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到了“代孕”，代孕女陈眉（姑姑）原是很漂亮的女人，因为火灾毁坏了姣好的面容，最终决定用代孕的方式去帮助家里、帮助父亲渡过生活难关。莫言说，“我是用看似非常轻松的笔调在写非常残酷的事实。这事实中包含着重大的人性问题。孩子生下来被抱走后，陈眉面临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当她决定‘我不要钱了，我要给我的孩子喂奶’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莫言说，“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蛙》中的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妻子和差不多足月就要降生的孩子推上手术台，最终导致两人的死亡。莫言的写作——尤其是长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泥沙俱下的，看似无节制的语言狂欢背后，隐藏着机巧构思。然而，《蛙》的语言却平实简朴得叫人不敢相信。《蛙》的结构有别于他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就是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而最后一部分竟是一部戏剧。对此，莫言表示，很多古老的小说都是用书信体来写的，这种写法甚至比第一人称叙述还自由。
《蛙》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一名从医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剧色彩。在高密,不知道有多少个新生命经她之手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她被乡亲们视为“送子娘娘”,她是个隐去了年龄和辈分的圣母级人物。可后来,她又不得不在自己无奈的叹息声里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被视为杀人的魔王。
“姑姑的命运也带有悲剧性。她珍视、敬畏生命,对强制性人工流产的做法有意见却无能为力,内心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煎熬,而姑姑从本性上说是对生命充满了尊重和关爱。”莫言坦言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剧作家蝌蚪身上有自己的影子,“他其实是50年代中国男性以及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自我剖析和反思中萌生了对生命的期待与虔敬。”
小说刚刚推出即引起了众多争议。对此,有些人给予了崇敬的赞叹,有些人报以冷漠的旁观。另外,小说中融入了大量国际化的细节,比如蝌蚪信件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角色的一家人具有俄罗斯血统,作品的一个重要场景——堂吉诃德饭馆处处取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堂吉诃德》,等等。于是又有人据此尖锐地指出这是作家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
莫言戏称自己被“妖魔化”了,“批评家在评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情可偏、理需正,我的写作始终是对中国读者的一种致敬。”在莫言看来,作家有权利也有责任书写个人、民族乃至社会的疼痛。”
莫言是一位拒绝自我重复的作家,在上个月的一次讲座中他曾语出惊人:“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新作《蛙》正是他为实践“拒绝自我抄袭”承诺的艰辛努力。
《蛙》全书共分五部分,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为引线,引出的是蝌蚪对姑姑种种经历的回忆,这些内容看似为杉谷义人提供的平实素材,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精彩的“原小说”。而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则跳出了蝌蚪的叙述,向人们呈现了一部九幕话剧,将作品推向巅峰之时爽利结尾,使人们久久停留在高峰的阅读体验中。信件、小说及戏剧融于一体,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达空间。
莫言说,《蛙》形式和内容的融合是渐进实现的。早在2002年的时候这部小说的初稿就写了15万字,初稿中,话剧不是一个独立的呈现,各个要素被打碎了揉进小说,通过坐在台下的剧作家蝌蚪观看话剧时激起的一段段回忆勾连起姑姑一生的记忆。“当时写得很辛苦,为了弄清晰思路我不得不用三种颜色的笔来加以区分,写作的艰难势必带来阅读的艰难,后来我便放弃了这种写法最终选择了现在的模式。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话剧形式的结尾,话剧结尾给朴素的叙述插上两个翅膀。‘调整战术’之后写作进行得非常顺畅,写到后半部分甚至体会到一种高空中飞翔的感觉,酣畅淋漓。”
除了结构上的创新,人们也可以在《蛙》中明显的感到莫言在语言方面的“脱胎换骨”,那种浸透着狂狷气息与不羁想象力的恣肆文字在新作里被默念了“紧箍咒”,“写作中,无论对情绪还是文字我都是比较节制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以说中规中矩,平实到了我所能平实的最高境界。”
而《蛙》的最大创新则主要体现在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们首次触摸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女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灵魂,还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共鸣,是一个成功的“不重复”。“故事是很容易重复和衰老的,与农民工、计划生育等这些时代语词相关联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和陈旧甚至退出人们的记忆,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会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对莫言的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曾多次表示,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因此不少人在读到《蛙》中蝌蚪给日本先生的五封信时,惯性地推测信的接收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到中国进行了一次私人性质访问,专门造访了莫言的老家高密。“大年初一那天,我陪同大江健三郎拜访过我的姑姑,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曾告诉过他我要把姑姑写进小说的想法。至于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这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阴谋’,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书信往来,而杉谷义人也绝非大江健三郎。”
“我和大江健三郎都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我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文学边缘化、作家为谁而写作等问题上都有着相同的观点。大江健三郎对生命的尊重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折射出他博大的胸怀,让我非常敬佩。”莫言读过不少大江健三郎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充满了思辨色彩,带有很强的政治气息,在审美倾向上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欣赏。或许我们在艺术风格上离得越远,两个人在思想和灵魂上会走得越近,有时候距离反会促进人们的交流与沟通。”莫言说,相对而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写作风格倒是更贴近自己,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鸣。
高密是莫言自然生命的摇篮,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和灵魂的栖息地,在莫言已出版的众多小说中除了《酒国》、《红树林》、《十三步》、《四十一炮》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外,其他大多作品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这片热土。在莫言笔下,“高密”
这个地理名词已经演变为一个文学系列的标签,拓展为一个精神的家园。对我而言,‘高密’早已超出了简单地理名称的意义,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童年对乡土的记忆。
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审视的一个具体可感的通道。”
随着莫言在国际上知名度的日渐高升以及莫言敏感触角的向外延伸,“高密”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人的目光,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奥兹称自己通过莫言的文字看到了高密的炊烟、闻到了高密的味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也渐渐注入了莫言笔下的“高密”。在《蛙》勾勒出的高密,人们置身堂吉诃德餐厅里静坐旁观,可以感受到很多来自欧洲的生活细节,比如向人索烟的烟民、携犬的街头乞丐、酒馆每晚提供的当日免费面包,以及充满复古意味的陈设和以人名命名的菜单等等。作品中,远在国外的女儿对蝌蚪说:地球太小了;而蝌蚪对远在日本的先生说:文化太大了。这“小”与“大”都凝结在了高密这个莫言精心营造的文学国度里,超越了自然的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