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说，我要在床上想一想，事实上我在床上翻来翻去，怎么也睡不着。埃莱娜跟我一起聊到很晚。她七点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在厨房里煮咖啡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说。
“当然不是。”
“有件事情倒是挺有趣的。金额，如果只是五百元，我连想都不会想，立刻就会开张支票给他寄过去。”
“是啊。”
“五万块呢，就用不着想了，因为不可能有。五千块恰好在中间，说大不大，总是张罗得到，说小不小，也算是一笔钱。”
“我们拿得出来，亲爱的。”
“我知道我们拿得出来。”
“我们用不着变卖家产，用不着勒紧裤带，银行里就有。”
“我知道。”
“不过得提醒你一下，你自己也说过的。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喝了一口咖啡。我说：“他很像我，你知道的。”
“我知道。”
“迈克尔长得像他妈妈。身材粗壮，他妈妈家的男人，就是那个样子。安德鲁长得像爸爸。”
“但是却不成器。”
“我想他迟早也会跟他爸爸一样烂醉如泥。我不知道他的DUI是多少，不知道他毁了多少部车子，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
“如果他真的像我，”我说，“没跟我一样进警校，当警察，真是可惜。警察爱怎么偷，就怎么偷，没有人追究。”
“你又不是贼。”
“我拿过不该我拿的钱。有时候，我会找个借口遮掩，但有的人说拿就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看看安德鲁。他跟老板借钱，还得还回去。而我们是上缴一部分，又拿一部分。我不想让他在亚利桑那的监狱里发霉，但也不想这么轻易放过他。”
“这就难了。”她说，“它在你一念之间。”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这真的很难。”她说，“道理上不行，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
“你在匿名戒酒者家属组织里，他们是怎么教你的？”
“不要强出头。”她说，没有半点迟疑，“帮他渡过难关，没有半点好处；费了半天劲，结果是让他得不到教训。如果他没有机会面对真正严重的后果，一辈子都不会学乖。放手吧，随他去，让他自作自受，少了我的帮助，会学得比较快。”
“这就是你的答案？你的意思是不要寄钱给他。”
“不，我会寄钱给他。”
“你会吗？你刚才不是说——”
“我还没忘记我刚才说了什么。但这世上还有别的道理，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他以前或许做过这种事，但这是他第一次来找你。”
“他没有来找我，他只跟他哥哥联络。”
“他叫他哥哥不要打电话给你，却把他哥哥逼到非打电话给你不可的地步。从这个角度来看，跟他亲自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会寄钱给他？”
“我会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
“他还会再犯的。”
“我想这很难免。”
“下一次，你一定会拒绝他。”
她点点头。“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他是进监狱，还是被人打断腿，我都不会管他。”
“但这一次你会寄钱过去。”我又喝了一大口咖啡，“知道吗？我觉得你是对的。”
“我觉得好的事情，你不一定会觉得好。”
“我也觉得很好，我这就去打电话给迈克尔。”
我没有真的去打电话，她告诉我，当时是加州的凌晨四点。我没有问她巴黎是几点。
终于拿定主意了，我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就在刚才，破晓之际，我却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理所当然。我的心一个劲儿地在扑腾，就像是被猫玩弄的球一样；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一直盯着手表看，希望马上就到了可以打电话的时间，希望这事赶快结束。其实拖拉的人是我。先是找个理由担心吵了他睡觉，然后是觉得吃早饭的时候跟他说比较好。但我转念一想：这事他可能不想让琼知道，否则为什么要躲到别的房间去给我打这个电话呢？我可以等他到了办公室再说。
十一点的时候，TJ来了，穿着卡其裤、马球衫，但却带着昨天的写字板，上面是他去威廉斯堡的调查心得，他准备过来跟我讨论。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公寓，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墙壁涂着柏油。“一定有房屋中介在炒作，”他说，“那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拼了命似的，在进行破坏环境计划。”
麦瑟罗街一六八号的外墙柏油是由下往上逐步清除的。下层的墙壁需要再补一层泥灰，整修的工作看来也不轻松。就目前的状况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毕竟比以前好看多了，工程重点现在转移到上半部。屋内也在进行类似的整修工作。先前房东隔了很多小房间，招徕房客，他们现在把隔板、花砖天花板，还有覆盖在上面的油布，全部拆掉。外面的泥灰也要设法刮去，露出砖头本色。改装过后的三层公寓全部打通，跟库房一样，此外，有几面墙也设计好了，准备当书架或者挂画。
“弄好之后一定很好看。”他说，“他们都是艺术家，需要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在一起工作。我刚到的时候彼得在一楼，一个劲地刮贴在墙上的壁纸，其他两个室友在三楼清理墙壁上的砖头。他们都戴了个小口罩，掩住口鼻，免得吸进一堆不该吸的东西。灰泥落了他们一身，一拿掉口罩，模样看起来有些滑稽。幸好我还记得我是建设部副督察员，保持身份，深吸一口气，没有笑出来。”
彼得住在三楼。TJ觉得这个安排有点阴谋的意味儿，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需要运动。他很胖，是真的，但动作却很敏捷，在梯子上爬上爬下，连口大气都没喘，脸上更没有一般胖子的那种担惊受怕的神情。
“你如果看到他，”他说，“你在心里一定会说，啊，这家伙真胖。然后，你站在他身边一会儿，马上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他很胖的事实，在你心头一闪而过，抓都抓不住，你又跟别的人扯了几句，再回过头来一看，妈的，这家伙还真胖啊！好像你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似的，但其实，才刚刚跟他打过照面。”
我知道他的意思。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他们不是胖子而已。比方说，一个是瞎子，一个人少了一条胳膊。我想他们是同样性质的人，都很有自信心，结果就会跟TJ说得一样。因为他们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结果别人也会变得跟他一样，对这些缺陷浑然不觉。
彼得·梅雷狄思的医生可能没有办法挽救他跟克里斯廷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帮他减肥，把他塞进四十二号的衣服里，但是，看起来医生把他的人格打造得不错。
住在二楼的是玛莎·基特里奇和卢西安·比米斯。她是一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金发美女，来自南加州的波弗特；他则是憔悴瘦高的黑人，老家在南费城。她是画家；他是雕刻家。TJ看了他们一眼，当场认定他祖父是她祖母蓄养的黑奴。
露西·安·利平斯基住在一楼，也是画家，是这群人里唯一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身材粗短，皮肤黝黑。和她一起住的是基兰·埃克隆。TJ造访的时候他不知道到曼哈顿干什么去了。TJ原本想找个理由在现场逗留一阵子，看看他是个什么长相，却没有料到屋里的人都要到城里去跟他会合，只想赶紧把TJ打发走。于是，梅雷狄思终于决定捏着一百块纸币，跟TJ握个手。
“我还真有点起疑心。”他说，“有人塞钱给你，你一定会觉得蹊跷，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幸亏我很快就想到了我的身份。”
“市政府官员。”
“说得对，大哥。像我这样的身份地位，就算是他们没做错什么事情，也会塞钱给我。”他叹了一口气。“这行还真不错。”他说，“可惜制服难看了些。”
我终于拿起电话打给他。迈克尔在开车，正要去拜访客户。“我开了一张支票给你，”我说，“今天下午就寄。五千块。你也开一张支票给他好吧。比较好的方法是不是——”
“我想支票抬头应该写他老板的名字。”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不相信他，而是兑现的支票可以当做证明。”
“这个理由不错。”他说，“如果他反对的话，我可以用这番话应付他。坦白说，我才不在乎支票寄给谁呢，我只是不相信他而已。”
我写了一张五千块的支票，抬头是迈克尔·斯卡德，我看了看他的地址，抄在信封上，撕一页笔记纸包起来，别让人看出信封里面有张支票。但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会有几个人拿信封对着灯，看看里面有没有他们可以偷的支票？
我是觉得我应该在纸上写几句话。坐在那里，我想了又想，到底要写些什么呢？心里偶尔冒出来的字句让我觉得这都是废话，很蠢，或是很蠢的废话。最后，我坦然面对现实，我跟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没有话可讲。我用一张纸把支票包好，塞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拿在手上，还一个劲儿地端详。
TJ坐在沙发上，胡乱翻着一本艺术杂志。好一阵子，他连一个字也没说。
“我要寄五千块给我在加州的孩子。”我说。
他还在看杂志，头也没抬，“他一定很高兴。”他说。
“不是给他的，给他在图森的弟弟。他的名字叫安德鲁，私底下偷了老板的钱，如果还不出来，就得坐牢。”
他还是没说话。
信封在我的手上，轻飘飘的。一张邮票就可以把它带到这个国家的另一头。我说：“我也可以把钱从银行里提出来，喷点什么液体在上面，点把火把它烧了。说不定这样干还比较合理。”
“血。”他说。
“血？”
“血浓于水。”
“是有人这么说，但有时我还真是怀疑。”我站起来。“我去寄信。”我说，“你要在这里等吗？”
他摇摇头，合上杂志，站起来。
我把它投进街角的邮筒，心里想，我到底相信什么。我更相信这封信横越三千英里，安全抵达迈克尔的手上，却不相信信封里的支票，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我们在五十八街街角的小摊子上买了两杯可乐和两块西西里比萨，站着吃。我的可乐甜得发腻，请老板拿一片柠檬给我；他却给我一袋塑胶袋装的柠檬汁，我马上确定这玩意儿帮不上忙，我看着玻璃杯说：“浓于水。”
“是有人这么说。”
“你有家人吗，TJ？”
“奶奶过世之后就没了。”
我知道他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她死后，他就再也没有哭过。
我们把比萨吃完，互想看了一眼，我去找老板再要两块。我们两个又吃了起来，TJ把可乐喝个精光。我说，欢迎他把我剩下的可乐也干掉，不过，他说他喝不下了。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却不是因为嘴巴里塞了东西的缘故。
然后他说：“我应该有个爸爸吧，谁知道呢？”
我无话可说。
“我妈妈到我家来，把我领走，”他说，“然后她就生病，死了。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人。她死的时候，我刚满一岁。我奶奶跟我提过她，给我看她的照片，跟我说，我妈妈很爱我，谁知道是真是假？我爸倒是跑得很快，除了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奶奶对这个人一点概念都没有。她说他是被人杀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听来的，有没有根据。说不定是我奶奶编的，也说不定是我妈跟她说了一些什么，剩下的，她就自己编了。”
在街边，我们经过一个正在起劲地打电话的人。显然他没有手机，他对着吼的电话筒连在一根一英尺多长的电话线上，这当然是一个电话亭。我以前好像见过他，老是穿着一条不合身的裤子，外加西装外套，裤管比他的腿短了好几英寸，外套的袖子却又太长。他一直住在附近转，抓着他的电话不放，不管谁接了电话，他就跟对方说KGB或是CIA的小道消息，还有俄克拉何马市府大楼爆炸案的内幕。
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听他在说什么。
“我想他是个黑人。”TJ说，“你看嘛，我是所谓的中等黑度。我奶奶黑得发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妈在照片上，也是很黑的。我的肤色比较淡，一定是从我爸爸那边来的。不过，生小孩这种事，毕竟不是调色盘，实在很难判断最后会生出个什么来。也许他跟我奶奶一样黑，也许他是个白人。谁知道？”
“是啊。”
“说不定我妈也搞不清楚谁是我爸。”他说，“奶奶倒没说我妈很野，但是，她那时那么年轻，我想一定不安分。说不定她是做那行的，也说不定我是可爱的宝贝。谁知道。”
之后，我们坐在公园里逐一清理他在威廉斯堡的调查所得——再怎么看，TJ搜集到的资料都说不上丰硕。他看到的人从外形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符合第三个人的特征。基兰·埃克隆有可能，但也只是还没排除可能性而已。
仔细想想，这个人涉案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一个人日夜操劳，想要恢复老房子的昔日风华，先把柏油清掉，露出里面的砖头，还得用硝石酸清理砖块，打磨地板，很难想象这样筋疲力尽的人三更半夜还有力气杀这么多人，跟外人玩猜谜游戏。在布什维克的阴影里、在低收入的社区中，挑一幢老房子来改造，或许让人怀疑他们的判断能力，却很难把他们跟杀人凶手联想在一起。
“他绝对不是疯子。”我说，“这个人算得很精，我只希望这个案子跟金钱有关。”
他的眉毛扬了起来。“你上次不是告诉我，有人雇了我们吗？”
“我不是说我们能拿多少钱。我的意思是，他杀人的理由是谋财。大概不会有人花这么多的工夫，就是为了报复，或者纯粹享受杀人的快感。这个谋杀案设计得很冷静，在鲜血的背后，应该有很大的利益。”
“莉雅也是这么想。你开始觉得她是对的了？”
“那也没有。”
“是不该这么想。最值钱的是那幢大房子，对吧？房子归克里斯廷了，她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确定她绝对不是嫌疑犯。”
以前，也有嫌疑犯雇用我，故布疑阵，但现在这个不像。但我怎么知道真正值钱的就只有那幢房子呢？我又怎么知道所有失窃的东西，都还给克里斯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