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齐威王在邹忌和淳于髡们那里如何快乐着，别扭着，惶惑着，憋闷着，但他终于还是靠了这一大批战国时代的精英人才的鼎力相助，支撑起了一个强大的齐国并一跃成为东方六国霸主，燕、赵、韩、魏等国都怕他三分，纷纷前来朝贡，唯独没有秦国。秦国那时穷啊，这个玄鸟（燕子）的子民，这个曾牧猎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民族、亡国殷商的弃民、颠沛流离西迁而来的马背民族，长期出入戎狄之间，立于华夏的边缘。战国初年，又被魏国大元帅吴起排山倒海地给赶在了河西以西，中原各国称它为“西戎”，视作蛮荒民族，不与来往，瞧不起它，不时还派点兵打打它，逗它玩儿。
公元前三六一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嬴渠梁即位，他很快就体会到了他的秦国外受强邻欺负，内有贵族耍横，日子过得好不窝囊！这可不行，穷则思变，发愤图强，他要让秦古老的玄鸟张开丰满的羽翼，冲天而飞，遂下令招聘国内外优秀人才，广罗八方仁人志士，布告天下说：利国利民促秦强大者，赏地封侯！于是商鞅，那时还叫卫鞅的，怀揣一腔如山峥嵘的才情和抱负，携一卷恩师李悝的《法经》，穿过魏国在洛水沿岸修筑的长城，年轻轻地就来到了秦国的新都栋阳。
我们先权且称他卫鞅，姓公孙，名鞅。说来好不辛酸，他原是小卫国的没落贵族，生于卫，叫卫鞅，有心报效自己的国家，但实在故国太过弱小，就怀了一腔才情和抱负年轻轻的跑到了魏国，委屈做了门客，伺机待候，倘或重用，一展身手。好不辛酸的是他一等就是好几年，仿佛所有人的眼睛都糊了糨糊，怎么也发现不了他。这时魏国的掌门人是魏惠王，他可远远不如他的祖父那个贤明的大魏文侯，也不如他的父亲那个铁腕的大魏武侯，卫鞅只好于一声辛酸的叹息中作罢，预测独霸天下的强魏怕是要终结在这个无能的魏惠王手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真是颠扑不破。这时，他便听说了秦孝公招聘人才的消息，卫鞅不加思索毅然弃魏投秦。
其实在魏国有个人是了解卫鞅的，那就是魏相国公叔痤。但他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正式举荐，他就一病不起了。起因是公元前三八二年，正当公叔痤大败韩、赵联军回师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之际，秦军乘机进攻魏国西部的重镇少梁（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公叔痤仓促率兵迎战，被秦军所俘。时隔不久，公叔痤被秦放归，因受败军之辱，公叔痤遂一病不起。魏惠王前来探视，大吃一惊，说你这一向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成这样。你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国家将托付给谁啊。公叔痤就告诉他帮助他治理国家的人已经给想好了。就是其家臣御庶子卫鞅，年少有为，旷世奇才！公叔痤同时告诫魏惠王，说这个卫鞅如果决意不用，就一定把他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让他去别的国家，尤其秦国。公叔痤说，卫鞅这个人一旦出去一旦腾达一旦施展发挥起来，他就会把他特异独立的如天地的人生抱负、文化品格和人格魅力完全熔铸焊接于未来机缘与时代的交汇点上，自成一番人生的大气象；而那个他为之竭力打造的崭新国家，也将在一声惊雷炸响中平地崛起，蒸蒸日上。
魏惠王告辞后在回去的路上，心中竟涌过一阵酸楚，看来，公叔痤真的不行了，且已经开始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了。什么卫鞅，我见过的，就那个一脸愁苦天天像是谁欠了他五斗米不还似的毛头小子，让我用他，不用就杀他，一个小小的卫鞅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么？还什么自成一番人生大气象。
就像魏惠王说的，公叔痤真是糊涂了，魏王刚走，他就把卫鞅叫了来，把他和魏王的一番谈话据实告诉了卫鞅，让他必须赶快离开，不要等到魏王突然醒悟，否则就大祸临头了。卫鞅对公叔痤摇了摇头，说我断定我没事的。公叔痤不解，卫鞅说这道理很简单，魏王不用我，说明我在他眼里没那么重要，所以他也就不会杀我。公叔痤恍然大悟，说你小子可真聪明，老朽我服了。
事实果然，魏国就在这种历史的无意疏忽中，错过了与一个关键性的伟大人物直面相逢的黄金机遇；不仅如此，还把这种机遇于历史的无意疏忽中，拱手让给了秦国。
托人介绍，一番斡旋，卫鞅见到了秦孝公。龙凤隐耀，应德而臻，长期的压抑顷刻成生命的激情，深刻的思索奔涌成语言的清流，他骨子里的贵族血气加上挣扎乱世的压抑才情，铸成如山峥嵘；他酷面冷肠但铁血柔情，刻薄寡恩却又心怀天下的那一种特质、锋芒与力量，让秦孝公感到如猎猎天风一般扑面而来。于是，在简单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便从心上热烈地接纳了他。
然而，他们的谈话在进入实质性的问题时还是发生了困难和阻隔。
第一次卫鞅以“帝道”说孝公，劝他要像黄帝、尧、舜一样勤政爱民，孝公听后大失所望，视为老生常谈，几近无稽之谈，这样的空头理论他听得太多了。没听几句，孝公昏昏欲睡，接着鼾声大作。第二次卫鞅以“王道”进言，劝孝公像商汤、周武王一样应天顺人，惩恶扬善；孝公这次倒是没打瞌睡，但还是认为此法需时较长，缓不济急，秦国现在已病入膏肓，急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一切都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正当秦孝公对卫鞅彻底放弃时，卫鞅第三次晋见孝公，进“霸道”之术，把胸中的才学和盘托出，秦孝公再也不睡了，于是卫鞅从旧制到变法，从富国到强兵，从除弊到兴利，从宏观到微观，说得秦孝公心思飞动，神采飞扬，灵魂飞舞。作为卫鞅，总算找到了听众和知音；作为秦孝公，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带给他的感动和征服。吃饭也忘了，撒尿也忘了；吃过饭，撒过尿，再接着谈，一连几天俩人膝盖挨着膝盖（成语“促膝谈心”的出处），以致后来俩人谈得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了。
秦孝公完全融化在崭新的思维里，行走在灿烂的风景间，幸福在理想的政治中，他预感秦国将在眼前这位年轻人恣意与执意的指点下开始解构，电闪雷鸣，天翻地覆，达到重建；预感明日之秦国将拔地而起，横空出世，巍然屹立！
在一番充分的准备之后，秦孝公决定在秦国彻底实施变法，全面推行卫鞅的新法令。这决定一宣布，那局面可就热闹起来了，贵族站出来坚决反对，朝野内外议论纷纷，全国老百姓热情观望。为此，秦孝公亲自主持了一次变法听证会或者叫理论务虚会，秦孝公在现场看到，这个年轻轻的卫鞅几乎是在新旧势力洪水猛兽般的围剿中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思维清晰，逻辑缜密；辩则有据，驳而有力；单枪匹马，舌战群雄；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出尽风头，大获全胜。而秦孝公则一直从精神上支持他，并亲眼目睹了那好一番唇枪舌剑急风骤雨中卫鞅的稳如泰山高拔人格的超然风度。他既不对辩论进行评价，也不对胜败做出结论，而是当场做出一个决定，拜卫鞅为左庶长，授予他推行新法令的大权，并让他尽快制订变法方案，在全国颁布实施。
秦孝公把脸一沉，最后说了一句很权威的话：从今天开始，谁再反对变法，我就给谁治罪！
领导好当，下属难做，卫鞅觉得这等国计民生的大事儿，绝不是你说变法就变法了，你说治罪就治罪了。变法方案可以做得精细而精到，但推行实施怕是要做得辛苦而辛酸。卫鞅觉得在新法令颁布之前要进行一番宣传炒作，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知道，更要让老百姓相信。事实证明，卫鞅竟也是宣传炒作的高手。
我们知道，那天一大早，卫鞅遣人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令几个士兵向来往行人宣传：左庶长说了，谁能扛到北门，赏他十金。来往南门的各色人等听说之后，眼睛顿时发亮，心思为之一动，纷纷围观，探讨议论，三丈长的木头不过百把来斤，扛到北门，就得十金，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不扛，不扛，怕是有圈套呢。
一个时辰之后，卫鞅觉得那声势已经造得差不多了，不仅有了广告效应，而且已是满城风雨了，于是煞有介事仍旧一脸狐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不扛了，是嫌钱少啊。行，扛至北门，赏他五十金！众人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越发不知深浅，屏了呼吸，静寂无声。这当儿，只见一位壮汉拨开人群，阔步走向前来说，要说秦国这么多年还真没有过这样的重赏哩，今儿这般，肯定有什么猫腻。我原本就没指望谁会赏我那五十金，我就是要弄个明白，看看这出好不热闹的大戏究竟如何收场。壮汉说完，一较力，就扛起那根木头，径直朝北门走去。围观的人群也跟随着他像潮水一般前呼后拥。有人猎奇，有人起哄，更多的是为了见证。
壮汉将木头扛至北门，卫鞅已在那里等着了，待壮汉把木头放下，卫鞅便走上前去，与他热烈握手，说：你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听从我的命令，你是秦国真正优秀出众的子民。壮汉说你是谁啊。卫鞅说我是秦国的左庶长啊。他这话看似对壮汉讲的，其实是说给众人听的，并借此宣传推介自己，遂令人奉上五十金，奖励壮汉，兑现承诺。
众人眼睁睁看见黄澄澄的五十金从卫鞅的手到达壮汉的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天下果真有左庶长这样的人，便果真有令出必行的好事，一时间街里巷弄，争相传说，左庶长的形象在秦人的眼里心里威严而高大起来。事后卫鞅静下来一想，为了推行新法，竟弄了小儿科的把戏，扛根木头，五十金就打水漂了。这究竟算是哪门子事，真是好不辛酸！然而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那就硬了头皮往下走吧，第二天，他就向全国颁布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著名的新法。
新法颁布之后，百姓议论纷纷，自然是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就说说而已，卫鞅可不高兴了，把他们都拘至府中，大加斥责：法大于天，高于一切，我只要你执行，没有好与不好。说不好，即是梗令之民；说好，便是媚令之民，故都不是好民。于是，悉数谴于边境为戍卒。其实，议论的不仅是普通百姓，还有朝中官员、贵族宗亲，新法从根本上触及的是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譬如你不去打仗建功立业，就不能做官封爵，突然让你从赫赫贵族就沦为小小平民，灰不溜秋脏不拉叽地去土里刨食吃吧；譬如实行连坐法，即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家有罪，九家检举，否则十家连坐，全部诛灭，这便让王公贵族再不能像往日那样胆大包天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
从一开始就藐视卫鞅，反对变法的大夫甘龙、杜挚压抑了满腔愤懑无处发泄，遂一番密谋策划，唆使太子跳将出来，反对新法。商鞅得知后，心中好不快意，杀鸡给猴看，鸡正送上门，好肥的两只鸡，卫鞅宰得痛快，不待商量，就把甘龙、杜挚斥为庶人。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如何处置？卫鞅思考再三，便以太子犯法，老师之过为理由，将太傅公子虔劓（割）鼻；太师公孙贾黥（刺）面。
新法行，政令通，人心定，天下定，历史的描述为：秦民对新法“大悦”，秦境内道不拾遗，出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历史同时也描述：“百姓苦之”；“秦民”到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盐铁论·非鞅》篇甚至说“商鞅（现在我们改称卫鞅为商鞅，下同）峭法长利，秦民不聊生，相与哭孝公”。这些数以千计的到处哭诉或闹事的示威者，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权益受到损害的贵族子弟和“工商之民”和“游食者”。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新旧势力的斗争不可避免，而历史终将对新与旧、改革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做出公正的裁决。无论那些旧贵族如何“相与哭孝公”，商鞅和历史都不会同情他们！因此，秦国就在这新旧的抉择和生死的较量中迅速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彰显出它的有力和强盛，转眼之间，已令天下诸侯刮目相看了。
当然这一切的岩浆般奔突涌动的变化，在时间滞缓的行走中是悄然无声的。
公元前三五五年，即实行第一次变法的四年之后，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洛水之东即河西地区的社平（今陕西省澄城东）有了一次相会，这个平常的相会却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它无声地打破了长期以来“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不与之“会盟”的僵死局面。这次会晤实质上是秦、魏两国对领土问题的谈判，那么秦与诸侯在身份上已经向世人确认了它的平等。而且，秦孝公底气十足竟咄咄逼人要魏惠王了归还秦的河西地区，兴许是魏惠王一时还放不下战国早期魏国独自称雄的威武架势，兴许是魏惠王对强大起来的秦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判断，魏惠王最后拂袖而去。次年，秦、魏争夺河西地区的战事重开。
公元前三五四年，秦乘魏进围赵都邯郸之机，以商鞅为将，兴兵伐魏，东征河西地区之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境内），商鞅变法的奖励军功政策极大地激励了英勇的秦军，争先恐后，气势如虎，大败魏军，斩得首级七千，并乘势攻取了黄河西岸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同年，秦派公子壮率师侵韩，插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进围焦城（今河南省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筑城割据，兵锋所向，威逼魏国的新都大粱（今河南开封，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迁都大梁在惠王三十年即公元前三二九年。近年有学者考证，所说有误，按新发现的《竹书纪年》记载，魏“徙都于大梁”是在惠王九年即公元前三六一年）。
公元前三五二年，商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上造，此爵位在商鞅制定的秦国二十级爵制中列第十六级。秦二十级爵位依次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大上造相当于中原诸侯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爵位不高，但权力很大。
公元前三五○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五年后，成效大见，“秦人富强”。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从根本上感到了秦国对魏构成的巨大威胁，于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搞了一个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之会，与宋、卫、邹、鲁、陈、蔡等十二个小诸侯国的国君会盟，并一同前往洛阳朝见了徒具虚名的周天子。会盟的目的之一是魏国企图以霸主地位威慑强秦，用外交手段解除秦对魏国西部地区的战争威胁，以便集中兵力在中原一带与齐、楚再决雌雄。秦孝公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盟，魏惠王大为光火，以此为借口，挟十二诸侯会盟之威，图谋西伐秦国。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国当时的整体实力仍是不可小觑，如果魏惠王将重兵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倾全国之力向秦发起进攻，胜负不说，起码也是两败俱伤。秦孝公闻讯，深感震恐，立即命令秦军加强守备，严阵以待。战争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这时，商鞅经过反复权衡深入思考，负命出使魏国，前去求和，以缓争霸、晚称王的策略，离间魏与齐、楚间的关系，使其相争，坐收渔翁之利。商鞅果然以他的才智和才华说服了魏惠王，救秦于危难之中。据此有学者认为，商鞅此次出使成功，不仅直接关乎秦与魏和魏与齐、楚等国的战争格局，而且实际上开了战国“连横”运动之先河；后来魏惠王采纳惠施（曾为魏相，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建议，则是战国“合纵”运动的开端。商鞅、惠施虽非朝秦暮楚以博一身名利的纵横家，但“连横”、“合纵”实始于此二人的外交努力。
羽翼已就，飞必冲天。公元前三四三年，周天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给秦孝公送来了祭肉，这等于把诸侯霸主的大旗公然授予了秦孝公，于是诸侯毕贺。也就是这个时候，魏国与韩、齐的中原大战开始，发生了公元前三四一年的马陵道战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商鞅这只有思想的大黄雀是绝对不放过这个战争之后趁人之危的机会的，于第二年，亲为大将，率兵东伐魏国，大胜而归。商鞅一脸兴奋，秦孝公则一脸牛气，用鼻子哼哼着不客气地说，现在我的秦国，完全可以和大列强齐并肩而立对峙抗衡了。
诸位看官，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完全有了历史的宽容与客观，可以大胆来介绍并评价一下战国法家巨子商鞅的变法与改革了。——那时你要评价，可是要被处罚或杀头的。商鞅变法在先秦是最深刻以致影响着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因此在这里让我不得不暂且停下我的故事，来概述一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和变法的具体内容。
商鞅在秦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秦国经过了三年的变法准备，于公元前三五六年，商鞅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有四点：
（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商鞅把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在秦国公布实行，把“法”改称“律”，增加了“连坐法”。“连坐法”就是在基层实行编户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在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轻罪重判，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叫“以刑去刑”。
（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商鞅规定军功爵分二十等级，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所有官爵的获得和提升是和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联系的，然后按军功大小授予相应的官爵和田宅，从而形成封建等级制度。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诱惑力，你要提高你的社会地位实现你的家族富贵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命运，那么你就要为国家建功立业。于是那些更多社会底层身份卑微的人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一试身手拼死一搏。即使是宗室你没有军功，也削去宗室属籍，一切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进而再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司马迁形容为“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让那些世代享受公族特权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家伙们便突然惊慌失措，把商鞅恨得咬牙切齿。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这一点对于农业的中国非常重要，而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开垦利用起来，足以使秦国富甲天下，强盛无比。所以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规定只要你好好劳动努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就可以免除徭役“复其身”；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而致贫者，连同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做奴隶。《商君书·垦令篇》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鼓励耕种，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促进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加速发展。其抑商政策，目的还是在于防止商人损害和破坏小农经济，以扶助小农经济的健康成长。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商鞅为了推行变法令，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曾断然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措施。同时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说求官的活动。
差不多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三五○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有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为田开阡陌封疆”。“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总称为“封”。所谓“开阡陌封疆”，简单讲，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百亩的田界“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在这里，你如果简单认为商鞅仅仅是改变了一下田亩的形制，那你就错了，就是这田亩形制的改变，重大历史意义也赋予其中了。一方面它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固有观念上有天子署名的“井田制”，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商鞅的《秦律》进而规定，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
（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属机构。商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设有县令、县丞、县尉等地方官吏。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县的令、丞、尉由中央任免。公元前三四九年，开始设置县以下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经济。
（三）大筑冀阙，迁都咸阳。如上所述，天下战略新格局的改变，秦都栋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因此改变。秦献公在公元前三八三年把秦都由雍城（今陕西凤翔）迁至栋阳时，主要是出于巩固东部边防的考虑，以阻挡当时强大的魏国进攻，待机收复河西地区。这里距洛水不远，濒临前线，实际上是带有战时的临时首都和前敌指挥所的性质。而这时，秦国的国家战略已经从主要巩固东部边防转移到雄霸天下的长远规划发展上了，那么把东临边境的栋阳继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显然是不适合的。其一，栋阳在渭水之北，偏离日后东进必经函谷关的大路，不利于发兵出击山东六国。其二，栋阳作为秦献公时建置的战时首都，宫室简陋，在漫长岁月的淋漓剥蚀中，已经惨淡凋敝，破落不堪，不仅不能与其他诸侯国的都城相比，也与秦国目前的国力和君威极不相称。此外，迁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一些人的推测，即秦孝公弃简从奢、商鞅好大喜功等个人因素。
后来，商鞅果然是把“大筑冀阙，营如鲁、卫”不仅作为二次变法的内容之一，也作为了自己一生荣耀的政绩之一来付诸实施，以致遭到后来的那位秦国隐士赵良的强烈抨击（下文还要提到）。但客观地分析来看，迁都主要还是出于秦国内政和外部用兵的考虑，而新都咸阳地处渭河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水，东控函谷关口，西拥雍州之地，雄踞甘陇和巴蜀通往中原的要津。于内，地处秦国的辐射中枢位置；于外，可以水陆并进，东出函谷，问鼎中原，正是“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的帝都之所。公元前三五〇年，秦孝公迁都咸阳，从此，便有了“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语）的大秦帝国的巍然矗立。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具体实施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统一度量衡制，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初为赋”，就是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这也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部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部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了许多落后的戎狄风俗。商鞅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把残留的戎狄风俗加以革除，其意义除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外，也推进了秦国文化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好不快意的商鞅，注定是好不辛酸的商鞅，为秦相十年后，有个叫赵良的人来了，这便有了他们一段人生命运主题下的既严峻又华美，既犀利又深刻的对话。
商鞅说，我能和先生交朋友么。
赵良说，不行。孔子曰，推举贤人，会让在上位的上进；聚集庸才，就会让当王的后退。我是庸才，所以不行。不是你的位子你去占有它，叫“贪位”；不是你的名誉你去享有它，叫“贪名”。如果我答应你，我就是既贪位又贪名了，所以不行。
商鞅说，你好像不大高兴我治理秦国。
赵良说，外能听取别人叫做“聪”，内能审视自身叫做“明”，克制自己的欲望叫做“强”，虞舜说过自我谦卑最可贵，你去履行虞舜之道吧，我就不必啰嗦了。
商鞅说，我大力推行法制建设，竭力治理秦国事务，鼎力革除落后习俗，我跟五羖大夫比怎样。
赵良说，五羖大夫（即百里奚，“五羖”就是“五张公羊皮”。春秋早期，百里奚从楚国到秦国，身价是五张公羊皮。一般的奴隶叫“奴”，有才能的奴隶叫“奚”，百里奚即姓“百里”而有才能的奴隶，成就了秦穆公春秋霸主大业）是楚国乡下人，家境贫寒，秦穆公把他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官之上，秦国没人去怨恨他。为相六七年，东而伐郑，三次拥立晋君，一次救助楚国；施行政教，巴郡来贡；施行恩德，戎族归服；由余听说，叩见秦王。即使这样，但你看人家五羖大夫，多朴素啊，多谦恭啊，劳不坐车，暑不张伞，城内步行，不操干戈，无有随从。故他的功名记入史册，政绩藏在府库，德行流传后代，他死的时候，秦国的男男女女都流泪啊，小孩子不唱歌，就连舂米的也不大声用杵了。
说到这，赵良就开始对商鞅进行抨击了，先是指出商鞅当初见秦王是靠了王宠幸的小臣从中的斡旋，有巴结之嫌；再就指责其身为国相，却不以百姓之事为要务，而去大筑冀阙；对太子的师傅残暴施刑；对人民以推行新法为借口，不论罪过轻重一律遣送边境且大肆屠戮；曾亲赴渭水阅囚，一日诛杀七百余人，渭水流血，满河淌红，哭声遍野，百姓惊梦。赵良说，你身居要职，位在高处，心在巅峰，在秦国，你的法令比国君的命令影响还大，响应你的号召比听从国君的指示行动还要快捷。依靠旁门左道，建立权威，自居君位，自称寡人，手里掂着你的新法，眼睛瞄着人们的行为，耳朵窃听官员的私语，日日衡量秦国的贵族。就看你出门时候的那个阵势，后车十数，从车载甲，膀大腰圆的力士坐在车的右边一脸凶恶，持矛执戟的卫士跟在车的两旁亦步亦趋（成语“亦步亦趋”出处），而这几样缺一样，你商鞅是坚决不会出行的。因此你几乎时时都处于生死存亡之间，你的生命一如朝露，消失只在瞬息；我不明白，你非要那商於一十五座城邑干什么，何如申请退休去郊野耕作灌溉田园；你真不愿意干这些也行，那你就去劝说秦王起用隐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寡，敬重父兄，序列有功之臣，尊重有德之人。这样，你的政治生命虽岌岌可危但弄好了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否则，秦王不定哪一天头一倒，你可就惨了。你随便数一数，秦国要千刀万剐你的人有多少。你的死亡，也就一抬脚的功夫，顷刻就会到来。
赵良的一番论述说教，商鞅固然没听，但还是让这个恶毒阴险、犀利刻薄的家伙说得好不悲伤和辛酸。事实证明，隐士赵良固然是个反对新法者，但也是个预言家，只五个月后，孝公卒，太子立，是为秦惠文王。公子虔觉得自己虽然面目可憎但也该出门来了，使其一帮党徒告发商鞅反叛，遂派差吏缉拿商鞅。商鞅闻讯，迅速逃去，至关下，寻了旅店登记住宿，极具辛酸意味的是，那店主居然不知这个一脸仓皇和焦虑的客人原是大名鼎鼎的商鞅君，说对不起，商君新法规定，凡留宿身无证件者，店主连坐治罪。商鞅对天长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一声长叹，已是辛酸到了极点。后来在秦惠文王下令车裂商鞅示众时，他的又一声长叹，便是辛酸到了最后终点。更具辛酸意味的是，秦惠文王处死商鞅后，秦国依然沿用商鞅新法治国，并在变法中日益强盛，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原的皇皇大业，而那时，商鞅却是枯骨已朽，怎么也不能知道了。
我们当还记得，商鞅当初决意从魏去秦，公叔痤曾铁定了要魏惠王不用商鞅，就杀商鞅，魏惠王不屑一顾，后来果然酿成大祸。马陵道一役，齐军俘魏太子，孙膑杀了庞涓。第二年，商鞅便向秦孝公荐言，说现在可以打魏国了。秦孝公不解，便问是不是乘魏之危。商鞅说我做事从不只图眼前一时之利，打魏国是着眼秦的长远战略，而绝非权宜之计。秦、魏一西一东以黄河为界，而魏独占崤山（今河南洛宁北）以东之利，他们有条件就向西攻伐秦国，没条件就向东扩大土地。趁现在他没条件时打他，他必向东迁移；他一东迁，秦国就占有了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带，进而我们才有可能掌控整个中原，完成统一天下的千秋大业。
此役商鞅亲自率大军攻魏，魏遣公子卬率军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给公子卬写了一封信，花言巧语说当初与公子感情甚笃，但二人现在作为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伐残杀；不如邀公子来高高兴兴喝上一杯，然后订立秦、魏友好盟约，两国得以永世安定。正焦急的公子卬得信，欢喜赴邀，待二人酒喝得正酣，秦伏兵四起，公子卬当场成了俘虏，魏军不战自溃。魏国投降，割地求和，后来便真的向东退让，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了。就是这一次商鞅打败了魏军回国后，秦孝公把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於（今河南西峡境内）十五座城邑封给了他，他才有了历史上的从卫鞅到商鞅的称呼，也叫商君。
后来魏惠王悔恨交加说了一句很可乐的话，说我没听公叔痤的话啊，而我当时还说人家公叔痤神志不清，其实神志不清的是我。意想不到的是，商鞅在最后遭到秦全国通缉时，没有身份证登记住旅店，他竟慌不择路选择逃往魏国，那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魏国人这一次很幽默，没有直接报复他，而是把他又送回到了秦国。商鞅就觉得这世界再没一点希望了，于是回秦后跑到了他攻魏后受封的商邑，组织其党徒与邑中兵士攻击郑国，秦军就出动军队攻打商君，杀商鞅于郑国的渑池（今河南渑池东）。
无论是如山峥嵘的才情还是好不辛酸的人生，作为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商鞅（约公元前四〇八至前三三八年）无疑是中国古代最为优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之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汉代王充热情地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做出了客观评价。
从周平王东迁到秦始皇统一，历史经历了长达五百五十年的分合、动荡和变革，诸侯兼并，五霸逐鹿，七国争雄，迫使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改革以图强。如李悝在魏的改革，吴起在楚的改革，牛畜、荀欣和徐越在赵的改革，申不害在韩的改革，邹忌、齐威王在齐的改革，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射骑”和燕国复国后的一系列的改革。而商鞅的不同之处，是以“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为变法原则，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和在历史上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峰悄然独立，超群而高拔，以致后来，商鞅被车裂而死，其变法成果仍被秦全盘继承，发扬光大，千古一帝秦始皇终于完成了兼并六国的统一大业。
有学者认为，商鞅最大的贡献可简要概括为五点：一、确立君主集权制。二、郡县制。三、官僚爵位制。四、“什伍”编户。五、刑律、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这些成果在秦灭亡后仍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所发展，那么完全可以说，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开帝业”，而且更为中国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作理论奠基。但秦速亡的残酷现实和不争事实，成为混沌的现象蒙蔽了尖刻浅薄的人们，以致于千百年来对商鞅车裂而死与其千秋功过，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实际上，从现在来看，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只是君主集权制和土地私有制在其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也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命运，而秦不过是瞬间经历了治乱兴衰的一个轮回而已，不足为奇。
到了近代，一批文化思想大家如章炳麟、梁启超等人，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治学精神，重新审视历史，客观评价商鞅，重现历史如山峥嵘的商鞅成两千年前突兀而起的一座思想高峰，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其无限风光和峭拔品格令国人感天动地高山仰止，为推动人类进步并以生命为代价好不辛酸的商鞅也因此死而无憾了。
另商鞅善用兵，有《商君书》中存三篇军事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中所著录《公孙鞅》二十六篇，已亡佚在历史浩淼的烟尘中了，留下的只有我们的惋惜和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