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跟十来个人谈过话，有的是通过电话，有的是面对面。没有人雇用我，也没有什么非调查不可的理由，但我还是异常忙碌。
我打电话给几个我认识的律师，包括雷·格鲁利奥和德鲁·卡普兰，打听他们知不知道任何有关伯恩·霍兰德的事情。雷曾经见过霍兰德的新合伙人，一个叫西尔万·哈丁的人，但是，他记得这个人，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叫西尔万的人。但我总是得费半天劲儿，才会把叫他菲尔德先生的祌动压下去，因为一见到他，我就会想起西尔万·菲尔德这个词。就算这样，我和他还是没有什么交情。我不能确定他记不记得有我这么个人。”
“什么时候大家连‘硬汉雷蒙德’都记不得了？”
“哦，你这话说得对。如果真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他，跟他说你想和他聊聊。但我不能肯定这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方法，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他提高警觉，套不出什么东西。”
“只要帮我混过接待人员的盘查就行了。”我说。
他打了电话，果然让我一路顺畅，来到了西尔万·哈丁的办公室。他首先向我道歉，说他这里视野不好。“登上帝国大厦，”他说，“你应该可以看到三四个州，是不是？但是，这里只有七楼，看出去，跟地下室的景观差不多。”他在跟我扯这个的时候，笑得十分得体，让人觉得相当体贴。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不管遇到谁，他都会用这个笑话来寒暄。
我是来钓鱼的，看看谁手上有对死去的伯恩·霍兰德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从哈丁口中得到的消息并不多。只知道霍兰德的客户对他都很满意，员工和他处得也很好，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一提到律师这一行，就满脸不屑。
我知道霍兰德专攻房地产和信托方面的法律业务，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因为案子惹出纠纷，把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杀手引上门来。他的运气很好，常常是在败诉前，委托他办案的客户就死去了，有的甚至是生前委托，他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我提起比尔曼和伊凡科，问伯恩·霍兰德有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或是处理过和这两个人有关的案件。哈丁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开始摇头。“我们事务所只接民事案子。”他说。当然打民事官司不等于大家互相谦让，彬彬有礼，不过我想，他不必跟我谈这一点。“我们这里的合伙人，不管资历深浅，都不处理刑事案件。”
“街头小混混也有可能想立份遗嘱吧。”我说，“也有可能出现在别人的案子里。我的目的是找出这两个人和霍兰德夫妇之间的关系，或者排除这两个人跟霍兰德夫妇有任何关系。”
“我的感觉是后者。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是我的意志力在坚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说，“是麻烦你全面搜索一下霍兰德先生的电脑硬盘。”我想起TJ先前指点我的用语，现学现卖，其实我不大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只是文件名，要连内文一起搜寻，看看这两个名字——比尔曼和伊凡科——到底有没有出现。”
他严肃地跟我说，他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档案纯属机密，这是律师与客户之间最重要的义务关系。更何况，霍兰德的电脑设有密码，他人无从得知。我说他一定知道霍兰德的密码，因为事务所不可能让霍兰德手上的案子悬着，影响整体运作，只是他不想告诉我。我说我绝对无意破坏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义务关系，只想找两个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诉我没有，并不会破坏行规；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变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该去伤脑筋的。
最后，我想他宁可敲几下键盘、按几下鼠标，也懒得再和我这样纠缠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没有花半点时间思考职业道德的问题。当然，他没找到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名字，这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鲁利奥，问他对比尔曼与伊凡科有没有印象。这两个人大概不会雇用律师，但谁知道呢？不过我相信，霍兰德夫妇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丝关系，“硬汉雷蒙德”就有办法大显身手——比如批判社会制度——让大家一时之间摸不着头绪，最后让他下流无耻的客户无罪开释。
但他也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在科尼岛大道命案曝光前，连这两个小角色的名字都没听过。德鲁·卡普兰，布鲁克林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兼律师，虽然无案不接，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他说，比尔曼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如果这两个人上过法庭，你应该可以找到帮他们辩护的人。”他说，“这种事是有记录的。帮他们辩护的律师，愿不愿意跟你谈是一回事，但要找出他们并不难。”
我早就查过了。伊凡科被起诉过好几次，每次都找义务法律人员协助，我用电话找到其中一个——另一个死了，还有一个搬离纽约州了。她跟我说，除非当事人过世，否则她不便跟我说什么。而且，坦白地说，她也没什么好跟我说的。她曾经帮伊凡科处理过一起强奸未遂的案子，目击者并没有把伊凡科指认出来，而她刚好在现场，能够请求法官无罪释放，成功了。这是她跟伊凡科仅有的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一次她都觉得太多了。下一次，她选择代表强奸受害者，她是自愿的，还特别跟一个男同事交换了工作。“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有效地替强奸未遂的嫌疑犯辩护。”她说。
我找遍了熟人，但完全找不到比尔曼的记录。我倒不认为他们有所保留，应该是他们手上也没有半点资讯。这点我很明白。比尔曼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的时候，尸体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他在曼哈顿杀了两个人，在布鲁克林杀了一个人后自杀，实在看不出有必要去追究他之前的经历。
媒体觉得这事还有点新闻性，所以我知道的一点信息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他曾经因为一些轻罪被起诉，但是并没有坐过牢，最多是因为妨碍治安与酒后闹事被拘禁一个晚上而已，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他的罪行无非是私闯布朗斯维尔的民宅、坐地铁不买票，反正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
强盗、攻击、多人命案、谋杀——他们进步得还真快。当然伊凡科曾经有强奸前科，对于拨火棍的使用，更有别出心裁的创意，最后割断苏珊·霍兰德喉咙的可能也是伊凡科。但伊凡科没有射自己三枪，这应该是比尔曼的杰作，这样的话，假设他在西七十四街曾经用过枪，也很合理。他两次开枪都是打了三发子弹，最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把第七颗子弹射进自己的上颚骨，直抵颅腔。
两次用的是同一把枪，点二二吧，我猜。哪一种型号的呢？弹匣能装几发子弹？自杀之后，弹匣里还剩几发？他有没有重新装填子弹？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那个星期忙忙碌碌，但是没有惊动警察和律师。有天下午，我到埃莱娜的小古董店帮她看店，她去参加一个拍卖会。我没卖掉什么东西，但也没有砸破什么东西，不赔不赚。
我参加了三场聚会，圣保罗两场，中午在西城一场。埃莱娜跟我还听了两场音乐会，第二场是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巴洛克乐团。埃莱娜说，她好像没有认识的布拉迪斯拉发人，我说我以前有个朋友，是在那里出生的。几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的聚会里见过他。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记忆里只有下东城，皮特到麦迪逊之间的区域。以前的老建筑现在都被夷平了，他跟我说，这样也好。
我们当然不可能到布拉迪斯拉发去，离开音乐厅之后，找了部出租车到格林尼治村，那里从谢里丹广场开始，一路都是地下室爵士乐酒吧。这里的观众对于音乐的关注程度不下于林肯中心，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人喜欢用脚打节拍，独奏结束后少一些掌声而已。我们俩没说什么话，出了酒吧就直接回家。
在厨房的餐桌上，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个梦。”
“哦？”
“我不记得开头。有没有人记得梦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可能？在梦开始之前，你就必须要有记忆才行；这等于是你在出生前就有记性。不过，的确有很多人说，他们记得出生前的事情。”
“很难证明。”
“根本无法证明。”她说，“但是，我不想转移话题。你做了一个梦。”
“梦到安尼塔。她不知道是快要死，还是已经死了，不记得了。我想，梦一开头，她就快死了，怎么也喘不过气来，然后，场景一换，我明白她已经死了。她看着我，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她已经死了。”
她等我继续说。
“她一直怪我。‘你为什么袖手旁观？我死了，都要怪你。你为什么不救我？’她还说了很多话，可我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几句，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她搅了搅她的茶，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什么东西也没放。她把汤匙拿出来，放在碟子边。
“然后她就消失了。”我说。
“消失了？”
“其实是慢慢退去的。”我说，“也有点像是融化掉的，像西方女巫一样，慢慢地就看不见了。”
“然后呢？”
“就是这样。”我说，“然后我醒了。否则的话，说不定我连做过梦都不知道。就算我做了梦，通常也没有感觉，你知道吗？我经常恍恍惚惚地觉得我好像做了梦，他们说，大家都有这种经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我到底梦到了些什么。”
“如果要记得梦的内容，”她说，“梦一做完，得马上就醒才行。”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了梦，甚至于觉得只要拼命地去想，就会想起到底做了什么梦。”
“你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从来也没有想起过，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再怎么使劲想也没用，我只有做过梦的感觉，很清楚。”
“你最近常常做梦吗？”
我点点头。“我有感觉，好像还是同样一个梦。”
“这个梦你以前也做过，现在还记得？”
“差不多，可能有点出入。我没有‘证据’，不过，我想，‘梦’和‘证据’这两个词，好像根本没有关系。”
“她死了，这是事实，你也帮不上忙。”
“人死了，当然帮不上忙；但她快要死的时候，总不应该袖手旁观吧。”
“你还记得梦里是什么感觉吗？”
“还会有别的感觉吗？无奈、负罪感。一种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但怎么想，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一阵长长的沉默。她说：“你真的也没什么好做的。”
“我知道。”
“就算是她还没死，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你根本不知道她有病，是不是？你怎么会知道呢？没人跟你说过。”
“是没有。”
“她的身体可能早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三十年了。”我说，“还是我在离家出走之后，她就不对劲了？”
“还在怪自己吗？”
我摇摇头。“也不是。匿名戒酒协会教的那一套东西，我身体力行。我冷静思考，弥补过错。我以前烂醉如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觉得能称之为决定的话——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骄傲的。但从那之后，我一路走了过来，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戒酒成功，娶了一个好女人。”
“有的时候，你却希望留在家里，跟一个不合适的女人过完这辈子？”
“没有，我没有这么想过。”
“你不一定会更开心，也不一定会更舒坦，但在道义上，你觉得你应该这么做。”
“也许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说，“心智正常的时候，不会这么想，只是……”
“道义上好像该这样。”她补充说。
“她死了。”我说，“说走就走，谁也没有想到，大伙儿一阵慌乱，然后就是丧礼，再然后，就是跟迈克尔和安德鲁这两个小子的快乐时光。还记得我跟你提过，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酒吧？”
“一大堆好时巧克力棒。”
“就是那家。我在那里想喝酒。”
“我更想要一根巧克力棒。”
“我并没有喝酒。”我说，“甚至没有认真考虑。但那股欲望一度非常强烈。”
“这只是个过程，对不对？你最后没有喝酒，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想把霍兰德这个案子查清楚的缘故吧？”
“多少有点关系。”我说，“我想找点事情做。如果我去找那种业余的心理医生——”
“老天爷知道，你不会去的。”
“我相信老天爷，我不会的。但我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去救苏珊·霍兰德，虽然我明明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只有她吗？”
“能多救几个当然更好。我可以重回童年，救我的父母。这样你满意吗？”
“我不应该插嘴。”
“把心理学扔到一边去吧。”我说，“我听TJ的话，跑到上城去看那个女孩，是因为我没别的事情可做。我想干点活。我见过她，很显然让她安心不少。你一定认为，我劝过那个女孩之后，自己也安心了吧？”
“但没有。”
“我去看那幢房子了。”我说，“可是却没有找到什么新线索。TJ把报纸上的新闻都印给我看了，还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完之后，也没什么进展。”
“但你还是愿意查下去。”
“是的。”
“因为这案子还有事可做。”
“应该是吧。”
“你干完活了吗？”
“还没有。”
“你要继续干下去吗？因为你想找点事情做吗？”
我摇摇头。“因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我说，“还会有谁继续查下去呢？警方已经结案了。”
“他们不应该结案吗？”
“我没说他们不对。”我说，“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把情况全部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