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所作讲演的底稿）
各位医生，
在我们星系的另一边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遥远的行星，离一个其等级和温度都正合适的恒星恰好不远不近。此时此刻，那上面有一个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偏远的太阳系。会议进行了一年之久，现已接近尾声了。那地方的智慧生物们正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当然是用某种数字），文件断言，说在我们这地方，生命的事是不可思议的，而这地方也不值得来一趟远征。他们的种种仪器已经发现，这儿存在最最致命的气体、就是氧气，这一来，什么戏都没了。他们曾经打算过要来，带来可移动的工厂，以制造能给予生命的阿摩尼亚。可是，冒这个被室息的危险有什么用呢？
对于上面的剧情梗概，我真正相信的部分，是那个委员会。我把这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信条，这就是，关于人的本性，我们所知道的最根本的方面，就在于此。如果你要到其他天体上去寻找生命的证据，你需要有特别的仪器，上面要装有能发现委员会存在的极其灵敏的感受器。假如那儿有生命，你就会找到一些财团，一些合作的集团公司，工作餐，等等，到处都是。
至少，在我们这种生物中是这样的。
火星，从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看来，是一个可怖的地方。从所有的外观看来、它死沉沉毫无生机，决然是我们任何人所曾见过的最死寂的地方，看的时候很难作到不背过脸去。想一想，它可能是我们曾经从近处瞥过一眼的任何大小的地方中唯一真正的死地，而看到其近景更让我们不胜悲哀。
或许，竟有生命在火星上，而我们可能迄今一直还没有找到。在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周围绕轨道旋转的无数个顾问大人们，这工夫儿正在就这一点进行激烈的，高度技术性的争论，争得一场糊涂。在火星的沟沟洼洼的深处，宁无生命之孤岛乎？我们不该放下一队队带轮子的车辆，到它表面的各个部分，散开来到处探查？到一个个深深的罅隙里，升天入地地找寻，翻起一块块石头，到处嗅嗅，看能不能找到生命？也许，竟有那么一块儿地方，就一小块儿、会包藏着生命呢。
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样的话，它就是最最可怪，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不熟悉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没有独居的，与世隔绝的生灵。设想一单个生命形式，独自地，无依无靠地存在，不附着于其他的生命形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
假如，你降下一辆车或亿万辆车到我们这个行星上，你也许能够找到一两块没有生命的小块地方。但那只有在你取的样很小的时候才是那样。我们最最酷热的沙漠里，最最寒冷的山顶上，都有活的细胞在。甚至最近在南极掘出的古老冻岩中，都有石内生物（endolithic organisms），舒舒服服地掖在石头表面下多孔的空间里，活得跟花店橱窗里那盆矮牵牛花一样旺盛。
就算你真的在火星上那么一单个地方找到了一单个生命形式，你将如何解释它呢？这种安排，有个术语叫作“封闭的生态系统”。而这就是个谜。我们这儿没有封闭的生态系统。根本没有。我们所知的唯一封闭生态系统就是地球本身，但即使在这里，这个术语也得扩展，把太阳也包括进去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并且，老天爷才知道，有哪些至关重要的矿物质，是在某些个古老的年代，从外界漂游到我们表面上来的。
这儿的每一种活物都依赖其他活物的生存而活着。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互相联系着。我提出，委员会是现世生命的基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位于最中心，负有最大的责任，比其他任何实体、或者说，比地球整个躯体的任何其他工作部件都更深地卷入维持这整个系统运作的，是由那些无核微生物组成的庞大委员会。没有细菌领头儿，我们决不会有足够的氧气来分发，也不能够找到并固定氮素来制造酶、也不能够循环使用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命物质来传宗接代。
关于系统的一个技术性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系统，就是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构，这些部分作为一个团体，单独地和联合地作用或操作，以便通过各个单独部分的协同活动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当然，这也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地球的定义。容有商议之处，大约只是定义的最后部分，就是系统的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的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搅和到这么一块地方来的呢？
这便是我们这一物种最大的不安之所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干脆大笔一挥，要勾销这种不安，宣称，我们的处境是滑稽可笑的。说，这整个地方是不可统驭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管好自己就行了。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不安还是存在。我们还是那密集的，复杂得惊人的生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是陷入在彼此长在一起的共生体中，而我们却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地球抱成一个整体，其各个组织有着一致性。它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可能会具有某种可解意义的结构，只要我们对它了解得足够多。离远一点观之，比如从月球上拍照，它似乎要像一个有机体了。从它的最初看到它的现在，那么，它显然正处于发育的过程中，像一个大个儿的胚胎。尽管它个头惊人，部件无数，生命形式有无限的花样，可它还是具有一致性。每一个组织的生存能力都依赖于所有其他组织；它借助共生方式一路走来，而结伴共生的新方式的发明是其胚胎发生学的基本过程。对这种生命的进化，我们是没有条例限制的。从某些生物数学的细节上讲，关于制约着地球上一个个单一物种进化的规律，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但是，迄今还没有出个达尔文来考虑这整个令人惊异的系统有条不紊的，协调的生长和分化，更谈不上它看上去是永恒的幸存了。这就构成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有些机制，看上去完全是由偶然性和随机性制约的，它又是如何产生新的物种，并且还让这些物种彼此适配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互利互用，好像它们就是一个生物体的一些细胞呢？这真是一个极好的谜。
如今，人类已经像蜂群一样攘攘挤挤地充斥于这整个表面，改变着所有东西，鼓捣着其他所有的部分，使人相信我们说了算，却拿这整个壮观生物的幸存去冒险。
你可以宽恕我们，或不管怎样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的无知。至少可以为我们说一句，我们终于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些。在我们短暂的存在期间，人类在哪一个世纪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这样痛苦地了解到我们对于自然之无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正开始直面这一事实，并且正试图通过科学来作些什么。这或许可能拯救我们大家，假如我们足够聪明，足够幸运的话。但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道路还好长，好长。
请记住，我并不打算贬低我们自己；我热切地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而一点也不耐烦时行的把人类贬低为自然的有用部分的那一套。相反，我们是生命中令人瞩目的辉煌表现。我们有语言，还能做核糖体制造蛋白一样娴熟而确切地制造隐喻。我们有感情。我们有着编码有用属性的基因，而这有用的属性正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最接近自然界众生的“共同目标”的东西。最后，并且可能也是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还有音乐。任何物种，能够在其发育的最初的，幼稚的阶段——用任何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都几乎只不过是刚刚出世而已——产生出约翰·塞巴斯的昂·巴赫来，那就算不得很糟了。关于自己的未来、我们该感到更有把握才是。因为我们有诺威奇的朱立安（Julian of Norwich），他说，“但是，万事大吉万物大吉一切一切都会大利大吉。”而关于我们的罪恶时代，我们又可求助于蒙田（Montaigne）。他说，“假如自说自话不显得发疯，那么，我无时无刻不会被人听见自己骂自己说，‘你这遭瘟的笨蛋’”。
然而，我们怎么也无权认为自己高枕无忧。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特有的忧患动物。我们担心着未来，不满于现状，不能够接受死亡这个想法，不能够稳坐钓船，我们因忧患而伤心。以我看来，我们实在该当有个更好的舆论形象。我们一向有着关于自己来源的最强烈的猜想，那个猜想使我们身价倍增；从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语言，也就是印欧语里，我们拿来Dhghem这个词表示地球，又把它作成了humus（腐殖质）和human（人）；还作出了humble（谦卑），这个词更让我们无上荣光。不管怎样，我们无疑是所有物种中最坚持不懈最执着的群居性生物，比最有名的群居性昆虫还要彼此依赖，而且、当你注视着我们的时候，就会看到，在群居生活方面，我们也真的比它们有更多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多得它们没法比。我们长于此道；我们就是这样才营造起所有文化，营造起各种文明中的文学。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值，也为自己的群居行为制订了很高的标准。如果我们犯了过失，因而危及这个物种——本世纪中我们就有好几次作了这种事——我们能够找到的责骂自己和自己行为的最强烈的字眼，就是那两个切中要害的词：“非人的”和“无人道的”。
人类的状况一点也不可怪。我们就是举足轻重。在我看来，下述的是一个很好的猜想，有许多想过这事儿的人们都作出了这样的揣测，这就是，我们可能在从事着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形成某种头脑的过程。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仍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仍在摸索着语言和思想，但对于未来已获得了无限的能力。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用地质学家的尺度衡量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时间——就已走了这么远，可真是大可称道的。我们真是周围最新，最年轻，最聪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