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山下，我冲过停车场，甩着车尾转上米拉格鲁，后来才想起来忘记看有没有警车了。我知道波加特不可能跟在我们后面，但是我太紧张了，只想赶紧逃走。开了一个街区，我盯着珀尔。“为什么要砸了宿营地？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们烧了他的书，把书当成柴火——”
“那又怎样？他死了，这些书没用了。谁知道那些人会怎么报复你们。”
珀尔抬起一只手。“停车，我要下车。”
“你晕车吗？”
“不是，我不晕车，你个笨蛋，我要抽烟。”
费利克斯说：“喂，我也要。”
“噢，算了吧。”我打断他。
我找到一处路边，避开来往的车流。说实话，这个时候我不适合开车，我的脑子一片混乱，需要时间理清思绪。米拉格鲁车流繁忙，我心烦意乱。我按下左转向灯，开上麦当劳停车场旁边的支路。天色昏暗，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绿化带黑乎乎一片。我一眼看到两辆车之间有一个空位，立刻停了过去。
珀尔下了车，费利克斯跟着她，我也下了车，靠在门边，把脸靠在胳膊上，伸直双腿，放松紧张的神经。我看到三米之外的费利克斯手在颤抖。因为剧烈跑动，珀尔的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防狼喷雾的作用仍在，她的两眼依然红肿，眼泪不停地流。她吸了吸鼻子，用手一抹，在夹克上把手擦干。对她，我还能有多少期待呢？
我瞄了一眼手表：7点10分，收容所已经关门，来不及送他们回去了。理论上来说，收容所里应该安全，但是我知道，如果波加特来报复，首先会去收容所。
费利克斯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包烟。
我说：“你有干吗还蹭她的烟？”
“她无所谓。”
“谁说我无所谓。”
费利克斯的香烟盒已经被压扁，他拿出来的两根烟断成两截，他扔掉了一根。
“给我。”珀尔抢过第二根烟。那根烟只剩下一小段，里面的烟丝露了出来。他帮她点了火，自己再拿出一根来点着。两人同时吸了一口，深深地吸进肺里，我看他们都快喘不上气了。我的脑海中霎时回想起情绪紧张时抽烟的快感，没想到我居然大声说了出来。
“你们俩没脑子吗？”我说。“香烟那么贵，只会害了你们。”
珀尔皱起眉头。“关你什么事？你肯定这辈子都没抽过烟。”
“我也抽过。我抽过两年，后来戒了。”
“那你应该更理解才对。”
“我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当朋友。”
她笑了，露出四颗稀疏的门牙。“上帝啊，我开始喜欢你了。”
“但愿别。”
她最后吸了一口烟，扔在脚下蹍碎。“哇！好多了。我们看看抢了些什么。”
“好。”我说。
我从后座上拿起皮包，找到我的小手电打开，然后走到车后打开后备箱，拿出登山背包递给珀尔，再把旅行袋拎出来放在地上。
珀尔把背包倒过来。包边是四根空心铝合金管，管角套着橡皮帽。珀尔拔掉一个橡皮帽，再把包倒回来，摇了两下，我听到有东西丁丁当当地掉在地上。我拿手电一照，是一根扁长的钥匙。珀尔艰难地弯下腰，捡起钥匙，放在我的手上，我打着手电仔细观察。
是戴斯银行保管箱的钥匙，一边有着长度不一的突起。没有银行名，没有地址，没有保管箱号码。“什么都没有。”
珀尔说：“当然没有。他们可不想让随便什么拿着钥匙的人走进银行，说东西都是他的。”
我说：“那不可能。要取出保管箱，你得出示身份证，签名必须和他们的记录里一致。”
“真的？”费利克斯说。“盒子真是你的，你有钥匙，还得这样？这样不对吧。”
“我看你们都不知道特伦斯去的哪家银行吧？”
珀尔说：“不知道。你应该在走路就能到的范围里找。他瘸了一条腿，走不远的。”
“他可以打车。”我说。
“没错。”
我把钥匙给她。“你来保管吧，你最辛苦。”
“嘿，不要，你拿着。你找到银行就告诉我们。我很好奇他为什么把值钱东西放在银行，抢劫犯最爱抢银行。”
她把背包放到一边，打开了旅行袋，往里面看了两眼，然后倒过袋子，把里面的东西晃出来。一团旧衣服滚了出来，破破烂烂，一股霉味。我拿手电照过去，这一堆破烂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全棉衬衫，领尖有纽扣，长袖，鲜亮的黄绿格子。她拿起衬衫，一副眼镜和一张带照片的身份证掉了出来。
“是查尔斯，”她说，“特伦斯死掉的朋友。”
“特伦斯为什么留着他的东西？”
“做纪念。特伦斯有点多愁善感，查尔斯只有这些东西。”
剩下的东西有一件洗褪色的灰衬衫，要么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要么是二手店里淘的便宜货。
“这是什么世道，人死了留下的只有破烂。”她拿起格子衬衫，把眼镜和身份证卷起来，和其他东西一起塞回旅行袋。我以为她还有话说，她已经开始往外走了。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拿回的东西却没什么价值。
“就这些了？”我问。
“差不多。”
“现在怎么办？”
她说：“你要是愿意，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商量商量。芝士汉堡最好了。”
我饶有兴致地盯着她。“这主意真不赖。”
珀尔和费利克斯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野马车停的地方。我排队点餐，付账，等着配餐：三份芝士汉堡，两份巨无霸，三份大薯条，三杯可乐。巨无霸是给他们点的，我舔舔包装纸就行了。我端着餐盘走过去给大家分餐，我注意到珀尔把背包放在身边，旅行袋夹在两脚之间。
我们安静地享用着香甜的芝士，美味的牛肉，松软的面包，外加从小塑料袋里挤出来的可口的番茄酱。我多要了几包盐，几个人吃得千干净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氯化钠，统统下了肚。
我让费利克斯把桌子收干净，然后回到停车场上了车。“送你们去哪儿？”
珀尔说：“到海滩就行，然后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开动野马，驶过两个街区，然后右转上了米拉格鲁，往卡巴拉大街开。饱餐一顿外加紧张情绪快速缓解，我昏昏欲睡。为了保持清醒，我问：“你们怎么会流浪街头的？这事可不好玩。”
费利克斯把身体挤在前排座位之间，像是被家长带出门放风的狗狗。“比你想的好玩多了。我15岁和我爸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珀尔笑了。“这小子有癫痫。脑袋受过伤，对吧？”
“是。我妈拎着榔头追我，说算我走运。她没绷着脸，还笑呢。那一下把我打晕了，醒过来的时候眼前全是星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没流多少血，可我的心碎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发作，一天10到15次。”
“他妈说他是故意让她难堪。”珀尔说。
“没错。两年她都没有带我去看病，说我发作是装出来吓她的。我经常好好的就突然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
珀尔说：“等他妈想起来带他去看病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坏了。”
“她说反正我也没什么脑子，损失不大，一直吃药就没事。”
“是的，你可别忘了。”珀尔用手指指他。
他开心地笑了，金属牙套亮了一下。“她可厉害了，她和丹迪一起照顾我。”
“比你妈好，肯定的。”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的眼睛。“谁给你付牙套钱？”
“我爸。”
“他怎么了？”
“我想是烦我了吧。有一天他走了就再没回来，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了。”
“你呢，珀尔？”
“就担心你会问。我一直没工作，一辈子就没工作过，我全家都一样。不对，我老爸有次在工地上千过两星期零两天。他说工钱太少，活太多，认为又是剥削穷人的新花样。后来我们就靠国家救济生活，”她说。“你呢？你干的这行，每天都做些什么？”
“各种事情。代办手续，去法院调档，背景核查，有时做监视。一个案子结束，我要写报告，寄发票，才能付我自己的账单。”
“你瞧，你瞧瞧，我就没账单，我不欠别人一分钱，所以我比你过的好。”
我瞪着她，这是玩笑话吧。
“到那就行了。”她指着卡巴拉大街和州街交会处。
我停在路边，对面是靠近码头的停车场。“你们有地方睡觉？”
“只要警察不赶我们。”她说。
对此我不乐观，其实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邀请他们去我那里。去了之后呢？他们俩睡在沙发床上？费利克斯睡沙发，珀尔和我一起睡床？“我给你们钱住汽车旅馆。”我说。
“我们不是要饭的，波加特才是。”她说。
“对不起，我错了。”我说。
费利克斯说，“没关系啊，你不是故意的。谢谢你请我们吃饭。我拿了两包番茄酱，饿的时候吃。”
他们俩下了车，珀尔提着背包，费利克斯像抱小狗一样抱着旅行袋。
“你们俩要当心，”我说。“那帮人可能会报复的。”
“我不怕，”她说。“全是蠢货。”
我走的时候一直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俩。他们没有走，显然是不愿意让我看到他们的去向，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去哪里过夜。多么奇怪的一对：珀尔胖得像只水桶，费利克斯是戴着牙套、留着雷鬼头的白人小孩。可为什么看到他们，我就鼻子发酸？
周三早晨，完成每天的常规运动之后，我来到办公室，煮上一壶咖啡，查看邮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虽然没有新客户，我仍然觉得坐在办公桌前更愉快。我拿出索引卡片，准备记些备忘。这时电话响了。
是阿伦·布卢姆伯格，他对我表示歉意，周一的电话拖到现在才回。
“不要紧的，”我说。“我知道你忙，我想你有空就会回电话的。萨克拉门托有回音吗？”
“完全没有，”他说。“你呢？你那里有消息吗？”
“说实话，我倒是有不少消息，”我简单向他讲述了我查到的线索，包括死者的姓名，他在贝克斯菲尔德居住多年，以及大部分线索来自丹迪、珀尔和费利克斯。“据他们说，戴斯曾被判终身监禁，但没人知道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又被放出来。我很想查清楚。”
“我和你一起查，再说一遍姓名。”
“姓戴斯，第一个名字缩写R-不知道是哪个词，理查德还是罗伯特。他的流浪汉朋友确信他有一笔钱，因为他不辞辛苦地写了遗嘱，还让他们三个做证人。他的遗物里没有遗嘱，你可以看看他的睡袋，会不会缝在夹层里。我这里有他们说的银行保管箱钥匙，也可能在那里。”
“我去检查睡袋，”他说。“你知道他在哪里服刑吗？”
“索莱达，他不愿和别人谈论这事。”
“好的。我在系统里查查他的犯罪记录。出生时间？”
“不知道。之前你在克恩县工作，贝克斯菲尔德警局或者治安办公室可能有人知道。”
“我问问他们。你知道他去的哪家银行吗？”我从电话里听到阿伦敲击计算机键盘的声音。
“不知道。我正打算开始侦查工作。银行里的人口风很紧，希望至少能有人确认见过他。如果谈话的时候能说你的名字，表示我有官方授权，那样会比较顺利。”
“可以的。一旦查到哪家银行，如果开保管箱需要法庭令，我来办。你知道他为什么带着你的电话吗？”
“他想在本地找一位亲戚，需要中间人。有个朋友平奇·福特推荐了我，你还记得他吗·5月的仓库枪战？”
“天哪，我当然忘不了，”他说。“你做得很好。R·特伦斯·戴斯，贝克斯菲尔德人，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我开车回到海滩，从特伦斯支帐篷的地方开始沿着街道一直开。珀尔说他去的银行在步行范围内。他的确可以打车，但他可能不想花这个钱。连收容所住宿费都不愿意付的人基本不会付出租车费。
蒙特贝罗有5家银行。圣特雷莎市中心还有12家，9家分布在州街沿线的6个街区，3家在平行的圣特雷莎大街上。定下路线之后，我往最近的银行开去。
从别人嘴里套取信息是招人讨厌的事情，除非你具有坚定的信念。我有我的心灵禅。这是我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我不需要正确的答案，我要的是耐心与坚持。我在意的是过程，今天的任务和别的任务同等重要。
我与每一家银行的谈话内容要点如下。首先询问银行柜员能否见大堂经理，大堂经理通常坐在玻璃隔间里，或者大厅里某个不起眼的办公桌旁。然后向大堂经理或者经理助理自我介绍，出示我的驾照和带照片的侦探证，递上我的名片。接着询问是否有一位名叫R·特伦斯·戴斯的客户，因为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把银行保管箱的钥匙，趁机搬出阿伦·布卢姆伯格的名头，表示一旦我们确认死者的开户行，法医调查员将安排手续，在银行经理的陪同下打开保管箱。法医调查员的名号简直具有魔力，要不然哪会有人搭理我。
事情终于在第10家银行有了眉目。柜员叫来了副总裁助理特德·希尔，听到戴斯的名字，他点了点头。
“戴斯先生是我行的优质客户，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真令人难过。”
“我听说他病了一段时间，”我说。“法医办公室询问打开保管箱是否需要申请法庭令。”
“不需要。我们乐意与政府机构合作。请转告布卢姆伯格先生，我们将全力配合，请他来电告之我们方便的时间。”
就这样，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第二天我才明白有多少小恶魔从盒子里逃了出来，而当时的我对自己的工作效率无比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