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亨伯指挥车的司机——原来他是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的——他似乎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义务替伦纳德提他的行李。当伦纳德提着他的箱子东磕西碰地走进机场大楼的时候，他觉得相比之下提箱子要轻多了。可是他提着这么累赘的东西，不免在他的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等他排在飞往伦敦去的那个长长的旅客的队伍里时，他觉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他敢把他的提箱放到磅秤上去过磅吗？已经有人排在他的后面。他能够从队伍里出来而不至于惹得旁人怀疑吗？在他周围的那批人可都是一些奇怪的家伙。前面那些穿着邋里邋遢的人显然都是一家子——爷爷，奶奶，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两个小孩。他们的行李是几个硕大无朋的硬纸板盒子和用绳子缚着的布包裹，他们一定是难民。西德当局不敢把他们从陆路运走，也许由于他们害怕乘坐飞机，所以他们全家都如此安静。也许那是由于他们觉察到，站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用脚推着他的箱子往前走的高个子的缘故。他的后面是一群大声说着话的法国商人，而他们的后面则是两个站得笔挺的英国军官，他们对那些法国人的行径静静地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所有这些人具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看上去都是些清白无辜的人士。他也清白无辜，可是他得进行一番解释才能让人信服。在一个报摊旁边站着一个宪兵。他的双手放在背后，扬起了下巴颏。警察都站在护照检查亭的旁边。其中的哪一个会把他从旅客的队伍里拉出来呢？
他觉得有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他骤然一惊，太快地转过身来。原来是玛丽亚。她穿着一身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衣服。这是她新置备的夏装：一条上面印有花卉的裙子，腰里束了一根很宽的皮带，上身是一件白色的低开领蝙蝠袖女衬衫。她的头颈里戴着一条仿造的珍珠链——他不知道她还有这么一条项链。她看上去睡眠充足，容光焕发。她还用了一种新的香水。他们俩接吻的时候，她把手放在他的手里。它摸上去凉而光滑。他感觉到有些轻盈而单纯的东西回到他的心里来了——至少他心里有了这么一种想法。也许很快他就会重新向往着她了。他一旦离开了她，他就会想念她，把她从关于那条围裙，那些耐心的包扎，和在那些布的边缘涂上胶水的记忆区别开来。
“你看上去身体很好，”他说。
“我觉得好些了。你睡得好吗？”
她问得太不谨慎，紧靠在他们后面就有人。他把他的箱子推向前去，填补了那些难民后面出现的空当。
他说了声不，又挤了挤她的手。他们当然能够成为一对订了婚的男女。他说，“我很喜欢这件衬衫。它是新的吗？”
她退后一步，好让他看得更加清楚。她的头发周围戴了一个新的发夹——这回她选的是蓝、黄两色的，比别的就显得更加孩子气了。“我要让自己庆贺一下。你觉得这裙子怎么样？”她稍稍为他转了个身。她看来很高兴、很兴奋。那些法国人在注视着她。排在最后的那些人里面有个人吹了声口哨。
当她走近来一点的时候，他说：“你看上去真美。”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他不停地这么说着，即使只对他自个儿说，他就会知道她确实真美。
“这么多人，”她说。“如果鲍勃·葛拉斯在这儿的话，他就会设法让你排到前面去。”
他装作没有听见。她戴着那枚订婚戒指。如果他们只是坚持着按照事物的形式办事的话，别的也就会接踵而来，过去的一切就都会回来。只要没有人来抓他们。他们随着人流逐渐朝着检票口往前移动。
她说道，“你对你的爹妈讲了没有？”
“你指什么？”
“当然指我们订婚的事情。”
他本来打算讲的。他本来打算举行了酒会以后的第二天就写信去告诉他们的。
“我一回到家里就对他们讲。”
可是，在他对他们讲以前，他自己先得对它重新具有信心。他得回到那个时刻，当他们在那天吃过了晚饭，一起走上了通往她的寓所去的那个楼梯，或者当她说的话语传到他的耳中，在他听出它们的含意以前，就像一颗颗银珠子在缓缓地掉落下来似的。
他问，“你提出辞职了没有？”
她笑了，而且她好像有点犹豫。“是的，少校可着急得要命。‘那么你叫谁再替我煮鸡蛋？我能相信谁会把面包切得像士兵似地整齐？’”
他们都笑了。他们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就要分手了——订了婚的男女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她说，“他们还想劝我别辞职哩。”
“那你怎么说？”
她微微摇晃着那个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指头。她装作淘气的样子说，“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检票口的附近。他们快走到那儿了，可两人依然手握着手。沉默了一会，他说道，“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们一点都没有听人说起。”
她立刻回答道，“这就表明，我们永远不会听人说起什么了。”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那个难民家庭在办理行李托运的手续。玛丽亚问道，“你打算干什么？你想去哪儿？”
“我不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在拍电影。“到你的或者我的地方去。”
她大声笑了起来，她的模样有点放荡。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那个职员抬起头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玛丽亚的行动随便得近乎放肆，也许她感到太高兴了。那些法国人早就不再说话了，伦纳德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他们都在注视着她的缘故。他在提起箱子来放在磅秤上过磅的时候，他想他倒是真的爱她的。箱子等于没有分量——一共才三十五磅。他的机票给检查过以后，他们一起到自助餐厅里去。那儿也在排队，而且看上去不值得他们前去参加。再过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
他们坐在一只佛米卡台面的桌子边。桌上到处是用过了的茶杯和黏满了让人用作烟灰缸的黄色糕饼的碟子。她把椅子拉得离他更加近一点，把她的手臂挽在他的臂弯里，让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你不会忘记我爱你，”她说。“我们做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现在我们可没事了。”
每当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就会觉得心里不安。就好像她还嫌现有的麻烦不够多似的。尽管如此，他仍然说道，“我也爱你。”
候机室的喇叭宣布，他的那班飞机的乘客该上飞机了。
她和他一起走到报摊那儿，他买了一份刚由飞机运来的《每日快报》。他们在栏杆前面停住了。
“我会到伦敦去的，”她说。“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把什么都敞开来谈。这儿可不行，……”
他知道她的意思。他们接吻了，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他吻了她的那个可爱的额头。他就要去了。她握住了他的手，两只手都握住了它。
“啊，上帝，伦纳德！”她叫道。“但愿我能够讲给你听。没事了。真的没事了。”
她又说这话了。当他临别和她亲吻的时候，在门口值勤的三个宪兵都掉转头去，眼望别处。
“我要到屋顶上去招手，”她说，急匆匆地走了。
去乘飞机的旅客得走过五十码的停机坪。他一走出机场的大厅，他就回头张望。她站在屋顶的平台上，就在瞭望台的前排，把身子紧靠在齐胸高的围墙上。她一看见他，就蹦跳着跨了几步欢快的舞步，还为他送来了飞吻。那些法国人走过的时候，对他不胜妒忌地望了几眼。他对她不停地挥手，直到他走到飞机的扶梯旁。他停了下来，转身对她再看一眼。他刚举起了右手想要向她挥手示意。可是他一眼看见她的身边多了个男人——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他是葛拉斯。他的手搁在她的肩上。还是他的手臂绕在了她的肩膀上？他们都在向他挥手送别，就像双亲在送他们的孩子出门远行似的。玛丽亚给了他一个飞吻，现在她在让葛拉斯也送他一个飞吻。葛拉斯对她说了什么，她就粲然大笑起来。他们又在向他挥手。
伦纳德让他举起来的那只手垂了下来，急忙跨上梯级，走进机舱。他的座位在机身尾部的一个窗口。可是他急于摆弄座位上的安全带，以此作为借口，免得往窗外看。可是朝着玛丽亚望去的愿望无法抗拒。他们好像知道他坐在哪个小小的圆形的窗子边上似的。只见他们在远处直接望着他，还在对他存心侮辱似地挥着手。他掉转头去望着别处。他拿出报纸，拍打着把它摊开，假装看起报来。他觉得非常羞愧。他盼望飞机开始移动。她刚才应该告诉他，她应该让他知道他们两个的事情，可是她想避免一场争吵。这使他觉得自己受了屈辱。他为此涨红了脸，装作看报的样子。接着他却真的看了起来。他看到的是关于“大家伙”克拉勃的报道，克拉勃是英国海军的一个蛙人，他曾对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港里的一艘俄国军舰进行间谍活动，有些渔民发现了他的那具无头的尸体。赫鲁晓夫为此发表了一个愤怒的声明，英国下院将在那天下午有所表示。这时螺旋桨转成一团模糊的影子，地勤人员匆匆离开。当飞机逐渐向前移动的时候，伦纳德对他们望了最后一眼。他们两个依偎着站在一起。也许她看不清他的脸孔，因为她举起了一只手，好像要对他挥手，却又让它垂落了下来。
接着他就看不见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