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人们普遍相信，人的发明创造起自于劳动，某种集体协力的、声歌相和的、又悲苦又欢乐的忙碌劳动（如拉纤），这当然是窄化到直接可称之为错误的讲法。这上头，他们的永恒导师卡尔·马克思比他们睿智，也远比他们勇敢正直，马克思以为发明创造的真正根源是闲暇，而不是无厘头地把所有最光荣但不能当饭吃的桂冠全堆到劳苦大众头上。
但马克思的“有闲创造说”大体上的参考架构是古希腊式的，如伯奈特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当时的，不是今天全世界四年一次这种）为喻所说的，“最低等是场边贩卖的小贩，中等的是场中竞技的运动员，最高等的是闲坐观赏、无所事事的人。”——马克思以为，在生产力犹低落的古时，是社会广大底层的人负担了社会整体的生计（当然不是自愿的，没什么人那么笨），从而有机会让一小部分人的时间心力解放出来，可以悠闲地看星空，研究鸟兽虫鱼和芸芸众生的不急之事。就像彼时的雅典，劳动之事主要丢给受苦的广大外族奴隶，于是像泰勒斯这样四体不勤的人便可以整天抬头对着天空冥思，还不小心一脚踩入井里头，被一旁来自色雷斯的女佣所窃笑。
但如此的希腊模式还是简易了些，更不见得能线性回溯到更从前，回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更全面更辉煌的发明创造时日。
真正让人类忙起来的关键，极可能是很后来交换经济社会的产生和确立，劳动的成果可化为商品形式出去，并转变成货币不朽不坏（不是真的不朽不坏，如《圣经》所言的“盗贼偷窃、蛾子朽坏”，或如经济学家的通货膨胀分析）储存下来，这样，劳动本身遂不再受限于生产的生物性满足，可多多益善，几乎是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有止境的反倒是人肉体和精神的承受极限，这就是忙碌，“事情没做完一天”的忙碌。
人的忙碌，尤其在工业革命后机器决定劳动节奏的时刻正式到达巅峰，人可以悲惨地一天工作达十八小时甚至以上。马克思和一干可敬的社会主义前辈所立身、所亲眼目睹的便是这样的社会，他们由如此的骇人景象察觉出很多历史真相，但当然也受限于如此强烈的真实经验，多少对于更古更落后生产力更低下的人类社会有着线性回溯的错误印象（古代的奴隶，如此推论下来，可能一天得工作三十小时以上？）。
大造字时代大体上仍活于自然经济底下的人们，他们的悲苦不来自忙碌，相反地，他们的悲苦往往还是因为无事可忙，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受着太多无力克服的自然因素所层层限制（如天光、气候、季节、植物动物生长条件和速度、地形地物云云），就像契诃夫到俄国流放苦役犯的库页岛考察的《萨哈林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当地严寒的天候和贫瘠的土壤令人们无计可施，往往只能仰靠俄国政府饿不死饱不了的口粮苟活，他们在生存线上下挣扎，但绝望的是，他们同时完全无事可做。
也就是说，闲暇并不总和富裕、衣食无虑共生，它也和饥饿穷困共生，凡·高如此，本雅明如此，马克思本人更是如此，我想，大造字时代那些伟大的无名发明者大概多少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