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只是婴儿死亡那么简单。
珍妮特的流产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在那以前，我从来没对流产产生过太多想法。历史书上急切需要男性继承人的王后们遭遇过流产，小说里的角色们遭遇过流产，但我对生活中的流产知之不详，因为那些不爱说话的小女人怀孕以后都不太出门。我觉得流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种坏运气，但并不是世界末日。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流产的前后经过。星期五早晨我去伦敦后，珍妮特做完家务，又去给草坪锄了草。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珍妮特开始感觉到阵痛，傍晚阵痛加剧了。大卫那天又比平时晚回到家。罗茜和特雷佛先生都要吃东西，我恰巧不在不能帮她的忙。珍妮特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但每次想坐下来的时候都会听到爷孙俩的呼求。
“当时我觉得只是间歇的阵痛而已。”周六早晨在医院见到她的时候她对我哭诉道，“像是遭到了诅咒一样——平时痛上一阵以后便会慢慢消失的，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次的阵痛一阵比一阵来得猛烈。”
珍妮特最后去了盥洗室，这时她才意识到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即便如此，她也没给大卫打电话，而是把电话打到了医生的诊所，并且幸运地在弗拉克斯曼医生回家之前截住了他。对于珍妮特来说，那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都是我的错，”她在医院里说，“是我害了他。”
“别把过错都归结在自己身上，”我笨拙地说，“流产不是你的错。一开始他就不是个正常的孩子，你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男孩。”
“他当然是个正常的孩子。”珍妮特朝我狂吼，“我知道是个男孩，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名字将会是和一/二中的迈克/迈克尔统一。”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看上去似乎想用目光杀死我。接着她又哭了起来，伸出手寻求我的安慰。
接着她把弗拉克斯曼早晨查房时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我。“他对我说最好赶快把这件事抛之脑后，赶快再怀一次孕。他怎么能知道我会再怀上孕呢？他这话听上去就像掉了颗牙齿以后马上又会长出来似的。”
尽管我三番五次地劝她别傻了，尽管我一再声称流产不是任何人的错，尽管她也非常同意我的话，但在我不能达到的某些层面上她仍然在一味地谴责自己。直到最后珍妮特也无法从内疚中解脱出来。
这时我却感到非常快乐，我觉得其他人都很依赖我，我的地位非常重要。我试着安慰珍妮特，我照顾需求完全一致的罗茜和特雷佛先生。在一番商议之后，我掌管了达克旅店的绝大部分事务。大卫需要聊天时我又扮演起了聆听者的角色。
“今天下午我和主教进行了一番交流，”星期六晚上大卫对我说，“他问了问珍妮特的病情。另外他还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会有一幢联排屋空出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搬过去住。”
“那幢联排屋在哪儿？”
“在蒂彻福德的泰蒂肖姆，离这里大约三十英里，在维斯比奇附近。”
“是在沼泽的另一面对吗？”
他点点头。“不能搬得再远了，否则财务上也会产生问题——补贴不会增加，我们反倒要添置辆汽车。我不知道珍妮特怎么打算，到那儿以后她也找不到人聊天了。”
大卫同样找不着人聊天，我想，之前大卫还从来没住过离神学院那么远的房子。
“也许珍妮特喜欢生活中有些变化，”他继续着这个话题，“正好可以让她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你觉得罗茜会怎么说？她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她很快就会适应的。”我以一个没孩子的人的身份向他保证，“她虽然年幼，但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听说孩子流产的事了吗？”
“我告诉她妈妈必须住段时间医院，她暂时不会有弟弟或妹妹了。”
“罗茜是如何对待这个消息的呢？”
“她没有太大的反应。”
这话分毫不差。当我把珍妮特流产的消息告诉罗茜时，她抬头对我笑了笑，说“我知道了”。我想大卫一定会为此感到非常丧气。世事变迁，年龄大了一点以后，我对事物的看法稍微有了些变化。让我稍稍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珍妮特这两个成年女子竟把那么多时间浪费在顾虑大卫的情感上，我们似乎认为他的心是蛋壳做的了。
珍妮特是星期天早上回来的，医生嘱咐她接下来这段时间要多休息。她很虚弱，心情仍然非常压抑。弗拉克斯曼让我们最好别在她面前提流产的事，用欢快的家庭气氛帮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不光大卫，甚至连我都听从了他的建议。我想这也许是我们所干的最糟糕的事情了吧。每次大卫和弗拉克斯曼都会这样安慰她：“珍妮特，别介意，你会很快度过这一关，没多久你就会再次怀孕，产下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样说是不允许珍妮特哀悼刚刚失去的孩子。事实上除了珍妮特，也没有人哀悼那个失去的孩子。我们无情地在珍妮特面前表现着欢乐，于是珍妮特只能把忧伤掩埋在心底，内心的伤痛反而与日俱增。
星期天下午，珍妮特对我说：“我很担心大卫。”
“因为蒂彻福德的泰蒂肖姆的事吗？”
她摇摇头。“因为我病了，我不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做那个了。”
“我想他会对付过去的。”我们似乎对“性”这个词都感到难以启齿。
“我想这对男人来说应该有所不同。”
“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这时我想到亨利是不是也很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了，他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周六我往布朗旅店打了个电话，但他已经结账离开了，没有留下转发地址。也许他已经受够我了。
星期天那天非常糟糕。特雷佛先生早早就上了床，珍妮特在床上吃了晚饭，我和大卫则在厨房用的晚餐。之后大卫上楼去取珍妮特晚餐用的托盘。过了一会儿，我又跟在他后面上了一次楼，因为他忘了取走咖啡杯。我看见大卫领着小声哭泣的特雷佛先生走过楼梯口，老头没戴假牙，脸跟面瘫了似的。
“怎么了？”
“他又去罗茜的房间了。”大卫怒视着我，似乎那全是我的错，“真是受不了。”
特雷佛先生扑在地上，抱住大卫的大腿。“别送我走，”他呜咽着，“别把我送进老人院。”
我试图扶他站起来，他却黏上了大卫。
“特雷佛先生，快起来，”我催促道，“何不赶紧上床，我马上把舒适的热水袋和美味的可可茶给你送来。”
“别把我送走！”
我发现罗茜正在卧室门口看着我们，照这样下去，珍妮特过不了多久也会出现。
大卫脸色发白地弯下腰，抓住特雷佛先生的手腕，将裤管从特雷佛先生手中拽出来，一把将老人从地上拉起。此刻大卫的眼睛异常地明亮，在我看来，透过这双眼睛盯着特雷佛先生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大卫，而是个完全陌生的人。
“快回你的房间去。”他掐住特雷佛先生纤弱的手腕，特雷佛先生没一会儿就疼得惊叫起来，“你惹的麻烦太多了。”
他把特雷佛先生推到一边，如果不是我及时用胳膊撑住，他可能就摔到地上了。特雷佛瞪着大卫，好像第一次与女婿见面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确实是第一次了解到女婿的本质。
“真希望我死了才好，”特雷佛先生说，“请杀了我，我不想活了。”
“这样想并不奇怪。”我爽快地说，然后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搀向房间，“特雷佛先生，我们都很爱你。但因为珍妮特的身体现在不太好，我们大家都略微有些不安。不过从早晨的情况来看，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
他突然放弃了抵抗。我领他走回房间，扶他躺到床上，又帮他掖好了被子。
“该睡觉了。”我说，“别再下床了，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吻我一下。”他命令道。
我弯下腰，吻了吻他的前额，感觉像在亲吻一张旧报纸。然后我回到已空无一人的楼梯口。我朝罗茜的房间瞥了一眼，她躺在床上，假装和放在枕头一边的天使一起睡着了。罗茜从来没扬起头让我在临睡前吻她的脸。珍妮特和大卫的卧室门关着，门那边传来交谈的声音。
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因此我走到楼下的客厅，为自己调了一大杯琴酒和苦艾酒，然后躺平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事情一定会好转的，我确信无疑地告诉自己。我觉得大卫刚才的表现非常可怕，但我转念一想，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面对别的什么人，说不定我也会做出类似的举动呢！
过了一会儿，大卫走下楼。我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也没有试图隐藏酒杯。他在壁炉架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很抱歉刚才在你面前动了粗，”他说，“我刹那间失去了理智。对任何人我都不该这么做，对可怜的约翰就更不可原谅了。”
我又点起一支烟，让他继续在我面前发牢骚。
“你也许不知道，之前我在罗茜的房间里逮住过他。这——啊——这不是种正常的行为——这自然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典型症状。”
“但这又造成不了任何伤害，不是吗？特雷佛先生并没有伤害罗茜。”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扯得这么远，这是个医学问题。事实上我和珍妮特已经决定把他送进养老院，我们没必要再对此进行讨论了。明天一早我就给弗拉克斯曼打电话。”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搜肠刮肚，思考着该说些什么好。
“你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你是不是在暗示这不是个好办法？”他的声音非常冷酷，目光又变得陌生起来，“约翰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他需要专业的护理。我和珍妮特也必须为罗茜多想想。”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你的想法。你是对的。但这样送他走，会让他感到非常难过。”
“这个问题要从全局来看。”大卫的声音轻柔了一点，“我们自然会经常去探视他。不过他很可能马上就认不出我们了，住在哪儿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次沉默持续的时间更久了一些。
“我从来没问过你，”大卫唐突地说，“那天你见亨利的时候他还好吗？”
“和以前差不多。他让我向你问好。”
“他对你的研究有帮助吗？”
即便知道大卫正在试着对我表现得更友好，我也没想到谈到对弗朗西斯的研究时，他的语气里丝毫没有屈尊俯就的态度。
“进展得非常好，谢谢你的关心。”我拘谨地说，“不过现在又多出一个问题。其他人也对这件事感兴趣。”
“对尤尔格雷夫吗？”
“是的，他们雇了个叫哈罗德·门罗的私人侦探查尤尔格雷夫的事。”
大卫皱起了眉头。“这太荒唐了，怎么会有人雇侦探查访故去诗人的事呢？”
“但事实如此，周五晚上亨利也和你说了相同的话。”
“这么说他也知道私人侦探的事？”
大卫的意思是，如果亨利也知道这位哈罗德·门罗，那私人侦探的事就不是一个疑神疑鬼的妇人的呓语了。
“跟踪门罗并查出他身份的正是亨利本人。”我说。
“那位私人侦探住在伦敦吗？”
“是的，但门罗曾经来过罗星墩。前些天监视达克旅店的正是他——你还记得特雷佛先生看到门外的街上有个人仰视着这幢房子吗？”
“你觉得相对于尤尔格雷夫，他对你更感兴趣吗？”
“他从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尤尔格雷夫的书，他拿走了《罗星墩观察家报》上与尤尔格雷夫有关的剪报，他甚至还骚扰过戈特贝德夫人和埃尔斯特里夫人。”
“太蹊跷了。也许我们该去找警察谈一谈。”
“跟他们说什么？”我问，“又没人犯法。”
大卫又一次耸了耸肩。我知道他又在想别的事情了，也许他觉得神学院和他的光明前程比特雷佛先生、珍妮特和死去的胎儿更为重要。我只能坐在沙发上把玩着酒杯，想象着不是一九五八年，而是在那之前的五十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罪行。
大卫会说那只是我的想象，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九〇四年八月六日出现在神学院草坪上的南茜·马特莱瑟姆是如何在刹那之间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