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就是一项交易，所有人都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直到死亡。很少有人能够撤销或超越这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爱什么人，甚至如何死亡。
这份契约乍看之下非常复杂，于是很少有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签了什么。这就像下载某个软件后，有一份使用同意书，里面有几十页的法律术语，可是你只瞄了一眼，就立刻向下滚到最后一页，勾选“我同意”，接着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在现代社会之前，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是某些万能的神或者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个宇宙计划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力量。人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脚本让他们所讲的每个字、所掉的每滴眼泪、所做的每个手势都具有了意义；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表演设下严格限制。哈姆雷特不能在第一幕就杀了克劳狄斯，也不可能忽然离开丹麦而跑到印度打坐冥想，莎士比亚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人类也不可能永生不死，不可能免于一切疾病，也不可能一切恣意妄为，这些事情并不在脚本之中。
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否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是否拥护合法的国王、是否早餐吃了禁忌的食物，甚至是否和隔壁邻居有了奸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会带来一些不便，却能让人心里觉得受到保护。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的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超脱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既然没有剧本，人类也不是在什么大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人类还是可能面临各种可怕的事，但并不会有什么神来拯救我们，或是让这一切痛苦有什么意义。整件事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悲惨的结局，其实根本就不会有结局。事情一直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现代世界并不相信目的，只相信原因。如果“现代性”有句格言，应该会是“坏事总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坏事总会发生，而且没有什么剧本或目的，那么人类也不用将自己局限于任何预定的角色。只要能找对方法，我们就能为所欲为。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瘟疫和干旱的背后没有什么宇宙意义，我们能够消灭它们；战争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然灾难，我们也能创造和平；我们死后并没有天堂等着我们，但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并永远活在天堂里。我们只需努力克服一些技术难题。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历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本章讨论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下一章则会审视人类如何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以某种方式将意义重新带回这个无限空虚的宇宙。没错，我们现代人曾承诺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但没有人逼迫我们实现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自己够聪明，能够尽享这份现代契约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科学多半是以蜗牛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更是遭到深度冰封。虽然人口的缓慢增长确实使生产随之增长，而且每次科学偶有进步，都有可能推动人均经济增长，但整个增长过程极度缓慢。
如果在公元1000年，100个村民生产了100吨小麦，到了公元1100年，可能是105个村民生产了107吨小麦，这种增长可以说有名无实，既不会改变生活节奏，也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所有人都在热切追求增长，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此却毫不在意。不论王公贵族、牧师神父还是农民大众，都认为人类生产大致就是维持稳定，某人想得到更多，就只能偷别人的，而且到了他们的孙辈，生活水平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提高。
这种停滞现象，大部分原因在于很难为新计划筹措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排干沼泽、建筑桥梁、开辟港口，更别提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发现新的能源来源，或是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了。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恶性循环。
假设你住在一个每年都会暴发痢疾的中世纪城镇，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治病良方。于是，你需要资金成立一个工作坊，购买药草和各种罕见的化学品，支付助手薪水，还得前往各地拜访名医。另外，在你全心投入研究时，还得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你自己没什么钱。你想去找当地的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拜托他们在这期间满足你的需求；你向他们保证，等到你找出治病良方就会财源滚滚，届时会还清债务。
但很遗憾，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不太可能同意，因为他们今天就得养活家人，而且对你能否找到治病良方并没有信心。他们可不是三岁小孩，而且从小到大，他们哪里听说过有人能为可怕的疾病找出新的药物？想得到食物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就得支付现金。但你还没找到这种药物，所有时间又都投入研究，怎么可能有钱？你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耕作，痢疾依旧每年给城镇带来苦难，却没人试着找出治病良方，也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如此下去，经济没了活力，科学停滞不前。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人们开始相信未来，产生了信贷这项奇迹，才终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信贷正是“信任”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今，如果想开发新药物，但手上资金不足，我们可以去向银行贷款，或是寻找私人投资或创投基金。2014年夏天，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疫情，你猜猜那些忙着开发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制药公司股票表现如何？它们的股价简直是一飞冲天。特克米拉（Tekmira）制药公司的股价上涨五成，百欧克斯（BioCryst）更大涨九成！在中世纪，每当瘟疫暴发，人们只能泪眼望天，祈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而在今天，如果听说又有了什么致命的新流行病，人们则立刻拿起手机，赶快给股票业务员打电话。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流行病就是商机。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创业成功，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就会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企业家更容易募资，于是经济增长。因此，民众对未来更有信心，经济继续增长，科学也随之进步。
这件事说来容易。可是，如果真那么简单，为什么非得一直等到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才开始启动呢？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直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代价。
例如，在某个山谷里，每年长出的青草量都差不多。这些青草能够养活大约1万只兔子，而其中动作慢、脑袋笨或运气差的兔子，差不多能养活100只狐狸。如果某只狐狸特别聪明努力，吃掉的兔子比较多，那就意味着其他某些狐狸可能饿死。如果所有狐狸忽然都比以前更会抓兔子，兔子数量将会大减，来年就会有更多狐狸饿死。就算这个“兔子市场”偶有波动，但长远来看，狐狸绝不会期望每年都能有3%的猎兔增长率。
当然，真正的生态更为复杂，并非所有生存之争都是零和博弈。许多动物能够愉快合作，有些甚至还有“贷款机制”。自然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吸血蝙蝠。这些蝙蝠成千上万地住在洞穴里，每天晚上飞出来找寻猎物。只要发现有鸟类睡着，或是哺乳动物心不在焉，它们就会在猎物的皮肤上切出一个小口，吸血为食。然而，不是每只吸血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受害者，为了应付这种生命里的不确定性，吸血蝙蝠就会彼此“贷血”。没找到猎物的吸血蝙蝠回家之后，会去找那些运气比较好的朋友，借一些它们偷来的血。这些蝙蝠对于自己曾把血借给谁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哪天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就会去找那只欠“血债”的蝙蝠讨点血回来。
然而，蝙蝠不像银行家，它们从不收利息。如果A蝙蝠曾让B蝙蝠吸过10毫升的血，B蝙蝠就还10毫升。而且蝙蝠之所以“贷血”，并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的蝙蝠业务，或是促进吸血市场增长。因为血液源自其他动物，蝙蝠并不能控制产量的增长。虽然血液市场也有波动，但蝙蝠并不会假设2017年的血量会比2016年增长3%，到了2018年还会再涨3%。因此，蝙蝠也不相信会有增长这回事。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和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相去不远。因此，人类也很难相信增长的概念。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想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拥有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么那些上亿的印度贫困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张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儿，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势必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张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是简单的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等实惠，走上世俗的幸福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进行两次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就能挽回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十多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之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
我们可能觉得追求增长再自然不过，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印度的王公、奥斯曼的苏丹、镰仓的幕府还是汉朝的皇帝，都很少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赌在经济增长上，但莫迪、埃尔多安、安倍晋三却都这么做了，可见“经济增长”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确实，把“相信经济增长”称为宗教并不会与事实出入太大，因为这种信念号称能够解决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道德难题。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的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因此，虽然莫迪领导的印度有成千上万的教派、党派、运动和大师，而且终极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但都要突破同样的经济增长瓶颈，所以何不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呢？
于是，“做大”这一信条等于是在呼吁个人、公司和政府不要在意任何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事物，比如维持社会平等、确保生态和谐或孝敬父母。在苏联，领导层认为最快的增长方式就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任何妨碍集体化的事物都会被扫除，包括数以百万的富农、言论自由以及咸海。现在普遍认为，某些版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能确保长期增长，于是，我们保护了贪婪的大亨、富有的农场主及言论自由，然而，这会导致阻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些事物遭到摧毁，比如生态栖息地、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
例如，某位任职于高科技新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时薪100美元。某天，她的父亲不幸中风，需要有人协助买东西、做饭甚至洗澡。她可以让父亲搬过来和自己住，她一早去上班，晚上再早点儿回来，亲自照顾父亲。不管是她的收入还是新创公司的生产力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她的父亲却能享有女儿充满爱和尊重的照顾。这位工程师也能请位墨西哥护工，时薪12美元，和父亲住在一起，满足其所有需求。这样一来，工程师、她任职的新创公司，甚至是这位护工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受益。那么，这位工程师该怎么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答案非常明确。如果经济增长要求我们放下家人间的情感、鼓励大家和父母分住，再从世界的另一边聘用护工，有何不可呢？然而，这是个伦理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事实声明的问题。如果有人专心做软件工程，有人专心照顾老人，我们无疑能开发出更多软件，也能让老人得到更多专业看护。然而，经济增长真的比家人间的情感更重要吗？在假设做出这样的伦理判断之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从科学跨界到了宗教。
多数资本家可能并不喜欢“宗教”这个标签，但如果宗教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倒是能抬头挺胸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他宗教那种空中的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许多让人最后克服饥荒和瘟疫的信贷，都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强大信念，甚至说到减少人类暴力、增加宽容与合作，也得给资本主义一些掌声。下一章将会提到，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资本主义让人不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即认为你的获利就是我的损失），而是一种双赢局面（即认为你得利也就是我得利），这一转变确实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推手。这种互利概念对全球和平的帮助，可能远远超过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不停宣讲的“爱你的邻居”和“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人打”的效果。
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王公贵族多半是把利润虚掷在华丽的狂欢飨宴、豪奢的楼台宫殿，以及不必要的战争冲突中；又或者是把金币放入铁箱密封起来，深埋地底。今天，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会用利润来雇用新员工、扩大工厂规模或开发新产品。
就算自己不懂这些事，他们也会把钱交给那些懂的人，比如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再由这些人把钱借给各种需要钱的产业。拿了贷款，农民种新的麦田、承包商盖新的房屋、能源公司探索新的油田、军火业者开发新的武器。这一切活动得到的利润，让这些产业能够连本带利地偿还贷款。于是，我们现在不但有了更多的小麦、房子、石油和武器，而且银行和基金里还有更多的钱，能够继续借出去。这是个永不停转的巨轮，至少资本主义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巨轮绝不会停止，可以花一个小时，与一个手上有10万美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朋友谈谈。
他会向你抱怨：“银行利率这么低，活期年利率才0.5%，我才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如果丢到国债里，大概可以赚2%。我有个表哥，去年在西雅图买了一套公寓，现在涨了20%！或许我也该去搞搞房地产，可是大家都在说房地产市场也要泡沫化了。你觉得股市怎么样？也有朋友说，现在最好是买新兴市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比如巴西或中国。”在他中间喘口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有了10万美元还不满足呢？”他的解释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绝对比我说得更清楚。
通过各种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游戏，这种概念甚至已经深深根植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里。比如国际象棋这种源于前现代时期的游戏，假设的就是一个停滞的经济。你在开局的时候有16枚棋子，等到游戏结束，也绝不可能多出任何1枚。虽然极少数情况能让你把兵变成后，但就是不会有多出来的新棋子，也不可能把马升级成坦克。所以，国际象棋玩家永远不用考虑投资这回事。相比之下，许多现代桌游或计算机游戏都把投资增长当作重点。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模仿文明的战略游戏，如《我的世界》（Minecraft）、《卡坦岛》（The Settlers of Catan）和（锡德·梅尔策划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些游戏可能设定在中世纪、石器时代或某些想象的童话王国，但原则永远相同，而且一定源于资本主义。玩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座城市、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文明。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基础，可能只是村庄和附近的田野。你手上的资产能提供最早的一批小麦、木材、钢铁或黄金，而你必须好好投资这笔财产：有些资产用来购买没有生产力但必要的工具，比如士兵；有些资产用来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比如更多村庄、田野和矿藏。这里的制胜策略，通常就是把生产资料尽可能最大化，至于那些没有生产力但必要的工具则勉强可维持就行。只要能盖出更多村庄，就代表下一轮你能有更多收入，于是不但可以购买更多士兵（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还能继续扩大对生产的投资。很快，村庄就能升级为城镇，能够建造大学、港口和工厂，能够探索海洋、建立文明，最终赢得游戏。
然而，经济真能永远保持增长吗？会不会有一天耗尽资源，最终停止呢？为了确保永远增长，我们必须找到永不枯竭的资源。
方法之一就是探索、征服新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欧洲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确实都严重依赖于帝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然而，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只有这么多。虽然某些企业家确实也打算探索征服新的行星甚至星系，但现代经济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扩张方式。
这时，科学为现代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答案。在前面的例子里，狐狸经济之所以不能增长，是因为狐狸不知道如何让兔子变得更多；兔子经济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兔子不知道如何让草长得更快。然而，人类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类可以找到新的原材料、新的能源。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但事实上，资源有三种：原材料、能源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探勘石油，而且成功地在美国阿拉斯加找到一片油田，我手上会有更多石油，但我的孙子能拥有的石油就少了；相比之下，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研究太阳能，而且成功地找到更有效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我和我的孙子都能拥有更多能源。
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如果石油公司相信已经找出了全球所有的石油，就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与金钱去做勘探；同样，如果人类文化觉得已经知道了所有应该知道的知识，就不会费心探究新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之前，这正是大多数人类文明所持有的立场。然而，科学革命打破了人类这种天真的信念，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从而开启了用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
一代接着一代，科学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能源、新的原材料、更好的机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到了此时此刻，人类手中的能源和原材料远超以往，整体产能一飞冲天。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等种种发明，打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新产业。展望20年后的情形，我们可以信心满满，预期20年后的生产和消费都会远超今日。我们相信纳米科技、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能够重新定义“生产”，在我们这个不断扩大的“超市”里开辟出新的商品区。
因此，资源短缺的问题看起来很有可能被克服，但现代经济真正的敌人是生态崩溃。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地球这个脆弱的生物圈里，而随着追求增长的大举启动，生态稳定受到冲击。如果想让全球每个人都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豪奢生活，我们得多几个地球才行；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最后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要付出代价的不会只是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智人也无法置身事外。生态崩溃将造成经济崩毁、政治动荡以及人类生活水平下降，还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存在造成威胁。
想防患于未然，方法之一就是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如果投资者今年想要6%的回报率，或许过了10年，他们可以学会只要有3%的回报率就很满足；过了20年，只要有1%的回报率就会满足；等到30年后，经济将停止增长，而我们对现状依旧心满意足。然而，增长的信条绝对会坚决反对这种异端想法，反而认为我们应该加快脚步。如果我们的发现让生态系统失去稳定、危及人类，那就该赶快再发现一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如果因臭氧层变薄而增加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就该发明更好的防晒油、更佳的抗癌疗法，这样也能刺激新的防晒品和抗癌治疗产业的增长。如果这些新产业污染了大气和海洋，造成全球变暖、大规模生物灭绝，那么我们应该赶快打造虚拟世界和高科技避难所，就算地球变得像地狱一样又热又干且污染严重，也不妨碍我们继续享受一切。
北京的污染状况已经相当严重，有时民众必须避免户外活动，有钱人会花几千美元安装室内空气净化系统，更有一些超级富豪甚至连自家院子都会装上保护设施。2013年，北京的一些贵族学校甚至斥巨资在网球场及运动场地盖起了巨大的圆顶帐篷，其他学校也纷纷跟进。中国空气净化市场发展蓬勃。至于大多数北京居民，自己当然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也无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人类发现自己陷入了双重竞赛。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步伐。10亿中国人和10亿印度人都希望过上像美国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而如果美国人还是开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逛着购物中心，他们实在找不到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力追求梦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能在生态世界末日前悬崖勒马。每年，处理这种双重竞赛的挑战都会越来越艰巨，因为只要在德里贫民区的居民更接近美国梦一步，都是在把地球进一步推向末日的边缘。
好消息是，人类已经享受了几百年的经济增长，却一直没有成为生态崩溃的受害者。许多其他物种没能撑过这个过程，人类也曾面临一些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但总能化险为夷。但是，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够保证未来依旧一帆风顺。究竟科学能否永远拯救经济免于冰封、地球免于沸腾，实在没人说得准。而且，由于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犯错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小。以前可能只要一个世纪发明出一项神奇的产品便已足够，但现在可能每两年就得设法拿出一项奇迹。
我们还应该思考，生态末日对于不同的人类阶层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后果。历史从无正义可言。每当灾难发生，就算这场悲剧实际上是由富人引起的，但穷人承受的苦难总是远远大于富人。在干旱的非洲国家，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影响那里穷人的生活，这些人受影响的程度远比富裕的西方人大得多。充满矛盾的是，科技的力量越大，带来的危险也会越大，原因就在于这让富人自鸣得意。
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大多数学者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全球变暖的现实和危险程度，但也仅止于认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对于全球变暖，我们谈得很多，但到了实际中，人类却不愿为了制止这场灾难而真正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做出牺牲。2000—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以每年2.2%的速度增长；而在1970—2000年，其年增长率仅为1.3%。 1997年协议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目标只是减缓而非阻止全球变暖，但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污染者却拒绝签署，也全然不去尝试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唯恐妨碍其经济增长。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制定出比较远大的目标，即呼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以内。然而，许多为了达成这项目标所必须采取的痛苦措施却被轻描淡写地延迟到2030年，甚至是21世纪的下半叶，其实也就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下一代。目前的主政者表面上重视环保，收割眼前的政治利益，却把减少排放（也就会减缓增长）要付出的重大政治代价留给了未来的主政者。事关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但有太多的政客和选民认为，只要经济继续增长，科学家和工程师永远都能拯救我们免于面对生态末日。谈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增长”的真正信徒不只是希望发生奇迹，而是认为奇迹的出现理所当然。
把未来人类的希望，寄托于假设未来的科学家能有些现在不可知却能拯救地球的发现，这种想法真的理性吗？目前让整个世界正在运转的大部分总统、部长和首席执行官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但为什么他们愿意下这样的赌注？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赌的不会是自己个人的未来。就算情况极度恶化，科学再也无法阻挡洪水侵袭，工程师仍然能够为上层社会打造出一艘高科技的挪亚方舟，至于其他几十亿人就随波而去吧。对于这种高科技方舟的信念，是对人类未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如果有人一心相信自己死后能上天堂，就不该把核武器交到这种人手中；同样，要决定全球生态议题时，也不该交给相信这种高科技方舟的人。
迄今为止，不管是关于全球变暖的言论还是相关的研讨会、高峰会议或协议，都未能抑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仔细观察图26就会发现，只有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期间排放量才会减少。因此，温室气体排放之所以在2008—2009年出现小幅下滑，并不是因为签署了《哥本哈根协议》，而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唯一能确保阻止全球变暖的方式就是停止经济增长，但任何政府都不会愿意这么做。
图26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1970—2013年）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穷人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抗议？如果洪水真的来临，穷人将付出所有代价；如果经济停滞，穷人也首当其冲。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穷人的生活唯有在经济增长时才可能改善。因此，如果一定要放慢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未来的生态威胁，并不太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保护环境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如果有人连房租都交不起，对于没钱的恐惧就会远远高过对冰层融化的担心。
就算人类动作够快，能够同时应对经济和生态崩溃的危机，但这场竞赛本身也是大有问题。对个人而言，这将造成极度的紧张和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历经数个世纪，我们至少会以为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应该能够享有平静与和平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祖先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工具，一定会以为我们的生活如在天堂般无忧无虑。但事实绝非如此。虽然人类取得了诸多成就，却一直有一种压力逼着我们继续生产、不断努力。
我们责怪自己、责怪老板、责怪贷款、责怪政府、责怪学校，但罪魁祸首其实不是他们，而是这份现代契约，即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然签字画押的契约。在前现代的世界里，人类就像是在职级系统里的低级别职员，每天只要一打完卡，就只需等着别人去做点什么事；但到了现代，人类自己成了需要承担责任的老板，也就时刻感受到压力。
对整体而言，这种竞赛表现为不断的动荡。在过去，社会和政治制度能够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但现在几乎每个世代都会打破旧世界，被新创造的世界所取代。《共产党宣言》说得精辟，现代世界就是“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各种固定的关系和古老的偏见都遭到扫除，而新的结构等不到固定便已经陈旧，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在这样混乱的世界中，生活本已不易，管理则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现代性要求我们更加努力，以确保人类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想退出这场竞赛（虽然这场竞赛正是所有紧张和混乱的源头）。为此，现代性继续高举增长的旗帜作为其最高价值，要求我们为此冒一切危险、做出一切牺牲。就整体而言，现代性鼓励政府、企业和组织以实现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并将稳定视为洪水猛兽；就个人而言，现代性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就算目前的生活已经令我们相当满意，我们还是应该努力争取更多。昨天的奢侈品成了今天的必需品。曾经，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一辆车，加上一部台式电脑就已经能让你相当满意；现在，你会想拥有一套五居室的独栋住宅，车库里有两辆车，再加上许多的iPod（苹果公司开发的系列便携式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要说服一个人“想要更多”并非难事，因为人类很容易贪婪，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国家或教会这种集合体，让它们也遵循这种新的理想。几千年来，社会在努力抑制个人欲望，以使欲望达到某种平衡。大家都知道，虽然人人都想得到更多，但如果饼的大小是固定的，那么唯有克制才能让社会和谐，而贪婪就变成一件坏事。现代性让整个世界是非颠倒，让整个人类以为平衡比混乱更可怕，而贪婪因为能促进增长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于是，现代社会让人们开始追求更多，从而破坏了长久以来抑制贪婪的纪律。
混乱造成的焦虑，大部分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得到缓解，而这也是资本主义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思想家不断安抚我们：“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只要经济增长，其他一切都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资本主义就这样批准了一个贪婪而混乱的系统，整个系统飞速增长，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自己正在前往何方。（计划经济也同样相信增长，并认为能够通过国家计划来避免混乱、控制增长。计划经济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自由市场经济。）
如今，知识界常常抨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实，由于资本主义主导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全力了解它有何缺点，以免末日就在眼前。但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优点与成就。如果我们暂时忽略生态可能会在未来崩溃，并以生产和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2016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可能依旧充满压力，也可能一片混乱，但各种关于崩溃和暴力的末日预言并未成真，反倒是关于永久增长和全球合作的吹牛夸口确实实现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不仅可行，甚至还克服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几千年间，不论是祭司、神父、牧师、拉比还是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的教法说明官），都说人类不可能单凭自己就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但之后出现了银行家、投资者和实业家，不到200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承诺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意义。这种令人心寒的要求，人类该如何应对？遵守要求，可能会带来一个黑暗的世界，丧失道德、美学或同理心。但从目前的事实看，人类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和平，合作也更为愉快。人类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世界上，道德、美丽甚至同理心，是如何保存下来并且发展蓬勃的呢？
当然，资本家又会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市场那只手不仅我们看不见，就连它本身也是盲目的，仅凭它绝不可能挽救人类社会。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神、国王或教会也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别说整个市场，就连一个市集也难以维持。如果万物真的可以买卖，包括法院和警察，那么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信用也会荡然无存，商业则会无以为继。所以，究竟是什么让现代社会免于崩溃的命运？拯救人类的并不是供需法则，而是因为兴起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宗教——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