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部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据导演说，在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苏北海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其实这些事我也不懂，就是觉得那是个传奇的老先生。
苏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是张治中的幕僚，二十来岁就进了新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年他竟然还是一口地道的无锡方言，没有一丁点儿新疆口音。“文革”前后，他几次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放，放了关，具体关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就这样前后被关了十五年，其间还跟王洛宾在同一个牢房里关了快十年。
一个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老先生，在我们摄制组简直就是我们随时备查的新疆百科全书。在新疆拍片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在车上我曾经跟苏老请教过一个问题：新疆有个地方叫轮台，很多诗里都提到了，比如唐朝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再比如宋朝苏东坡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这些诗里提到的“轮台”是一个地方吗？老先生本来一直昏昏欲睡，听到这个提问一下子来了精神，对我说：“孺子可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轮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书，你看了就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很多古诗，尤其是塞外诗都提到过轮台，不过那些诗里提到的轮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汉朝时说的轮台和唐朝指的轮台就不同，汉轮台在天山之南，唐轮台在天山之北。此外，后来还有清朝以后的轮台以及泛指西域轮台的不同分类。苏先生所赠那本收录了《轮台古今考》的书至今还在我家里。
那一次提问之后，我对苏先生也更为景仰了，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后来我又发现苏先生还有过人之处——饭量。别看老先生年近八旬，可他的饭量可不比我们这帮年轻人差。那时我一顿能吃一大盘“拉条子”（新疆人对“过油拌面”的俗称），特别饿的时候吃完了能再加一点儿，但苏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盘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张彤，徐州人，比我大几岁，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导演拍电视纪录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对新疆那块土地却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深沉的热爱。后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刚去摄制组的时候，张导对新疆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表现出来的向往和痴迷，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结束了新疆的拍摄后，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我对新疆的热爱可能已经超过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热爱新疆的同路人。
我对新疆的感觉之所以前后会差得那么大，完全是因为那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让人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永远无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乌鲁木齐大概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几十个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个月里我目睹并感受到的各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历史渊源的传承以及各种罕见地貌的壮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当地人，可以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和他们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节，我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克里雅人一起过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体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养育他们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这不是一个旅游者去新疆玩儿上十天半个月便能够体会和收获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现在再去一次，不论以什么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当年相同的感受了。
余秋雨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灵魂上的接触，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从心底里认同这句话了。
我曾经去过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它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没能带给我像新疆那样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希腊和新疆没什么可比性，那就说九寨沟、黄山吧，那里的山水美不胜收，但和新疆比，它们在我的心里仍然缺少些能触动心弦的东西。
我甚至坚定地认为，我对新疆的热爱中有某种宿命的东西，它在我的骨子里，不为人知，也很难被表达，那是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出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黄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来有一种灵魂被一击而出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
喀纳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和赞叹，在茫茫戈壁上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是我过去只在小说和诗歌里想象过的意境。到新疆半个月后，我们出发到喀纳斯湖拍大红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拍摄如此奇幻的题材。
很多旅游爱好者应该都听说过，喀纳斯湖出现过一种体形巨大的鱼的传说，当地人管它叫大红鱼。关于大红鱼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十年来，无数科考队的专业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带着揭开“喀纳斯大红鱼神秘面纱”的梦想来到喀纳斯，但他们在湖边守候了很久，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谁也没有揭开过大红鱼的真面目。和那些专业科考人员比起来，我们就像一帮草寇，虽然只有电视台的摄录设备，但还是带着无限的期待，去到喀纳斯湖。我们很清楚，对于《西域风情》这部纪录片来说，记录关于喀纳斯湖大红鱼的传说是不可缺少的章节，我们只是需要记录一个行程，记录这里的人们关于大红鱼的讲述，我们并没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红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旅游业也并不发达，听说过喀纳斯湖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要上喀纳斯，头一天必须住到布尔津县。我们在县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纳斯进发了。我记得从我们住的招待所到喀纳斯，直线距离大约是九十多千米，没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开了十一个钟头。我们当时开着的是两辆丰田4500越野车，车是好车不说，两个司机也很厉害。他们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驾驶员，一个叫刘新生，一路上跟我关系特别好，另一个叫余建设，都四十多岁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其中老余当年还给彭加木开过车。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意外失踪，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传说，吸引很多人去追寻真相，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还有“寻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动，只不过后来那些活动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一路上，我们一没事儿就逗老余，问他是怎么把彭加木给弄丢的，老余每次都特别气愤地说：“我说过一百遍了，我是给彭加木开过车，但彭加木丢的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他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在新疆给我们开车的这两个司机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牛的司机，不仅车开得好，还会修车，而且作为科学院的司机，经常给各种科考队开车，他们也具备了野外科考的各种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里宿营，露营地有没有可能发生雪崩，会不会发生泥石流，车怎么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类是可以食用的，什么样的云出现了就会变天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意识和常识。对他们来说，除了发动机坏了没办法修，路途中发生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听他们讲各种见闻，对我来说也是很开眼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但即便如此，去喀纳斯湖的那一路，两个司机还是经常要一前一后停下来商量该怎么走，因为我们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个山头，道路之艰险无以言表，经常开着开着就没有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比如，他们中一个会说：“你去年不是来过吗？”另一个回答：“我去年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一路上，我们经常需要停下来一起搬石头，填好路才能继续往前走。开不了一会儿，又停下来，把横在路上的树搬开。两个司机还要经常商议怎样安全经过那些大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
在新疆的三个月经历了很多次惊险的山路，喀纳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阿尔泰山脉上，在极其狭窄和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是手紧紧拉着车顶的把手，屁股悬空，一车的人看着窗外缭绕着的触手可及的白云，身上一阵阵冒冷汗——这要是掉下去了，可连根骨头都捡不回来。
在那样危险的路上，还经常会和迎面而来的卡车会车。眼睁睁看见白云深处缓缓冒出来一辆车，双方就对峙在了海拔几千米高的狭窄山路上。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两位司机都表现得异常淡定。双方司机下车，走到一块儿点起一支烟，商量怎么通过。解决的办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刚刚路过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凹进去的稍微开阔一些的地方，于是就近的一方倒车，慢慢倒到那里避让。这种时候司机们从不吵架——在那种路上吵架等于找死。商量好之后，一方慢慢地像蜗牛一样往后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开，等到了说好的地方，两车一寸一寸地交会，慢慢错开——我经常感觉到我们车的轮胎已经有一半到了悬崖外面，但每次总是安全通过。之后一身冷汗。在那样危险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几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万劫不复的惨剧，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翻山越岭和这样惊心动魄的会车后，我对两位司机的景仰真不止亚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那天，我们早上九点出的门，已经翻过好几座山头了，我总是问刘师傅：“还有多久到？”他总是回复我：“不知道。”后来老刘告诉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纳斯，但几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类的情况，路况根本无法预计，所以也就无法估计时间了。
不醉不归。
顶着早上的日头出发，到八九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新疆和内地有时差），我们终于到了喀纳斯接待站。当时喀纳斯还没有什么游客，当地也没有什么旅游服务设施，接待站的工作基本上是接待各级领导和像我们这样的摄制组以及科考队。当时到喀纳斯拍纪录片的多数是外国人，日本人居多。我们这个摄制组是国家文化部下面一个公司的项目，当时的新疆还比较落后和封闭，尤其是到了最基层的政0府和牧区，只要听说是北京来的，都当你是中央来的。
我们到了落脚的地方禾木乡（布尔津县喀纳斯民族乡乡政0府所在地），热情的图瓦族朋友宰羊款待我们。根据他们的习俗，宰羊之前有一个仪式，只有被念过经的羊才能吃，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嘴里念念有词。仪式后，我们就等着吃羊肉了。这时，我们面前已经摆上了酒杯，一扎白酒哐当放在桌子上，图瓦族朋友示意我们边喝边等。按他们的规矩，一个杯子大家得转着圈喝，每次也就是倒个小二两，主人端起来敬你，你必须一口喝下去，然后同一个杯子再倒这么多，敬下一个。然后再来第二轮、第三轮……
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当时年轻，喝起酒来也无所谓，结果这样转着喝，五分钟就是一轮，一轮一大杯，很快我就倒了。本来，快要喝高的时候，我还强撑着叫对方等一会儿，等上了菜再喝。对方不明所以地问：“羊嘛，宰上了嘛。”我说，羊肉上桌前有没有点儿凉菜下酒？给根黄瓜也行！对方又问：“要这些干什么？”我说:“喝酒啊。”对方更疑惑了：“对嘛，酒在这里嘛，喝嘛。”我摆手，表示等菜上了再喝。对方又问：“要菜干什么？”我说喝酒啊，对方又说：“酒嘛，在这里嘛。”我急了，连比带画地说：“我们，汉族人，喝酒，要吃菜，懂吗？”对方听完指着外面说：“羊嘛，煮上了嘛，现在喝酒嘛。”我直接说：“我们，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菜。”对方思考了一下，摇摇头：“为什么要这样嘛，羊肉，有嘛，先喝酒嘛。”当晚羊肉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醉得像尸体一样躺在那里，没人爬得起来了。
在新疆的三个月，类似这样隆重的接待，大概五六天就有一次。在牧区喝酒，羊从宰到弄好可以吃，最快也要一个多钟头，而且是只有羊肉，没有别的菜。之前光是喝酒，需要喝一个半钟头，我们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羊肉上桌。后来但凡在城里的饭馆吃饭，我们就拼命点菜。
那时在新疆的一些偏远牧区，民风淳朴到连货币的概念都没有，在善良热情的牧民心里，酒喝好了，拿你当兄弟，能送你一头羊，酒喝得不痛快，就是看不起他。我们在新疆拍片，要想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里就必须要得到当地政0府和当地人的配合，否则任何事情都干不了，而让人家配合的唯一途径就是喝酒。在后来三个月的拍摄中，我们对这一点感受特别强烈。无论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还是哪个民族，需要他们帮助和配合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行政命令一说，其他一切全看酒喝得高不高兴，靠这个来衡量你拿不拿他当朋友。所以我们必须喝！到了新疆，再能喝的人，喝倒也只是时间问题。有酒量的，像我们那个导演，能坚持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像我这样的，也就二十分钟吧。在喀纳斯之后，我们很快验证了在新疆喝酒接待的基本原则——不喝醉不结束！
刚开始，我们还总拿明天要工作、身体不好之类来推脱，结果都是“鸡同鸭讲”，人家从头到尾只有执著的两个字：喝掉！很快我就想明白了，于是彻底转变了风格。一上饭桌，酒刚倒上，主人还没敬酒，我就先站起来说：“我先敬你！”一大杯三两多就下去了。五分钟后再这么来一下，不用十分钟我就倒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每每这时，主人都竖起大拇指：“巴郎子，好（维吾尔语‘小伙子很好’的意思）！”这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在新疆我算是彻底习惯了大碗喝酒，而且都是烈性酒，一口一大碗。当时真年轻啊！
在新疆喝酒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极其重要的原则，叫“两个离不开”。“两个离不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条民族政策，完整的表述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性，相当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疆，你可以忘了自己的名字，但绝不能把“两个离不开”忘了。“两个离不开”在新疆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不能挑战的、不可以商量的原则。我在新疆听到“两个离不开”都在酒桌上，此外没在别的任何地方听过。“两个离不开”有着无与伦比的神奇效果，每当民族干部端起酒杯问你知道不知道“两个离不开”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别说了，不管是什么，不管多少，直接喝下去就对了。
“两个离不开”不知道让我吐了多少次，以至于我的自觉性被大大地培养起来，等不到对方说“两个离不开”，我就已经倒下了。在喀纳斯的最后一天，布尔津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托汗请我们吃饭。剧务老杜没什么酒量，已经喝了三两多了，实在喝不下去了，托汗副部长又问老杜“两个离不开”知道不知道？已然喝多了的老杜，又听到了“两个离不开”，终于崩溃了，大叫起来：“什么两个离不开，那是你离不开，我有什么离不开的？！”此话一出，我们一桌人当场傻掉，一瞬间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得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原则问题上，喝多了的老杜冒了这么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当时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头都不敢抬，更不敢看托汗副部长的脸，就只盯着面前自己的盘子看。令人窒息的沉默维持了大概四五秒钟，托汗副部长主动打破僵局：“来来来，他不喝就算了，咱们喝嘛。”我们长出了一口气，那感觉简直像碰到了一位开明君主。
不知道喝了多少，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屋休息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很梦幻的，就是前苏联电影里西伯利亚式的小木屋，用一根根很粗的整木拼成，还有树皮和青苔。地板缝隙很大，草可以从缝隙里长出来。我跟老杜住在一间屋子，进门脱了衣服就一头栽倒在床上。刚躺下没两分钟，突然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托汗副部长拎着一瓶酒闯了进来，指着老杜问：“你刚才说了什么？再给我说一遍！”我的酒一下被吓醒了，心想算账等不到秋后了。老杜也傻了。托汗副部长继续说：“‘两个离不开’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老杜这时也害怕了，赶忙赖账：“我没说什么啊。”托汗副部长不理他，把“两个离不开”的正确版本向他宣读了一遍，就像宣判一样，然后拿过桌上两个很大的搪瓷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厂发的那种），把两个搪瓷缸都倒满，正好半斤一杯，对老杜说：“你把它喝掉，加强一下记忆，我陪你。”说完死死盯着已经吓傻了的老杜。
当时那架势，老杜都要哭了。我心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好歹也要照应一下啊。于是我满脸堆笑地说：“托汗副部长，您消消气，消消气，老杜喝糊涂了，说胡话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您看这样行不行，这酒咱们三个分一下吧。”托汗副部长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小子，现在没有你的事嘛，你想喝，我跟他喝完了，再跟你一人一杯，酒嘛，有嘛！”我看是帮不了忙了。说话间，托汗副部长端起大缸子咕嘟咕嘟半斤酒就下去了。这下老杜更是死都躲不过去了，只能硬着头皮把半斤白酒灌了下去，很多酒都洒在衣服上了，然后一头栽倒。豪气干云的托汗副部长看着倒下的老杜，很满意地笑了，临出门前还瞟了我一眼：“你，要不要再跟我来一瓶？”我赶紧摇头连声道“不敢不敢”，然后目送英雄的背影消失在阿尔泰山的茫茫夜色中。
那个晚上，可怜的老杜差不多每隔十分钟就起来吐一次，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后半夜，我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老杜不在床上，推开门一看，漫天繁星的苍穹之下，在开满野花的草原上，老杜站在那里，伟人似的叉着腰，仰望星空，然后弯腰狂吐不已，直至天明。从此之后，在饭桌上，只要有人一提“两个离不开”，老杜就立刻捂嘴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