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没吃过优格，但也看过。我的印象是，如果是一人份的优格，会装在两吋宽的小盒子里，意思是一平方码大小的空间里可以摆三百盒优格，也就是说，如果那地方有一亩大，几乎可以摆一百五十万盒在上面。至于像博德堡这种地方，在铁丝围篱的范围里可以摆上一千五百亿个。如果要找基地里的一盒优格，那就跟要在洋基球场里找一个炭疽菌的孢子一样困难。这些数字是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边冲澡边想出来的。
洗完澡后我坐在床上等着天空透出一点光线，在那时的一片黑暗中出去，根本就看不清楚，搞不好连一千五百亿分之一的机会都会错过。但是当我坐着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聪明点，从哪里开始找，也许能把机会提高？那家伙显然是拿着优格从A点往B点移动：A点是卡邦的命案现场，而且可能是B点的地方并不多。B点或许是基地里任何一个洞，不然就是基地建筑物之间的某处。所以，如果我们够聪明，我们可以将一千五百亿分之一的机会提高为几百万分之一，如此一来只要花个一百年就可以找到东西，而不是一千年。
除非它已经被一只快饿死的浣熊拿回巢穴，舔得一干二净。
我在宪兵的汽车调度场与桑玛碰面。虽然她看来精神奕奕、充满活力，但我们没有交谈，因为除了我们即将运行的不可能任务之外，实在没什么好聊的——只是我们都不愿承认这个任务的难度有多高，所以我们都没开口，只是随便挑辆悍马车后就出门去了。为了稍做改变，换我开车，这趟才三分多钟的路程我在三十几个小时前已经开过一次了。
看看悍马车的里程表，我们开的路程刚好是一哩半，罗盘则显示我们正朝西南方走，接着我们就抵达命案现场。树上那些封锁胶带都还在，我们停在距离车道十码处，然后才下车。我爬上引擎盖，坐在挡风玻璃上面的车顶。我往西与往北看，然后又转身往东与往南看。空气很冷，有点微风，眼前一片无际的风景看来是一片棕色、死气沉沉，黎明的太阳显得又弱又惨白。
我大声对她说：“他会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桑玛也大声跟我说：“往东北边。”她的语气听起来很确定。
我又对她大声说：“为什么？”
她也爬上引擎盖，坐在我身边。“他有开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发现遗留的脚印，而且我怀疑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步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是用走的，那命案会发生在离他们原来位置比较近的地方。这个地点距离任何地方都有三十分钟的脚程，如果是用走的，任何人都没办法一直掩藏他身上的轮胎扳手或铁锹，就算没有并肩走也办不到。如果把东西藏在大衣里，他走路就像个机器人，卡邦会起疑。如果在车里，他可以用夹克或后座的某件东西挡住凶器，蓝波刀跟优格可能也是藏在车上。”
“他们原来的位置在哪里？”
“那不要紧，对我们来讲唯一重要的事，是那家伙案发后往哪里逃。如果他自己有车，他不会往围篱的方向逃，因为围篱上没有车子大小的洞。也许有可以容纳人或鹿通过的洞，但没有大到可以容纳车子或卡车通过的。”
“嗯。”我说。
“所以他往基地营区的方向逃，不可能是其他地方。他不可能开着车漫无目的到处跑，一定是沿着车道往回开，然后停车开始善后。”
我点点头，看着眼前的西方地平线，接着转身沿着车道往东北方，朝着基地建筑物的方向看。一哩半的车道。我从流体力学的角度去想像那盒优格：它是个非常轻的塑胶杯，一片已经打开的包装薄膜就像气阀一样在旁边拍动。我想像凶手用力把它丢出去，它会在空中慢慢飞动，十呎后就落下。东西会掉在一哩半长的车道上，距离车道十呎的路肩上，因为是从驾驶座丢出去的，所以会在左边。我感觉到几百万分之一的机率又提高到几千分之一，但似乎机会还是像一千五百亿分之一一样渺茫。
我说：“我们有好消息与坏消息。我想妳是对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地方从要搜查的区域中拿掉，也许该搜查的地方更小，这对我们很有利。”
“那坏消息呢？”
“如果他有开车，他真的会把东西丢出来吗？”
桑玛陷入沉默中。
我说：“他可以把东西摆在车上，或者丢到后座去。”
“如果车是从调度场借来的就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他可能稍晚在停好车后，把东西丢进人行道上的垃圾桶里，或者带回住处。”
“也许吧，两种可能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机率。”
我说：“我们最多有百分之七十的机率可能找到它。”
“总之，我们该找找看。”
我点点头，把掌心撑在挡风玻璃的活动轨道上，跳到地面上。
一月的气候条件对我们很有利，如果是二月那就更棒了。在北半球的温带气候区里，所有植物都已枯死，那时候的植被是最稀疏的，但一月也还可以，树丛都长不高，地面是一片平坦棕黄，到处是死掉的蕨丛与枯叶，没有积雪。这时的地景又平又没有太多植物，但路上到处是有机物残骸。在这么好的背景里，我想优格的盒子不管是草莓或覆盆子口味，会呈现出很清楚的白色或乳白色或粉红色。不管是哪种颜色，都可以帮我们轻易找到它。它不会是黑色的，因为没有人把乳制品装在黑色的容器里。所以如果东西就在地上，我们可以靠过去看，那就可以发现。
我们查看命案现场周围一个十呎宽的带状地区，结果没有任何发现。所以我们回到车道上，往东北走。桑玛沿着车道走，与车道右侧的边缘保持五呎距离，我则在她右手边，也跟她保持五呎距离。如果我们俩都往两边看的话，这样我们搜查的范围会涵盖一个一五呎宽的长条形区域，我们的目光焦点会摆在两人中间的那一道五呎宽的重要区域里，也就是我推断那个优格盒子会掉落的地方。
我们放慢走路的速度，也许只有平常的一半。我把步伐缩小，靠着脑袋的左右摇晃来维持每一步的节奏。我自己觉得这个样子很蠢，看起来一定像只企鹅，但很有效。我好像一台被设置在自动驾驶模式的飞机，地面的一切看来模模糊糊的。我看不见单独的枝叶或小草，本来就该在那边的东西好像直接被我排除在我的视域之外，但我感觉到，如果是不该在那里的东西，我一眼就能看到。
我们走了十分钟，仍然一无所获。
桑玛说：“要跟我换边吗？”
我们换边继续往下走，看到不计其数的林中残渣，除此之外，别无他物。陆军基地都会被刻意保持得很干净，每周一定会派人搜索基地里被弃置的垃圾。铁丝围篱外，我们可能会被很多东西绊倒，但里面却什么都没有。我们又花十分钟走了三百码，然后又停下来换位置。我在寒风中觉得很冷，像个疯子一样只是瞪着地面看。我觉得我们找到东西的机率很高——一哩半等于两千六百四十码，我想最前面与最后面的几百码路程不太可能是用来丢弃东西的地点，因为他开始只会顾着逃走，到了接近基地建筑物时，才知道自己必须赶快丢东西，于是才镇定下来。所以中间这段路会是他用来丢东西的地点，如果他的神智还算清醒，他会把车停下来，一边深呼吸，一边把整件事想一想，然后把窗户摇下来，用夜里的冷空气吹吹脸。我放慢脚步，更专心地看地面，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但还是没有发现。
我说：“他身上会有血渍吗？”
在我右手边的桑玛说：“也许有一点点吧。”
我没有看她，还是看着地面。
她说：“也许在他的手套上，或者鞋上。”
我说：“也许比他想像中的少，除非他是个医生，否则他没把握让卡邦只流一点血。”
“所以呢？”
“所以他用的不是调度场借来的车，他知道卡邦会流血，所以他不能冒险让隔天用车的人发现血渍。”
“所以就像你说的，如果他是用自己的配车，他可能只是把东西丢后座，所以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我点点头，不发一语，但继续往下走。
我们走过命案现场到基地营区之间的整片区域，没有任何发现。沿途两千码到处是冬天枯黄的有机物，没有任何人造物品、一个烟屁股、一张废纸，也没有生锈的罐头或空罐。任何基地指挥官都会满意这种清洁成效，但我们却很失望。到了主要营区已经在前方三百码处，近在眼前时，我们才停下来。
我说：“我想要往回走，中段的部分我想再看一次。”
她说：“嗯，那就向后转吧。”
她转身后我们又换一次位置，我们决定换边走完回头的三百码路程，本来我走靠车道内侧的部分，现在换走外侧，外侧则换成内侧。这样做也没什么理由，能说的就只有我们俩的视野并不相同，而且我觉得我们该换边。我比她高一呎多，从最简单的几何学角度看来，这意味着我的视野可以比她远一呎。她比地面接近，而且她宣称她的眼睛可以看得很细。
我们往回走，脚步缓慢而稳健。
第一段路上没有任何发现，我们又换边。我选了个离车十呎远的地方开始走，左看右看，风迎着我们的脸吹来，我的眼睛因为冷空气而充满了水，我开始把手放在口袋里。
路程还是没东西。我们又换了位置，我的每一步都与车道相距五呎，与它的边缘平行。第三段路也一样，我们又换位置。我边走边盘算着：到目前为止，我们搜索的区域囊括了两千三百四十码长、十五呎宽的区域，整个区域加起来有一万一千七百平方码，只比二点四英亩多一点——但这只是十万英亩大的基地里面的区区二点五英亩左右。两者相较，大概是四万比一，不过这个机率大概比开车进城花一元买彩券结果中奖的机率还高一点，不过也高没多少。
我们继续走，风愈来愈强，天气愈来愈冷，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然后我看到某个东西。
它在我左手边远处，也许离我二十呎远。那不是个优格盒，是别的东西，我几乎没注意到它，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可能的落点范围。一辆在车道上的车丢出的塑胶对象，因为太轻，不可能落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的眼睛看到它后，脑袋稍微盘算一下，因为先前已经打定了主意，所以立刻排除了这个可能。
但是我的脑袋突然锁定它，纯粹出于动物本能。
因为那东西看来像条蛇，我的脑袋就像只蜥蜴，轻轻低吟一声“蛇！”而我感到一阵老祖先用以自保，尽管人类不断演化却仍存在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稍纵即逝，立刻就退去了。我脑袋里受过教育的那部分跑出来跟我说：“你这个猪头，一月里哪会有蛇呢？太冷了。”我吐了口气，踏出一步后又顿一下往回看，只是好奇而已。
在那片枯死的草里有个黑色弯弯的东西。是皮带吗？是园艺用的水管吗？但如果它是皮革、纤维或橡胶材质，不会这样深深陷在坚硬的棕色枯黄草茎里面。所以它的重量很重，而且它能从车道飞到那么远的地方，一定很重，是金属做的实心物体，不是管状的。因此它不是这基地里该出现的东西，很少有陆军的装备是弯的。
我走过去，靠近后跪下来。
那是支铁锹。
一支漆成黑色的铁锹，有一端沾血渍与毛发。
我守在它旁边，派桑玛去开车。她一定是一路慢跑回车上，因为她回来的时间比我预期的早，而且气喘吁吁。
我问她：“我们有证物袋吗？”
她说：“它不是证物，如果是训练意外的案子，哪里需要证物袋呢？”
我说：“我打算把它带上法院。我不想碰它，不希望沾上我的指纹，那就印证了威拉的想法。”
她查看一下悍马车后座，“没有证物袋。”
我顿了一下。通常来讲，我们不希望任何不相干的指纹、毛发或纤维沾在证物上面，以免干扰调查。如果在这方面搞砸了，可能会被军事检察官狠狠修理一顿。但是这次我不想搞砸的原因跟以往不同：因为有威拉作梗，如果我搞砸了，可是要吃牢饭的。工具、动机与机会，再加上指纹，我成了最完美的嫌犯。如果训练出意外的说法出了纰漏，他可能会随手抓个人当替死鬼。
桑玛说：“我们可以带位鉴识专家过来。”她就站在我身后，我可以感觉得到。
我说：“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介入。我甚至不希望妳插手。”
她走到我身边，低伏着身体，为了看得更清楚，把挡住的枯黄草茎拨开。
那是一把用来撬东西、材质为八角形钢条的铁锹，看起来是款全新的优质工具，上面涂着充满光泽，像是船只与汽车使用的黑色烤漆，形状就像支中音萨克斯风。铁锹主体部分大概有三呎长，稍呈现S形，两边都是弯的，不过弯的幅度一大一小，较大那边就像个J。两边的尖端都是平的，上面有爪子一样的沟槽，功能是用来拔掉木头上的钉子。它的设计给人一种流线感，很先进、简单而且冷酷。
桑玛说：“几乎没用过。”
我说：“应该说没用过，总之它不是建筑工地里的东西。”我站起身，“我们不用采一纹，那家伙用它时一定戴了手套。”
桑玛起身站在我身边，“也不用验血型了，那一定是卡邦的血。”
我不发一语。
桑玛说：“干脆把它留在这里好了。”
我说：“不可以，不能这样。”
我倾身把右边靴子的鞋带解开拉出来，把鞋带两头用平结绑起来，形成一个直径十五吋的圆圈。我把它套在右手上，把鞋带尾端从可以活动的绳结中拉出来，套在铁锹的尖端上，然后紧握拳把铁锹从草堆中小心拉起来。我手里拉着钓有铁锹的鞋带，仿佛是个垂钓的人，因为有鱼上钩而备感骄傲。
我说：“走吧。”
我一拐一拐走到前面驾驶座上，手里的铁锹在半空中缓缓摇晃，靴子已经快掉了。我坐得离汽车的传动系统很近，所以只能设法把铁锹靠在车地板上，勉强不让它因为汽车震动而碰到我的脚。
桑玛问我：“去哪？”
我说：“太平间。”
我希望那位病理医师与助手出去吃早餐了，但他们还在。他们都在那间楼房里工作，病理医师在大厅与我们碰面。他手拿着一个文件夹，正要去某处。他看看我们，然后看看吊在我鞋带上晃荡的那支“奖品”。在那瞬间他就知道那是什么了，而且立刻想到这东西让我们都陷入很尴尬的处境。
我说：“我们可以稍后再来，等你不在的时候。”
他说：“不用，去我办公室吧。”
他走在我们前面，我看着他走路。他是个皮肤黝黑的矮子，腿很短、充满活力，生性争强好胜，年纪比我大一点。他似乎是个好人，而且我猜他也不笨。很少医生的脑筋不好——因为他们在当上医生前要学很多复杂的东西。我猜他也不是那种枉顾道德的人，根据我的经验，也很少医生是这种人，因为他们在心里把自己当科学家，一般科学家对于事实与真相都抱持着信念，至少他们都保有天生的好奇心。不管是哪种状况，对我都很有利，因为他的态度非常重要：他可以帮助我们，他也可以用一通电话就把我们卖掉。
他的办公室非常简单，正方形空间里到处是军方提供的灰色铁桌与文件柜，里面非常拥挤。墙上有许多裱框后挂起来的学位文凭与证照。有些书架里摆满书籍与手册，但是没有样品罐——他没有用福马林把一些怪东西泡起来。感觉起来这像是军法律师的办公室，只不过墙上的证照是医学院发的，不是法学院。
他在他的摇椅上坐下，把文件夹摆在桌上。桑玛把门关上，背靠着门站好。我站在办公室中央的地板上，铁锹还在我手里摇晃。我们都看着对成，都在等对方开口。
医生开门见山地说：“卡邦死于训练意外。”
我点点头，非常直接地说：“的确。”
他说：“很高兴我们有这点共识。”
但是我听得出他的语气里夹带着另一句话：谁相信这狗屁不通的说法。
我听到桑玛松了口气，因为有人站在我们这边，不过他不想蹚这浑水。我不能怪他只想当幕后帮手，因为他需要服役多年来折抵军方帮他支付的医学院学费，因此他很小心。我们必须尊重这位帮手的想法。
我说：“卡邦是跌倒撞破自己的头，这纯粹是意外的案子已经结案了，非常令人遗憾。”
“但是呢？”
我把铁锹稍微提高一点，“我想他的头就是撞上这东西。”
“撞到三次？”
“也许他弹了起来，也许树叶下有枯枝，让地面变得有弹性，像弹簧床那样。”
医生点点头说：“每年这时候的地面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我说：“会害人丧命的情况。”我又把铁锹往下降，等他回答。
医生问我：“你为什么要把东西带来？”
我说：“这案子有共有过失的问题，不管是谁把东西丢在那里让卡邦撞到，都应该受到谴责。”
那医生又点头说：“乱丢东西是重罪。”
我说：“在我们的陆军里是重罪。”
“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们只是想帮你忙。已经结案了，我们想你应该不希望那些用来比对伤口的石膏模型继续占用你办公室的空间，我们可以帮你把东西清掉。”
那位医生又点了第三次头，“你们可以帮我这个忙。省得我多跑一趟。”
他顿了很久一段时间，把面前所有文件都清掉，打开一些抽屉，把干净的白纸摆在桌面，纸上放了六片显微镜载玻片。
他跟我说：“那东西看起来很重。”
我说：“嗯。”
“也许你该把它放下，肩膀才不会那么酸。”
“这是医疗建议吗？”
“你不希望韧带受伤吧？”
“我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只要平坦的地方就可以。”
我趋前轻轻把铁锹摆在桌面的纸片与载玻片上，解下鞋带，把结打开，蹲下后把鞋带穿回去系紧绑好。我抬头时医生刚好正在用载玻片擦拭铁锹尾端上的血渍与毛发。
他说：“可恶，我真不小心，这载玻片都弄脏了。”
接下来，另外五片载玻片也都被他“不小心”弄脏了。
他说：“需要指纹吗？”
我摇头说：“我们猜拿铁锹的人有戴手套。”
“我们还是查一下好了，共同过失可是重罪。”
他又打开另一个抽屉，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乳胶手套，啪一声戴到手上，周遭空气中扬起一点点滑石粉，接着他把铁锹拿起来，带着它走出办公室。
不到十分钟后他就回来了，手上还是有手套。铁锹被洗干净了，黑漆闪闪发亮，看起来跟新的没两样。
他说：“上面没指纹。”
他把铁锹摆在椅子上，抽出一个文件抽屉，拿出一个棕色厚纸盒白的石膏模型，两个模型都有六吋长，模型反面都有手写的墨水字：“卡邦”。一个是公模，用湿的石膏压在伤口上做成的。另一个是母模，是把石膏压在公模上做成的伤口，因此公模显示出的是凶器本身的形状。
医生把公模摆在椅子上的铁锹旁，让两者位置平行。模型大约有六吋长，它除了是白色的以及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一些小凹洞外，跟那支平滑的铁锹几乎相同，大小完全吻合。是同款钢条做成，厚度与轮廓都相同。
接着医生把母模摆在桌上，它比公模稍大一点，表面也没那么滑顺，因为它复制的是卡邦尸体上被打碎的后脑勺。医生把铁锹拿起来，想像一下它怎样造成伤口，慢慢放下去，一下，两下，三下，分别代表卡邦脑袋上受到的三次重击。他把铁锹摆在模型上，发现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伤口是吻合度最高的。那是石膏上一个四分之三吋深的伤口，与铁锹大小完全相符。
医生说：“虽然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我还是会核对一下血液跟毛发。”
他把铁锹从模型中拿开，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完全吻合，可以深深卡在模型里。他把手掌张开，铁锹平摆在手上，像在测量它的重量。接着他握住比较不弯的那边，像个打者在追打偏高快速球的样子，把铁锹挥出。他又挥击出去，这次更用力一点，又干脆又猛烈的一击。铁锹在他手里显得很大，而且很重，他有点拿不稳。
他说：“使用铁锹的是个壮汉，被他打到可不得了。他又高又壮，是个右撇子，孔武有力，但我想这基地里很多人都符合这些特征。”
我说：“哪有什么壮汉？卡邦应该是跌倒后撞到头死掉的。”
医生的脸上露出短暂的微笑，接着他测量了铁锹的重量。“这东西设计得真漂亮，这样讲会很奇怪吗？”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款用钢铁做成的工具真棒，该有的功能全都有，没有一个功能是用户用不到的。它的设计可以媲美柯特警用手枪、蓝波刀，或者蟑螂。
他把铁锹滑进一个铁抽屉里，两种金属发出摩擦声，最后当他放手时，里面传来闷闷的碰撞声。
他说：“如果你不反对，由我来保管，这样比较安全。”
我说：“好。”
他把抽屉关上，“你是右撇子吗？”
我说：“嗯，我是。”
他说：“威拉上校说是你干的。我不相信他。”
“为什么？”
“你得知死者身分时一脸讶异，我把他的脸摆回原位时，本能反应是不能骗人的，没有人做得到。”
“你跟威拉说这些话了吗？”
医生点头说：“他觉得这种说法对他很不利，但他不以为意。我确定他已轻想好一套可以反驳我的说词。”
我说：“我会小心点。”
“有些特遣队员也来找我，谣言开始流传。我想光是小心点，对你来讲恐怕不够。”
我说：“嗯。”
医生说：“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桑玛跟我回到车上，她发动车打档后把脚踏在煞车踏板上。
我说：“我们去找军需官。”
她说：“那东西不是部队配给的。”
我说：“那东西看起来很贵，像五角大厦那么高贵的单位也许用得到。”
“如果是军方的，会漆成绿色。”
我点头说：“也许吧。但我们还是该查一查，早晚我们都得把一切线索厘清。”
她把脚从煞车踏板上挪开，车子朝补给站前进。她待在博德堡的时间比我长多了，而且她知道所有单位在哪里。她在一栋跟一般仓库没什么两样的大楼前把车停下。我知道里面会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后方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物品。里面会有一捆捆衣物、轮胎、毛毯、伙食器具、挖壕沟的器具，应有尽有。
我们进去后，发现柜台后站着一个小伙子。他是个充满活力、吃玉米长大的乡下男孩。看起来他好像把这里当作老爸的五金行，他一辈子的志愿也是做这种工作。他很热心，我跟他说我们想看看建筑用工具，他翻开一本有八本电话簿那么厚的手册，找到我们要看的那个类别。我要他帮我找有哪些铁锹，他用食指沾沾口水，翻了几页后找到两个东西。一个是锹杆：所有部队都可使用，身长，一边有拔钉爪。另一个是铁锹：所有部队都可使用，身短，两边都有拔钉爪。我要他拿支铁锹出来给我们看。
他走开后在高大的货架间消失，在等待时我们闻到军需仓库里那种特有的陈年灰尘、新的橡胶与棉花织品的味道。五分钟后，他终于带着大兵使用的铁锹回来，摆在柜台上给我们看，铁锹发出沉重的撞击声。桑玛说得没错：它的颜色是橄榄绿，款式也跟我们留在病理医生办公室里那支完全不同。它用的钢条型式不同，短了六吋，而且厚度与弯曲角度都比较少。这东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许它可以完美地展示出陆军制作物品的方式。多年前可能有某人提出一项更新设备的制程，它可能是制程上的第九十九项产品。为了制作它，陆军特别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小组成员都是些没战死的工兵队老鸟。透过他们的专业意见，创建起这款工具在长度、重量与耐用度等方面的规格，也会调查有关金属疲劳的问题，并考虑它可能在哪些领域中被使用，评估它在北欧的冰天雪地中是否会变脆而断裂，在赤道的酷热中变形的可能性也要考虑进去。接下来进入细部绘制阶段，把诸多弱点排除掉。最后宾州与阿拉巴马州各地工厂会提出估价单，制作出首批原型产品。它们会不断地被测试，其中只有一家厂商的产品会胜出，接到订单。接下来会由陆军提供绿漆，厚度与产品的一致性会被仔细要求，严格监督。然后，这整件事会遭到遗忘，但是经历几个月才制作出的产品还是不断量产，不管需不需要，一年总会做个几千几万支。
我说：“谢了，大兵。”
那孩子问我：“你需要带一支走吗？”
我说：“看看就好。”
桑玛问我：“你要撰写事故报告了吗？”
“给威拉的报告？还没。”
“他希望你今天给他。”
我点头说：“我知道。但我要他再跟我开口要。”
“为什么？”
“我想这是满有趣的经验，就像看着蛆虫在死掉的东西上钻来钻去一样。”
“什么东西死掉了？”
“我早上想要起床的理由死掉了。”
她说：“他只是颗老鼠屎而已，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说：“也许吧，如果只有他是这样的话。”
她不发一语。
我说：“现在我们有两个不相干的案子，但凶器都是铁锹。我不喜欢巧合，但我又找不出之间的关系，我实在连不起来。卡邦与克拉玛夫人又八竿子打不着，他们可以说是活在两个世界里。”
她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瓦索与库莫，有个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克拉玛夫人的房子里，而他们在卡邦被杀的那晚来过博德堡。”
我点头说：“这就是快把我搞疯的地方，这个关系看似完美，但也可以说完全没关系。他们只在华府接了一通电话，而且绿谷镇距离他们也太远了点，所以对克拉玛夫人下手的不会是他们，他们也没有从旅馆打电话给任何人。接着他们在卡邦死掉那晚来到这里，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在军官俱乐部里，跟十几个证人一起吃饭。”
“第一次他们来的时候是司机开车，还记得马歇尔少校吗？但是第二次他们自己来，这让我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仿佛是为了某个秘密目的而来。”
“在军官俱乐部闲晃，然后在用餐室吃饭，这有什么神秘的？他们整晚都没离开别人的视线。”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用司机？为什么自己开车？我猜马歇尔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葬礼，但他们为何决定自己开三百哩路程？回程还要再开三百多哩路。”
我说：“也许马歇尔没空。”
她说：“他是他们最宠爱的手下，他们需要时他就得把时间空出来。”
“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如果只是吃一顿饭而已，这条路实在太远了。”
“李奇，他们是为了手提箱而来的。诺顿一定是搞错了，有人把手提箱交给他们，他们离开时带走了。”
“我不觉得诺顿有错，我相信她说的。”
“或者他们在停车场拿到手提箱，这样诺顿就看不到了。我想她没有走到寒冷的外面跟他们挥手道别。但我确定他们一定拿到了箱子，否则他们哪肯乖乖飞回德国？”
“也许他们只是放弃了。他们总得回德国去吧？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他们得跟别人去抢克拉玛遗留下来的指挥官空缺。”
桑玛不发一语。
“不管怎样，两个案子之间就是连不起来。”
“先办卡邦的案子。”
“我们要回去找优格盒吗？”
我摇头说：“我想那家伙把东西都丢在车里或自己的垃圾桶里了。”
“如果找得到，应该有用。”
“我们可以改从铁锹下手。它是全新的，也许就跟那盒优格一样都是最近买的。”
“我们没有查案资源。”
“绿谷镇的克拉克警探会帮我们。可能他已经在找他该找的那把铁锹了。他会去盘问那些五金行，我们可以请他把查案地点与时间范围都放大。”
“那他要做很多额外工作。”
我点头说：“我们也要给他点什么，这样才可以把他跟我们兜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追查一件也许对他有帮助的事。”
“像什么？”
我微笑说：“我们可以骗他，把诺顿中校的名字给他，让她知道我们是哪一种‘家人’。”
我打电话给克拉克警探，但没有把诺顿中校的名字给他，只是编了些说词。我跟他说，我想起克拉玛夫人后门的破损以及她头上的伤口，应该都是铁锹造成的，还说这件案子发生时，东部沿岸的一些基地也都遭到入侵，犯案的人好像也是用铁锹。我说他为了追查绿谷镇那个案件的凶器，应该已经有些进度，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搭个便车，分享他的信息。这时他顿了一下，在他沉默时我对他说，现在陆军军需部门并未提供所有部队都可使用的铁锹，所以犯案的人应该是用民间工具。我对他胡诌，说我还有很多相关人员要盘查，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他已经做过的事情上面。他跟所有警察一样，又顿了一会儿，希望我能拿东西出来跟他交换。于是我说，只要我们一查到线索，不管是名字、个人数据或描述，也会立刻传真一份给他。本来他已经兴趣缺缺，瞪着一堵砖墙，此刻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问我到底要什么，我问他是否可以把查问的范围扩大到绿谷镇方圆三百哩范围内，查看各地五金行从除夕深夜一直到一月四日的销售情形。
他问我：“还有哪些人员是你可能要盘查的？”
“克拉玛夫人的案子可能跟她丈夫在军中的身分有关，我们也许可以把那家伙五花大绑，亲自送到你手上。”
“那真是太棒了。”
我说：“没有合作，这世界就不能运转。”
他说：“的确如此。”
他的语气听来很高兴。他答应了我的所有请求，承诺要扩大查问范围，并把数据给我。我挂断电话后，又立刻响起，拿起话筒后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她的口音听起来是温暖亲切的南方腔调，说杰克森堡的宪兵运行官发了一零三三与一〇一六两个消息代码给我，意思是：请稍候，南卡罗来纳州那边跟你职务相等的军官会用一条安全线路拨电话给你。我把话筒放在耳边等待，听到对方传来嘶嘶的电讯声，不久后又传来喀的一声，南卡的宪兵运行官说他有必要知会我：布鲁贝克上校，也就是博德堡的三角洲特遣队指挥官那天清晨被人在南卡首府哥伦比亚市破旧街区的暗巷中发现，有人朝他的头开了两枪。他的陈尸地点与他们夫妇俩度假的北卡高尔夫球场饭店相距两百哩，根据当地救护人员透露，他已经死了一、两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