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风雨京华 八 一士谔谔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讯。

边臣游师雄以种谊军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领青宜结鬼章,余均降抚。捷报到京,这是宋朝立国以来,受尽边境寇患,第一次获逮元凶的胜利,人心振奋,大家计划拜表称贺。

西蕃部落中,以唃厮啰最称强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为屏藩。唃厮啰死,其子董毡非常桀黠。神宗朝,建昌军司理王韶献平戎策,建议利用他们家族间夺权的混乱,进兵剿治,虽然收复了若干城池,但是董毡的主力未动,而董的别将青宜结鬼章,就经常前来骚扰河州,岁为边患。神宗曾命李宪悬巨额赏金,购买他的头颅,十年不得。

这一次鬼章有意收复该族前失的故土,与西夏结合,约于事成后共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派人鬻马于汉界,要结合属羌做他的内应。种谊得到情报,知道鬼章所驻洮州城内,兵力单薄,而西夏兵又远水不救近火。于是,种谊便与边将游师雄和熙河经略刘舜卿合议,分兵两路,一直追到洮州把城包围起来,乘有一天大雾,种谊亲自指挥攻城,雾散,城也破了,鬼章坐在佛寺中,束手被擒。

但是,鬼章虽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这一路兵打得怎样,还没有消息。苏轼在满朝官僚们一片阿谀声中,独以为“偏师独克,固亦可庆”,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称贺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认为“捷奏朝至,举朝夕贺”,适足以助长边军将骄卒惰的风气。这样的议论,恰给众人热烘烘的兴头上,泼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贺照样举行,他则不免为人侧目。

西夏接应鬼章的军队,行至半途,听说鬼章已经被擒,急忙回头,沿途抢掠而去,一面却又遣使请和,执政当局有意接受西夏的要求。苏轼再上第二道札子,他说,猖狂之后,不能任其有求必获,我们虽然以和平为国策,但是“为国不可以生事,既生事不可以畏事,今欲遽纳夏使,是病未除而先止药”。这意见显然和执政当局发生冲突,然而他则“我言我见”,不顾一切。

同月下旬,他又三上札子,反对边将贪功生事,请求朝廷节制进取。他更反对留质或杀戮鬼章,以为势必激使他的旧臣与阿里骨会合,北交西夏,合力报仇,“进窥熙河,其患甚大”。所以,他又四上建议:利用鬼章号召他的旧部来讨伐阿里骨,事成,许以生还!此正所谓“以夷制夷”之计。

被擒的青宜结鬼章,于同年十一月槛送阙下,献于崇政殿,谕以听招其子及其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表示服从,赦之,赐职陪戎校尉,遗居泰州。至于西夏的求和,执政当局还是接受了。

接着来的是礼部郎中叶祖洽改官案,这本来是件细事,但给事中赵君锡偏偏要把这十八年前的旧事牵扯出来,认为叶祖洽改官不当,予以封驳,理由是他当年进士廷试的对策,有讪及宗庙之语云云。叶祖洽应进士试,殿试对策,一意投合执政当道的意思,说:“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苟简因循而不举者,诚不为少,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接下去则颂扬王安石、吕惠卿辈为忠智豪杰之臣。当时的初考官即是吕惠卿,定祖洽为第三等,中在甲科,且置于第一名及第;覆考官宋敏求定为第五等,应该黜落。苏轼时任编排官,认为用诋毁祖宗来颂扬今上,竟可大魁天下,何以端正风气,也奏请黜落,并且自拟一道“答进士策”献呈神宗,神宗拿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苏轼“所学不正”,遂无下文。

现在事隔十八年,赵君锡再把这件旧案牵扯出来,三省同奉圣旨,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共同参定。苏轼今日的看法,则已与当时不同,苏轼现在认为,政治社会中,士人为谋求出身,谀附权势,是平常之至的现象,不必深究,倒是言语罗织,正是目前官僚群惯使的武器,为害政风甚大,为消灭赵君锡辈阴谋建立“语言罪人”的事例,复奏曰:“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为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

后来,祖洽也上章承认“苟简”二字是说错的,“减落”出为淮西提刑。

十二月又试馆职,苏轼撰“策问”题:


……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甚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这次考试,苏轼得一安州廖正一(明略),榜下,除秘书省正字。苏门四学士外,苏轼非常看重明略。

台谏官们并不放过这个机会,监察御史杨康国言:


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撰题者,苏轼也。


又监察御史赵挺之奏:


苏轼举自代,荐黄庭坚,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设心,罪不可赦。


赵挺之此奏,辞连黄庭坚,盖此苏轼当众对他恶评,系得之于庭坚,仍然是公报私仇那一套,不足为奇。

翌年正月,王觌奏:


苏轼长于辞华,而暗于理义。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这些奏疏,太皇太后看厌了,“留中不报”,但是苏轼本人不会完全不知道。赵挺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王觌说“轻浮躁进,宜且与一郡”。苏轼忍着这一切侮辱,不愿辩白。《答刘贡父》述其此时心境曰:


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人情责望百端,而衰病不能应副,动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复见怜耶?


这年冬天,他的眼病忽又复发,时间迈入元祐三年的正月,朝廷又诏苏轼权知是年礼部的贡举。宋人习称“省试”,从全国的举人中考选进士和明经,这是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规模与馆职试大大不同。嘉祐二年(1057),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选拔了苏氏兄弟,事隔三十一年,苏轼也于元祐三年(1088)正月二十一日领礼部贡举事了。玉尺抡才,是儒臣荣显的任务,苏轼全心全力要把这件工作做好。

上年冬末,汴京大雪成灾,方圆数千里内,农夫失业,商旅不行。到开春以后,天气还是很坏,不但雨雪交作,而且酷寒逾常。古人相信这是上天所示的警告,所以朝廷照例诏求直言。

苏轼为了争议役法,得罪过当朝宰相司马光,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台谏官们之所以不说,在当时是为逢迎相意。司马逝世后,他们以为太后一定要维持司马生前的旧政,仍不敢说。苏轼对于此事,耿耿于怀,也曾屡与执政大臣们提起,虽都接受他的意见,但以纷更为不便,并无结果,现在朝廷诏求直言,他就决然上了《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苏轼此札,虽然无用,但是伤了台谏的权威,且使司马门人更加把他当做“叛徒”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