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位于乡间的陆军基地都很大，就算部队使用的设备不多，设备周围还是会留有许多不用的空地。这是我第一次到博德堡来，但我猜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这里的地势就像一个整齐的小镇被一块马蹄形的国有贫瘠沙地包围着，旁边有低矮的小丘陵与浅浅的山谷，覆盖着不怎么茂密的树林与灌木丛。在这基地的漫长历史中，里面曾经种过的树一定包括了比利时亚登高原的榉木、中欧的坚硬冷杉，还有在中东四处飘扬的棕榈树。一代代步兵在这里接受时有更迭的训练理论，里面有老旧的战壕、散兵坑，还有用来射击的土坑。里面会有靶场、装有钩刺铁丝网的障碍物以及独立的小屋——心战军官用这些小屋来训练男性军人的情绪稳定度。这里也会有一些混凝土地下碉堡以及与政府单位一模一样的建筑物，让特遣队用来训练解救人质的任务。至于那些越野的跑步训练场地，往往有些被整得不成人形的步兵菜鸟会在场上累得步履蹒跚，甚至有些人会倒地不起或死掉。整个基地外围会有一层生锈的古老铁丝网，墙边每隔三个岗哨就会挂有“国防部所有，军事重地”的牌子。
我打电话给几个专家，到汽车调度场要了一辆仪表板上夹有一支手电筒的悍马车。发车后我遵照那个大兵给的方向，穿过基地里有住人的区域，朝着西南走，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沙地信道，到了基地的荒地。我在一片漆黑中开了一哩多的路程，才看到远处有另一辆悍马车正亮着头灯。那位大兵的车斜斜地停在距离信道二十呎外的地方，他用远光灯打进树丛里，整个林子里面充满了骇人的阴影。他靠在车头引擎盖旁站着，低头看着地上。
我第一个疑问是：一个在夜里开车巡逻的家伙怎么会发现远远地藏在树林偏僻处的尸体？
我把车停在他的车旁边，从仪表板上把闪光灯拿下来，走进外面的冷空气里之后我马上解答了自己的疑惑。从信道上就开始有散落的衣物，一路通往林子里。斜坡的顶端摆了一只靴子，那是部队配给的制式黑色战斗皮靴，又老又旧，不是擦得很亮。往西一码外是一只袜子，然后依序是另一只靴子、一件战斗服的外套以及一件绿褐色的汗衫。这些衣服被排成一条直线，凶手以夸张的手法模仿夫妻之间的情趣游戏：男人回家后发现老婆的贴身衣物散落一地，沿着衣服登上阶梯后，一路领着他们走向卧房。不过，外套与汗衫上面沾满了黑色的血渍。
我在信道边缘查看地面的状况：那是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地面，地上已经结霜了。我不会破坏现场，因为根本没有脚印，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衣物走到最后。最后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他还没跟我讲完电话就已经吐了两次——如果我在他这年纪，可能会吐个三次。
尸体趴在一棵树下一堆结霜的落叶上，全身一丝不挂，中等身高、身材结实。是个白人男性，但他身上的肌肤到处都是血渍。他的手臂与肩膀上到处都是深可见骨的刀痕，从后面我可以看到他的脸被人打得肿了起来，脸颊凸出。他的兵籍号码牌不见了，一条细细的皮带紧紧勒在他脖子上。皮带上有铜环，皮带尾端长长地拖在后面。他的背上沾有一种淡淡的粉红色黏稠液体，一根断掉的树枝被插进他的肛门里，地面上留有黑色血渍。我猜当我们翻动他的身体时，就会看到他的生殖器被人切断了。
我又沿着衣物走回信道上，走到大兵身边。他还是瞪着地上。
我问他：“这里的精确位置是哪里？”
“长官，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确还在基地里？”
他点头说：“我们在距离围篱一哩远的地方，不管从哪个方向算都是这样。”
我说：“好，那是归我们管没错。这家伙是陆军的，又死在陆军的地盘里。我们在这里等，直到我下令之前，不要让人进去那里，清楚吗？”
他说：“是的，长官。”
我说：“干得好。”
“真的吗？”
我说：“至少你没晕倒。”
我回到悍马车，用无线电通知我的中士发生了什么事，要她找到桑玛中尉，请她用无线电的紧急频道调用我。等了两分钟后，来了一辆救护车，接着是两辆悍马车，它们载着我在离开办公室前打电话通知的鉴识专家。大伙儿下车后我叫大家等一下，因为还不急着进行采证。
还不到五分钟，桑玛就回电了。
我跟她说：“树林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我要妳帮我找之前妳说的那位心战女军官过来。”
“诺顿中校吗？”
“我要妳带她过来。”
“威拉说你不能再跟我一起工作。”
“他说我不能让妳参与特调组的案子，这是一般的宪兵业务。”
“你为什么要找诺顿去现场？”
“我想跟她见面。”
结束通信后，我下了车，跟那一群医务跟鉴识人员会合。大家都在寒冷的室外站着，而且都没把引擎关掉，让电池继续充电，暖气也持续开着。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引擎的废气，堆积形成一团黑烟。我要鉴识人员先把沿路的衣物记录下来，不要碰它们，也不要动到陈尸处。
我们在那里等着，天空没有月亮与星星，除了汽车的头灯与怠速中的引擎之外，没有任何光线与声音。我想到了里昂·盖伯，韩国的美军宪兵部队是陆军最大的宪兵单位之一，尽管不是最体面的工作，但可能是最有事可做，而且当然是最难做的一份差事。大家都抢着当那里的宪兵指挥官，这意味着他在退休时可能会是二星中将，这比他过去所奢望的结果都要好太多了。如果乔伊说得对，而且部队真的开始要砍人，盖伯已经获得了免死金牌。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为他感到很高兴，然后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他的处境，又为他担心了十分钟，但是并未得出结论。
我还没想完，桑玛就出现了。她开着悍马车，前排乘客座位里坐着一位没有戴帽子、穿着战斗服的金发女性，与桑玛相距四呎远。她把车停在信道中央，头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打过来。她留在车上，那位金发女士下车后扫视了一下人群，走进了几辆车头灯交会的区域，直接找上我。为了表示敬意，我先向她行礼，看了一下她的名牌，上面写着：诺顿。她的衣领上缝了代表中校的橡树叶军徽，年纪比我稍长，但没大几岁。她长得又高又瘦，如果本来没有从军，靠她的脸蛋就可以让她当上女演员或模特儿。
她说：“少校，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从这句话听来她像是波士顿人，而且在这深夜被人拖来这里，并不是很高兴。
我说：“我要妳帮我看看。”
“为什么？”
“也许妳会提供专业的意见。”
“为什么是我？”
“因为妳在这里服役，如果要从别处调人来，还要好几个小时。”
“你需要的是哪一种人？”
“做妳这种工作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教书的，不需要常常有人来提醒我。”
“什么？”
“这里的人似乎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提醒安卓雅·诺顿，要她记住自己是个像书呆子一样的学者，其他人才是真正在外面干活的人。”
“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刚被调来，我只是希望做妳这种工作的人来给意见。”
“所以你不是针对我？”
“我只想找人帮忙。”
她的脸做了一个表情后才说：“好。”
我把手电筒给她，对她说：“沿着衣服走到最后，不要碰任何东西。只要牢记妳的第一印象，然后我们谈一谈。”
她不发一语，只是把手电筒拿走，然后就离开了。前面二十几呎的路程因为宪兵大兵的车辆还向着树林，有它的头灯照射着，所以光线很充足，她的阴影在她前面跳着舞。接着她走出了头灯的照射范围外，我看到她的手电筒光线继续往前移动。接着我看不到光线，只有在远处隐约从枯树下方往高处透露的反光。
她消失了大概十分钟，然后手电筒的光线又往我们的方向移动。她循着原路从树林里走出来，直接走到我面前。脸色惨白的她把手电筒关掉，递还给我。
她说：“一小时后来我办公室。”她走回桑玛的悍马车，桑玛倒车后掉头，往暗处加速开去。
我说：“好，大伙们，干活了！”我坐在车里看着四处弥漫的黑烟，手电筒的光线不断照射在地上，相机闪光灯的明亮蓝光不断闪烁着，忙着捕捉周遭的动作。我又用无线电联系我的中士，要她把基地的太平间打开，并且找一个病理科医师一早到太平间待命。三十分钟后救护车倒车开进路肩，大伙们把用白布盖好的尸体装进车里。他们把门关上，拍两下后车就开走了。他们搜集了许多装满证物的塑胶袋，粘贴标签，用封锁犯罪现场的胶带缠绕在树干上，封起了一个长五十码、宽四十码，大致上呈长方形的区域。
我让他们独自完成善后的工作，在黑暗中把车开回基地的主要办公区。我问了一个哨兵，找到心战部门的方向。那是一座低矮的砖造建筑，从它绿色的门窗看来，当初它盖好时应该是军需官的办公室。它距离基地总部挺远的，大概就位于总部与特遣队营区之间的中间点。建筑物周遭一片漆黑寂静，但是中间走廊以及其中一间办公室的灯光是亮的。停好车后我走进去，经过那些铺着暗色瓷砖的走廊，走到一扇上半部装有卵石花纹玻璃窗的门前。有灯光从玻璃后方透出来，门上用喷漆喷着“诺顿中校”的名字。敲门进去后我看到一个整齐的小办公室，里面很干净，闻得到女性的香味。我没有再对她敬礼，我想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那样客套。
诺顿坐在一张陆军的制式大书桌后面，桌上到处都是打开的教科书。因为还要查阅的书实在太多，所以她把电话机从桌上移开，放在地板上。她眼前有一本横格黄纸笔记簿，上面有一些手写的笔记。桌灯打在簿子上，纸的颜色反射在她的头发上。
她说：“嗨。”
我找了一张访客椅坐下。
她问：“那人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已经面目全非，因为殴打他的人下手实在太重。我们得用指纹来确认他是谁，或者牙齿，但前提是他曾留下纪录。”
“你为什么要我去一趟？”
“我说过了，只是需要妳的专业意见。”
“何以见得我会有意见？”
“从现场的迹象看来，应该有些地方是妳能了解的。”
“剖析犯罪不是我的专长。”
“我没有要妳剖析犯罪，只是要妳很快地给点意见，这样我才知道自己追查的方向是否正确。”
她点点头，把头发往后甩。
她说：“显然他是个同性恋，可能因此被杀害。如果不是的话，至少杀他的人对他的性向也一清二楚。”
我点点头。
她说：“他的性器官被切除了。”
“妳看到了？”
她说：“抱歉，虽然你叫我不要碰，但我还是稍微移动了一下尸体。”
我看看她——没戴手套还敢碰尸体，她真是强悍。也许大家都低估她，以为她只能待在教室里。
我说：“别担心。”
“我猜你会在他的嘴里发现他的睾丸跟阴茎。如果只是被打而已，双颊应该不会那么肿，显然凶手有话要说，那是一种同性恋恐惧症的表现，把他认为被不当使用的器官移除，似乎在模仿口交的情况。”
我点点头。
她说：“全身赤裸以及兵籍号码牌不见的情形也是一样。把他身上有关陆军的东西拿走，就等于把陆军里的变态都赶出去。”
我点点头。
“还有，他的肛门被插入异物，凶手的意图非常清楚。”
我点点头。
她说：“还有他背上的液体。”
我说：“那是优格。”
她说：“可能是草莓口味的，或者覆盆子。这是个陈年的桥段了。同性恋怎样假装高潮？”
我说：“他们会呻吟，然后把优格倒在爱人的背上。”
她说：“嗯。”她没有露出微笑，而且她还看我会不会笑。
我说：“那些刀伤跟殴打又该怎样解释？”
她说：“那是憎恨的象征。”
“那脖子上的皮带呢？”
她耸耸肩说：“那暗示着一种自慰的技巧。在高潮的过程中，轻微程度的窒息会带来快感。”
我点点头，说：“好。”
“好什么？”
“这些都是妳的第一印象，那妳的意见呢？”
她反问：“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说：“嗯。”
“你先说。”
“我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
我说：“因为太多花招了。凶手做了六件事：把他脱光、把兵籍号码牌拿走、切掉他的性器官、拿树枝戳他、倒优格在他身上，还有用皮带勒他。真的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拿其中两、三件出来做也就够了。我感觉凶手是试着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想法，而不是很自然的要表达些什么，太过火了一点。”
诺顿不发一语。我说：“太过火了。那就好像把人射杀之后又想勒死他，然后戳死他、淹死他，让他窒息，然后再痛殴他。难不成想把他当成谋杀案的展示道具吗？”
她还是不发一语，然后在灯下仔细端详我，也许正在打量我。
她说：“皮带这个部分让我怀疑，不是只有同性恋才会自慰，只要是男人都会有这种高潮的生理反应，跟是不是同性恋无关。”
我说：“这些手法都是骗人的。”
她终于点点头，“我同意。你是个聪明人。”
“就一个宪兵而言吗？”
她并未微笑，只是对我说：“你我都是军官，应该知道依法同性恋是不能服役的。不过这个结论是出于我们的判断，不是为了为陆军辩护。”
我说：“我的工作就是保护陆军。”
诺顿说：“一点都没错。”
我耸耸肩说：“不过我不是为了偏袒陆军，我不是说这家伙一定不是同性恋，也许他是，但我不在乎。也许杀他的人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只是想说，不管是哪一种状况，这都不是他被杀的原因。只是凶手希望别人以为那是动机，不过他们想让别人有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凶手才精心地布置了那么多线索。”接着我顿了一下，“不过这些手法像是从书里学来的。”
她呆住了。
“书里？”
“你们上课时会教这些东西吗？”
她说：“杀人手法不是课程内容。”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她点头说：“会讨论到，那是必须的。切除敌人的性器官是很常见的，史书上到处可见，曾经发生在越战，过去十年来阿富汗的妇女也这样对待她们抓到的苏联士兵。我们会讨论这种事的象征意义，还有传达了什么消息，以及它所制造出的恐惧。很多书专门讨论这种可怕创伤所造成的恐惧，这对敌军总是有效。我们也讨论用异物伤害敌人，并且把被戕害的尸体展示出来，被丢得到处都是的衣服也是常见的。”
“优格呢？”
她摇摇头：“不过那已经是个老笑话了。”
“窒息呢？”
“心战课程里没有。但这里的人大多会看杂志，或者看A片。”
“你们会讨论如何质疑敌人的性倾向吗？”
“当然，整个课程的重点就是要打击敌人对自己性向的信心。除了性向之外，还有生殖力、性能力以及各种能耐。不管何时何地，在整个历史上，这都是最核心的战术。这是一石二鸟的战术：一方面击溃敌人，另一方面靠比较为我军创建信心。”
我不发一语。
她直视着我：“你是不是要问我，树林里的案子是不是我们的课程造成的？”
我说：“大概是这样。”
她说：“你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给意见吧？那都只是前奏而已，因为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我点头说：“就宪兵而言，我还挺聪明的。”
她说：“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看不出我们的课程和那件案子的关联，没有具体的迹象显示出这一点。”
“但凶手有可能上过你们的课？”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问她：“妳在尔汶堡见过克拉玛将军吗？”
她说：“见过一、两次，你问这个做什么？”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她说：“我不记得。”
“最近没见过？”
她说：“没有，最近没有。有什么问题吗？”
“妳为什么跟他见面？”
她说：“因为工作。”
“你们也教装甲部队？”
“尔汶堡不是只有装甲部队，别忘了，那里还有陆军新训营。以前都是要上课的人来找我们，现在换我们主动找他们。”
我不发一语。
“装甲部队上我们的课，让你觉得很奇怪吗？”
我又耸耸肩说：“有一点。如果我能开着七十吨的坦克横扫千军，哪还需要什么心理战？”
她还是没有微笑：“我们的确也教装甲部队。我记得，如果装甲部队没有获得跟步兵一样的东西，克拉玛将军会很不高兴。装甲兵与步兵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妳现在教的是谁？”
她说：“只有三角洲特遣队。”
我说：“谢谢妳的帮助。”
“今晚的案子跟心战课程无关。”
“凶手不见得是你们的学生。”
“一般人都想得到那些手法。”
我说：“嗯。”
“还有，我讨厌被问东问西的。”
我说：“嗯。晚安。”
我离开座椅，往门边走去。
她问我：“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花招，那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没那么聪明。”
我在办公室外面停留了一下，中士端了杯咖啡给我。走进办公室，桑玛在里面等我。因为克拉玛的案子已经结案，她来把她列的清单拿走。
我问她：“妳有查过诺顿以外的女军官吗？”
她点头，“她们都有不在场证明，那晚是全年最容易拿到不在场证明的一个晚上，因为没有人自己过除夕夜。”
我说：“除了我以外。”
她没有回话。我把那些清单整理成整齐的一叠，放回文件夹里面，然后把最上面那张纸条拿掉——希望你妈没事。我把纸条丢进抽屉里，把文件夹交给她。
她问我：“诺顿说了些什么？”
“她的看法跟我一样，也觉得这是一桩被伪装成针对同性恋的谋杀案。我问她有没有哪一个手法是心战课程里面教过的，她并没有正面回答。她说一般人也想得出那种手法，还说她讨厌被问东问西的。”
“现在怎么办？”
我累了，打了个呵欠之后，我说：“就当作一般谋杀案来办。我们连被害人是谁都还不知道，我想明天就会查出来。明天七点见，好吗？”
她说：“好。”然后就带着文件朝门边走。
我说：“我打电话到岩溪镇，要一个办事员查一查把我从巴拿马调来这里的派令影本。”
“结果呢？”
“他说上面有盖伯上校的签名。”
“那又怎样呢？”
“那不可能，除夕夜那天，盖伯在电话上知道我被派来这里，还感到很讶异。”
“那个办事员为什么要对你说谎？”
“我想他不会的，问题出在那个签名是假的。”
“可能吗？”
“只有这样才讲得通，盖伯不可能忘记自己在四十八小时前才刚刚把我调过来。”
“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
“我也不知道。不过，肯定有人在后面主导。我哥说我应该查出来谁那么希望我能在这里，因此大老远从巴拿马把我调过来。所以我才会去问那个办事员。现在我们也可以问一个跟盖伯有关的问题：谁那么希望他被调离岩溪镇，还特地找了一个混球来取代他？”
“但是被调到韩国，的确算是高升。不是吗？”
我说：“盖伯的确有被升迁的价值。只不过这个升迁来得太早，那可是一份一星少将的差事，国防部必须向参议院报准，一般都是在秋天才会往上呈报，不是在一月。有人在惊慌失措中临时进行这个部署。”
桑玛说：“但是这种调动有意义吗？为什么要把你调过来，但是又把盖伯调走？这样不是两相抵销了？”
“也许这是一场两个人的角力比赛。一个好人，另一个是坏人。有一个会赢，一个会输。”
“但是那个坏人要赢实在太容易了，他可以用那一件投诉案逼你退役，或者把你送进监牢。”
我不发一语。
桑玛说：“这两件事不是同一个人做的。不管是谁把你调过来的，那个人都愿意让盖伯离开，而且还有足够的权力把你留下来，帮你把投诉案挡下。那个人的权力大到威拉知道自己没办法对付你，即使他可能想，也动不了你。你知道这样有何意义吗？”
我说：“嗯，我知道。”
她瞪着我，“这表示有人觉得你比盖伯还重要。所以盖伯走了，可是你却还在。”然后她把头别开，陷入沉默。
我说：“中尉，我准许妳随意发言。”
她回头看我，“你不会比盖伯重要，那是不可能的。”
我又打了一个呵欠。我说：“关于这一点，我没话说，问题不在于要在我跟盖伯之间进行选择。”
她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不是。被选择的是博德堡和岩溪镇。有人觉得博德堡这个地方比较重要，这里发生的事情比特调组总部发生的事情更为敏感。”
我说：“我同意。问题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