
“长途大巴。”
“我以为你一个子儿也没有。”
“所以就问埃伦借了。如果你遵守诺言让我搭顺风车，我就不用麻烦她了。”
“我从没同意让你搭车。”
“可你没说不同意啊。”她瞟了亨利一眼。“别扯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亨利很识趣，不随意评价任何一方。他向我微微一笑。“你父亲的亲戚，很不错。”
我仍然瞪着她。“你不能住我这里。”
“谁问你了？我有地方住。”
亨利说：“没关系，我有空房间，我们正准备帮她安顿。我觉得两人住得近，相互了解，你会高兴的。”
“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她的？”
亨利眨眨眼睛。“我不记得了，应该是我。”
“我还有事。”我说。
我没给过迪斯钥匙，他一定是留着上次自己配的钥匙。门没有锁，10月的斜阳挤进半开的门里，照在地板上。我在门口站了片刻，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不怪亨利，他怎么知道这姑娘有多厉害？
我把包裹放在桌上。
迪斯坐在我的沙发上，一双光脚架在茶几上，翻着我的《洛杉矶时报》。早上我在水畔酒店找到他时，他看的就是这份报纸。他煮了一壶咖啡，手边放着一只空杯。“你脸色不好。”
“没有。”
“你看上去脸色不好。”
“我不想谈，”我说。“与你无关。”
“那我放心了。”
我把皮包扔到厨房凳子上，坐到他身边。“早知道应该让你读完这份报纸。”我说。
他笑了。“我可以看一整天。我喜欢找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道消息。我看寻人栏目，研究汽车广告，说不定就能碰上一单大生意。”
“康怎么说？”
“他不在家。邻居说他和斯泰茜·奥利芬特两周前去了巴西的卡布。航海钓鱼吧，我估计。明天我们和凶案组警探聊聊，希望他们能有线索。你从前的男朋友还在人身伤害科吗？”
“谁？乔纳？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前妻不跟他闹的时候，我们约会过几次。”
“哦。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说的是另一个，卷头发，老爸有大把的钱。”
“不知道是谁。”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明白他说的是切尼·菲利普。
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的感情生活。如果是我得知他和另外两个女人交往，我不会提起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看来，这正是经常分离以及长期分离带来的问题。我不愿意“分享”。我是独生女，我永远抱有“我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信念。实际上，迪斯也是独子，但他是另一个极端。我需要拥有，他喜欢自由。我知道那是他的处世哲学，我不懂。也许他不喜欢约束，所以经常出门，经常搬家。他没兴趣在哪里扎根。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演出，他喜欢常常变换场景。他喜欢随意，喜欢新奇。我做的事情他不会投入感情因素，特别是与他无关的事情。我不理解男人的这种做法。鉴于我被抛弃的历史（我承认自己极度厌恶这个话题），我一直活在害怕失去的恐惧中，害怕失去稳定、亲密、归属感。我心里是明白的，过度要求实际上会让别人陷入绝境。渴望被拯救的人喜欢这么做，但是渴望不可能被满足，最终只会把人吓跑。谁愿意要一个整天缠着自己，担心你不够关心她，不停问你要承诺的人呢？
“我们做点什么吧。”我说。
“比如？”
“不知道，我们出去吧。”
“我很愿意，不过最好有个目的地。”
“我们可以去看看皮特的办公室。说不定他真有个出钱的合伙人。你拿了钱就可以走了。”
“我没说要走。”
“你总要走的。”
“你态度不好。”
“我知道，我就这态度。”
为了避免磨损我的备胎，我们开迪斯的车去了市里。路线很简单，从卡巴拉大街到州街，再左转。皮特的办公室在格兰尼塔街上一幢历经沧桑的楼里。四周的建筑怪怪的。总有一天，整个街区会被收购，夷为平地，盖上停车场、公寓楼、现代连锁酒店等更赚钱的建筑。皮特的底楼办公室标着A字。
这家公司显然从没红火到要在门口挂牌子的地步。埃布尔和沃林斯凯几个字仍然用红色和黑色的贴纸贴在厚玻璃窗上，已经掉落了大半。右下角贴了一张招租的条子，外加联系电话，没有房地产商或物业经理的名字。迪斯抄下电话号码，我隔着玻璃向里瞧。
办公室是一个大间，立着一只衣柜。我估计他得去走廊另一头用公共厕所。衣柜门开着，露出空的挂衣杆和几块活动搁板。后墙的中间有一扇门，可能通向楼内部的走廊。以我对皮特的了解，可以想象紧急状况下他仓皇逃跑的样子。今天是周日，左右两边的公司都没开门。
“你去找物业经理吗？”迪斯问。
“我觉得最好先找到皮特的妻子。”
我记得伯德一夏因公司营业时期皮特的家庭地址。当时我一边积累实习时间，一边给两位老板煮咖啡、干杂活。如果皮特迟交报告，就让我上门催收。他家离这里10个街区，窄小的阳台只够放下两把灰蒙蒙的白色藤条椅。上下两套双层窗户，右边的单扇菱形窗户里面是阁楼。前门周围的窗框和边条漆成深蓝色，前院一株巨大的桉树被阳台阻碍了长势，像喝醉了一般歪向一边。
我转动机械门铃的手柄，闹钟般的铃声响了。露丝·沃林斯凯打开了门。很多年没见，她还是老样子：瘦高身材，稀疏的长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穿着白色长袖蕾丝上衣、粗布长裙和皮靴，一眼就能看出她是60岁的老人。头上的发带换了谁戴都不行，只有她戴最合适。棕色的头发白了大半，原来的色泽依稀可见。浅绿色的眼睛，淡淡的眉毛，长脸，高额头，浅浅的皱纹。她立刻认出了我，只是时间太长，叫不出名字。
“金西·米尔霍恩，”我说。“多年前和皮特是同行。”
“我记得你。”她说，转而看着迪斯。
“这是我的同事，罗伯特·迪斯。”
她再度看着我。“皮特8月遇害了，你知道的吧。”
“听说了，请节哀。”
我立刻喜欢上了她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
“有问题吗？”她问。
迪斯说：“我是内华达的私人探侦，5月帮皮特干活，在里诺一家酒店监视4天，他没付钱。”
“你得和其他人一样等了，皮特一分钱也没留下，突然之间冒出来一群债主。”
“我们希望换一种解决方式，最好不牵涉到您。”我说。
她沉思片刻，打开了木框纱门。“请进来。虽然我没有义务替他还债，至少可以听听你们的事情。”
迪斯和我走进门厅，左边是起居室，她领着我们来到坐椅前。迪斯和我一起坐在靠背长沙发上，感觉沙发没怎么用过。
“您怎么样？”我问。“很不容易吧。”
“我调整得不错，虽然每天都有新问题冒出来。”
“比如？”
“比如像你这样的，”她淡淡一笑，语气中不含任何指责的意味。“我已经不看他的信了，付不出钱，看那些账单有什么意思呢？”
“警察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开始还挺上心，现在又有更重要的案子了。”
“没有嫌疑人？”
她摇头。“他们认为枪是皮特自己的，现场没有找到。他每天都把格洛克和史密斯一威森带在身上。尤其是晚上，他一定会带一把，通常是两把都带。”
“两把枪都不见了？”
“格洛克不见了。另一把手枪还给我了，在他车后备箱里找到的。他们认为现场还有一把枪，也不见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警官负责这案子，他知道得更详细。”
“你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为什么出去？”
“他长期失眠，经常晚上出门，在街上闲逛。那天晚上没什么异常，至少我没有感觉。”
“会不会生意上的事情出问题了？”
“他提过一笔生意，说能赚大钱，后来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的朋友呢？他有没有十分信任的人？”
“你了解皮特，他一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也不信任别人。”
迪斯说：“你知道他有财务困难吗？”
“我确实有感觉，没想到实际情况如此严重。人寿保单失效了，没有银行存款，支票透支，信用卡也刷爆了。我知道他有麻烦，没想到麻烦这么大。我们结婚时曾经宣誓彼此忠诚，他终究还是放不下面子。房款付清了，房子属于我们两人共同所有。我还没有咨询过律师，但愿别让我卖房子、抵押房子来还债。”
“他留下遗嘱了吗？”
“目前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他总是拖延，他觉得有的是时间。”
“其他财产呢？”迪斯说。“我不是为自己，只想帮您看看有没有遗漏。”
“我很惊讶他没有申报破产。我自己名下有两个账户，他不能动。不然也要被他花光了，他就是有多少花多少。”
“自由惯了。”我补充道。
“这不是自由，我认为。”她冷冷地说。
我终于看到了她的怒气，这是好事。她一直在强压怒火，可怒火一直在那里。
她两眼盯着地板，“两个月前他说在为我们的结婚周年攒钱。明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他计划坐邮轮旅行。我没当真，但我希望他真的攒下点钱来，哪怕只有一点，至少能打发掉闹得最凶的债主。”
“您什么也没找到？”
她摇头。“我翻遍了家里，除了罐子里的22块钱硬币，什么也没有。”
“没有投资？”
“哦，算了吧，没有股票，没有债券，没有养老金，”她说。“他开的福特车里程表显示20万公里。警察在现场扣押了车子，还给我之后，我卖了100块，已经算是好价钱了。买家本周末来拿车。车停在外面，你们可以去看看，说不定他在手套箱里藏了中大奖的彩票。”
她话带讥讽，但不是挖苦，也不是自嘲。丈夫死后留给她的烂摊子一定让她头痛万分。
迪斯说：“您呢？您工作吗？”
“我是私人看护，工作收入养活自己绰绰有余，就算不得己要抵押房产，我也能过下去，只是没想到老了会是这光景。”
“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加重了您的负担。”迪斯说。
“他欠你们多少？”
“3000美元出头。”
她说：“我向你们道歉。”
“这不是您的错。”迪斯说。
“你们刚才说的另外的解决方式是？”
迪斯说：“不一定能成功。皮特分包给我的工作，他自己可能还没向客户收款。如果我们能查看他的文件，就能找出应收账款，我们向客户要钱，不来打扰您。”
“假如别人欠他钱，这笔收入难道不算他的财产吗？”
“我做了工作，我得收钱。”
她考虑片刻，似乎妥协了。“车库里有文件，这几个星期他一直往家里拖整理箱，一次几个。现在我知道了，他是担心自己被房东赶出来，提前做准备。”她站起身。“你们跟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