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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可以确信,有关这些事情的流言在运输当中丝毫未曾丢失,这场瘟疫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的苦难是非常深重的,正如通过我所说的那些事情你可以看到的那样:可谣言却更是大得惊人,这一点不必感到奇怪,我们那些外国朋友,正如我兄长那些通信人在那儿被详细告知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葡萄牙和意大利,他主要是在那些地方做生意,说是伦敦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说是那些未被掩埋的死尸成批堆积起来;说是活人不足以埋葬死人,或健康人不足以看顾病人;说是整个王国同样遭到了传染,因此这是一场普遍流行的疾病,诸如此类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地区闻所未闻的;而一旦我们把真实情况讲给他们听,说那些死掉的人并没有超过十分之一;说有500000人留下来一直住在城里;说眼下人们又开始在街上走动了,而那些逃走的人,他们开始回来了,除了家家户户要怀念其亲友和邻居的时候之外,街上不会看不到往常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之类,他们几乎没法相信我们;我是说他们没法相信那些事情;要是眼下在那不勒斯,或是在意大利的其他沿海城市做个调查,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很多年前在伦敦有过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而这当中,如上所述,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等等。恰如我们在伦敦曾经报道说,那不勒斯城里发生了一场瘟疫,在1656年,这当中一天之内死掉20000人,对此我是相当信服的,而这是大错特错了。

但那些夸大无稽的传言对我们的贸易却极为不利,它们本身同样是不公正和有害处的;因为在这场瘟疫彻底结束之后,我们的贸易在这个世界的那些地区得以恢复之前,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那些佛兰德斯人和荷兰人,但尤其是后者,趁此大大地捞了一票便宜,把整个市场都占为己有,甚至在英格兰好些没有瘟疫的地区购买我们的制造品,把它们运到荷兰,以及佛兰德斯,然后从那些地方将它们转运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好像这些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似的。

但他们有时候被人识破而且遭到惩罚,也就是说,他们的货物被没收,还有船只;因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的制造品,和我们的人一样,染上了瘟疫,而去接触或打开,吸纳它们的气味,是有危险的;那些人就是在通过这种秘密交易而冒风险,不仅是将传染病带入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对那些他们用货物做生意的国家进行传染;而这,考虑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后果会造成多少人死于非命,必定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允许自己涉足的一场贸易。

我并没有贸然声称,有什么危害已经造成,我是指由那些人造成的那种危害:但我疑心,就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论,我没有必要附加任何这类限制条件;因为要么是通过我们伦敦的人,要么是通过买卖,让跟每一州和每一个大城镇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成为必要,我是说,瘟疫通过这种途径迟早蔓延到整个王国,包括伦敦,也包括所有城市和大城镇,尤其是那些从事制造业贸易的市镇和海港码头;因此或早或晚,所有英格兰的大地方多少是遭到了侵袭,还有爱尔兰王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没有那么普遍罢了;它对苏格兰那些人造成怎样的后果,我并没有机会做调查。

可以看到的是,当瘟疫在伦敦那样持续猖獗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外港,大笔生意做得不亦乐乎,尤其是跟邻近那些国家,还有跟我们自己的殖民地;举例来说,在英格兰这边,科切斯特、雅茅斯、赫尔那些城镇,在跟伦敦的贸易可以说是完全切断之后,有好几个月,将邻近各州的制造品出口到荷兰和汉堡;同样布里斯托尔的那些城市和埃克塞特的港口普利茅斯,也得到相似的便利,向西班牙,向加那利群岛,向几内亚,向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向爱尔兰出口;但是随着这场瘟疫从伦敦向各处蔓延之后,到了像它在八月和九月里蔓延的那样一个程度;因此所有的城市和城镇,或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和城镇先后都被传染上了,于是贸易便可以说是处在全面禁运之中,或是完全陷于停顿,正如我在谈及我们国内贸易时,会进一步谈到的那样。

可有一件事情必须注意到,说起从国外归来的船只,正如你肯定会注意到的许多船只,有一些,它们以前是在世界各地出航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有一些是它们出去时根本不知道有传染病,或是至少不知道有那样可怕的一场传染病;这些船只便无所畏惧地来到河里,然后交货,正如它们不得不要做的那样,只是除了八月和九月这两个月,当时传染病的重心正如我会说的那样,落在了整个大桥下面,没有人敢花片刻工夫出面做生意:但由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星期,那些归国的船只,尤其是货物不容易腐败变质的那种船只,一度抛锚停泊,就在河浦或是河的淡水河段不到一点的地方,甚至是在梅德威河下游那样的地方,它们当中有好些船便是从梅德威河进来的,而其他那些船停泊在诺尔,还有格雷夫桑德下游的霍普:因此到了十月末尾,有相当多的归国船队到来,许多年里都不为人所知的那种船队。

整个传染病期间有两种贸易是通过水上运输得以运营,几乎很少中断,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中断,对这个城市受苦受难的穷人极为有利,给他们带来救助,而那便是沿岸的谷物贸易和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

这些贸易中的第一种具体是由那些小船运营,小船来自赫尔的港口,还有杭贝尔的其他地方,大量谷物就是这样从约克郡和林肯郡被带进来:这种谷物贸易的其他部分来自诺福尔克的里恩,来自威尔士和本恩汉姆,还有雅茅斯,全都在同一个州;第三个分支来自梅德威河,来自米尔顿、费福斯汉姆、马尔盖特和桑德威治,还有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沿岸所有其他小地方和港口。

还有来自苏福尔克沿岸的一种极好的贸易,带来谷物、奶油和干酪;这些船只保持稳定的贸易航线,毫无阻碍地来到那个仍以贝阿基闻名的市场,在那儿它们给这个城市提供充裕的谷物,在陆地运输开始衰退的那个时候,在人们开始讨厌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过来的那个时候。

这也多半是要归功于市长大人的明智审慎和指挥有方,他煞费苦心地让那些船主和船员免于危险,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只要他们想要销售,便随时让人把他们的谷物买下来(不过这可是非常少有的),让粮食掮客立刻将载有谷物的船只卸货并交付,因此他们极少有机会从大船或小船中出来,钱一向是被搁在木板上交给他们,而且是被放进一个醋桶里,然后才被拿走的。

第二种贸易,是来自泰恩附近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这个城市缺少了它就会苦恼不堪;因为当时焚烧大量煤炭,不仅是在街道上,而且还在私人住宅和家庭中,甚至长达整个夏天,以及天气最热的那个时候,而这是在内科医生的劝告之下才那么做的;有些人事实上反对那么做,坚持认为,让屋子和房间保持暖热,是瘟病繁殖的一个途径,而瘟病是已经进入血液中的一种骚动和火气,都知道它要在炎热的天气里蔓延和增长,在冷天里消退,因此他们断言,所有传染性瘟病遇上热力是最恶劣的,因为传染病是在热天里滋养,获得力量,并在炎热之中可以得到繁殖。

另外那些人说,他们承认,气候中的热量会繁殖传染病,由于潮热天气让空气充满害虫,滋养数不胜数的各类有害生物,它们在我们的食物中,在植物中,甚至在我们的体内孵化,恰恰是通过它们那种臭气,传染病才会得以繁殖;加之,空气里的热量,或者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是气候的炎热,使得身体松弛无力,消耗元气,张大毛孔,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传染病,或是任何有害影响,假设它是来自传染病的有毒气体,或是空气中的任何其他东西:但是那种火的热力,尤其是煤炭之火的热力,在我们的屋子里,或是在我们身旁燃烧,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效力,它并不是同一种热力,却是迅疾而猛烈,不是趋于滋养而是趋于消耗,将所有那些有毒气体驱散,而另外那种热力与其说是将它们分离和烧掉,还不如说是将它们散发并使它们停滞不动;此外有人断言,煤炭中经常发现的硫磺和亚氮分子,和那种燃烧的沥青物质一起,全都有助于澄清和净化空气,并在如上所述的有毒分子被驱散和烧掉之后,使得空气卫生,可以安全吸入。

后一种观点在那个时候占据上风,正如我必须承认的那样。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而且市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让火在房间里始终不停地燃烧的许多屋子,根本就没有被传染上过;而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加入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始终将火烧得很旺,让我们的房间更芬芳更卫生,让整个家里变得更好了。

但我回头讲那种作为贸易的煤炭,这种贸易正是费了一番不小的周折才得以始终不停地开展,尤其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同荷兰人开战,那些荷兰私掠船起初将我们大量的煤船扣下,而这让其余那些煤船警惕起来,使它们留下来以便集结成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那些私掠船害怕扣留它们,要么是他们的主子,那些国家,怕他们那么做,便对他们加以禁止,免得瘟疫在他们中间出现,而这倒使它们进展更为顺利了。

为了那些北方贸易商的安全,市长大人下令,煤船暂时超过一定数目不得进入河浦,并命令驳船和其他船只,诸如木材商之类的人,也就是码头主人,或是煤炭贩子所装备的船只,沿河而下,到戴普特福特和格林尼治那样下游的地方,还有某些更下游的地方,将那些煤炭取出来。

其他船只是将大量煤炭在船可以靠岸的特定地点交付,就像在格林尼治、布莱克沃尔和其他那些地方,堆积如山,仿佛是为了销售而存放;但在那些把它们运来的船只走了之后,接着就被取走了;因此船员与河上人没有交流,就连彼此靠近的机会也没有。

可所有这些警戒措施,却根本无法有效阻止瘟病在煤炭业工人中间,也就是说,在船只中间蔓延,因此有相当多的船员死于瘟疫;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它带到了伊普斯维奇和雅茅斯,带到了泰恩附近的纽卡斯尔,还有沿海的其他地方;在那里,尤其是在纽卡斯尔和桑德兰,它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上所述那么多的火生起来,确实是耗费了数量可观的煤炭;就在船只到来的一到两次受阻期间,是由于逆风天气,还是由于敌人干扰,我记不起来了,但是煤炭的价格贵得要命,甚至高达每查尔德隆4英镑,但是一旦那些船只进来,它很快就降下来了,而随着后来它们有了更自由的航道,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在那些场合生起的公共火堆,照我计算过的那样,想必是让这个城市耗费大约每周200查尔德隆的煤,要是它们持续下去的话,事实上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但实际上,出于必要考虑,没有什么东西节省得下来;可是由于某些内科医生的口诛笔伐,它们持续烧着的时间并没有超过四到五天;火堆安排如下:

一堆在海关,一堆在比林斯盖特,一堆在昆-西斯,而一堆是在梭里-克莱恩斯,一堆在布莱克-弗莱厄斯,而一堆是在布莱德威尔门口,一堆在莱登荷街和格蕾丝丘奇转角,一堆在伦敦交易所的北门,而一堆在它的南门,一堆在基尔特荷,而一堆在布莱克威尔荷门口,一堆在市长大人家门口,在圣海伦斯,一堆在圣保罗教堂西边入口处,而一堆在波厄教堂入口处:我不记得城门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但在大桥脚下是有一堆的,正好挨着圣马格纳斯教堂。

我知道,自从这件事投入试验之后,有些人一直在吵闹,并且说,由于那些火堆的缘故,有更多的人死掉了;可我相信,说这些话的那些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可以用来证实这种说法,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种说法。

同样还要来讲一讲在这个可怕时期英格兰国内贸易的状况,尤其是当它跟制造业及这个城市的贸易有关时的状况:在传染病最初爆发的当口,不难设想,人们中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恐慌,结果便是贸易的普遍停顿;除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之外,而即便是在这些事情中,由于有大量的人逃亡,还有为数极多的人总是生病,加上那些死掉的人数,因此就算是城里的食品消耗量是过去的二分之一以上,也无法超出过去的三分之二。

承蒙上帝恩典,送来谷物和水果非常丰裕的一年,但是干草或青草并不丰裕;那样一来,面包是便宜的,由于谷物丰裕的缘故:肉类是便宜的,由于青草匮乏的缘故;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奶油和干酪是昂贵的,而就在怀特夏普尔栅门外的集市上,干草卖到每担4英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穷人;各类水果有着最为过量的丰裕,诸如苹果、梨子、梅子、樱桃、葡萄之类;而它们较为便宜,由于人口缺少的缘故;但这使得穷人吃水果吃得过多,让他们患上痢疾、肠胃痛、饮食过量症,等等之类,而这经常导致他们患上瘟疫。

再来谈谈贸易的情形;首先,对外出口遭到阻拦,或者至少是受到极大的干扰,因此变得困难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所有那些工厂的大停顿,其产品收购通常是为了出口;尽管国外的商家有时候再三索要货物,可由于航道是那样普遍遭到阻拦,英国的船只如上所说,不被允许进入他们港口,因此极少有货物派送出去。

这就使得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用于出口的生产陷于停顿,除了某些外港之外;而即便是那些地区不久也都停顿下来,因为轮到它们全都染上了瘟疫;然而尽管这一点整个英格兰都感觉得到,可雪上加霜的是,所有用于国内产品消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通常在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

城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机械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失业了,鉴于与这些行业相关,但可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工作已经无事可做,这就使得不计其数的各类学徒期满的职工和工人遭到排斥和解雇。

这就使得伦敦许许多多的单个之人无人抚养;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也是一样,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这些家庭主人的劳作;我是说,这让他们都沦为赤贫;而为了伦敦这个城市的信用,为了将来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讲起这一点,我得照实说,他们有能力提供救济食品,给那么多成千上万缺衣少食的人,正如给后来那些病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那样;因此可以确切断言,没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灭亡,只要那些行政长官收到给他们的报告。

我们国内产业贸易的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会让那些行业中的人经受更大的困难,但是名工匠、呢绒商和其他那些人,尽其本钱和力量,不停地制造产品以便让穷人工作,相信只要疫情一消退,他们就会拥有与当时的贸易衰退相称的那种旺盛需求:但由于除了有钱的雇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而很多人是贫穷而没有能力做,英格兰的产业贸易便遭受重创,而英格兰各地的穷人只是由于伦敦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举步维艰。

确实,次年由于另一场降临该市的可怕灾难而让他们获得充分补偿;因此这个城市通过一场灾难而弄穷并削弱这个国家,通过另一场性质甚至同样可怕的灾难,养肥这个国家并使他们又得到补偿:因为有无数的家当、衣物和其他物件,加之所有那些堆满商品和产品的仓库,诸如此类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商品和产品,在伦敦的大火中付之一炬,在这场可怕劫难过后的次年:这就让整个王国做了一场多么奇怪的贸易,去弥补那种不足,去填补那种损失:因此,简言之,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人员全都着手工作起来,而在好几年里,并不足以供应市场和满足需求;所有国外市场,由于瘟疫导致的停顿,在公开贸易又得到允许之前,我们的产品同样也是空空如也;国内的巨大需求与各类商品的快速产出联合一致;因此正如在瘟疫以及伦敦大火之后的最初七年里那样,这样一场遍及英格兰各地的贸易活动暂时根本不为人所知。

眼下我还得来说一说,这场可怕判决的慈悲方面:九月的最后一周,瘟疫到了危急关头,其凶猛势头开始缓和下来。我记得我的朋友希斯医生在这周之前过来看我,告诉我说,他确信它的狂暴不出几天就会缓和下来;可当时我见到的那一周《统计表》,其统计数字是全年之中最高的,死于各种疾病的有8297个,我拿它来驳斥他,并且责问他,他的判断是从何得来?而他的回答,倒并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难以索解;你看,他说,根据这个时期的患病和被传染的人数,上周应该是死掉20000,而不是8000,如果这场已成痼疾的致命传染病是像它两周前的那个样子;因为当时它照例是在两到三天里致人死命的,眼下是不低于八到十天;当时是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康复;然而我却看到,眼下是不超过五分之二的人不保;在我看来,下一周的《统计表》会下降,而你会看到比过去多得多的人恢复健康;因为尽管眼下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受到传染,每天都有很多人病倒;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像过去那样死掉了,因为瘟病的有害性减弱下来了;他补充说,眼下他开始希望,仅仅是希望,传染病已经过了危急关头,正处在消退之中;而结果还真是那样,因为接下来这一周,正如我说的,是九月的最后一周,《统计表》减少了将近2000人。

确实,瘟疫仍处在一个骇人的高峰,而接下来的《统计表》不低于6460个,再接下来是5720个;但我朋友的观点仍然是有道理的,人们确实好像是康复得更快了,而且比他们过去康复的人数更多;如果事情真的不是那样的话,伦敦城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因为照我朋友的说法,那个时候有不少于60000人被传染,其中如上所述,死了20477,有将近40000人康复;如果事情是像它从前的那种样子,那个数字中的五万人就会非常有可能死掉,如果不是死掉更多的话,而且50000多人就会病倒;因为总而言之,整个一大群人开始得病了,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会逃脱似的。

但在几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我朋友的这番话就显得更清楚了;因为数字在不断下降,而在十月的另一周里下降了1 849人。因此死于瘟疫的人数只有2665,而接下来那一周里下降了1413多人,可显而易见的是,仍有大量的人生病,甚至是超过常规的大量人数,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病倒,但是(如上所述)瘟病的有害性是减弱下来了。

我们人民身上的那种轻率的性情,是否世界各地都是那样,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去调查的事情;但在这里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对传染病最初的恐惧出现时,他们相互躲避,怀着一种莫名其妙,而且照我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恐惧感,逃离彼此的屋子,逃离这个城市;眼下也是那样,当这种意见流传开来时,(亦即)瘟病不像以前那样有传染性了,即便是被传染上了,它也不是那么致命了,眼看大量确实病倒的人,每天又恢复过来;他们便萌生出那种轻率的勇气,对他们自己,还有对传染病都变得那样全然漠不关心,结果是他们对瘟疫的看法就跟对普通热病的看法差不多,事实上也并没有那么当回事;他们不仅是跟那些人大胆交往,那些人身上有肿瘤和痈疔,它们正在化脓,结果是有传染性的,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甚至于跑到他们屋子里去拜访,如我所知,甚至还走进他们卧病的那些房间里去。

这个我没法觉得是合乎理性的;我的朋友希斯医生认为,而凭经验也可以清楚地知道,瘟病照常是有传染性的,而且照常有很多人病倒,只不过是他声称那些病倒的人当中没有那么多人死掉罢了;可我认为那段时间有许多人确实是死掉了,而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这场瘟病非常吓人,疮口和肿块让人痛不欲生,死亡的危险并没有脱离疾病的环境,虽说没有像从前那样频繁,所有这些事情,加上极度冗长乏味的治疗,对疾病的憎恶,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足以用来阻止任何人跟病人危险地生活在一起,使得他们像从前那样几乎是急于避开传染病了。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另一件事情,使得瘟病的传染够让人害怕的,这就是腐蚀剂的可怕烧灼,是外科医生敷在肿块上面使之破裂化脓的那种腐蚀剂;不用它,死亡的危险非常大,甚至是到死为止;还有肿块的难以忍受的剧痛,虽说不会像从前那样,而且不会像我在好几个事例当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痛得让人谵妄和发狂了,可那些肿块却让病人经受难以言表的痛苦折磨;而那些受到折磨的人,虽说他们确实是逃脱了性命,却对告诉他们没有危险的那些人发出激烈控诉,对自己胆敢自投罗网的轻率和愚蠢追悔莫及。

人们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终止这种轻慢行径,因为许许多多像这样放弃了警惕的人仍在遭受更深的痛苦;虽说许多人是逃脱了,可许多人却死掉了;而且它至少具有这种伴随着它的公共危害,它使得葬礼的减少比本来应该有的要慢一些;因为当那种想法像闪电一样传遍城市,人们的头脑被它迷住,甚至当最初的大减退在《统计表》上一出现,我们就发现,接下来两周的《统计表》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减少;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那样鲁莽轻率地陷入危险之中,将他们此前的警惕和关注,还有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小心规避全都放弃了;相信疾病是不会传染到他们身上,或者说即便是传染上了,他们也不会死掉。

内科医生尽其所能反对人们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发布印刷成文的指示,将它们散布在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地方,劝告人们继续保持检束,虽说瘟病减退,但也仍要在他们平日的行径中采取最为慎重的警戒措施,并用吓唬他们说整座城市有故态复萌的危险,告诉他们说,那样一种故态复萌何以比已经有过的整个劫难更为致命和危险;在这个方面用了许多论证和理由对他们作出解释和证明,而这些论证和理由太冗长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那些无所畏惧的家伙是那样着迷于最初的喜悦,看到《每周统计表》上令人满意的大减退是那样惊奇,以至于他们对新的恐怖无动于衷,听不进劝告,只是认为死亡的严酷过去了;而对他们说话,比对东风说话更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开店,逛街,办事,跟路上碰见的任何人交谈,不管是否有事情要谈,也不去调查一下他们的健康,就连对他们的危险感到害怕的心理也没有,虽说他们知道那些人并非安然无恙。

这种粗心大意的轻率行径让他们许许多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而这些人曾经怀着极大的小心警惕将自己关在屋里,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都一直断绝往来,而且是通过这个办法,在老天的关照下,在这场传染病的整个热潮当中保全了性命的。

人们的这种轻率和愚蠢的行径,我是说,程度是那么深,弄得政府最终就此对他们发出警告,将事情的愚蠢和危险都说给他们听;这样做对事情稍稍有所抑制,于是他们变得更加小心一些,但事情还有另一种结果,是他们没法加以抑制的;因为当最初的谣言不仅是在城市里流传开来,而且还传到了乡下时,事情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人们对离开伦敦那么久感到厌倦,渴望回来,结果他们便蜂拥入城,没有恐惧也没有预报,开始在街上露面,仿佛所有的危险都结束了似的;看到这种场面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死掉的人数每周仍有1 000到1 800,可人们却还是蜂拥入城,仿佛一切都安然无恙似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就在十一月的第一周,《统计表》又增加了400人;要是我可以相信那些内科医生,那么这一周就有超过3000人病倒,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刚刚回来的人。

圣马丁斯·勒格朗有个叫约翰·科克的理发师,便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我是指瘟疫消退时人们急于返乡的例子:这位约翰·科克带领全家离开城市,将他的房子锁闭起来,便去了乡下,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然后看到瘟疫在十一月减退得那么厉害,所有疾病加起来每周只死掉905个,他便又大着胆子回家了;他家里有十口人,也就是说,他本人和妻子,五个孩子,两个徒弟,和一个女仆;他回家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便开始打开店门,做起了生意,但是瘟病在他家里爆发出来,大约在五天之内他们全都死了,除了一个人之外,也就是说,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全部五个孩子,还有他的两个徒弟都死了,只有那个女仆还活着。

但对其余那些人来说,上帝的仁慈比理当期盼的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病的那种有害性耗尽,传染病气势衰竭,加上冬季来得快,空气清澈而寒冷,有几场凛冽霜冻;而这种情况仍在增强之中,那些病倒的人绝大多数都康复了,城市的健康开始回归:瘟病确有几次回复,甚至在十二月这个月里,《统计表》上的数字增长了将近100,但它又消退了,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事情开始回到其自身的轨道。看到城市眨眼之间人烟又是何其稠密,这令人惊叹;因此陌生人是没法不惦记那些送了命的人,而说到那些人的住所,也并不存在什么缺少居民的状况:几乎很少看到或是根本看不到空房子,或者说即便有几座空房子,也是并不缺少它们的房客的。

但愿我能够说,随着城市有了一张新的面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了一番新的面貌:我只是怀疑许多人身上保留着的一种真诚的得救之感,衷心感谢那只至高无上的手,它在那样危险的一个时候保护了他们;而在一个人口那样稠密的城市,住在里面的人是那样虔敬,正如在这劫难期间他们在这儿所表现的那样,另作评判那就太不仁慈了;但这种情况除了是在个别家庭中,还有在个别面孔上可以让人看到之外,必须承认,人们总体的行为跟它从前恰恰是一样的,极少让人看得到区别。

有人确实是说,事情更糟糕了,人们的品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堕落的;人们在他们所处的危险之中变冷酷了,像是风暴过去之后的海员,其恶行恶状较之于从前更邪门和更愚蠢,更大胆和更冷酷;可到目前为止我一点儿也不想对此加以报道:要将所有变化过程具体描绘出来,而通过这些变化,事物的进程又在这个城市里得以恢复,得以在其自身的轨道上运行,正如它们从前那样,这会占据一个不小的历史长度。

英格兰有些地区眼下是被传染上了,和伦敦有过的一样猖獗;诺维奇、彼得伯勒、林肯、科切斯特的那些城市,还有其他那些地方眼下是遭到了侵袭;说到与这些城市的通信往来,伦敦的行政长官开始为我们的行为制定规范:确实,我们没法妄图禁止他们那些人来到伦敦,因为不可能分别知道他们,于是经过多次审议,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不得不丢下这个方案: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警告和提醒人们,对于任何他们知道是来自这些被传染地区的人,不要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或是与他们交往。

但他们等于是在和空气说话,因为伦敦那些人眼下觉得他们自己与瘟疫是那样沾不上边,以至于他们把所有的忠告都当做耳边风;他们似乎相信这种观点,空气焕然一新,而且空气就像患过天花的人,没有能力再受到传染了;这又让那种想法流行起来,传染病全都在空气当中,在病人和健康人之间不存在那种传染物之类的东西;而这种怪念头在人们中间是那样甚嚣尘上,以至于他们群集杂处,有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并不是穆斯林,那些人,满脑子的决定论原则,对于传染病满不在乎,无论怎样都是听其自然,可以比伦敦的那些人还要固执;他们是极为健康的人,从我们所谓的新鲜空气当中出来,到城市里来,到上述那些屋子和卧室里去,甚至还到上述那些床铺上去,和那些身染瘟病并且没有恢复过来的人在一起,完全不以为然。

有些人确实是为他们的大胆鲁莽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计其数的人病倒了,而内科医生做的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他们有更多病人恢复过来;也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恢复了健康,但眼下毫无疑问有更多的人被传染上,而且是病倒了,跟一周死掉5000到6000的那个时候相比,这个时候一周死掉的并没有超过1000或1200;处在重大而危险的卫生和传染病的状况中,人们在这个时候全然是那样疏忽大意;他们是那样听不进或是接受不了那些为了他们好的人所提出的警告。

像这样返乡的那些人,在他们的查询之中,可以说大体上是非常奇怪地发现,在他们的朋友、某些家庭全家被彻底扫荡之后,并没有任何他们的纪念物留下来;他们留下来的那点东西,也找不到任何人拥有或出示所有权的任何证明;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让人找到的东西多半是被人侵吞和盗窃了,有些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些是以那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