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字的一字三折，套句名小说家张大春的用语，只是“一个字在时间中的奇遇”，以此作为文字简化的样板，其实文字简化绝非这样千年一次的时间跳跃行为，毋宁是绵密的、随时随地发生的，概念上比较接近连续而不是暴冲；此外，作为文字一员的“尘”字也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文字简化选民，而是和其他所有文字伙伴并肩走上一去不返的历史简化之路，最多只是大家运道不同遭遇不同，简化得并不均匀而已。
因此，“”→“塵”→“”无疑是个太过简易的方程式，至少至少，我们其实应该把它强化成大致这个样子：
如此一来，我们便看到中国文字的几个简化大阶段了，其中是两周的大篆，图像开始向线条演化了；再来是战国到秦代的小篆，线条开始均匀起来，条理化起来，好像线条已找到自身的美学形态，隔离了实像；再来是秦汉之后的隶书，曲线基本上已拉直成横线和直线，出现所谓“蚕头燕尾”书写方式的偏扁形字体；而“塵”则是魏晋之后的真书，也就是楷书，更就是台湾地区持续使用中国文字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认准的“尘”字正体。
“实像”→“曲线构成”→“垂直/水平构成”，这和荷兰知名抽象画家蒙德里安的演进方式完全一样，他的“树”、“教堂”、“风车”和“海浪/防波堤”系列无不如此。
然而严格来说，这些大阶段的文字简化分割，基本上都是追认性质、整理性质的，文字的简化，是先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且连续性地发生，到差不多已转变完成，才由政治、社会的掌权者予以正式确认，必要时，并颁行新字体的标准版本，来一次必要的统一。
包括我们印象里最有统治自觉的、最使用政治强力的秦朝“书同文”文字改革，也是整理的性质大过于创新——秦的小篆改革，之所以比较特别，主要是多了一种历史的偶然原因，那就是西周的武装殖民扩张政策（诸侯分封），到几百年后的春秋战国割据分立，使得原先虽不严谨，但基本上同属一支的文字，隔离性地各自线条化数百年之久，因此，到得战国后期，已明显看得出各国的差异了，比方同一个“马”字，我们今天可看到的景况便是——
面对这个逐步扩大，但尚未构成辨识性困扰的文字差异现况，以战胜国之姿君临天下的秦，当然非要做点事不可，于是他们当然以秦的文字为主，要大家向中看齐——后来我们把小篆看成秦相李斯的纯发明，并以此整体构成秦始皇贬古重今、把传统一家伙打烂丢弃的革命形象，至少就文字这面来说不全然是事实，我们可以相信主事的李斯有某种程度的判断和调整自主空间，加进某些自己的发现创造是可思议的，参酌某些其他各国的文字演化造型或灵感也是可思议的，毕竟李斯是个有相当实力的书家（彼时文字学者和书家应该是二而一的、不分割的），他亲笔的泰山刻石小篆，那可真的是漂亮得不得了的字。
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全然由上而下、行于社会的实况和需求之先的改革，更不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改革。秦的文字改革绝对有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这需要的确是以文字自身为主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