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出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那记者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大声报出杂志名及他的姓名，接着喊道：“请接受采访！”对方不断打手机骚扰我，由于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这样的手段。我咬紧牙关，压下想跑出去对他拳打脚踢的冲动。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饼店卖的点心，味道非常棒。经营糕饼店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每天从早忙到晚。”然后，对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不晓得是不是糕饼店的宣传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采访？我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将他的手机号码设为拒接黑名单。他是我第一个封锁的对象。
当然，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有的记者打从心底表现出“为何我得将麦克风对着一个女儿惨遭杀害的父亲”的痛苦矛盾。有的记者在离去前，一脸哀伤地说：“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有的记者不仅温言安慰我妻子，还劝其他同业别再缠着我们不放。
默剧演员卓别林认为，所谓的“媒体”是“名为群众的无头怪物”。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与理念，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曾后悔自己成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分，我不会遭受如此肆无忌惮的采访攻势。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职业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时候形成助益。从前合作过的出版社杂志记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细想想，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媒体工作者。尽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记者，毕竟不是全部。而且，确定加害者的身分后，新闻媒体对我的兴趣大大减退。
直到最近，我才晓得他们纠缠不清的理由，原来是怀疑“作家父亲其实是凶手”。真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名认识的记者告诉我：“坦白讲，我也是身不由己。每当孩童遭到杀害，我们总会把双亲当成头号嫌犯，社会大众也一样。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却难以完全抛开这个疑念。”
“我明白，双亲就是凶手的案例实在太多。”
“或许在您听来，这只是借口。”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眉，一脸沉痛。
“但……”我发出不知能传递到何方的话声，感觉像出鞘的刀刺入对方侧腹，补上一句：“但这次不同，我们夫妇不是凶手。”
“我知道。”对方难过地点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害亲生女儿。”
不仅是媒体，我们还受到许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恶意攻击。有时是邮件，有时是电话骚扰，网路上恐怕也充斥着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虽然凶手落网，社会大众仍不死心，反复叫嚣“你们夫妇才是真凶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绝大部分是透过出版社转交的实体信件，及一些电子邮件。刚出道时，由于我写的是类似风景画家传记的枯燥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多。我必须再次强调，那些小说只能以“踏实”形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踏实的风格，不过坦白讲，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上电视的频率增加，小说卖得愈来愈好，加上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效应，读者更是多到我无法掌握的地步。尽管都是读者，感受力与认定的常识却各不相同。案发后，他们寄给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无法承受的言词。不论鼓励或批判，于我都太过沉重，看了两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这一年来，我与妻子在家里淋着恶意形成的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汤鸡。雨滴穿透屋顶，直接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愈来愈深入思考何谓“良心”。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备良心。”美树那天对我说。
她跟我一样，承受媒体与一般民众的无情对待，当然也对“良心”这个议题产生兴趣。
“之前我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的。”她接着解释。
“新闻节目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几乎不看新闻节目。
“不，是往昔某个摇滚乐团的纪录片。那个乐团的鼓手在接受采访时咕哝：‘听说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当回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种人被称为‘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为了写小说阅读的几本书籍。“有些书上说，他们拥有冷酷的大脑。”
表面上，这种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一样会生儿育女或饲养宠物。不仅如此，他们多半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们没办法和他人产生共鸣，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极低，毫无“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动会造成多大危害。
“这些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这是书上写的。一般人怕伤害别人或逾越规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态者’不受良心钳制，他们是无敌的。世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原来如此。”美树不带情感地低喃。
“这种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么给别人添麻烦？”
“是的，他们不痛不痒。不过，这不代表他们都会犯罪。虽然他们会伤害、利用别人，却不见得会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这是书上的用语。那书上说，因精神病态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数特例。”
“好比那些将我们当罪犯看待的记者，也没遭到逮捕？”
“没错。”我点点头。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美树若有所思。从她的表情，无法判断是震惊于比例之高，抑或认为这是合理的数字。
“不过，这类统计数字的可信度颇低。这种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邻居。他们过着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资聪颖……”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发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皱眉。尽管不是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目的，一张面孔仍浮现眼前。
那个毫无良知，完全不在乎伤害他人的男人。终结女儿人生的那个年轻男人。
我察觉又有人按铃。
要是打开大门，记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气势汹汹地冲到我身旁，还是战战兢兢地缓缓靠近？“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时候登门打扰。能不能请您针对判决结果发表一点感想？”他们或许会这样开场。
若是“一点感想”，踏出法院时我早就发表过。
这种判决实在难以置信，我非常错愕。没想到法官会判无罪。
我照本宣科般说出这两句话。
这样大概无法满足记者。或许，此时聚集在家门前的是不同批记者，需要我重复相同的台词。无数想法在脑海扩散，一层叠着一层，宛如不断推向沙滩的重重波浪。各种念头互相交错、堆叠。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试着调整呼吸。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眼，放空脑袋，让自己处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一年来，我都是如此缓和情绪。
脑海响起吉米·罕醉克斯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乐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无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儿惨遭杀害后，“今天”便不曾造访这个家。
不仅是二楼的女儿房间，家里处处都残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厅的桌前，看着电视，边拿汤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里塞太多小番茄，连连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出征了”。当时她正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提出内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时说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现场，我将她留在家中，独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头那些人到底还想要什么？”
“大概是期待我讲出不同的感想。不，他们只是担心其他记者抢到独家报导。害怕前脚一离开，我便发表新的言论，到时就糗大了。”
“我们不是在门外贴了张声明？”
“是啊。”那张声明上写着“我们夫妇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都怪你爱跟媒体作对，才落得这个下场。”美树显然是在取笑我。这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的话题。
数年前，我常上电视新闻节目。针对社会局势、生活琐事、刑事案件或灾害发表评论，不仅能舒缓写小说的压力，还能达到宣传效果，所以我轻松接下通告。由于太过轻松，我往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未经深思熟虑，触怒媒体的发言自然不在少数。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粗鲁幼稚的言论在电视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朋友曾给我忠告：“他们对你十分不满，碍于你是畅销作家才忍气吞声。要是哪天你过气了，恐怕会遭到报复。”
没想到，朋友一语成谶。三年前起，我不再发表新作，旧作的销量也逐渐下滑。不久，女儿的命案发生了。媒体采高压攻势穷追猛打，或许正是对我的报复。有时我不禁暗自揣测，电视台早视我为眼中钉。
边柜上的电话，不断接到新来电。尽管设为静音，液晶荧幕仍闪个不停。手机也一样，新讯息一封又一封涌入。世上太多人基于不同的动机想与我们夫妇对话。面对现况，我甚至不知该心怀感激，还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时会接电话，有时不会。原本我们决定不理会任何来电，但最近心境有些改变。不管是“你女儿遭奸杀而死”之类了无新意的毁谤中伤，或是答录机中充满恶意的留言，经过一次次伤心与折磨，我们逐渐习惯。
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找到明确的目标，那些看热闹的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围观起哄时，我和妻子早就踏上只属于我们的另一条道路，不会轻易被恶意的言行击倒。
“老公……”美树走到客厅的窗边，搭着窗帘。“我们能度过这一关吗？”
我们夫妇能不能度过这一关？我也想知道。美树并非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答案，她沉默半晌，忽然轻快地说“嗯，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仿佛想起这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我明白美树话中的含意。跟女儿遇害的愤恨相比，其余根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外头终于下起雨。
美树将窗帘拉开一道缝隙，窥望门前的马路。我坐在沙发上，也瞥向窗外，看见乌云密布的天空。
“要是下大雨，记者或许会离开。”我开口。
“希望如此。”
“我打开电视喔。”
“好。”美树的语气中有所觉悟。
我拿起遥控器，按下电源。画面一亮，出现烹饪节目的食谱，于是我切换频道。明知看电视心情会更糟，我还是打开电视。我晓得这是必要的抉择。
画面上出现傍晚的新闻节目。若是平时，我会立刻转台，但今天状况较特殊。新闻正在报导我女儿的案子，字幕打出“嫌犯获判无罪”。几个大字经过特殊设计，简直像电影《无仁义战争》的标题，我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平常心”。这一年来，我的心肌及精神应该锻练得颇强韧，可是当那男人露面，我依然感到五脏六腑在燃烧。心脏剧烈跳动，胸口好似压着巨石。我不由得按住腹部，弯下腰。美树表现得比我冷静，但她的愤怒并未消失，只是强忍着不让怒火冲破皮肤。
美树大概是这么想的。
画面上这个二十八岁的男人，是她最憎恨、最无法原谅的人。然而，见我们任由憎恨的情绪爆发，是那男人最享受的事。不愿让他称心如意就必须压抑愤怒。美树恐怕不断如此告诫自己，才能维持冷静。
美树或许记得我以前说的话。谈论“没有良心的人”这个话题，几乎成为我们夫妇间的一种仪式。
“一般人会试图在人际关系中寻求满足，例如互相帮助，或是互相关爱。即使是优越感或嫉妒之类负面情感也是生存的原动力之一。然而，在‘没有良心的人’眼里，这些情感毫无意义，他们唯一的乐趣……”
“是什么？”
“在游戏中获得胜利。在控制游戏中成为赢家，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控制游戏？”
“当然，或许连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在进行这样的游戏。总之，根据书上的解释，只有控制他人并获得胜利，才能成为他们生存的原动力。”
书上写着，这种人长期处于枯燥无聊的状态。为了追求刺激，他们会不择手段赢得游戏。由于没有良心，任何事都做得出来。
“要是那男人也抱着这种念头……”美树微弱却坚毅地说：“我们绝不能输给他。”
此时，我的脑海闪过另一个问题，差点脱口而出。“宽容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该对不宽容的人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这是渡边老师，也就是文学家渡边一夫在著作中抛出的议题。
可惜，我们夫妇内心的宽容，早蒸发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