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五 二次还朝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再度还朝。将至都门,为门下侍郎的老弟苏辙已经奏请得旨,准备出省来迎,苏轼先寄以诗——《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黄门殿中奏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

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

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三十多年前,兄弟俩长途跋涉,初至京师,接连忙着举人试、进士试的那份热望,那份兴奋,如今早已消失净尽。几十年的仕历,只是一场春梦。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马,重来汴河堤边,却还回不得家乡。即使梦里还乡,但梦境却又那么短促,那么遥远而且苍白。

苏轼和上次一样,仍然寄寓兴国院东堂,表示伺候过皇上郊祀典礼的差使后,纵使不能言辞,亦将坚决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苏辙是当今执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须远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东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驾幸景灵宫,苏轼为卤簿使,导驾前行。他的朋友蒋之奇、钱勰都是从驾的官员。

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礼街之东,供奉宋太祖以次历代帝后的御容。皇帝亲祀郊庙,先至景灵宫行礼,谓之“朝献”。十三日宿斋太庙,行礼毕,启驾往开封府城南熏门外的南郊坛去,这是宋朝祭天的斋宫。

帝驾将至青城,仪卫森严肃穆,南郊大礼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和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的乘车刚到景灵宫东棂星门外时,忽然有赭伞覆盖的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不避仪仗,冲突而来。

苏轼大惊,马上叫御营巡检使去挡在车前,喝问:“西来者是谁?敢尔乱行!”车上人答道:“皇后、某国太夫人和大长公主。”

所谓某国太夫人者,通称国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苏轼要他们补个状来。

驾抵郊坛,礼毕,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意思是要他出面纠举。李端伯因为这是皇后,表示不敢。苏轼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当日当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汉成帝郊祀,赵昭仪从在属车间,扬雄献赋谏诤的故事,申明自古妇女不当参与斋祠的原则,继言今日之事,则是:


……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况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


皇帝看了,交给使者,那苏奏原疏驰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

照往例,次日法驾回宫,皇后在朱雀门下迎接。这一天,宫中后妃也都未出宫门。

苏轼来京,沿途章奏不绝,初则请辞新命,但朝廷的指挥是“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继在南都再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过,苏轼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东绍兴一带,与杭州为邻郡,相隔一条钱塘江而已。苏轼还很乐观,以为太皇太后会接受他的请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开治西湖的苏坚(伯固),便和他说笑道:“伯固可以再来同开会稽(绍兴)的镜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请求,且是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重任。

一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久未得见的“异数”。苏轼大出意外,惶恐力辞,札言:“闻命悸恐,不知所措。……岂徒内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诏依然不允。

苏轼在如此难以违拗的情势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这几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盘旋的乡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热望,恍如滚汤浇雪,霎时间消融得不见踪影。即此块然一身,绕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来。

从政以来,历经患难,数被污蔑,现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还可以再住京师,受狂热猎官的后辈任意糟蹋。于此,不能不使他记起老师欧阳修来。他们师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又曰:“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以至于在议论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这件事上,被台谏御史们结伙围剿,焦头烂额;后来又被小人勾结罪犯,诬告他与己所抚养的甥女不干不净,制造帷薄不修的谣言来中伤他,摧辱他。欧阳修痛心之余,未及引年,请告老致仕。

盛德如欧阳修尚且如此下场,苏轼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讲理的机阱,他如再稍恋栈,则前途的吉凶祸福不卜可知,放逐流离,还是细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获准。苏轼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条路可行,请求给予一个重难边郡的任务。

治边的主要任务在于边防军务,而宋朝的传统,重文轻武,《宋史·余玠传》说:


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


所以,守边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边郡。这条路,志在猎取功名富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苏轼决心“人弃我取”,以避祸患。

何况,这些年来,边疆政治和边防军务,久被中朝忽视,两皆败坏不堪。苏轼认为,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会里平白浪费,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边疆,比较有点意义。

谈兵是苏轼的家学,轼辙兄弟,议兵议财,皆有特见。苏轼肯定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这状子呈递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纳,而且诏令“断来章”,使他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于十二月初到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去了。

苏轼既已就任侍读学士,就以全副心力来继续担任辅弼圣学的工作。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于此一认识,苏轼愿意倾力于此。

然而成长中的哲宗皇帝,相别虽仅四五年,面目却已完全不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对任何权威和成规心怀敌视的反抗时期。况自正位以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臣都当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实际政务非但没有让他插手,甚至并不向他关白;即使指事垂询,大臣也不具对,自司马光开始,就是如此。皇帝渐渐长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宫中问他说:“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皇上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后来蔡京传说:“皇上说,垂帘时期,朕只见臀背。”内心蕴藏不平,已非一日,终于造成心理上一道敌视的壁垒,一副偏激的成见,不愿听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们的任何言语,他只冷冷地等待“亲政”那一天的到来。

苏轼是看他从小到大的近臣,从眼前这青年皇帝的态度上,不会感觉不到那种乖异的不合作的态度,不愿听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着甚深的忧虑。

但他认为,皇帝总还年轻,假以时日,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身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来开导这个青年的基本观念,指引正确的趋向,其重要等于抢救未来的国运。

苏轼迩英进读,第一次就讲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说武帝厌闻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贞观大治,而武帝之世,盗贼半天下云云。从这个讲题推想,也许正为矫治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纳他人意见的反抗态度而发,亦未可知。

苏轼这次呈递的到任谢表,内容简直就是一封谏书。他向这位皇帝学生掬诚进言道:


……乃知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述,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蓍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不幸这位皇上,现已不似从前那样听话,对于师保的进言,马耳东风,竟然毫不在意了。苏轼想尽诱导的办法,过了新年欢乐时期,正月二十六日重开讲筵时,他又从容向皇上说道:


人君为学,与臣庶不同。臣等幼时,父兄强迫读书,起初很苦,渐能自知好学,摸得一点趣向出来。要经历很久时间,才能培养出对读书发生“中心乐之”的爱好。必须有乐好之意,才能自求进步。古人所谓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圣,固然与中等资质的人不一样,然欲进学,亦须从好乐中悟入。


停顿一下,苏轼续言道:


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为章句科举作计。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观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万几之政,非有学问,无所折衷尽理。


这次,皇上听他讲得很有道理,有颇以为然的样子,苏轼就非常高兴。退后,对宰辅们讲述经过,很兴奋地说:“皇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为一书,以备进读。”

当时,皇帝所读的教材,原是林希编的《五朝宝训》,也许范围太狭窄,也许教训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发生厌倦的感觉;若以前代正史进读,则又嫌太庞杂,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烦圣览的史事,所以苏轼有了这个主意。

于是他和读讲官顾临、赵彦若共同就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的事迹,写了一个节本,于八年八月间编写成书,送由尚书省进呈,核定开讲。

就讲读的内容而论,苏轼认为教育皇帝“圣学”的方针,应与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论——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听言之法,这种实用的统治技术,对于一个即将亲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讲求实用的苏轼,根据这个理念,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唐德宗时代的宰相陆贽,以及他的著作《陆宣公奏议》。

《陆宣公奏议》,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学术性的经典之作,但却流传于广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从仕前必读的书。此书,曾被少年时期的苏轼所热烈喜爱,他不仅喜欢陆贽行文,气势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陆宣公那种平实尽理的政治见解,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苏轼当年,反复熟读,一唱三叹。这本书,对苏轼的文章气谊都有影响,甚至对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尽谏言的忠诚,也有极大的作用。

《唐书·陆贽传》:贽自被德宗召为翰林学士,以其“秉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这岂不就是苏轼主要的行谊吗?又说:“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难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陆贽得君之专如此,但最后还是不免于凶终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极言尽谏,巨细不遗”。一方面使绝对权力的人主听得多了,由厌倦渐生拂逆的恶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龄、卢杞辈谗慝的机会。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触怒了他,陆贽几乎不能保全首领,虽经同僚救助,卒被贬谪忠州别驾,死于谪所。

回想《陆宣公奏议》里面,许许多多恳切的言论,几乎尽是苏轼今日想对这位青年皇帝倾诉的意见。但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尽情陈说。陆贽奏议中指陈德宗的短处,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发生的缺点。然而哲宗尚未亲政,苏轼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乱说。于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够先把这本书熟读深思,则不啻借了陆贽的文字,传达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讽谏,希望哲宗能从此书获得解悟,建立起辨别邪正的观念、听言纳谏的态度。苏轼自己深受陆贽思想的影响,相信它也有同样的力量,对哲宗皇帝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因此,他续于八年五月七日,会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等侍读官,上了《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

札中一段说陆贽遇非其君的话,非常尖锐。德宗的离心离德,老臣的一腔愤懑,都从字里行间,跳跃而出。

那段话是这样的:


……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则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座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苏轼进呈《陆宣公奏议》一书的动机,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显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与太皇太后任用的旧臣间,已经筑起了一座隔阂的高墙,任何一个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发生排斥,苏轼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时代错误,岂仅是元祐诸臣共同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