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我就打电话给温特沃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听到留言的，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电话给我。
在他的声音里，有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但我只暗暗放在心上，先把我的消息告诉他。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耳环？”
“只剩一只了。也许没什么，但也许那个凶手想要带点纪念品。”
“纳德勒，你是说。”
“当然。”
“当然。问题就出在这里，凶手不是纳德勒。”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西摩·纳德勒医生并不是凶手。他在业界备受尊崇，连闯红灯过马路的前科都没有。”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都知道他的诊所很气派，而且——”
“他的不在场证明完美无瑕。我跟你谈完话之后的两个小时，就找到他了。”
“那又怎样？”
“我想跟他面对面谈一谈，摸摸他的底，你知道吧。但是，我想局长应该不会批准我的机票钱的。”
“什么机票钱？”
“去玛莎葡萄园的机票钱。纳德勒医生跟他的太太已经在那里待了八天了。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的电话，才接通他那个要命的手机。我想我的声音一定听起来很像神经病，完全有资格当他的病人，不过，我比他的病人还神经，因为我竟然敢在纽约市警察局当警探。”
“他一直待在那里吗？”
“到昨天为止，已经在那里一个星期了。他们每年都到那里度假，他跟他太太，八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大部分的心理医生一年都要休一个月的假。他说，明年二月，他要到加勒比海休息两个星期。”
“他偷偷回来过。”我说，“一定是这样。他偷偷飞回纽约，杀了莉雅，再乘下一班飞机回去。”
“你知道，我也想过这种可能性。我自己觉得这种想法有点荒唐，但是，打一两个电话查一下，还是值得的。的确有一种小飞机定期往返于玛莎葡萄园和泰特波罗。工作人员很合作，我想，他们大概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所以帮我把乘客过滤了一遍。纳德勒出发的时间完全符合记录，回程也没有问题，一个星期后才会飞回来。昨天的那班飞机，就是一星期前他们去玛莎葡萄园的那班。”
“说不定他用的是假名。”
“这一阵子，乘飞机都要检查有照片的证件，就连那种轻型飞机的安检也很严格，这种小飞机最多只能坐八个人，在两天之内，同一个人用两种不同的证件坐飞机，安检人员会没注意到吗？”
“他还是有办法回到纽约。”
“因为他不得不回来。”
“对。”
“因为他就是杀莉雅的凶手，你刚巧知道这一点。”
我没说话。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他说，“你一步步地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我，再加上那个小朋友在一旁不失地时机点头附和。但是，在我发现纳德勒医生根本就不可能杀人之后，你的推理就不成立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纳德勒医生。你讲了半天，就是想把他跟那把枪扯在一起。天啊，那把枪一点问题也没有。大家心知肚明。”
“等一等。”
“不，你给我等一等。根据我的推理，这个人跟那些被害者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会找上霍兰德夫妇？因为他们很有钱吗？他自己也很有钱。两个星期在玛莎葡萄园，两个星期在维京果岛——这家伙日子过得舒服着呢。”
“说不定他还想要更多钱。”
“你还是要扯上去，是不是？他怎么会认识霍兰德夫妇？他又是怎么认识布鲁克林的那两个混混？我一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比尔曼和伊凡科。”
“对了，他怎么会认识他们？他认识莉雅吗？有人认识，有人认识这些人，也有杀这些人的理由。但是，我看不出来这些人跟纳德勒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凶手冒用了一个老掉牙的心理医生的名字？只有心理医生会干这种事，偏巧他是心理医生，所以凶手一定是他？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得很清楚，我说。我并没有问他希望我怎么处理那只耳环，我很怕听到他的答案。
我跟埃莱娜时不时会租辆车，开出去逛逛。上一次，我向车行要了一本兰泉出版社的地图。这些小事我都没放在心上，还车的时候，也不会记得。但是，这一本我却带回家来了。我找到马萨诸塞州的地图，沿着南塔克海岸，找到了玛莎葡萄园。我觉得到那里根本不用乘飞机，只要坐渡轮就行了，上岸后再租辆车不就行了？
一定是他，对不对？
我把地图放回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刚煮好的咖啡。我把温特沃思反驳我的话想了几遍，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一定要找出因果关联才行，纳德勒医生为什么会找上霍兰德夫妇？动机是钱，我几乎可以确定，但为什么非要霍兰德夫妇的钱不可？为什么他会看上那幢褐石豪宅，为什么他知道里面有很多钱？为什么觉得他有机会染指里面的财物？我决定打个电话给克里斯廷。这一次她正巧就在电话旁边，因为我刚刚报上名字，她就把电话接起来了。
“他又打电话来了。”她说，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我一心只想到纳德勒，脱口而出，“从玛莎葡萄园打来的？”
“什么？”
“抱歉。”我说，“谁打来的？”
“彼得，从布鲁克林打来的。听他留完言，我都没有把电话拿起来，我觉得我很卑鄙，刚才还以为他又打来了。”
她这次会拿起电话来吗？这个问题，我不想知道答案，因为我害怕答案是肯定的。
我只好说：“我以前可能问过这个问题，但我还要问一遍。你认识纳德勒医生吗？”
“这名字好像听过。”她说。
“慢慢想，克里斯廷。”
“哦，我想起来了，对，你提过这个名字。那把枪原来是他的，对吧。那把他们用过的枪。”
“你只是上一次我说的时候才听到这个名字吗？”
“我记得就这么一次。怎么啦？”
“不是我多管闲事。”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有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
“在韦尔兹利上一年级的时候，接受过心理辅导。”她说，“有一门课我考砸了，学校有个规定，如果你被判了不及格，就一定要去跟心理医生谈话，否则他们就会要你留校察看。那个心理医生是女的，也不姓纳德勒。”
“你的父母呢？他们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
“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想他们会去看的。肖恩走了以后，我妈妈吃过一些药，大概是抗忧郁剂或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医生到底开给她什么。但是我想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开给她的。”
我从别的方向去证明我的推理，但还是毫无所获。她又问起彼得，想知道她到底可不可以跟彼得说话。
这倒让我的心思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去找的那个心理医生，”我说，“叫什么名字？”
“在韦尔兹利？我忘记了，有什么差别吗——”
“不是，你跟彼得去找的那个。”
“哦，他啊。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反正不姓纳德勒。”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他姓什么？我跟彼得就叫他医生。我可以问问彼得，他的心理医生姓什么。”
“不用，没关系。他的诊所在中央公园西路吗？”
“不，跟那个地方没有关系。他的诊所在百老汇，大概是——呃，我不知道。十四街再往下走，从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步行可以到。我们当时住在字母城。距离不算近，但毕竟没有走到中央公园西路那么远。”
“我明白了。”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她说，“地址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肯定彼得会知道。”
“不用麻烦，”我说，“反正也不重要。”
“我当然记得你。”海伦·沃特林太太说，“你就是请我吃麦麸松饼的那个人。”
“应该比白果松饼好吃一点吧。”
“比什么好一点……哦，这就要考验记忆了。真的，要吃好松饼，还真得上纽约，但我宁可没去过那里。”
我倒没什么。“咱们来试试你的记忆。”我说，“你曾经告诉我你的孩子看过心理辅导员。”
“对啊，他有过一个心理辅导员，详情就不知道了。”
“这个人帮了他不少忙。”
“我印象里的确如此。我一直很希望他从此能回到正路上来，当然了，做父母的，谁不这么想呢？只是——”
“请教你一件事情，”我说，“杰森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个辅导员的名字？”
“这个辅导员的名字？”
“或者你有没有跟他联系过？”
“后面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我从来没有跟这个人联系过。我确定杰森跟我提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虽然吃白果，但一定吃得不够多，因为我怎么想也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
“杰森有没有写过信给你——”
“哦，”她说，“我真希望他写信给我。斯卡德先生，自从杰森离开威斯康星之后，他就没有写过半封信给我。我都得打电话给他，才知道他的情况。”
“辅导员的事情，你是从电话里面知道的。”
“对。”
“也许你还记得他的声音，沃特林太太，他或许在电话里跟你提过这个辅导员……”
“你快要把我弄哭了，斯卡德先生。”
“对不起。”
“我的耳边好像响起了他的声音。我真的觉得，收到过他的信就好了，有封信在手边，想起他来，就不会空荡荡的了。但是，你知道我真的想要什么吗？录音带。我希望听听他的声音，而不是凭空想象。”
我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不知道它是打哪儿来的。我使劲地咽下去，问她有没有听过杰森提过纳德勒医生这个人。
“纳德勒？”她的声音很严肃。
“西摩·纳德勒。”
“西摩·纳德勒？不对，杰森跟我提到的那个人绝对不是这个名字。”
“你确定吗？”
“我的脑筋还算清楚。那个人的名字就在我嘴边，斯卡德先生，但我就是念不出来。不过，我非常确定，那个人绝对不叫西摩·纳德勒。”
“他的名字就在你嘴边。”
“我想是的。如果能说出来，不知道有多好。”她叹了一口气，更难过了。“是一个很爽朗的名字。”她说。
“很爽朗的名字？”
“我记得是这样。不是说你听了他的名字就想笑，而是你对这个人留下一种很爽朗的印象。我只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当然我会……”
“觉得他的名字很爽朗。”
“这还算是有道理吧？”
“像是快乐、幸运之类的名字吗？怎样爽朗的名字？”
“不，不是这样的。我真糟糕啊，对不对？你一定觉得打电话给我是浪费时间。”
“不会的，沃特林太太。”
“是一个很正面的名字，就只记得这些。听起来很乐观。抱歉，我一定帮了倒忙，从纽约打电话来，花了你不少钱吧。”
“没有关系。”我说，“如果你想起那个人的名字的话……你愿意花点时间想一想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想起那个人的名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我好吗？”虽然她一再保证会把我的名片收好，但我这次还是留了电话号码给她。“两天之内你没有打电话给我的话，我会再打电话来给你的，”我说，“确认一下。”
一个很爽朗的名字、一个很乐观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